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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外交有许多可以玩耍的平台，其中玩“文字游戏”是最逗人的，但也最烦人。
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几乎天天都需要参加磋商安理会的各类决议草案、主席声明稿和其他文件。外交无小事。每次，我都是“奉命”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玩几把“文字游戏”，乐此不疲，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酸甜苦辣。
说好英国话
联合国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等六种正式语种，但“销路”最广的是英文。在安理会的全体磋商中，大使们散发的决议草案或安理会主席声明稿通常都是英文的。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其他语种的国家在散发案文或书面修改意见时，也各自事先将案文翻译成英文。安理会主席每天在会后向新闻界吹风时，也不得不使用英文。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曾私下告诉我，安理会的各种报告和文件，一般都是英文稿先送付印，其他语种随后跟进。
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内部磋商时，大使们除了见面时友好地用对方的语言打个招呼外，在实质性的讨论中均使用英文交谈。在五国专家磋商具体案文时，更是围绕英文的案文大说英国话！因此，有人编了一句警世名言：“学好英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在安理会工作期间，参加过不少五个常任理事国专家级的案文磋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英国的外交官通常词汇量大，比较注重遣辞造句，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常常能急中生智地“抛”出一个词，及时为其中一个国家解围。
美国的外交官喜欢使用简明直率的表述方式，有什么说什么，不追求什么文字修饰，也不讲究语音语调，因此说话显得“粗鲁”，常常得罪其他四国同行。
法国外交官说英文时，法语口音重，有时听起来有点滑稽。据说法文的逻辑性比较强，难怪法国外交官一般都善于与其他四国同行“较真儿”，直到他认为最后的英文案文词能达意才高抬贵手，点头放行。
俄罗斯的外交官不怎么注重英语语法，也不讲究句长句短，有时提出的英文案文甚至连动词单复数都有误，但在选用关键词的时候，却非常认真，一是一，二是二，不轻易同意改动。
我国外交官多从“英国语言文学学士”一档起家，基础扎实，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高，加上我国汉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在五国磋商中通常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我在参加案文磋商和“英文大战”时，常常注意向同行学习，以便达到“借鸡生蛋”的目的。我第一次参加磋商时，就发觉大家不爱用“我国政府怎样怎样”的说法。如美国人动不动就说“华盛顿认为什么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什么无法接受”，英国人也开口闭口使用“伦敦建议什么什么”之类的说法。我也干脆使用“英文思维”，当场来了几句“北京觉得应该如何如何”之类的话，结果一下子将对方“打蒙”了。第二天，当俄罗斯和法国外交官分别通报“莫斯科和巴黎亦同意”的反馈后，磋商才告一段落。
我后来还做了一手准备，以防万一。我想，一旦对方改用“白宫、唐宁街、爱丽榭宫、克里姆林宫”之类的说法，我会毫不犹豫地启用“中南海”一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在初中的时候整天背诵的一句“文革”口号，用在这类具体磋商中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安理会制裁伊拉克委员会（现已解散）的讨论时，美国代表罗斯先生对委员会放松一些人道主义物资到伊拉克蓄意予以阻拦。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引起了委员会其他代表的反感。大家纷纷表示，那批人道主义物资就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劝告美国不必“杞人忧天”。我亦在会上用英文发言，并用大学时候学到的一段英文“绕口令”对罗斯先生做了奉劝：“Don't troubletrouble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意为：要是麻烦不来麻烦你，最好甭再麻烦找那麻烦去）。”罗斯先生的英文功底可能“薄”了一些，当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后来，他听了邻座英国代表阿伦先生的小声解释后，才回过神来。他最后表示，愿意将会上大家的意见报告华盛顿，以便重新予以“认真研究”。
犹如天书
