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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市井，不是城市
据言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即便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学”仍然没有发展起来，或是“城市文学”创作的成就仍抵不上“乡土文学”，抑或对“城市文学”的评价没有“乡土文学”高。凡此种种，至少在我们的批评史视野中，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关于“城市文学”的批评标准，或者是缺少充足的批评资源与批评经验去面对当下所谓的“城市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实不乏有关“城与人”的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批评。例如赵园就曾在《北京：城与人》中，深入分析了“城”与文、与人的关系。也正如赵园所说的那样是要“借助于文学材料探究这座城、这座城的文化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在其民居中的具体体现”①。从老舍到邓友梅的创作，虽然都是围绕北京这座“城”来讲述，但这座“城”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城”，“城”中的人还远没有过上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总体而言，在老舍、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作家的笔下，北京这座城市所展现的还是老北京的“皇城根”文化。
这些讲述“城与人”的文本，并不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城”与“人”，而是一种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市井文学”。这类“市井文学”侧重讲述的是市井中的人情冷暖、世间百态，往往带有“风情画”“风俗画”的意味。尽管这类“市井文学”讲述的时空均是“城市”，但这里的“城市”仅仅是一个在地理学意义上，与“乡土”相对的一个空间概念。在此，“城市”不具有一种“现代”意义或“文学”意义。虽然有论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关于“城市文学”的定义，“凡是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意识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城市文学。”②但我们去回顾那些写城市、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它们所呈现的“总体性”特征，基本没有超出“乡土文学”所能触及的范围。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转变，难的不是空间的变化，难的是文化意识的转变。在我看来，得以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前提便是传统生活样态的瓦解，城市生活样态的确立，也正如孟繁华所言的“新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这一“新文明的崛起”，城市没有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态，那么所谓的“城市文化”或者“城市文学”，其实质无非也还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③。
二、“进城”：从城市题材，到城市文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大体有三次有关“进城”以及“进城”之后的文学叙事：第一次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一次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第二次就是“文革”末期与“新时期”之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加强，乡土中国的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再有就是20世纪末以及新世纪以来农民工进城。三次重要的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基本上都是单向性的，即由乡土中国向城市的流动。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前两次的“进城”基本上是“空间”意义上的转移，并没有在转移后的空间中构建起与“城市”有关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尤其是第二次基本上就是从乡土中国到城市的一次试探，结果还是退回到了乡土；第三次“进城”，是一次彻底的“融入”，是一种既不同于“乡土”，也不同于“城市”的体验。所谓“打工文学”讲述的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纯粹的“市民”，他是一种新的身份，一种新的体验。而这种新的身份与新的体验是由农民从乡土中国到城市后，与“城市”一起派生出来的。虽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并不完全属于我们所理解的典型意义上的“城市”，但他已经融入现有的“城市生活”中去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自然革命取得成功后，要从農村进入城市。这种日常生活空间的转移，必然也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在“十七年”时期，我们的文学史上就有一些关于“城市”的小说，准确地说应该是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尽管一些学者去努力开掘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十七年’中国的城市现代性设计包含了三个方面：首先，必须排除口岸城市原有历史线索的多元性，寻找到城市历史起源与发展中的‘左翼’主导意义——也即社会主义的线索；其次，在城市现代性中，只有其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面才被许可存在；第三，城市的资本主义私人性、消费性的日常生活，必须被‘公共性’加以改造甚至铲除，以保障高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④持此论者，所描述的“十七年”间我们对于“城市”进行改造的进程所言不虚。但其中的核心概念“公共性”，它所指向的主要价值是国家的“工业化”，“工业题材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写作，因为首先，它反映的工业生产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城市现代性产物。虽然说工业题材小说中很少涉及城市的工业生产的功能，但它却明白无误地彰显出现代城市的工业生产的功能。”⑤我们知道，通常所谈及的“城市文学”，是与工业化的浪潮或进程有关，但“工业化”并不是其终极目标与终极价值。而“十七年”期间的“工业化”进程，所关注的重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时甚至为了这一目标反而要对“都市生活”或如一些论者所言的“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进行改造。