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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今天这个时代都是一个被高度媒介化的时代。社会被媒介化了、文化被媒介化了、生活被媒介化了，人本身也被媒介化了。媒介从一种工具论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载体，正在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本身。本文认为，媒介化时代最重要的表征就是个体主体性的全面复活，每个人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这样一个时代情景中，人们似乎应该重新认识二十五年前《美文》创刊时，贾平凹主编所提出的“大散文”概念了。
二十五年前，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时（贾平凹最早提出“大散文”是在《美文》创刊号的“发刊词”中，《美文》创刊的时间是1992年9月），中国尚未接入互联网（中国接入互联网时间是1994年），更无博客、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抖音之类的玩意儿，更谈不上移动互联和自媒体。中国作家的写作整体上还处于手书时代，所有的作品尚需通过报刊和书籍来发表。因此，贾平凹的“大散文”概念之于传统散文而言，仅指文风的刷新（“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内容的拓展（“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和作者身份的扩容（“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而在当时看来并不重要的散文传播媒介的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主体性的全面觉醒，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中来，尽管当时创办的《美文》本身就是在添加一种新的散文传播媒介。
应该说，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对20世纪90年代成为“散文的时代”（李震《散文的时代》，载于《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2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的媒介生态与文学格局决定了当时的散文尚处于文学创作、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传统流程之中。因此，大散文概念的提出在当时只能是对既有的散文局面的一种拓展和翻新，而在今天看来，却是对真正大散文时代到来的一种预言和预演。
笔者认为，真正的大散文时代到来的机缘，是媒介化带来的个体主体性觉醒与散文文体特征的契合。
一方面，以移动互联网和博客、微博、微信等为标志的自媒体的大面积出现，使写作与发表成为公众的一种日常生活和自主权力，进而使每个写作者个体的主体性得以实现。媒介化时代被稱为“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人都有写作权、发言权、发表权;另一方面，散文在各种文体中本来就是一种大众化的自由文体。读过小学的人都写过散文，每个读书人都是从写作文开始的。按照大散文的说法，学生作文当然属于散文的版图（尽管不一定是美文），再加上散文的写作本来就是用来书写日常生活和平常心态的。因此可以说，人人都是散文作家。
如此，在一个人人都有写作权、发言权、发表权的时代，一种人人都可以动用的文体会创造何种景观就可想而知了。真正的大散文时代由此到来了。
今天的“大散文”之大，大到不仅溢出了几本有限的散文期刊、报纸副刊，而且充满了博客、微博、微信和千百万计的各类朋友圈、网络论坛、网络社区。“大散文”之大也不仅仅是指数量之大，还应该指类型之广博、内容之丰富、作者群和读者群之空前庞大，更应该指散文的写作已经成为普通公众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面对媒介化时代大散文概念的变异与散文写作的公众化、日常化趋势，散文理论批评界和专业散文作家应该何为，正在成为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确立一个共识，那就是：媒介化时代公众化的大散文写作是中国散文发展的全新历史进程和重要资源。这种资源是公众智力的一种聚合，尽管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无法否认，其中包含了大量可以推动散文发展的语言智慧和生活内容，也包含了大量精彩的散文篇什和审美元素。这些都是需要专业散文作家去关注、借鉴和学习的。
同时，还必须明确一种意识，那就是在散文写作公众化的时代，看似人人都会写散文，散文写作日常化、生活化，写散文似乎越来越容易，但对于专业作家来说，散文写作越来越难了。常识告诉人们，最容易的往往是最难的。而且在总体上，少数专业作家要超越公众智慧，也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中，一篇散文要在浩若烟海的公众写作中脱颖而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专业性，比在专业作家独领风骚的年代更加不易。
公众写作与专业写作，公众写作者与专业作家，尽管在散文领域很难找到明确的分界线，但专业作家的写作之所以能够获得更多公众的关注，而被称为专业写作，理由恐怕不是专业作家的写作每一篇作品都高于公众写作的任何一篇作品，而是专业作家对自己的写作有更高的要求。
