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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大众传媒的历史传统与传播学理论探索历程中，梳理有关媒介与正义问题的历史脉络发现：传媒业界和传播学界始终不曾间断对正义的追求，这一领域一直存在致力于社会正义的文化基因和学术探求，集中体现在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社会正义的新闻学、媒介伦理学及信息公平论等研究中。基于传媒实践与传播理论聚焦正义的上述历史传统，提炼并建构媒介正义论研究，是传播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理论回答。
【关键词】媒介正义论;传播;社会正义;正义的新闻学
Moves toward the just dissemination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Zhang Guojun
【Abstract】From mass media's historic tradition and in the dissemination study theory exploration course, combs the related medium and the just question historical vein discovered: The media field and the dissemination educational world not once interrupted throughout to the just pursue, this domain has existed devotes to the social justice cultural gene and the academic search, the centralism manifests, in the dissemination with the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the dissemination and th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social justice's journalism, medium ethics and the information discusses and so on fairly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media practice and the dissemination theory focusing just above historic tradition, refines and constructs the medium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justly, is the dissemination study to immediately the Chinese society focal point question theory reply.
【Key words】Medium justice theory; Dissemination; Social justice; Just journalism
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正义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正义始终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柏拉图的《理想国》视公平正义为获得社会和谐的根本路径。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义廉耻、舍生取义，正义是道德衡量的根本准绳。关于正义的讨论也延伸到传播学界，强调传媒伦理中的正义价值元素，探索媒介传播如何促进社会正义等。本文从传播实践及其理论发展两方面，全面梳理媒介与正义研究的历史脉络，提出：从传播理论与传媒实践聚焦正义的历史传统中，提炼并建构媒介正义理论，进而转向媒介正义实践的研究，是传播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理论回答。
1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
正义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社会实践。“在今天，正义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焦点，而且也是现实生活的焦点。人们不仅谈论正义，而且也试图实现正义”。传播学界关于大众媒介与社会正义问题的探讨，一开始就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将大众媒介视为“社会正义与非正义斗争场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与早期“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movement)有深刻历史渊源。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是美国传播学界争取社会正义的研究性实践活动，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媒介传播如何促进社会正义成为运动核心的实践活动。据哈奈特（Stephen John Hartnett）的追溯，该运动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开创期。部分传播学者率先界入社会运动研究，应用传播理论，关注底层民众争取正义的社会议题。目的主要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运动言论，指导批评分析，提供社会活动建议等。一些学者则撰文著书试图揭穿权力神话，戳穿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帷幕。
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发展期。传播学者开始以知识启蒙者与提供专业技巧工具的外在激励者，隐含地参与底层民众申诉权益的活动，推动民主协商对话进程。他们不再局限于修辞技巧观察与传播手段解释，而注重以政治批判意识自觉关注那些边缘沉默群体——妇女、少数族裔、囚犯、边缘青少年、有色人种、病患者等——的公开表达，及其民间话语、各类申诉、游行示威、涂鸦等基层表达手段。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深化期。由于“传播的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时代来临，学者越来越成为政府和财团控制下的被雇佣型研究者，兼之美国传播学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传播学者远离现实社会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涉足、不参与重大问题讨论。痛感这种学者和学术的“犬儒化”现象，阿德尔曼、弗雷（Adelman & Frey）、切尼、赖尔（Cheney & Lair）、康克雷格（Conguergood）、哈奈特等学者提出：唯有参与对社会不公不义的直接斗争才是传播学者的现实抉择，要直接关注弱势群体，更要直接参与到以媒介传播服务于社会正义诉求的社会实践中。
2 传播学研究的正义转向
美国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90年代，随着运动渐入高潮，越来越多学者呼吁传播研究必须对社会正义发言并参与社会正义运动，更希望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思考传播学发展方向，直接促成了9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正义转向，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
“对当前研究者而言，重要的不是选择从事纯粹研究还是从事应用研究，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我们的研究是‘（有为）参与的’还是‘共谋’的。所谓‘积极有为的参与’，就是以清澈敏锐的自我批判意识认识到：研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认识论纯度或基于道德无辜进行的。参与的知识分子要为所生产知识的使用负责，而不能躲在道德无辜的断言或借口下。参与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为，在于我们纠缠于这个充满了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体系中，我们所能做的是选择：选择与之同流合污还是选择对抗霸权。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如果说，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是将传播研究放入到社会正义运动的实践中，那么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则又将社会正义运动放置到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中，二者具有同卵双生关系。因此，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是实践性的研究活动，主张：将媒介视为社会正义与非正义斗争场的关键组成部分，媒介的“传播是促进社会正义的中心”，媒介是社会正义运动的核心内容；必须让传播专注于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提升社会正义，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被侮辱者、被剥夺者的权益表达；将正义的伦理关注放在最显著处，对导致正义伦理问题的各个社会因素进行深层结构解剖；探求实现社会共融、合作、解放、包容、对话等诉求的现实路径，力图重建一个更包容、更开明的公共话语空间。
