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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再提起奶奶，竟是在她离世后的很多年。
那天，秋日的禾场风景如画，牛羊悠闲地吃着秸秆，丰收后的土地上，老鼠开始储存粮食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要趁着假期回家务农几天，父母逐渐年老，我成了家里的主力。突然，小黑犬在房根底叫得厉害，父亲正用崭新的扫帚收拾碎玉米叶子，母亲弯着腰在炒菜，半个身子埋在大铁锅里。“这家是姓董吗？”有人问。
我从屋里走出去：“对，是的。我们这个屯都姓董，闯关东过来的。”
“哦，感谢老天爷，我好像找的就是你们家。”他这句话，把我和母亲都说愣了，母亲搜肠刮肚也没想起来哪里有这么个亲戚，狐疑地看着他。“我叫杨大炮，杨木林子的，你忘了？”他问父亲，“很多年前，我买过你家的骡子，那个时候，你母亲还健在。”
父亲猛然间一抬头，站起来，和他握手：“是你啊，记得，记得。那个牲口可不好惹，最后还是被你驯服了吧？”
到饭点了，父亲请他吃饭。杨大炮开口了：“我想和你喝两盅，你母亲可是叫程一芹？我还知道程源良。”
父亲木讷地瞧着他，表情好像在久远的往事中沉下去了。
奶奶出生于1928年，她有一个大伯，经营一家面粉厂，她父亲程源良是开染坊的，她们家在河西，河西大户老程家。“河西”其实就是德惠市朝阳乡河西镇，地处德惠市东部，“西河”则是松花江的支流，一条大河的西岸而已。她的童年，经常瞒着丫鬟和下人到碉堡工事里玩耍，家里人都喜欢她，尤其是她的大伯，极尽宠爱。奶奶也长着一双“三寸金莲”，却比裹脚女人的大很多。东北是满族的龙兴之地，那时，虽然溥仪已经退位，大清国不复存在了，但是民间裹脚的做派没有立刻制止。她裹了几次脚，都没成功。原因是她嫌疼，走路不舒服，就闹、哭，不吃饭，可把她的父亲愁坏了。在东北，不裹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她父亲当然犯难。奶奶是他亲生的独苗，虽然他后来过继了一个儿子，也就是父亲的舅舅，但没有撼动奶奶掌上明珠的地位。她大伯知道后，心疼极了，呵斥其弟弟，不能强行给奶奶裹脚了，如嫁不出去，他养着。就这样，奶奶的裹脚传统泡汤了。
奶奶的任性不仅体现在裹脚上，还表现在不愿意读书上。“除了我的名字和一些常用的数字，其他的字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奶奶后来和我说的，我的天！大家闺秀，居然不识字。那个时候，私塾先生不是普通家庭能请得起的，奶奶虽然不如男孩子一般淘气，却也是说不得，骂不得的主儿。几个先生都负气而走，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沦陷了，奶奶的童年被战争笼罩，彻底失去了识文断字的机会。
抗战接近尾声，即将胜利之时，我的奶奶出嫁了，而且是风光大嫁。她的丈夫是留洋归来的绸缎庄的少东家，他不是和奶奶青梅竹马，而是娃娃亲。奶奶出落得婀娜娉婷，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子矮，一米五的身高。多年以后，我已猜测到，奶奶是一个混血儿。日俄战争在东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东北的民间婚丧嫁娶却没有偃旗息鼓。很多官兵、商贾、流窜人员在中国境内通婚了。奶奶的外婆和一位俄罗斯的士官暗自好上了，过了几年的舒适生活，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战败，士官回国了，奶奶的外婆被抛弃了。因此，奶奶身上流淌着四分之一的俄罗斯的血统。你看她，高挺的鼻梁，金黄而茂密的头发，连眼珠都是淡蓝色的，眼眶深陷，牙齿洁白，胸部也出奇的大，猛一瞅，地道的俄罗斯人耶！