专业散文作家应该比公众写作者有更加自觉的文体意识。公众写作多是随感随性随情景而发的。网络环境和“微”语境中的写作者往往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写散文，而是对某些感知、情绪、冲动和所思所想的自然表达和宣泄。专业作家则不然。当一个作家在写一篇散文时，一定不会不知道自己是在写散文。尽管他会力求物我两忘，但他一定是在千方百计地要写出一篇好散文来。这个时刻，决定一个作家能够写出一篇好散文的，除了他的专业素养、写作经验外，最重要的便是他比公众更自觉的文体意识。散文文体意识的自觉会表现为一个作家对散文文体特性的深度认知和理解，对散文语言方式的自觉把握，以及由此自然生成的写作的自律性。
所有文类都是按照某种审美品质和审美方式生成的，即使在公众写作中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在公众写作中，审美的意识毕竟被淡化了，泛化了。对此，专业作家的写作应该自觉凝聚审美意识，凸显审美品质，写出具有审美独异性的美文来。只有如此，专业作家的散文写作才能够在公众写作中具有显示度。
审美意识其实也是一种公共意识，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一些审美意识，但对文学而言，审美不仅要追求品质，更要追求独异性。即使在同一审美品质，或同一美学类型中，真正优秀的作品在审美上必须是独异的。同是书写性灵的散文作家，林语堂主要是在思想中见出性灵的，张爱玲主要是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见出性灵的，孙犁、贾平凹则多是从自然山水中见出性灵的。 公众写作的时代是一个芜杂、烦躁、喧嚣和表面化的时代。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繁忙中奔走，在繁忙中写作，在繁忙中完成自己的人生。忙，在漢字中属于形声字，从“忄”，从“亡”。“忄”即“心”，指“神志”。“亡”即“死亡”，指“丧失”“消失”等。因此，忙的意思就是“心死了”，也就是心灵停止感悟了。如此说来，繁忙的人是不具备心灵体验的。而作为一个散文作家，如果没有了心灵体验和感悟，还谈何写作，谈何散文？在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写作时代，专业散文作家最难能可贵的，是弃绝嘈杂，宁心静气，自觉进入心灵的深度体验，小则在日常生活中写出个人独异的审美品质来，大则去感知时代和民族的脉动，写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独异的审美品质来。
在所有的文体中，散文是离作家真实的日常生活最近的一种文体。一个专业的、优秀的散文作家必须自觉地去感悟生活、研究生活，感悟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研究生活的来龙去脉。所幸的是，今天这个公众写作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发生巨变的时代。物质的极度膨胀，媒介的无孔不入，各种新型生活元素的出现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都在剧烈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生活秩序，都在为散文展示出空前庞大的审美空间和表现空间。这也是公众化大散文写作众声喧哗的一个内在原因。
就在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的时候，中国散文界出现了所谓文化散文的热潮。时至今日，散文作家和公众写作者中，用散文谈文化者，不仅络绎不绝，而且越来越多。而文化，这个当代最热的热词，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散文书写的对象，则很少有人问津。在经常看到的一些所谓文化散文中，似乎作家们乐于以文化研究专家自居，或以文物鉴定专家，或以考古学家等等职业文化研究专家的身份投入写作。这一定是一个误区。作家就是作家，与文化学者、文物鉴定专家、考古学家有着本质区别，而且也远不具备这些专家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如果自拟为专家，用散文去做一些伪研究、伪鉴定、伪考古，不仅会误导读者，而且也会坏了专业行情和自己的名声。那么，是不是一个散文作家就不可以书写文化呢？当然不是。文化当然是散文书写的一个巨大而且重要的领域。问题是作家不是文化研究专家。作家对文化的书写只会是在品味、感知和颖悟层面上的，或者是在修辞层面上的，而非理性层面上的。即使是在理性层面上，也是在哲理，而非学理意义上的。作家应该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文化、用自己的语言和叙事去呈现某种文化，而不是在研究文化。即使作家的写作中涉及某些具体的文化信息，譬如历史年份、历史人物、名胜风物、文物古迹等等，那也只是作家的感知对象，作者可以通过自己真切的感知，悟到某种文化之上的情致和韵味，而非得出某种学术结论。用一个比方来形容这种区别，如果说文化是一块金子的话，那么文化研究专家所完成的是关于这块金子的物理学、材料学分析，而作家所完成的则是对这块金子的造型、色彩和光芒的感知和描述;文化研究专家抵达的是实体，而作家抵达的则是这种实体所引发的精神反应。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一个作家的语言方式、感知方式、作品形态，本身就是在呈现某种文化。而这种文化绝不是作家研究出来的，反倒是文化研究专家的研究对象。在这些意义上说，当今的专业散文作家应该静心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文化、体悟文化，并用自己的语言去呈现文化，用自己的作品去表达某种文化精神，而不是去做伪研究、伪坚定、伪考古。
今年是《美文》创刊，暨“大散文”概念提出25周年。当此之际，作为《美文》的读者和作者，自然会有诸多感慨和感想。如欲归纳之，则当是，当年《美文》主编贾平凹以“大散文”的说法，本来就助长了散文这种人人可写，却又很难写好的文体之自由本性。如今，这种无拘无束的大散文，又遇到了这个人人有写作权、人人有发言权、人人有发表权的媒介化时代，散文便越发成为一种公众化的文体。而公众化并不是让专业散文写作变得更加容易，而是变得更难了。于是便提出专业散文作家要加强文体自觉、凝聚审美独异性、注重深度体验、研究日常生活、感悟并呈现文化精神等诸种建议。如果这些建议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如果中国的专业散文作家果然能从上述方面发力的话，那么媒介化时代的大散文，整体上有望书写出一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一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一部精神层面上的活的中国文化史。