安理会是联合国内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安理会的决议可以带有强制性。因此，安理会各个理事国在草拟安理会的决议时，都十分注重案文的措辞。由于各国对某一问题都有不同的考虑，因此，理事国大使们在草拟案文时都会豁出老命，争取最好的结果。到最后，一项决议便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是由你一言我一语的外交辞令拼凑而成的，不但语法狗屁不通，而且用词怪僻无比，无法破译。我国前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就在一次安理会上干脆将这种决议戏称为“天书”！
这种“天书”的确使人头痛。要读懂“天书”需要很深的“功夫”和智商。联合国维和部就曾多次抱怨，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中，关于部署、扩大或延长某一项维和行动的措辞有太多的外交辞令，到实施时很难做到“稳、准、狠”。一些出兵国亦多次要求安理会的决议做到目的、授权、任务“三明确”，以免维和士兵在执行时理解不准确而耽误了大事。这些国家的代表指出，如果某项维和行动日后真的“出事”或“出格”，根据这种模棱两可的决议进行秋后算账，恐怕都有困难。
在安理会磋商文件其实是一种多人参与的国际游戏。由于各国代表立场不同、关切不同、要求不同、水平不同、理解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玩这种文字游戏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许多时候，磋商一项巴掌大的声明稿就犹如一场“上甘岭战役”似的，各方寸土必争，围绕一个小字眼争得面红耳赤。
此外，由于起草安理会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大都需要参照以前已获通过的文本措辞，有时甚至只需要照葫芦画瓢，因此，大家每次都非常重视文件的“调门”。有了前面文件的“第一胎”，后面需要“多胎生产”的文件就自然顺利多了。难怪每个国家的大使和专家在玩此类文字游戏中，都会争个你死我活。他们常常六亲不认，也不理会所谓国家之间已有文件规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只认本国政府的最高指示。
在联合国工作的各国大使经过外交沙场上多年的“摸爬滚打”，都成了谈判文件的高手。如在安理会全体磋商中，当某国大使表示：“本代表团将把某某代表团在磋商中提出的意见或新的案文报告首都。”别以为他真的要立即报告其政府去认真研究接受，这只是缓兵之计而已，说不定他心里早已“有数”。
还有，在讨论具体决议草案时，大使们还喜欢先向对方表白一句：“本代表团有一个小小的修改意见。”别以为这真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这只是麻痹对方的“斗争意志”而已。大家一不留神，就很有可能让一项实质性的修改案文获得通过。
另外，在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上，正在作长篇解释性发言的大使在人们听得不耐烦的时候，会大声说一句“在我结束发言前，我还想强调指出……”之类的“行话”。别以为他很快就结束发言和离开席位，说不定他还要口若悬河地再讲上10分钟。
还有一种做法常让人上当受骗。在安理会激烈的磋商中，为了争取主席不要打断其发言，有些大使在争得发言权后，都会先解释一句：“我的发言将会非常简短。”别以为他真的是快说快完，很可能他的发言没完没了。
换汤不换药
1991年9月，地处中美洲的海地发生了军事政变，时任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不得不流落他乡。海地的局势也随之恶化，大批难民冒险乘船，外逃至美国。
美国对于后院起火深为担心，遂通过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推动安理会于199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向海地派遣维和行动。这项行动取名为联合国海地特派团。
后来，海地局势有所好转，一些国家认为应该逐渐缩减该特派团，并最终结束该项维和行动。美国人还真的有辙儿，为了让该项维和行动能继续进行下去，竟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即每到期满时，都设法为这项行动改取一个新的名称。结果，联合国在海地的维和行动先后换过如下的名称：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联合国海地支助团（联海支助团）、联合国海地过渡时期特派团（联海过渡团）。其中有一次还闹出过笑话。如美国人在1997年11月建议将该项维和行动改称为联合国海地民警特派团（联海民警团），谁知这个名称的缩略语(MIPONUH)据说在海地是一句骂人的话！这恐怕是美国人始料未及的。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处方”后来也被欧洲的盟友“克隆”了过去。如为了继续保持该项多国部队行动，欧洲国家便要求将联合国授权在波黑设立的多国部队两次改名，从原来的“多国稳定部队”（SFOR）摇身变成现在的“多国执行部队”（IFOR）。名称虽然改了，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队伍还是那支队伍。
总之，安理会的事儿再难，也难不倒能说会道的各国外交官。还是那句俗语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责 编：雷向晴