奶奶婚后的生活，可以说一塌糊涂。她不识字，无法经营账簿和照顾生意;她不会洗衣烧饭，尽不到一个做妻子的本分;她天性善良，无法与人硬碰硬地交流。生意人家，商人多奸诈，她看不惯，却没办法，她内心是痛苦的。原本，她想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得了，平淡也是一生，阖家欢乐即可，可无奈天意弄人，两次怀胎接连流产，对她是无上的打击。丈夫冷淡她，家人疏远她，那个时候，婚姻观念里信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不能回娘家，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久而久之，她身心俱疲，从开始的厌食到后来演变成恶劣的厌世了。不过，结束这种生存状态的，却是另一个沉重的打击。
最爱最疼她的大伯因为家大业大，树大招风，被胡子（俗称麻匪、土匪）洗劫一空。大伯因为过度绝望，被抢劫的当天夜里，就上吊自杀了。奶奶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一周以后了，除了泪水，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她整天整夜以浑浊的眼泪祭奠她的大伯，以至于精神有些恍惚了。她的父親因报仇无望，报官无门，久郁成疾，后来彻底瘫痪在床，不久便撒手人寰了。父亲和大伯的相继离世，给了奶奶致命的打击，她开始是抑郁，脾气乖戾、暴躁，对谁都是恶语相向的。而这个时候的少东家，再也不是亲善的面孔和彬彬有礼的书生了。他以和奶奶回家吊孝、祭拜的名义，返回时偷偷地丢下25岁的奶奶走了。
说是走，其实是逃了。
看过电影《无问西东》的观众，都会记住里面一句特别经典而又意味深长的台词：“如果提前了解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奶奶凭着一股子不屈服的劲儿，摸爬滚打地走呀走，直到爷爷的出现。
爷爷哥仨，他是老幺。爷爷也是二婚，第一婚嫌弃他们家里穷，家人对她不好，经常恶意使唤、攻讦，实在无法忍受就带着刚过百天的女儿离家出走了。奶奶就经常说，我的大奶奶是一个十精九俏（意思是精明、漂亮）的人，才不能受这气呢。因此，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姑妈呢，这是后话。爷爷离异后，家庭地位比之前更加一落千丈。被两个哥哥、嫂子排挤，几乎没有了容身之处，两家人各占一铺炕，爷爷更像是打更的。与其说是奶奶嫁给爷爷，不如说是奶奶娶了爷爷。原来，奶奶离婚后，把那个逃跑的少东家的家底收拾了下，基本都带过来了。先坐船，后赶车。奶奶带来三个马车的物品，有家用的，红椿木打造的大板柜、橱柜、衣柜、大小箱子等;有锅碗瓢盆，水缸、坛子、屏风、盆景;有金银珠宝，以及各种衣物、鞋帽等随身物品。两头骡子，都是健壮的，脖子上都戴着大红花……
二婚对二婚，现实裹现实。爷爷和奶奶都是心满意足的，奶奶富有，可是精神不如以前，况且文化程度低;爷爷贫寒，但年轻力壮，勤劳智慧，农家这点事样样精通。她们俩也算是一斤对八两，各得其所了。奶奶有着俄罗斯人的血统，从长相到谈吐都幽默，她的身体——出人意料的轻巧，完全是年轻人、小姑娘的样子，连一举一动，都散发着青春的味道。爷爷呢，仿佛是一架被施了魔法的低音提琴，醇美却不失洪亮，洪亮却不显得粗俗，偶尔的静默和安静却能听得见，最神奇的是他讲话富有多变的转调。他的谈吐是无意识的正派，他讲着似乎修正过的东北方言，尽量地说清楚，尽量地字正腔圆。时不时地还会停顿下来，说一点儿道听途说的具有煽情式的语言，分明是一个文化人了。