一
二十五年前，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时（贾平凹最早提出“大散文”是在《美文》创刊号的“发刊词”中，《美文》创刊的时间是1992年9月），中国尚未接入互联网（中国接入互联网时间是1994年），更无博客、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抖音之类的玩意儿，更谈不上移动互联和自媒体。中国作家的写作整体上还处于手书时代，所有的作品尚需通过报刊和书籍来发表。因此，贾平凹的“大散文”概念之于传统散文而言，仅指文风的刷新（“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内容的拓展（“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和作者身份的扩容（“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而在当时看来并不重要的散文传播媒介的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主体性的全面觉醒，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中来，尽管当时创办的《美文》本身就是在添加一种新的散文传播媒介。
应该说，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对20世纪90年代成为“散文的时代”（李震《散文的时代》，载于《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2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的媒介生态与文学格局决定了当时的散文尚处于文学创作、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传统流程之中。因此，大散文概念的提出在当时只能是对既有的散文局面的一种拓展和翻新，而在今天看来，却是对真正大散文时代到来的一种预言和预演。
笔者认为，真正的大散文时代到来的机缘，是媒介化带来的个体主体性觉醒与散文文体特征的契合。
一方面，以移动互联网和博客、微博、微信等为标志的自媒体的大面积出现，使写作与发表成为公众的一种日常生活和自主权力，进而使每个写作者个体的主体性得以实现。媒介化时代被稱为“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人都有写作权、发言权、发表权;另一方面，散文在各种文体中本来就是一种大众化的自由文体。读过小学的人都写过散文，每个读书人都是从写作文开始的。按照大散文的说法，学生作文当然属于散文的版图（尽管不一定是美文），再加上散文的写作本来就是用来书写日常生活和平常心态的。因此可以说，人人都是散文作家。
如此，在一个人人都有写作权、发言权、发表权的时代，一种人人都可以动用的文体会创造何种景观就可想而知了。真正的大散文时代由此到来了。
今天的“大散文”之大，大到不仅溢出了几本有限的散文期刊、报纸副刊，而且充满了博客、微博、微信和千百万计的各类朋友圈、网络论坛、网络社区。“大散文”之大也不仅仅是指数量之大，还应该指类型之广博、内容之丰富、作者群和读者群之空前庞大，更应该指散文的写作已经成为普通公众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二
面对媒介化时代大散文概念的变异与散文写作的公众化、日常化趋势，散文理论批评界和专业散文作家应该何为，正在成为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确立一个共识，那就是：媒介化时代公众化的大散文写作是中国散文发展的全新历史进程和重要资源。这种资源是公众智力的一种聚合，尽管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无法否认，其中包含了大量可以推动散文发展的语言智慧和生活内容，也包含了大量精彩的散文篇什和审美元素。这些都是需要专业散文作家去关注、借鉴和学习的。
同时，还必须明确一种意识，那就是在散文写作公众化的时代，看似人人都会写散文，散文写作日常化、生活化，写散文似乎越来越容易，但对于专业作家来说，散文写作越来越难了。常识告诉人们，最容易的往往是最难的。而且在总体上，少数专业作家要超越公众智慧，也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中，一篇散文要在浩若烟海的公众写作中脱颖而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专业性，比在专业作家独领风骚的年代更加不易。
公众写作与专业写作，公众写作者与专业作家，尽管在散文领域很难找到明确的分界线，但专业作家的写作之所以能够获得更多公众的关注，而被称为专业写作，理由恐怕不是专业作家的写作每一篇作品都高于公众写作的任何一篇作品，而是专业作家对自己的写作有更高的要求。
三
专业散文作家应该比公众写作者有更加自觉的文体意识。公众写作多是随感随性随情景而发的。网络环境和“微”语境中的写作者往往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写散文，而是对某些感知、情绪、冲动和所思所想的自然表达和宣泄。专业作家则不然。当一个作家在写一篇散文时，一定不会不知道自己是在写散文。尽管他会力求物我两忘，但他一定是在千方百计地要写出一篇好散文来。这个时刻，决定一个作家能够写出一篇好散文的，除了他的专业素养、写作经验外，最重要的便是他比公众更自觉的文体意识。散文文体意识的自觉会表现为一个作家对散文文体特性的深度认知和理解，对散文语言方式的自觉把握，以及由此自然生成的写作的自律性。