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采用多种研究视角：行动研究、赋权研究、女性主义、参与式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等，通过媒介参与、传播赋权等路径，帮助弱势边缘群体说出自己的意见并表达自身权益。着力于通过具体实践，研究以何种方式、通过传播如何促进社会正义。它同时是一项“以传播为聚焦点的社会正义工程”，把传播理论研究与社会正义运动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与民族史、文化研究、民族诗学、人类表演学等结合，进一步扩展传播研究的资料和方法。其中，观察与访谈等研究方法作为提升社会正义的“对话工具”，得到广泛运用。
3 社会正义的新闻学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及其研究作为研究性的实践和实践性的研究，是我们提出媒介正义论的重要思想源泉。关乎社会正义问题的传媒报道实践及其直接的理论触发：社会正义的新闻学，从新闻报道和传媒伦理视角提供了媒介正义论的另一思想源泉。
“我断言新闻业最强烈的使命是：能否促进正义？是否在致力于实现这样的愿景：让正义如潮流向我们？如今，当已没有什么选择留给那些无权者时，且他们事实上几无求助对象时，新闻界难道不应作为一种声音为他们服务吗？难道不应作为那些呼喊着希望被听到的人们的一个铅字扩音器吗？”
“新闻报道必须成为社会正义的工具”，将正义尤其是无权者、弱势群体的正义伸张作为新闻传媒业核心事业，传媒的社会责任必要实现的事就是正义。“新闻媒体的终极目标是在正义观念引导下，始终肩负着告知人们正义要求的故事，而不只是偶而启迪公众。”
对传媒业及其从业者的价值观提出伦理道德要求，作为衡量新闻价值和传媒社会责任的具体手段，这一基于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为媒介正义论的建构提供了积极探索。
4 大众传媒与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关于社会正义的追求也不落人后。在国内，为社会正义服务的新闻观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国人办报史。王韬力主办报应“直陈时事，举其利弊”，梁启超主张报刊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救一时明一义”。翻开中国新闻史，看到的是一部中国民族知识分子以笔为剑、追求正义的历史，“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成为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民族使命感的中国新闻传媒人自觉的使命。关于正义的早期阐述更多是从责任感、使命感角度，将之视为传媒人的责任担当，而关于媒介与正义的理论研究却长期缺乏深入。
21世纪以来，国内传播学者开始使用“新闻正义”、“媒体正义”、“网络正义”等用语，将正义与媒介研究建立联系。2008年召开了“大众传媒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研讨会，分析大众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作用等相关问题。近年我国关于新闻正义、大众传媒与社会正义的研讨主要涉及如下三方面：
一是思考新闻传媒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责任与角色。丁柏铨提出：新闻传媒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鼓动者、制度推动者、实践行动者，“新闻传媒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其要义有：一是及时发布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及涉及公众利益的其他信息，体现对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知情权和实际利益的同等尊重；二是忠实表达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合理的心声、愿望、意见，为他们直接或间接表达自己的言论提供同样的机会和自由。”或有认为大众传媒在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文化中有引领作用，在倡导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中有助推作用；在发挥公平正义的社会舆论中有监督作用；在促进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中有保障作用。
二是考察并批判媒体行为与道德操行。研究指出，新闻传媒在采访报道过程中的偷拍、歧视、越界审判、侵犯隐私等道德与行为失范问题，是一种“媒体正义缺失”现象，侵害社会正义。或有提出“新闻报道程序拥有自己独立的正义价值”，它承载的是 “看得见的正义”，应从程序正义角度强调新闻传媒的采访报道程序也应该是合理、合法、合乎正义的。
三是从媒介近用权视角，进一步讨论如何对社会各群体进行公平传播，反对媒介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倡导对弱势边缘群体的爱心和人道关怀等。邵培仁倡导“信息公平和信息生态均衡”，强调了“信息获取机会的公平、信息资源配置的公平和信息渠道使用的公平”，提出了践行和实现信息公平的基本原则：信息自由、信息平等和信息共享，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提出信息伦理问题。公平是正义的结果，正义是获取公平的过程和行为，公平与正义密不可分。讨论媒介公平问题，当然是媒介正义实现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媒介正义论;传播;社会正义;正义的新闻学
Moves toward the just dissemination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Zhang Guojun
【Abstract】From mass media's historic tradition and in the dissemination study theory exploration course, combs the related medium and the just question historical vein discovered: The media field and the dissemination educational world not once interrupted throughout to the just pursue, this domain has existed devotes to the social justice cultural gene and the academic search, the centralism manifests, in the dissemination with the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the dissemination and th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social justice's journalism, medium ethics and the information discusses and so on fairly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media practice and the dissemination theory focusing just above historic tradition, refines and constructs the medium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justly, is the dissemination study to immediately the Chinese society focal point question theory reply.