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几乎天天都需要参加磋商安理会的各类决议草案、主席声明稿和其他文件。外交无小事。每次，我都是“奉命”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玩几把“文字游戏”，乐此不疲，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酸甜苦辣。
说好英国话
联合国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等六种正式语种，但“销路”最广的是英文。在安理会的全体磋商中，大使们散发的决议草案或安理会主席声明稿通常都是英文的。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其他语种的国家在散发案文或书面修改意见时，也各自事先将案文翻译成英文。安理会主席每天在会后向新闻界吹风时，也不得不使用英文。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曾私下告诉我，安理会的各种报告和文件，一般都是英文稿先送付印，其他语种随后跟进。
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内部磋商时，大使们除了见面时友好地用对方的语言打个招呼外，在实质性的讨论中均使用英文交谈。在五国专家磋商具体案文时，更是围绕英文的案文大说英国话！因此，有人编了一句警世名言：“学好英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在安理会工作期间，参加过不少五个常任理事国专家级的案文磋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英国的外交官通常词汇量大，比较注重遣辞造句，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常常能急中生智地“抛”出一个词，及时为其中一个国家解围。
美国的外交官喜欢使用简明直率的表述方式，有什么说什么，不追求什么文字修饰，也不讲究语音语调，因此说话显得“粗鲁”，常常得罪其他四国同行。
法国外交官说英文时，法语口音重，有时听起来有点滑稽。据说法文的逻辑性比较强，难怪法国外交官一般都善于与其他四国同行“较真儿”，直到他认为最后的英文案文词能达意才高抬贵手，点头放行。
俄罗斯的外交官不怎么注重英语语法，也不讲究句长句短，有时提出的英文案文甚至连动词单复数都有误，但在选用关键词的时候，却非常认真，一是一，二是二，不轻易同意改动。
我国外交官多从“英国语言文学学士”一档起家，基础扎实，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高，加上我国汉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在五国磋商中通常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我在参加案文磋商和“英文大战”时，常常注意向同行学习，以便达到“借鸡生蛋”的目的。我第一次参加磋商时，就发觉大家不爱用“我国政府怎样怎样”的说法。如美国人动不动就说“华盛顿认为什么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什么无法接受”，英国人也开口闭口使用“伦敦建议什么什么”之类的说法。我也干脆使用“英文思维”，当场来了几句“北京觉得应该如何如何”之类的话，结果一下子将对方“打蒙”了。第二天，当俄罗斯和法国外交官分别通报“莫斯科和巴黎亦同意”的反馈后，磋商才告一段落。
我后来还做了一手准备，以防万一。我想，一旦对方改用“白宫、唐宁街、爱丽榭宫、克里姆林宫”之类的说法，我会毫不犹豫地启用“中南海”一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在初中的时候整天背诵的一句“文革”口号，用在这类具体磋商中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安理会制裁伊拉克委员会（现已解散）的讨论时，美国代表罗斯先生对委员会放松一些人道主义物资到伊拉克蓄意予以阻拦。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引起了委员会其他代表的反感。大家纷纷表示，那批人道主义物资就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劝告美国不必“杞人忧天”。我亦在会上用英文发言，并用大学时候学到的一段英文“绕口令”对罗斯先生做了奉劝：“Don't troubletrouble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意为：要是麻烦不来麻烦你，最好甭再麻烦找那麻烦去）。”罗斯先生的英文功底可能“薄”了一些，当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后来，他听了邻座英国代表阿伦先生的小声解释后，才回过神来。他最后表示，愿意将会上大家的意见报告华盛顿，以便重新予以“认真研究”。
犹如天书