所有文类都是按照某种审美品质和审美方式生成的，即使在公众写作中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在公众写作中，审美的意识毕竟被淡化了，泛化了。对此，专业作家的写作应该自觉凝聚审美意识，凸显审美品质，写出具有审美独异性的美文来。只有如此，专业作家的散文写作才能够在公众写作中具有显示度。
审美意识其实也是一种公共意识，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一些审美意识，但对文学而言，审美不仅要追求品质，更要追求独异性。即使在同一审美品质，或同一美学类型中，真正优秀的作品在审美上必须是独异的。同是书写性灵的散文作家，林语堂主要是在思想中见出性灵的，张爱玲主要是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见出性灵的，孙犁、贾平凹则多是从自然山水中见出性灵的。 公众写作的时代是一个芜杂、烦躁、喧嚣和表面化的时代。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繁忙中奔走，在繁忙中写作，在繁忙中完成自己的人生。忙，在漢字中属于形声字，从“忄”，从“亡”。“忄”即“心”，指“神志”。“亡”即“死亡”，指“丧失”“消失”等。因此，忙的意思就是“心死了”，也就是心灵停止感悟了。如此说来，繁忙的人是不具备心灵体验的。而作为一个散文作家，如果没有了心灵体验和感悟，还谈何写作，谈何散文？在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写作时代，专业散文作家最难能可贵的，是弃绝嘈杂，宁心静气，自觉进入心灵的深度体验，小则在日常生活中写出个人独异的审美品质来，大则去感知时代和民族的脉动，写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独异的审美品质来。
在所有的文体中，散文是离作家真实的日常生活最近的一种文体。一个专业的、优秀的散文作家必须自觉地去感悟生活、研究生活，感悟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研究生活的来龙去脉。所幸的是，今天这个公众写作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发生巨变的时代。物质的极度膨胀，媒介的无孔不入，各种新型生活元素的出现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都在剧烈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生活秩序，都在为散文展示出空前庞大的审美空间和表现空间。这也是公众化大散文写作众声喧哗的一个内在原因。
就在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的时候，中国散文界出现了所谓文化散文的热潮。时至今日，散文作家和公众写作者中，用散文谈文化者，不仅络绎不绝，而且越来越多。而文化，这个当代最热的热词，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散文书写的对象，则很少有人问津。在经常看到的一些所谓文化散文中，似乎作家们乐于以文化研究专家自居，或以文物鉴定专家，或以考古学家等等职业文化研究专家的身份投入写作。这一定是一个误区。作家就是作家，与文化学者、文物鉴定专家、考古学家有着本质区别，而且也远不具备这些专家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如果自拟为专家，用散文去做一些伪研究、伪鉴定、伪考古，不仅会误导读者，而且也会坏了专业行情和自己的名声。那么，是不是一个散文作家就不可以书写文化呢？当然不是。文化当然是散文书写的一个巨大而且重要的领域。问题是作家不是文化研究专家。作家对文化的书写只会是在品味、感知和颖悟层面上的，或者是在修辞层面上的，而非理性层面上的。即使是在理性层面上，也是在哲理，而非学理意义上的。作家应该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文化、用自己的语言和叙事去呈现某种文化，而不是在研究文化。即使作家的写作中涉及某些具体的文化信息，譬如历史年份、历史人物、名胜风物、文物古迹等等，那也只是作家的感知对象，作者可以通过自己真切的感知，悟到某种文化之上的情致和韵味，而非得出某种学术结论。用一个比方来形容这种区别，如果说文化是一块金子的话，那么文化研究专家所完成的是关于这块金子的物理学、材料学分析，而作家所完成的则是对这块金子的造型、色彩和光芒的感知和描述;文化研究专家抵达的是实体，而作家抵达的则是这种实体所引发的精神反应。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一个作家的语言方式、感知方式、作品形态，本身就是在呈现某种文化。而这种文化绝不是作家研究出来的，反倒是文化研究专家的研究对象。在这些意义上说，当今的专业散文作家应该静心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文化、体悟文化，并用自己的语言去呈现文化，用自己的作品去表达某种文化精神，而不是去做伪研究、伪坚定、伪考古。
四
今年是《美文》创刊，暨“大散文”概念提出25周年。当此之际，作为《美文》的读者和作者，自然会有诸多感慨和感想。如欲归纳之，则当是，当年《美文》主编贾平凹以“大散文”的说法，本来就助长了散文这种人人可写，却又很难写好的文体之自由本性。如今，这种无拘无束的大散文，又遇到了这个人人有写作权、人人有发言权、人人有发表权的媒介化时代，散文便越发成为一种公众化的文体。而公众化并不是让专业散文写作变得更加容易，而是变得更难了。于是便提出专业散文作家要加强文体自觉、凝聚审美独异性、注重深度体验、研究日常生活、感悟并呈现文化精神等诸种建议。如果这些建议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如果中国的专业散文作家果然能从上述方面发力的话，那么媒介化时代的大散文，整体上有望书写出一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一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一部精神层面上的活的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