如《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小说讲述的就是这一类题材。在此，我们需要辨析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关系。“文学现代性”往往不是与“社会现代性”构成一种同步或正向关系的。“文学现代性”以“‘人’的自由，以人道去和社会现代性发生关系，是沿着人的价值这一线路和社会现代性相应，而不是跟在社会现代性的后面亦步亦趋做历史的工具”。⑥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既有的城市生活的改造，从民族/国家抑或“社会现代性”的层面而言，这是带有“历史进步性”的；但就文学更确切地说“城市文学”而言，这样的改造就不具有“文学现代性”，或者说这样一种“反城市的现代性”改造对于“城市文学”的发展来说显然是构成了一种破坏。 如果说展现城市生活的“公共性”是“工业题材”小说的主要历史价值的话，那么“城市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个人化”的，或是“私人性”的，当然，这种“个人化”或“私人性”的内容与体验，往往也会呈现出某一阶层或某一城市群体的普遍特征。这也可以称之为“城市文学”的“公共性”。在此，我们会发现因为第一次“进城”后所产生的“工业题材”小说与第三次“进城”后产生的打工文学的区别。“工业题材”的小说的核心指向是“工业化”并且在这过程中，是对既有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消费性”的城市生活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能够展现或充分展现“进城”之后的“新人”面对城市生活的切身感受，作为“城市生活”的“他者”，他们在“城市生活”面前，没有不适，反倒是表现出了相当自信的“主体性”。带着革命时代的豪情以及对革命理想的信念，对“城市生活”也进行了一番“革命性”的改造。在这一带有革命性或是颠覆性的改造过程中，不仅既有的“城市生活”的元素受到改造，并且旧有的“市井文学”也被归入“旧文学”受到改造。
第三次“进城”产生的打工文学则与此前的两次“进城”不同，作为“城市生活”的“他者”，他们不仅无力去改造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城市生活”，而且还要带着诸多的不适在这城市“工业化”的流水线上往复作业。也正是这些“城市生活”的“他者”，把在城市中的无奈与不适，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呈现出来了——“打工文学”。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可归入“城市文学”。因为这样的一种文学形态或文学体裁，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学或乡土文学所有过的，它是因为“城市”才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但是这一新文明又是带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新的文明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然后，造成这种“新文明”的一个主要因素便是融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作为城市的“他者”，他们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新的因素或是变量，“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⑦
我们所理解的“城市文学”应该是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文学。对此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有精彩的论述。就李欧梵关于都市文化发生、发展要素的分析来看，上文我们提及的第三次“进城”为城市带来的新的变量或因素，是否对都市文化的发展构成一种积极的因素，现在来看，或许还是一个有待考察的。因为“打工者”并没有与都市文化的核心要素之间构成一种内化的、本质性的关联。另外还有就是“打工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也是判断其是否构成典型的“城市文学”的一个主要标尺。因为就第三次“进城”来说，目前看还只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迁徙或移民问题。而“打工文学”所叙述的主要还是由这一“社会学”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的“打工文学”所呈现的“非虚构性质或报告文学特征”⑧是一目了然的。
三、“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文学”
在当下与“城市”有关的文学中，必然会涉及城市，甚至是以“城市”为主题的，但在这些作品中“城市”只是作为文学的反映物，或者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作品称之为“城市书写”。尽管在这样的文学形态叙述中可能如有学者所说的它“并不局限于城市题材与城市文學形态，它更关心城市所造成于人的城市知识，带来的对城市的不同叙述，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⑨。但是，在此，“城市”之于“文学”还是一个被反映的“客体”，是一个从“他者”的角度来讲述“城市”的故事，而不是从一个“主体”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城市”的视角来讲述的。也正如迈克·克朗说的那样：“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仅把它当做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因此，问题不是如实描述城市或城市生活，而是描写城市和城市景观的意义。”⑩在当下流行的所谓“城市书写”中，多半是如克朗所言的是在描写“城市或城市生活”或者是历史上的“城市或城市生活”，而并没有着重在展现“城市或城市生活”的意义。这种文学叙述基本上是属于“文学中的城市”，是一种“反映论”意义上的城市与文学；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城市文学”。
【注释】
①③赵园：《北京：城与人》小引，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计文君：《想象中的城——城市文学的转向》，载《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④张鸿声：《十七年文学：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⑤徐勇：《城市写作与空间问题》，载《山花》2016年第11期。
⑥王学谦：《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⑦⑧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
⑨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⑩转引自张慧苑：《城市如何被文学关照——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得失谈》，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