【Key words】Medium justice theory; Dissemination; Social justice; Just journalism
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正义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正义始终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柏拉图的《理想国》视公平正义为获得社会和谐的根本路径。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义廉耻、舍生取义，正义是道德衡量的根本准绳。关于正义的讨论也延伸到传播学界，强调传媒伦理中的正义价值元素，探索媒介传播如何促进社会正义等。本文从传播实践及其理论发展两方面，全面梳理媒介与正义研究的历史脉络，提出：从传播理论与传媒实践聚焦正义的历史传统中，提炼并建构媒介正义理论，进而转向媒介正义实践的研究，是传播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理论回答。
1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
正义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社会实践。“在今天，正义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焦点，而且也是现实生活的焦点。人们不仅谈论正义，而且也试图实现正义”。传播学界关于大众媒介与社会正义问题的探讨，一开始就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将大众媒介视为“社会正义与非正义斗争场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与早期“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movement)有深刻历史渊源。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是美国传播学界争取社会正义的研究性实践活动，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媒介传播如何促进社会正义成为运动核心的实践活动。据哈奈特（Stephen John Hartnett）的追溯，该运动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开创期。部分传播学者率先界入社会运动研究，应用传播理论，关注底层民众争取正义的社会议题。目的主要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运动言论，指导批评分析，提供社会活动建议等。一些学者则撰文著书试图揭穿权力神话，戳穿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帷幕。
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发展期。传播学者开始以知识启蒙者与提供专业技巧工具的外在激励者，隐含地参与底层民众申诉权益的活动，推动民主协商对话进程。他们不再局限于修辞技巧观察与传播手段解释，而注重以政治批判意识自觉关注那些边缘沉默群体——妇女、少数族裔、囚犯、边缘青少年、有色人种、病患者等——的公开表达，及其民间话语、各类申诉、游行示威、涂鸦等基层表达手段。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深化期。由于“传播的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时代来临，学者越来越成为政府和财团控制下的被雇佣型研究者，兼之美国传播学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传播学者远离现实社会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涉足、不参与重大问题讨论。痛感这种学者和学术的“犬儒化”现象，阿德尔曼、弗雷（Adelman & Frey）、切尼、赖尔（Cheney & Lair）、康克雷格（Conguergood）、哈奈特等学者提出：唯有参与对社会不公不义的直接斗争才是传播学者的现实抉择，要直接关注弱势群体，更要直接参与到以媒介传播服务于社会正义诉求的社会实践中。
2 传播学研究的正义转向
美国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90年代，随着运动渐入高潮，越来越多学者呼吁传播研究必须对社会正义发言并参与社会正义运动，更希望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思考传播学发展方向，直接促成了9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正义转向，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
“对当前研究者而言，重要的不是选择从事纯粹研究还是从事应用研究，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我们的研究是‘（有为）参与的’还是‘共谋’的。所谓‘积极有为的参与’，就是以清澈敏锐的自我批判意识认识到：研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认识论纯度或基于道德无辜进行的。参与的知识分子要为所生产知识的使用负责，而不能躲在道德无辜的断言或借口下。参与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为，在于我们纠缠于这个充满了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体系中，我们所能做的是选择：选择与之同流合污还是选择对抗霸权。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如果说，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是将传播研究放入到社会正义运动的实践中，那么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则又将社会正义运动放置到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中，二者具有同卵双生关系。因此，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是实践性的研究活动，主张：将媒介视为社会正义与非正义斗争场的关键组成部分，媒介的“传播是促进社会正义的中心”，媒介是社会正义运动的核心内容；必须让传播专注于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提升社会正义，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被侮辱者、被剥夺者的权益表达；将正义的伦理关注放在最显著处，对导致正义伦理问题的各个社会因素进行深层结构解剖；探求实现社会共融、合作、解放、包容、对话等诉求的现实路径，力图重建一个更包容、更开明的公共话语空间。
