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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显惠
出版：花城出版社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
这些右派分子当中，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授、有的是专家、有的是海归报国者……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然而在这一片荒漠中与世隔绝。尤其不幸的是，那三年，全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殍满地，尸横遍野。上天并不因为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英脊梁而生出一丝怜悯，知识分子们饱受饥饿摧残，终日劳作想尽一切办法偷偷地从当地农民手上购买粮食，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不少人被活活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他们精神上被打倒，肉体上被凌辱，在一个连最低生存标准都不能保障的年代，所谓知识，不过是微薄的祭品。
从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予以遣返。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时空的坐标里，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冤魂，仿佛仍在风中幽幽哭泣……
在夹边沟，抗争意味着灭亡，顺从意味着死亡。除了运用小智慧苟活，剩下的就是逃亡。他们在夹边沟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生活，繁重的劳动、饥饿、寒冷使这么多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丧失了生命，甚至发生吃死人的事情。无数的人没熬到最后，思想就彻底崩溃了，有人自弃，有人则做了帮凶……
高吉义的回忆中，有着掩不去的迷茫，阻止牛天德吃大便中的洋芋疙瘩，到底是对是错？
高吉义是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如果不是逃跑，也许他和其他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一样，埋骨在那里了。高吉义的回忆中，带着迷茫和痛楚。
高吉义原在兰州中医院工作，被打为右派后下放夹边沟农场。1960年４月，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９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在高吉义的回忆中，对这顿洋芋的印象非常深刻——
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布，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布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他的嗓子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用语言发泄着他的愤怒：“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真是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我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着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应该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大声哭了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又会吃他人粪便？高吉义惊骇，阻止了牛天德，而此时的牛天德，已经顾不上人的尊严，他身上只有最基本的求生兽欲。能活生生地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逼得只剩下兽欲，这是一种怎样的凌辱和折磨？
1960年10月下旬，牛天德死了。此时的高吉义也全身浮肿，继续留下看不到生还的希望。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趁着还能跑得动，高吉义逃了。
董建义还没等到顾晓云的救命粮，就死了。没想到，一幕“活人吃死人”的惨剧发生了：他尸身上屁股和小腿的肉被剜走，露出带血丝的骨头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甘肃省劳改局计划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多年后，杨显惠采访到了李文汉。当年，他也曾从夹边沟迁移到明水农场。李文汉讲述了一段可怖又可敬的故事——
董建义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夹边沟劳改。
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董建义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在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就静静地死去了。
11月中旬，董建义死去。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可还没等到顾晓云（董建义的女人）抵达，农场掩埋组的人把董建义搜出来了，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李文汉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等顾晓云来后好有个交代。当顾晓云到达后，李文汉却一反常态，闪烁其词，推脱找不着董建义坟。直到引起众怒，李文汉才说出原因——
“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说，“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最后，经不住顾晓云的哀求和执着，李文汉还是带着众人来到董建义埋尸处——
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
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
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
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厉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傅作恭无法忍受饥饿的折磨，写信向哥哥傅作义求救，傅作义不相信农场会如此对待右派，拒绝了弟弟的请求
与董建义和牛天德相同，傅作恭也是一位怀着满腔热忱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响应哥哥傅作义的号召，抛下美国的优越物质条件，回到新中国从事水利建设，于1957年受“反右”冲击，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最后傅作恭也没能逃离夹边沟这片死亡禁地。
李天庆是夹边沟的另外一位幸存者，在他的记忆中，傅作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初看见傅作恭，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
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一天要走上十二到十六个小时。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
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
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
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
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
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
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那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
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
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
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
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
