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以文会友”的传统，志趣相投的文人雅士，以寄托闲情逸致为目的，一起酌酒品茗、交流诗文、挥洒翰墨。东晋有王羲之等人于会稽山下“扬曲水之波，展修禊之礼”；北宋有王诜、苏轼等人的“西园雅集”；明代有董其昌等人的“画中九友”，清代有卢见曾等人的“虹桥修禊”等。文人的聚会结社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近代绘画社团正是在传统文人结社和书画雅集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画坛的百花齐放，正是依托于社团组织的风起云涌。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除了极少数的画家仍坚持单枪匹马闯世界，绝大部分画家都和一个或多个画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今天人们所谓的“京派”、“海派”绘画体系，也多是由当时的绘画社团叠加而形成的流派与影响。在那短短数十年内，涌现出300余个绘画团体。它们有的成员多达数百人，有的仅有数十人甚至数人；有的持续时间有数十年，有的则很快烟消云散。
　　以振兴为任
　　清末的政治统治日益腐朽衰败，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也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国运颓败、国粹沉沦，深深地刺痛了书画家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之心。知耻而后勇，这激发了他们重振书画艺术、团结起来以民族文化救国的勇气和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和书画国粹的沉沦，成为了近代绘画社团兴盛的重要文化因素。
　　在近代诸多绘画社团的成立宣言中，可以看到虽然艺术主张有差别，成员构成也不相同，但他们却有着几乎一致的意愿与宗旨，那就是挽救国粹之沉沦、重续民族书画艺术辉煌灿烂的历史。比如，青漪馆书画会以“讨论书画、保存国粹”为宗旨；豫园书画善会的目的在于“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的同时，还能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慈善事业，从而对社会贡献一份爱心与力量；上海书画研究会则针对书画名迹毁失外流等现状，提出以“提倡研究、承接收发”为宗旨；贞社同人有感于桑海屡变，兵燹四起，古物飘消或流落外域，而书画界人士索居寡合，传统艺术精神难以维系，因而“召集胜铸，裙屐偕来”，希望依靠群体的力量将书画国粹发扬光大。这时的书画家们普遍具有自觉的结社意识，他们希望以自己的艺术作品来唤醒国人，社团的思想与活动因而具有更深刻的民族责任感。
　　为情势所迫
　　随着越来越多通商口岸的开放，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发展迅速。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自开埠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得很快，文化环境也相对开放，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开始附庸风雅起来。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书画家来沪发展，使上海的艺术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书画家们从清高的文人到放弃仕途理想靠鬻艺为生，不再是“逸笔草草，聊以自娱”了。但面对传统的以“士、农、工、商”为序的等级观念，他们还是总不免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些借口，其中不乏一些饶有趣味的借口。比如俞樾在给苏州的“梅阁书画社”作润目小引时，润资的理由是希望将各艺术家的一技之长变为他人所用，以所学问世，在结尾处，他以唐伯虎卖画的诗句“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作为口实，写道：“青山可卖不使造孽之钱”。又如，香港《梁子真书例》的前联也这么写：“闲来涂幅乌鸦卖，不使人间作孽钱”。许多书画家在自己的润例引言中，总要为自己要钱或涨价作一番解释，例如陆铁夫说自己增加润格为的是缓解众多求画者的压力，并备足日后退休养老的费用。还有些书画家会强调自己卖画是不得已，旨在救济难民，或者只是针对那些挑剔难缠的客户。
　　书画家们认同了作品成为商品的必然，由此书画艺术市场便形成了，但书画家想要单凭个人的力量在画坛扬名立足，却是相当困难的，而加入社团，不仅可以使书画家结交更多的艺术名流，相互切磋艺术，开拓视野，提高艺术水平，还能依靠社团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使自己的作品占领一定的市场。除此之外，社团也能充当书画家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使绘画社团的经营带有市场经济的性质，即按质量定价售书售画。
　　传统书画雅集的主要功能是酌酒品茗，交流艺术，所以内部管理相对简单，组织化程度也较低，大多只是若干好友内部的私人聚会形式。然而，市场的发展和繁荣，给书画界带来了激烈的竞争，书画家们纷纷加入社团组织，以保护自身的权益。
　　一旦加入社团成为艺术家立足的需要，社团内部管理就变得更为复杂，组织模式也逐渐完善，甚至出现类似商业行会制度的特征。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书画社团当属海上题襟馆。虽然尚未提到成立宣言及画社章程，但也已经有了会长、副会长、驻会会员等明确的职能分工。
　　书画社团由自觉到成熟，画家们开始意识到小圈子内思想、观念甚至行动上统一的必要性，也就是促使社团可以团结一致的基础。有鉴于此，一些社团开始制定自己的章程，使之更符合“社团”的性质。
　　具备明确宗旨的书画社团逐渐增多，其功能不仅服务于文化交流，还服务于艺术经济，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社团反过来又进一步繁荣了当时的艺术市场。
　　当时的大部分社团，都在章程中明确列出社团画家的权力与义务，其中不乏涉及到社团及团员的经济来源。如清漪馆书画会的《简章》中写有：“本会先由发起人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二十人担任开办经费。其余会员会费，每月各处五角，每逢望日，一律收费，以补房金杂用等费”，甚至详细到在会内陈列售卖的作品如何分成“在会内动笔者提二成半，会外动笔而寄售者提二成。合作，独作，均照比例分派”。上海书画研究会《简章》中也写有画家寄售作品的分成条款，以及“会董每月各助费二元，以备茶水之资”，“其有时常到会者，亦应月捐茶水费二元”的规定。由此，社团和成员形成一种合作与双赢的模式。
　　随社会变迁
　　历史的巨轮碾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曾经光辉璀璨也好，曾经积贫积弱也罢，终究成为了史书上波澜不惊的一页，时代的步伐仍在向前迈进。
　　历史的变迁带来了社会动荡、内乱不息，新与旧的矛盾、中与西的矛盾，弥漫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正是这种多元的思想文化与矛盾的社会现状，为绘画社团的大量涌现提供了一片沃土。而社团的发展，也伴随着整个中国近代的社会和人文状况，显示出各个阶段的不同特色。
　　就地域而言，最初的社团繁盛之地主要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及周边，其次便是北京和广州，基本沿承明清以来中国画坛的整体分布格局。而随着社会的动荡、战事的临近，书画社团也随着中国政治权力与文化中心转移至武汉、重庆、延安等地。
　　就画种而言，伴随着国内新式美术教育的兴起，学习西画的国人渐渐增多，社团组织也开始从单一的中国画社团转向多元。在新成立的绘画团体中，油画与漫画、版画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并且在画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晨光美术会和天马会两个以西画为主、兼修国画的社团，表现得尤为活跃。上世纪30年代由倪贻德、王济远、庞薰琹等人发起组织的决澜社，是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和现代设计艺术的团体，主流是向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学习，试图探索现代中国艺术的发展道路，这为当时的画坛带来了一种新兴的气象。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随着外部压迫的日益剧烈，艺术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团结起来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社团的联合体和全国性的社团组织。
　　1927年成立的上海艺术协会就是这样一个社团的联合体，该协会以“集合同志，共谋中国艺术之发展”为宗旨。这一时期成立的绘画社团，打破地域的局限，在全国范围内广纳会员，如3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画会，以及由国民党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华全国美术会，更是一个规模庞大且影响深远的全国性组织，社团的宗旨也从最初的保护国粹、支持画家的生活，转变为更加宏阔的团结一致、弘扬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