安理会是联合国内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安理会的决议可以带有强制性。因此，安理会各个理事国在草拟安理会的决议时，都十分注重案文的措辞。由于各国对某一问题都有不同的考虑，因此，理事国大使们在草拟案文时都会豁出老命，争取最好的结果。到最后，一项决议便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是由你一言我一语的外交辞令拼凑而成的，不但语法狗屁不通，而且用词怪僻无比，无法破译。我国前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就在一次安理会上干脆将这种决议戏称为“天书”！
这种“天书”的确使人头痛。要读懂“天书”需要很深的“功夫”和智商。联合国维和部就曾多次抱怨，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中，关于部署、扩大或延长某一项维和行动的措辞有太多的外交辞令，到实施时很难做到“稳、准、狠”。一些出兵国亦多次要求安理会的决议做到目的、授权、任务“三明确”，以免维和士兵在执行时理解不准确而耽误了大事。这些国家的代表指出，如果某项维和行动日后真的“出事”或“出格”，根据这种模棱两可的决议进行秋后算账，恐怕都有困难。
在安理会磋商文件其实是一种多人参与的国际游戏。由于各国代表立场不同、关切不同、要求不同、水平不同、理解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玩这种文字游戏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许多时候，磋商一项巴掌大的声明稿就犹如一场“上甘岭战役”似的，各方寸土必争，围绕一个小字眼争得面红耳赤。
此外，由于起草安理会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大都需要参照以前已获通过的文本措辞，有时甚至只需要照葫芦画瓢，因此，大家每次都非常重视文件的“调门”。有了前面文件的“第一胎”，后面需要“多胎生产”的文件就自然顺利多了。难怪每个国家的大使和专家在玩此类文字游戏中，都会争个你死我活。他们常常六亲不认，也不理会所谓国家之间已有文件规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只认本国政府的最高指示。
在联合国工作的各国大使经过外交沙场上多年的“摸爬滚打”，都成了谈判文件的高手。如在安理会全体磋商中，当某国大使表示：“本代表团将把某某代表团在磋商中提出的意见或新的案文报告首都。”别以为他真的要立即报告其政府去认真研究接受，这只是缓兵之计而已，说不定他心里早已“有数”。
还有，在讨论具体决议草案时，大使们还喜欢先向对方表白一句：“本代表团有一个小小的修改意见。”别以为这真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这只是麻痹对方的“斗争意志”而已。大家一不留神，就很有可能让一项实质性的修改案文获得通过。
另外，在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上，正在作长篇解释性发言的大使在人们听得不耐烦的时候，会大声说一句“在我结束发言前，我还想强调指出……”之类的“行话”。别以为他很快就结束发言和离开席位，说不定他还要口若悬河地再讲上10分钟。
还有一种做法常让人上当受骗。在安理会激烈的磋商中，为了争取主席不要打断其发言，有些大使在争得发言权后，都会先解释一句：“我的发言将会非常简短。”别以为他真的是快说快完，很可能他的发言没完没了。
换汤不换药
1991年9月，地处中美洲的海地发生了军事政变，时任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不得不流落他乡。海地的局势也随之恶化，大批难民冒险乘船，外逃至美国。
美国对于后院起火深为担心，遂通过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推动安理会于199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向海地派遣维和行动。这项行动取名为联合国海地特派团。
后来，海地局势有所好转，一些国家认为应该逐渐缩减该特派团，并最终结束该项维和行动。美国人还真的有辙儿，为了让该项维和行动能继续进行下去，竟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即每到期满时，都设法为这项行动改取一个新的名称。结果，联合国在海地的维和行动先后换过如下的名称：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联合国海地支助团（联海支助团）、联合国海地过渡时期特派团（联海过渡团）。其中有一次还闹出过笑话。如美国人在1997年11月建议将该项维和行动改称为联合国海地民警特派团（联海民警团），谁知这个名称的缩略语(MIPONUH)据说在海地是一句骂人的话！这恐怕是美国人始料未及的。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处方”后来也被欧洲的盟友“克隆”了过去。如为了继续保持该项多国部队行动，欧洲国家便要求将联合国授权在波黑设立的多国部队两次改名，从原来的“多国稳定部队”（SFOR）摇身变成现在的“多国执行部队”（IFOR）。名称虽然改了，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队伍还是那支队伍。
总之，安理会的事儿再难，也难不倒能说会道的各国外交官。还是那句俗语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责 编：雷向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