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魏长海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1960年冬季，傅作恭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死亡高峰的到来，让农场领导恐慌了，找地委领导要求支援，地委书记训斥道：“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得了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无可奈何之下，农场领导把地窝子腾出七八间，辟为临时病房，派身体强壮的右派当护理员，竭力减少死亡。
病房设立之初，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场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一人一勺胡萝卜汤；另一项是夜深时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少睡觉，白天再睡。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死亡有所减少，一天仅死亡十几人，但是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
陈毓明就是这些“健壮”护理员中的一个。他负责条件最好的一号病房，共计38人。不断地有人死去又不断地有人补充进来，因此总人数没多大变化——
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陈毓明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陈毓明认识他，是有一次上厕所，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
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
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他当护理员的当天，就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掮着一堆羽毛。他心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可张继信顽强地挺着。
张继信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生意识，他吃了菜糊糊，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以免消耗热量，只是偶尔和陈毓明说说话。从他的话语中，陈毓明得知张继信在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一共读了十年书——
张继信慢慢地扭过脸来了，说：“十年，我念了十年大学，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冷棒？”他知道，在甘肃方言里，“冷棒”就是“傻瓜”。
张继信说：“念了十年大学，最后成了右派。不是冷棒是什么？”
陈毓明静了一下，又问：“你是怎么定成右派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学过历史，到北大后学中文，又学英文……我心里也非常受鼓舞，觉得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毛主席也比蒋介石英明，我就敬仰共产党，敬仰毛主席，所以在整风当中心里想啥嘴里就讲啥。我说了，共产党为啥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嘛，这不是太狭隘了吗？应该提全民专政，国家是全民的嘛。这是其一。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我又说，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嘛，怎么往阶级斗争上拉？这是其二。其三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发表，我又提了一条意见：不是叫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怎么又批判起民主党派来了，这是谁整谁的风？结果我就成了极右分子了。
唉，我成为右派分子真是活该呀！念了十年大学，对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不管封建王朝还是民国，历朝历代都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胜者为王，唯我独尊。我却鬼迷心窍，给毛主席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你说我不是冷棒是什么？是个冷透了的冷棒！”
时间到了12月中旬，情况已是十分危急。连续三天，一号病房每天都有三四具尸体抬出去。
就在这时，张继信死了，他是首批38人中最后死亡的一个。埋掉张继信的第二天，陈毓明也病倒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编撰：易欣
出版：花城出版社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
这些右派分子当中，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授、有的是专家、有的是海归报国者……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然而在这一片荒漠中与世隔绝。尤其不幸的是，那三年，全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殍满地，尸横遍野。上天并不因为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英脊梁而生出一丝怜悯，知识分子们饱受饥饿摧残，终日劳作想尽一切办法偷偷地从当地农民手上购买粮食，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不少人被活活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他们精神上被打倒，肉体上被凌辱，在一个连最低生存标准都不能保障的年代，所谓知识，不过是微薄的祭品。
从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予以遣返。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时空的坐标里，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冤魂，仿佛仍在风中幽幽哭泣……
在夹边沟，抗争意味着灭亡，顺从意味着死亡。除了运用小智慧苟活，剩下的就是逃亡。他们在夹边沟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生活，繁重的劳动、饥饿、寒冷使这么多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丧失了生命，甚至发生吃死人的事情。无数的人没熬到最后，思想就彻底崩溃了，有人自弃，有人则做了帮凶……
高吉义的回忆中，有着掩不去的迷茫，阻止牛天德吃大便中的洋芋疙瘩，到底是对是错？
高吉义是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如果不是逃跑，也许他和其他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一样，埋骨在那里了。高吉义的回忆中，带着迷茫和痛楚。
高吉义原在兰州中医院工作，被打为右派后下放夹边沟农场。1960年４月，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９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在高吉义的回忆中，对这顿洋芋的印象非常深刻——
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布，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布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他的嗓子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用语言发泄着他的愤怒：“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真是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我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着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应该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大声哭了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又会吃他人粪便？高吉义惊骇，阻止了牛天德，而此时的牛天德，已经顾不上人的尊严，他身上只有最基本的求生兽欲。能活生生地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逼得只剩下兽欲，这是一种怎样的凌辱和折磨？
1960年10月下旬，牛天德死了。此时的高吉义也全身浮肿，继续留下看不到生还的希望。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趁着还能跑得动，高吉义逃了。
董建义还没等到顾晓云的救命粮，就死了。没想到，一幕“活人吃死人”的惨剧发生了：他尸身上屁股和小腿的肉被剜走，露出带血丝的骨头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甘肃省劳改局计划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多年后，杨显惠采访到了李文汉。当年，他也曾从夹边沟迁移到明水农场。李文汉讲述了一段可怖又可敬的故事——