就像我能想到的，他说话时，说着说着情绪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陷入了长久的深思，发出一连串回音壁式的自言自语。他们很合拍。 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屋，结婚第二天，奶奶就变卖了部分家产，置了一处宅基地，也就是我家现在的老屋。日子是艰难的，虽然都不是第一次结婚，可是他们的经验都是别人的，只有手忙脚乱是自己的。奶奶学做饭，却经常被婆婆、嫂子们欺负。源于她不会说谄媚的话，不会来事儿，没有眼力见儿。可是这些，作为深居闺阁的奶奶怎么会晓得呢！爷爷呢，很多时候只能默默地扛着，出力的活儿都是起早贪黑的，劳累是自然的。奶奶照顾三个女儿，洗衣做饭，担水劈柴，也忙得脚打后脑勺儿，这个家的负担重得如千斤顶一般。
1964年3月的春天，爷爷赶着一头并不强壮的老黄牛行走在田间，正在耙地，老远的，十三爷的身影一闪而过，兴奋地说：“九哥，九嫂生了，这回是带把的。”“啥，当真？”他来不及多想，突然抬起耷拉的脑袋。像闪电，直接迅猛地狂奔起来，目的地——家。对，你说得没错。这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到来是爷爷、奶奶的福音，那年爷爷39岁。
可是，自从父亲出生以后，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半夜因劳累而咳血，最后积郁成痨。前三个姑姑只有三姑念到小学三年级，就都辍学了，并且要去生产队劳作，为家里赚取工分，换粮油。父亲念到中学，成绩相当优异，奈何不忍父母、姐妹受苦，也中途退学了，成为万千劳动力中的一员。爷爷成了家中的负担，奶奶没有数落、抛弃他，为了治病，奶奶以变卖、典当、置换等方式，把她带来的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却无力回天。三个姑妈相继出嫁，父亲身后还有两个姑妈，父亲独木难支，奶奶的精神状态开始走向崩溃的边缘。
三姑还没出生时，奶奶那个过继的哥哥来了。英姿飒爽，一身军装，骑着高头大马，脚蹬军靴，是一个地道的军官，煞是威风。他想接奶奶走，条件是不能带着孩子，他可以让奶奶再改嫁个如意人家。爷爷看着奶奶，不敢出声。奶奶哭着送走了哥哥，连饭都没给做。她害怕自己时间长了，控制不住，真的丢下孩子和家奔着荣华富贵走了。离别时，她哥哥给奶奶留了一个地址，就在今天长春市的宽城区。至于这个字条为什么不翼而飞，没人知道。父亲和姑妈们都想寻舅，可惜没有一点儿蛛丝马迹，多次找寻都无功而返。问爷爷，他就是不说。三姑说，可能是爷爷害怕奶奶哪天寻去了，再不回来，当时可能就焚毁了。
父亲十七岁时，大姑因病去世，爷爷本就糟糠的身体经不住沉痛的击打，也走了。
奶奶一下子成了寡婦，一个需要为五个孩子操心的单身母亲，奶奶的精神更加糟糕了，偶尔伴有精神病发作。
奶奶留给我一个铜盆，纯熟铜打造，金黄锃亮，是民国时大户人家小姐的洗脸盆，做工精美。它似乎是奶奶活着的见证，面对铜盆，我经常把自己带进了一片丛林，然后找不到出来的路了，所以，我喜欢抚摸它。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修葺房屋，这个铜盆用来盛装稀泥了，当时奶奶健在，谁都没把这个丑陋的洗脸盆放在眼里。它在木工、瓦工、电工、钳工、钢筋工等工人的手中传来传去，后来又被拿上了房顶，并出乎意料地从房顶掉了下来。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它碎了或是摔坏了，没有人愿意瞅它一眼。它斜躺在房前的草丛里，乌黑得没有光泽，脏兮兮的，像被遗弃的孩子，安静得没有任何响动。我捡起了它，放在了房间的旮旯里，这一放就是七八年，连自己也忘了。直到奶奶去世，整理遗物，我忽然想起它来。我反复擦拭，让它恢复了往日的光泽，它是铜盆，像铜镜，又似乎就是魔镜。