（张涛，吉林大学文学院）
据言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即便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学”仍然没有发展起来，或是“城市文学”创作的成就仍抵不上“乡土文学”，抑或对“城市文学”的评价没有“乡土文学”高。凡此种种，至少在我们的批评史视野中，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关于“城市文学”的批评标准，或者是缺少充足的批评资源与批评经验去面对当下所谓的“城市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实不乏有关“城与人”的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批评。例如赵园就曾在《北京：城与人》中，深入分析了“城”与文、与人的关系。也正如赵园所说的那样是要“借助于文学材料探究这座城、这座城的文化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在其民居中的具体体现”①。从老舍到邓友梅的创作，虽然都是围绕北京这座“城”来讲述，但这座“城”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城”，“城”中的人还远没有过上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总体而言，在老舍、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作家的笔下，北京这座城市所展现的还是老北京的“皇城根”文化。
这些讲述“城与人”的文本，并不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城”与“人”，而是一种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市井文学”。这类“市井文学”侧重讲述的是市井中的人情冷暖、世间百态，往往带有“风情画”“风俗画”的意味。尽管这类“市井文学”讲述的时空均是“城市”，但这里的“城市”仅仅是一个在地理学意义上，与“乡土”相对的一个空间概念。在此，“城市”不具有一种“现代”意义或“文学”意义。虽然有论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关于“城市文学”的定义，“凡是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意识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城市文学。”②但我们去回顾那些写城市、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它们所呈现的“总体性”特征，基本没有超出“乡土文学”所能触及的范围。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转变，难的不是空间的变化，难的是文化意识的转变。在我看来，得以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前提便是传统生活样态的瓦解，城市生活样态的确立，也正如孟繁华所言的“新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这一“新文明的崛起”，城市没有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态，那么所谓的“城市文化”或者“城市文学”，其实质无非也还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③。
二、“进城”：从城市题材，到城市文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大体有三次有关“进城”以及“进城”之后的文学叙事：第一次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一次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第二次就是“文革”末期与“新时期”之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加强，乡土中国的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再有就是20世纪末以及新世纪以来农民工进城。三次重要的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基本上都是单向性的，即由乡土中国向城市的流动。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前两次的“进城”基本上是“空间”意义上的转移，并没有在转移后的空间中构建起与“城市”有关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尤其是第二次基本上就是从乡土中国到城市的一次试探，结果还是退回到了乡土；第三次“进城”，是一次彻底的“融入”，是一种既不同于“乡土”，也不同于“城市”的体验。所谓“打工文学”讲述的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纯粹的“市民”，他是一种新的身份，一种新的体验。而这种新的身份与新的体验是由农民从乡土中国到城市后，与“城市”一起派生出来的。虽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并不完全属于我们所理解的典型意义上的“城市”，但他已经融入现有的“城市生活”中去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自然革命取得成功后，要从農村进入城市。这种日常生活空间的转移，必然也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在“十七年”时期，我们的文学史上就有一些关于“城市”的小说，准确地说应该是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尽管一些学者去努力开掘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十七年’中国的城市现代性设计包含了三个方面：首先，必须排除口岸城市原有历史线索的多元性，寻找到城市历史起源与发展中的‘左翼’主导意义——也即社会主义的线索；其次，在城市现代性中，只有其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面才被许可存在；第三，城市的资本主义私人性、消费性的日常生活，必须被‘公共性’加以改造甚至铲除，以保障高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④持此论者，所描述的“十七年”间我们对于“城市”进行改造的进程所言不虚。但其中的核心概念“公共性”，它所指向的主要价值是国家的“工业化”，“工业题材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写作，因为首先，它反映的工业生产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城市现代性产物。虽然说工业题材小说中很少涉及城市的工业生产的功能，但它却明白无误地彰显出现代城市的工业生产的功能。”⑤我们知道，通常所谈及的“城市文学”，是与工业化的浪潮或进程有关，但“工业化”并不是其终极目标与终极价值。而“十七年”期间的“工业化”进程，所关注的重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时甚至为了这一目标反而要对“都市生活”或如一些论者所言的“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进行改造。