董建义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夹边沟劳改。
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董建义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在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就静静地死去了。
11月中旬，董建义死去。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可还没等到顾晓云（董建义的女人）抵达，农场掩埋组的人把董建义搜出来了，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李文汉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等顾晓云来后好有个交代。当顾晓云到达后，李文汉却一反常态，闪烁其词，推脱找不着董建义坟。直到引起众怒，李文汉才说出原因——
“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说，“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最后，经不住顾晓云的哀求和执着，李文汉还是带着众人来到董建义埋尸处——
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
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
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
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厉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傅作恭无法忍受饥饿的折磨，写信向哥哥傅作义求救，傅作义不相信农场会如此对待右派，拒绝了弟弟的请求
与董建义和牛天德相同，傅作恭也是一位怀着满腔热忱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响应哥哥傅作义的号召，抛下美国的优越物质条件，回到新中国从事水利建设，于1957年受“反右”冲击，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最后傅作恭也没能逃离夹边沟这片死亡禁地。
李天庆是夹边沟的另外一位幸存者，在他的记忆中，傅作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初看见傅作恭，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
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一天要走上十二到十六个小时。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
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
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
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
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
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
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那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
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
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
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
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
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魏长海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1960年冬季，傅作恭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死亡高峰的到来，让农场领导恐慌了，找地委领导要求支援，地委书记训斥道：“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得了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无可奈何之下，农场领导把地窝子腾出七八间，辟为临时病房，派身体强壮的右派当护理员，竭力减少死亡。
病房设立之初，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场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一人一勺胡萝卜汤；另一项是夜深时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少睡觉，白天再睡。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死亡有所减少，一天仅死亡十几人，但是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
陈毓明就是这些“健壮”护理员中的一个。他负责条件最好的一号病房，共计38人。不断地有人死去又不断地有人补充进来，因此总人数没多大变化——
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陈毓明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陈毓明认识他，是有一次上厕所，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
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
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他当护理员的当天，就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掮着一堆羽毛。他心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可张继信顽强地挺着。
张继信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生意识，他吃了菜糊糊，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以免消耗热量，只是偶尔和陈毓明说说话。从他的话语中，陈毓明得知张继信在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一共读了十年书——
张继信慢慢地扭过脸来了，说：“十年，我念了十年大学，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冷棒？”他知道，在甘肃方言里，“冷棒”就是“傻瓜”。
张继信说：“念了十年大学，最后成了右派。不是冷棒是什么？”
陈毓明静了一下，又问：“你是怎么定成右派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学过历史，到北大后学中文，又学英文……我心里也非常受鼓舞，觉得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毛主席也比蒋介石英明，我就敬仰共产党，敬仰毛主席，所以在整风当中心里想啥嘴里就讲啥。我说了，共产党为啥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嘛，这不是太狭隘了吗？应该提全民专政，国家是全民的嘛。这是其一。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我又说，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嘛，怎么往阶级斗争上拉？这是其二。其三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发表，我又提了一条意见：不是叫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怎么又批判起民主党派来了，这是谁整谁的风？结果我就成了极右分子了。
唉，我成为右派分子真是活该呀！念了十年大学，对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不管封建王朝还是民国，历朝历代都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胜者为王，唯我独尊。我却鬼迷心窍，给毛主席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你说我不是冷棒是什么？是个冷透了的冷棒！”
时间到了12月中旬，情况已是十分危急。连续三天，一号病房每天都有三四具尸体抬出去。
就在这时，张继信死了，他是首批38人中最后死亡的一个。埋掉张继信的第二天，陈毓明也病倒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编撰：易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