奶奶在清醒时，还特意留给我的——珍珠。这珍珠有两百多年了，奶奶一婚时，少东家祖上传下来的陪嫁品。奶奶把它锁在一个朱红漆色的木匣子里，有特制的机关，匣子外面有两道锁，一道密码锁，一道小铁锁。小的时候，我哄着奶奶，她才给我看。珍珠是用朱砂或是银丹喂养的，分公母，母的繁殖很快，一个月繁殖一窝，母的大，公的小。繁殖开始，像小米粒，后来是大米粒，高梁粒，玉米粒，可药用、可食用，能治很多病，比如小孩儿被吓到了等。奶奶说，这个东西传男不传女。男的看，没问题，但是，来月经的女人看不得，否则就会融化掉。父亲讲，奶奶给爷爷治病抓药，不知道卖了多少对儿，60年代就价格不菲。
古稀之年的奶奶，去世了。
那一天，她半夜感到身体有点不适，父亲给她喂了点药，看着有些好转，就哄着她睡着了。清晨，我们发现她已经慈祥地走了，手脚温热，面带笑容，自己换好了内衣，都是最新的。只是被子半敞开着，新鞋放在了头上，她在睡梦中安静地走了，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对她一生多刻薄少恩待的世界。我15岁，却显得格外的早熟，立世早。我和父亲给她轻轻地穿上了衣物，给她重新洗漱，梳头，化妆，平时佩戴的金银首饰都戴好了。我们爷俩轻轻地抬起她的肉身，放在了旁边的毛毯上。我和父亲相互看了半天，眼圈里含着泪，红着眼睛，我们都没有哭，含着泪为奶奶唱了一首歌曲《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我想，奶奶动荡波折的人生太不容易了，漂浮半生，她走过和住过的，经历过的地方太多了，以至于她曾在某一时刻失去了方向感、地域感和存在感，对任何地方都无法产生“根”的感觉。
酒足饭饱，杨大炮走了，只留给我们全家一个高大、踉跄的身影。
关于奶奶的故事他说完了，一顿饭的工夫，那些她留给我们和带走的，都成了光阴的碎片，泛着不朽的波纹。
责任编辑：黄艳秋
那天，秋日的禾场风景如画，牛羊悠闲地吃着秸秆，丰收后的土地上，老鼠开始储存粮食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要趁着假期回家务农几天，父母逐渐年老，我成了家里的主力。突然，小黑犬在房根底叫得厉害，父亲正用崭新的扫帚收拾碎玉米叶子，母亲弯着腰在炒菜，半个身子埋在大铁锅里。“这家是姓董吗？”有人问。
我从屋里走出去：“对，是的。我们这个屯都姓董，闯关东过来的。”
“哦，感谢老天爷，我好像找的就是你们家。”他这句话，把我和母亲都说愣了，母亲搜肠刮肚也没想起来哪里有这么个亲戚，狐疑地看着他。“我叫杨大炮，杨木林子的，你忘了？”他问父亲，“很多年前，我买过你家的骡子，那个时候，你母亲还健在。”
父亲猛然间一抬头，站起来，和他握手：“是你啊，记得，记得。那个牲口可不好惹，最后还是被你驯服了吧？”
到饭点了，父亲请他吃饭。杨大炮开口了：“我想和你喝两盅，你母亲可是叫程一芹？我还知道程源良。”
父亲木讷地瞧着他，表情好像在久远的往事中沉下去了。
奶奶出生于1928年，她有一个大伯，经营一家面粉厂，她父亲程源良是开染坊的，她们家在河西，河西大户老程家。“河西”其实就是德惠市朝阳乡河西镇，地处德惠市东部，“西河”则是松花江的支流，一条大河的西岸而已。她的童年，经常瞒着丫鬟和下人到碉堡工事里玩耍，家里人都喜欢她，尤其是她的大伯，极尽宠爱。奶奶也长着一双“三寸金莲”，却比裹脚女人的大很多。东北是满族的龙兴之地，那时，虽然溥仪已经退位，大清国不复存在了，但是民间裹脚的做派没有立刻制止。她裹了几次脚，都没成功。原因是她嫌疼，走路不舒服，就闹、哭，不吃饭，可把她的父亲愁坏了。在东北，不裹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她父亲当然犯难。奶奶是他亲生的独苗，虽然他后来过继了一个儿子，也就是父亲的舅舅，但没有撼动奶奶掌上明珠的地位。她大伯知道后，心疼极了，呵斥其弟弟，不能强行给奶奶裹脚了，如嫁不出去，他养着。就这样，奶奶的裹脚传统泡汤了。