如《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小说讲述的就是这一类题材。在此，我们需要辨析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关系。“文学现代性”往往不是与“社会现代性”构成一种同步或正向关系的。“文学现代性”以“‘人’的自由，以人道去和社会现代性发生关系，是沿着人的价值这一线路和社会现代性相应，而不是跟在社会现代性的后面亦步亦趋做历史的工具”。⑥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既有的城市生活的改造，从民族/国家抑或“社会现代性”的层面而言，这是带有“历史进步性”的；但就文学更确切地说“城市文学”而言，这样的改造就不具有“文学现代性”，或者说这样一种“反城市的现代性”改造对于“城市文学”的发展来说显然是构成了一种破坏。 如果说展现城市生活的“公共性”是“工业题材”小说的主要历史价值的话，那么“城市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个人化”的，或是“私人性”的，当然，这种“个人化”或“私人性”的内容与体验，往往也会呈现出某一阶层或某一城市群体的普遍特征。这也可以称之为“城市文学”的“公共性”。在此，我们会发现因为第一次“进城”后所产生的“工业题材”小说与第三次“进城”后产生的打工文学的区别。“工业题材”的小说的核心指向是“工业化”并且在这过程中，是对既有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消费性”的城市生活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能够展现或充分展现“进城”之后的“新人”面对城市生活的切身感受，作为“城市生活”的“他者”，他们在“城市生活”面前，没有不适，反倒是表现出了相当自信的“主体性”。带着革命时代的豪情以及对革命理想的信念，对“城市生活”也进行了一番“革命性”的改造。在这一带有革命性或是颠覆性的改造过程中，不仅既有的“城市生活”的元素受到改造，并且旧有的“市井文学”也被归入“旧文学”受到改造。
第三次“进城”产生的打工文学则与此前的两次“进城”不同，作为“城市生活”的“他者”，他们不仅无力去改造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城市生活”，而且还要带着诸多的不适在这城市“工业化”的流水线上往复作业。也正是这些“城市生活”的“他者”，把在城市中的无奈与不适，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呈现出来了——“打工文学”。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可归入“城市文学”。因为这样的一种文学形态或文学体裁，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学或乡土文学所有过的，它是因为“城市”才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但是这一新文明又是带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新的文明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然后，造成这种“新文明”的一个主要因素便是融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作为城市的“他者”，他们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新的因素或是变量，“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⑦
我们所理解的“城市文学”应该是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文学。对此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有精彩的论述。就李欧梵关于都市文化发生、发展要素的分析来看，上文我们提及的第三次“进城”为城市带来的新的变量或因素，是否对都市文化的发展构成一种积极的因素，现在来看，或许还是一个有待考察的。因为“打工者”并没有与都市文化的核心要素之间构成一种内化的、本质性的关联。另外还有就是“打工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也是判断其是否构成典型的“城市文学”的一个主要标尺。因为就第三次“进城”来说，目前看还只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迁徙或移民问题。而“打工文学”所叙述的主要还是由这一“社会学”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的“打工文学”所呈现的“非虚构性质或报告文学特征”⑧是一目了然的。
三、“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文学”
在当下与“城市”有关的文学中，必然会涉及城市，甚至是以“城市”为主题的，但在这些作品中“城市”只是作为文学的反映物，或者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作品称之为“城市书写”。尽管在这样的文学形态叙述中可能如有学者所说的它“并不局限于城市题材与城市文學形态，它更关心城市所造成于人的城市知识，带来的对城市的不同叙述，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⑨。但是，在此，“城市”之于“文学”还是一个被反映的“客体”，是一个从“他者”的角度来讲述“城市”的故事，而不是从一个“主体”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城市”的视角来讲述的。也正如迈克·克朗说的那样：“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仅把它当做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因此，问题不是如实描述城市或城市生活，而是描写城市和城市景观的意义。”⑩在当下流行的所谓“城市书写”中，多半是如克朗所言的是在描写“城市或城市生活”或者是历史上的“城市或城市生活”，而并没有着重在展现“城市或城市生活”的意义。这种文学叙述基本上是属于“文学中的城市”，是一种“反映论”意义上的城市与文学；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城市文学”。
【注释】
①③赵园：《北京：城与人》小引，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计文君：《想象中的城——城市文学的转向》，载《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④张鸿声：《十七年文学：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⑤徐勇：《城市写作与空间问题》，载《山花》2016年第11期。
⑥王学谦：《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⑦⑧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
⑨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⑩转引自张慧苑：《城市如何被文学关照——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得失谈》，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
（张涛，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