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采用多种研究视角：行动研究、赋权研究、女性主义、参与式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等，通过媒介参与、传播赋权等路径，帮助弱势边缘群体说出自己的意见并表达自身权益。着力于通过具体实践，研究以何种方式、通过传播如何促进社会正义。它同时是一项“以传播为聚焦点的社会正义工程”，把传播理论研究与社会正义运动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与民族史、文化研究、民族诗学、人类表演学等结合，进一步扩展传播研究的资料和方法。其中，观察与访谈等研究方法作为提升社会正义的“对话工具”，得到广泛运用。
3 社会正义的新闻学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及其研究作为研究性的实践和实践性的研究，是我们提出媒介正义论的重要思想源泉。关乎社会正义问题的传媒报道实践及其直接的理论触发：社会正义的新闻学，从新闻报道和传媒伦理视角提供了媒介正义论的另一思想源泉。
“我断言新闻业最强烈的使命是：能否促进正义？是否在致力于实现这样的愿景：让正义如潮流向我们？如今，当已没有什么选择留给那些无权者时，且他们事实上几无求助对象时，新闻界难道不应作为一种声音为他们服务吗？难道不应作为那些呼喊着希望被听到的人们的一个铅字扩音器吗？”
“新闻报道必须成为社会正义的工具”，将正义尤其是无权者、弱势群体的正义伸张作为新闻传媒业核心事业，传媒的社会责任必要实现的事就是正义。“新闻媒体的终极目标是在正义观念引导下，始终肩负着告知人们正义要求的故事，而不只是偶而启迪公众。”
对传媒业及其从业者的价值观提出伦理道德要求，作为衡量新闻价值和传媒社会责任的具体手段，这一基于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为媒介正义论的建构提供了积极探索。
4 大众传媒与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关于社会正义的追求也不落人后。在国内，为社会正义服务的新闻观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国人办报史。王韬力主办报应“直陈时事，举其利弊”，梁启超主张报刊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救一时明一义”。翻开中国新闻史，看到的是一部中国民族知识分子以笔为剑、追求正义的历史，“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成为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民族使命感的中国新闻传媒人自觉的使命。关于正义的早期阐述更多是从责任感、使命感角度，将之视为传媒人的责任担当，而关于媒介与正义的理论研究却长期缺乏深入。
21世纪以来，国内传播学者开始使用“新闻正义”、“媒体正义”、“网络正义”等用语，将正义与媒介研究建立联系。2008年召开了“大众传媒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研讨会，分析大众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作用等相关问题。近年我国关于新闻正义、大众传媒与社会正义的研讨主要涉及如下三方面：
一是思考新闻传媒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责任与角色。丁柏铨提出：新闻传媒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鼓动者、制度推动者、实践行动者，“新闻传媒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其要义有：一是及时发布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及涉及公众利益的其他信息，体现对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知情权和实际利益的同等尊重；二是忠实表达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合理的心声、愿望、意见，为他们直接或间接表达自己的言论提供同样的机会和自由。”或有认为大众传媒在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文化中有引领作用，在倡导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中有助推作用；在发挥公平正义的社会舆论中有监督作用；在促进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中有保障作用。
二是考察并批判媒体行为与道德操行。研究指出，新闻传媒在采访报道过程中的偷拍、歧视、越界审判、侵犯隐私等道德与行为失范问题，是一种“媒体正义缺失”现象，侵害社会正义。或有提出“新闻报道程序拥有自己独立的正义价值”，它承载的是 “看得见的正义”，应从程序正义角度强调新闻传媒的采访报道程序也应该是合理、合法、合乎正义的。
三是从媒介近用权视角，进一步讨论如何对社会各群体进行公平传播，反对媒介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倡导对弱势边缘群体的爱心和人道关怀等。邵培仁倡导“信息公平和信息生态均衡”，强调了“信息获取机会的公平、信息资源配置的公平和信息渠道使用的公平”，提出了践行和实现信息公平的基本原则：信息自由、信息平等和信息共享，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提出信息伦理问题。公平是正义的结果，正义是获取公平的过程和行为，公平与正义密不可分。讨论媒介公平问题，当然是媒介正义实现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