奶奶的任性不仅体现在裹脚上，还表现在不愿意读书上。“除了我的名字和一些常用的数字，其他的字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奶奶后来和我说的，我的天！大家闺秀，居然不识字。那个时候，私塾先生不是普通家庭能请得起的，奶奶虽然不如男孩子一般淘气，却也是说不得，骂不得的主儿。几个先生都负气而走，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沦陷了，奶奶的童年被战争笼罩，彻底失去了识文断字的机会。
抗战接近尾声，即将胜利之时，我的奶奶出嫁了，而且是风光大嫁。她的丈夫是留洋归来的绸缎庄的少东家，他不是和奶奶青梅竹马，而是娃娃亲。奶奶出落得婀娜娉婷，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子矮，一米五的身高。多年以后，我已猜测到，奶奶是一个混血儿。日俄战争在东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东北的民间婚丧嫁娶却没有偃旗息鼓。很多官兵、商贾、流窜人员在中国境内通婚了。奶奶的外婆和一位俄罗斯的士官暗自好上了，过了几年的舒适生活，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战败，士官回国了，奶奶的外婆被抛弃了。因此，奶奶身上流淌着四分之一的俄罗斯的血统。你看她，高挺的鼻梁，金黄而茂密的头发，连眼珠都是淡蓝色的，眼眶深陷，牙齿洁白，胸部也出奇的大，猛一瞅，地道的俄罗斯人耶！
奶奶婚后的生活，可以说一塌糊涂。她不识字，无法经营账簿和照顾生意;她不会洗衣烧饭，尽不到一个做妻子的本分;她天性善良，无法与人硬碰硬地交流。生意人家，商人多奸诈，她看不惯，却没办法，她内心是痛苦的。原本，她想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得了，平淡也是一生，阖家欢乐即可，可无奈天意弄人，两次怀胎接连流产，对她是无上的打击。丈夫冷淡她，家人疏远她，那个时候，婚姻观念里信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不能回娘家，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久而久之，她身心俱疲，从开始的厌食到后来演变成恶劣的厌世了。不过，结束这种生存状态的，却是另一个沉重的打击。
最爱最疼她的大伯因为家大业大，树大招风，被胡子（俗称麻匪、土匪）洗劫一空。大伯因为过度绝望，被抢劫的当天夜里，就上吊自杀了。奶奶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一周以后了，除了泪水，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她整天整夜以浑浊的眼泪祭奠她的大伯，以至于精神有些恍惚了。她的父親因报仇无望，报官无门，久郁成疾，后来彻底瘫痪在床，不久便撒手人寰了。父亲和大伯的相继离世，给了奶奶致命的打击，她开始是抑郁，脾气乖戾、暴躁，对谁都是恶语相向的。而这个时候的少东家，再也不是亲善的面孔和彬彬有礼的书生了。他以和奶奶回家吊孝、祭拜的名义，返回时偷偷地丢下25岁的奶奶走了。
说是走，其实是逃了。
看过电影《无问西东》的观众，都会记住里面一句特别经典而又意味深长的台词：“如果提前了解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奶奶凭着一股子不屈服的劲儿，摸爬滚打地走呀走，直到爷爷的出现。
爷爷哥仨，他是老幺。爷爷也是二婚，第一婚嫌弃他们家里穷，家人对她不好，经常恶意使唤、攻讦，实在无法忍受就带着刚过百天的女儿离家出走了。奶奶就经常说，我的大奶奶是一个十精九俏（意思是精明、漂亮）的人，才不能受这气呢。因此，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姑妈呢，这是后话。爷爷离异后，家庭地位比之前更加一落千丈。被两个哥哥、嫂子排挤，几乎没有了容身之处，两家人各占一铺炕，爷爷更像是打更的。与其说是奶奶嫁给爷爷，不如说是奶奶娶了爷爷。原来，奶奶离婚后，把那个逃跑的少东家的家底收拾了下，基本都带过来了。先坐船，后赶车。奶奶带来三个马车的物品，有家用的，红椿木打造的大板柜、橱柜、衣柜、大小箱子等;有锅碗瓢盆，水缸、坛子、屏风、盆景;有金银珠宝，以及各种衣物、鞋帽等随身物品。两头骡子，都是健壮的，脖子上都戴着大红花……
二婚对二婚，现实裹现实。爷爷和奶奶都是心满意足的，奶奶富有，可是精神不如以前，况且文化程度低;爷爷贫寒，但年轻力壮，勤劳智慧，农家这点事样样精通。她们俩也算是一斤对八两，各得其所了。奶奶有着俄罗斯人的血统，从长相到谈吐都幽默，她的身体——出人意料的轻巧，完全是年轻人、小姑娘的样子，连一举一动，都散发着青春的味道。爷爷呢，仿佛是一架被施了魔法的低音提琴，醇美却不失洪亮，洪亮却不显得粗俗，偶尔的静默和安静却能听得见，最神奇的是他讲话富有多变的转调。他的谈吐是无意识的正派，他讲着似乎修正过的东北方言，尽量地说清楚，尽量地字正腔圆。时不时地还会停顿下来，说一点儿道听途说的具有煽情式的语言，分明是一个文化人了。就像我能想到的，他说话时，说着说着情绪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陷入了长久的深思，发出一连串回音壁式的自言自语。他们很合拍。 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屋，结婚第二天，奶奶就变卖了部分家产，置了一处宅基地，也就是我家现在的老屋。日子是艰难的，虽然都不是第一次结婚，可是他们的经验都是别人的，只有手忙脚乱是自己的。奶奶学做饭，却经常被婆婆、嫂子们欺负。源于她不会说谄媚的话，不会来事儿，没有眼力见儿。可是这些，作为深居闺阁的奶奶怎么会晓得呢！爷爷呢，很多时候只能默默地扛着，出力的活儿都是起早贪黑的，劳累是自然的。奶奶照顾三个女儿，洗衣做饭，担水劈柴，也忙得脚打后脑勺儿，这个家的负担重得如千斤顶一般。
1964年3月的春天，爷爷赶着一头并不强壮的老黄牛行走在田间，正在耙地，老远的，十三爷的身影一闪而过，兴奋地说：“九哥，九嫂生了，这回是带把的。”“啥，当真？”他来不及多想，突然抬起耷拉的脑袋。像闪电，直接迅猛地狂奔起来，目的地——家。对，你说得没错。这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到来是爷爷、奶奶的福音，那年爷爷39岁。
可是，自从父亲出生以后，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半夜因劳累而咳血，最后积郁成痨。前三个姑姑只有三姑念到小学三年级，就都辍学了，并且要去生产队劳作，为家里赚取工分，换粮油。父亲念到中学，成绩相当优异，奈何不忍父母、姐妹受苦，也中途退学了，成为万千劳动力中的一员。爷爷成了家中的负担，奶奶没有数落、抛弃他，为了治病，奶奶以变卖、典当、置换等方式，把她带来的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却无力回天。三个姑妈相继出嫁，父亲身后还有两个姑妈，父亲独木难支，奶奶的精神状态开始走向崩溃的边缘。
三姑还没出生时，奶奶那个过继的哥哥来了。英姿飒爽，一身军装，骑着高头大马，脚蹬军靴，是一个地道的军官，煞是威风。他想接奶奶走，条件是不能带着孩子，他可以让奶奶再改嫁个如意人家。爷爷看着奶奶，不敢出声。奶奶哭着送走了哥哥，连饭都没给做。她害怕自己时间长了，控制不住，真的丢下孩子和家奔着荣华富贵走了。离别时，她哥哥给奶奶留了一个地址，就在今天长春市的宽城区。至于这个字条为什么不翼而飞，没人知道。父亲和姑妈们都想寻舅，可惜没有一点儿蛛丝马迹，多次找寻都无功而返。问爷爷，他就是不说。三姑说，可能是爷爷害怕奶奶哪天寻去了，再不回来，当时可能就焚毁了。
父亲十七岁时，大姑因病去世，爷爷本就糟糠的身体经不住沉痛的击打，也走了。
奶奶一下子成了寡婦，一个需要为五个孩子操心的单身母亲，奶奶的精神更加糟糕了，偶尔伴有精神病发作。
奶奶留给我一个铜盆，纯熟铜打造，金黄锃亮，是民国时大户人家小姐的洗脸盆，做工精美。它似乎是奶奶活着的见证，面对铜盆，我经常把自己带进了一片丛林，然后找不到出来的路了，所以，我喜欢抚摸它。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修葺房屋，这个铜盆用来盛装稀泥了，当时奶奶健在，谁都没把这个丑陋的洗脸盆放在眼里。它在木工、瓦工、电工、钳工、钢筋工等工人的手中传来传去，后来又被拿上了房顶，并出乎意料地从房顶掉了下来。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它碎了或是摔坏了，没有人愿意瞅它一眼。它斜躺在房前的草丛里，乌黑得没有光泽，脏兮兮的，像被遗弃的孩子，安静得没有任何响动。我捡起了它，放在了房间的旮旯里，这一放就是七八年，连自己也忘了。直到奶奶去世，整理遗物，我忽然想起它来。我反复擦拭，让它恢复了往日的光泽，它是铜盆，像铜镜，又似乎就是魔镜。
奶奶在清醒时，还特意留给我的——珍珠。这珍珠有两百多年了，奶奶一婚时，少东家祖上传下来的陪嫁品。奶奶把它锁在一个朱红漆色的木匣子里，有特制的机关，匣子外面有两道锁，一道密码锁，一道小铁锁。小的时候，我哄着奶奶，她才给我看。珍珠是用朱砂或是银丹喂养的，分公母，母的繁殖很快，一个月繁殖一窝，母的大，公的小。繁殖开始，像小米粒，后来是大米粒，高梁粒，玉米粒，可药用、可食用，能治很多病，比如小孩儿被吓到了等。奶奶说，这个东西传男不传女。男的看，没问题，但是，来月经的女人看不得，否则就会融化掉。父亲讲，奶奶给爷爷治病抓药，不知道卖了多少对儿，60年代就价格不菲。
古稀之年的奶奶，去世了。
那一天，她半夜感到身体有点不适，父亲给她喂了点药，看着有些好转，就哄着她睡着了。清晨，我们发现她已经慈祥地走了，手脚温热，面带笑容，自己换好了内衣，都是最新的。只是被子半敞开着，新鞋放在了头上，她在睡梦中安静地走了，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对她一生多刻薄少恩待的世界。我15岁，却显得格外的早熟，立世早。我和父亲给她轻轻地穿上了衣物，给她重新洗漱，梳头，化妆，平时佩戴的金银首饰都戴好了。我们爷俩轻轻地抬起她的肉身，放在了旁边的毛毯上。我和父亲相互看了半天，眼圈里含着泪，红着眼睛，我们都没有哭，含着泪为奶奶唱了一首歌曲《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我想，奶奶动荡波折的人生太不容易了，漂浮半生，她走过和住过的，经历过的地方太多了，以至于她曾在某一时刻失去了方向感、地域感和存在感，对任何地方都无法产生“根”的感觉。
酒足饭饱，杨大炮走了，只留给我们全家一个高大、踉跄的身影。
关于奶奶的故事他说完了，一顿饭的工夫，那些她留给我们和带走的，都成了光阴的碎片，泛着不朽的波纹。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