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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例行公事一般给我们的员工开薪水，哪怕是在他们休假、不工作的时候，而对于义工，我们只是计算他们服务的时间、换算服务的价值，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这次的特别策划采访中，智联招聘首席运营官赵鹏说：
“在工作中，我们绝不让员工付出志愿者的劳动却得不到报酬，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支持社会公益、志愿服务，但是工作上没有不给薪水的志愿者，一份劳动应该有一份收获。”初听有些懵，不过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美国的观点和方式也许能帮我们打开一扇窗。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货币衡量为主要手段的价值体系中。
最近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计划”进行了一项市民对义务工作的意见研究，发现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曾参与有组织或非组织的义工服务，每人全年分别平均提供35 小时及22 小时服务，按当时香港的工资平均水平每小时港币50 元计，市民提供义工工作的经济贡献高达31 亿港元，足以购买约9 亿包即食面或兴建半条青马大桥！ 2007 年，美国6080 万16 岁以上义工在社区参与有组织的义工服务，总计工作时间约81 亿小时，创造价值超过1580 亿美元。
事实上，衡量义工活动的经济价值是为义工管理者提供一个评估义工服务价值的手段。这样的手段可以向义工组织的捐赠者、赞助者、公众以及义工本人说明义工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资金和义工服务的作用。同时也便于评估和管理义工服务项目，支出和换算成经济收益的成果可以作为义工组织、非营利组织计划义工项目的依据，可以把义工组织在义工招募、培训和支持上的投入与义工的贡献两相比较，作为管理方式的参考。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作为美国会计行业标准的制定机构，发布了若干涉及到NGO 和NPO 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要求非营利组织报告收到的捐款，包括义工服务。这意味着NGO 和NPO 需要在对外的财务报表中明示义工服务的内容。
在计算义工服务价值时容易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混淆了义工所提供的服务与义工本人所从事的工作两者之间的价值。
如果一个眼科医生免费为非营利组织做白内障检查，正确的计算方法是按照这名医生正常工作的时薪来计算。但是如果还是同一个眼科医生，而他从事的义工服务是为社区粉刷房子、陪养老院的老人下棋，这些服务的价值计算就与眼科医生工作无关，必须按照在有偿服务的情况下获得服务的相应价格来计算。
“事实上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义工岗位找到一个相应的付薪工作的转换，哪怕这名义工只是帮助大家出了个点子或者找了个人，而这也是我们的理想目标，不再仅仅使用平均数来计算。”
Susan J. Ellis 作为一个研究非营利组织义工项目的专家，在她的《成功义工项目执行者》一书说深入探讨了义工价值的计算。
“我们例行公事一般给我们的员工开薪水，哪怕是在他们休假、不工作的时候，而对于义工，我们只是计算他们服务的时间、换算服务的价值，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显然是不合理的。”
义工服务价值被量化之后，是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对非营利组织、义工团体行为的公开、透明也是一种帮助，但是，这种手段也带来了争议。且不说搜集有效数据和确定货币度量标准很困难，对于用货币衡量义工服务的价值这一行动本身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做义工本来就是发乎情的行为，用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显然让人很不舒服。作为加拿大义工组织的主席，Arden Brummell 并不赞同这样的方式，“有些人认为把义工服务做一个货币价值的体现无伤大雅，这是错误的。它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义工服务的真正价值。就像‘强制性义工服务’一样，扭曲了义工服务精神和意义。”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参与义工服务，有些人想积累经验，掌握新技能，结交新朋友，扩大人际网络以获得一份新工作或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些人只想单纯地回报社会，帮助朋友或推广一个不错的活动。这是义工服务的内在价值，都不能用钱来衡量。我们可以把这些服务的时间累加起来，获得一个总的时间，但是，我们不会再做下一步的运算。把服务时间乘以平均工资水平，这就等于认同经济手段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同时它还忽视了义工服务是无偿的这一重要事实，这么做太过简单化，也给出了危险的暗示：义工工作可以代替有偿劳动；无偿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把义工的贡献降低到小时工作制的水平，无视义工为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义工的个人感情。
义工服务的价值是什么？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如果说要用钱来衡量，恐怕大多数人会说“不”。义工服务的全部意义当然不能用钱来衡量。爱因斯坦说，不是每件可以计数的事都可以计算，不是每件可以计算的事都可以计数。正像这句话本身表现出的矛盾一样，在义工服务的价值上我们也遇到这样的矛盾。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在经济体系内，义工服务创造了价值，在经济体系外，它同样创造了价值，而这两者都是缺一不可，不可忽视。
对于国外非营利组织已经普遍采用的计算方法，Arden Brummell 也表示，“如果必须作出这样的量化，也不应该被数字所蒙蔽，毕竟，数字背后是义工服务更深刻、具体和重要的价值，这种人类价值在创造健康而富有活力的社会，这是金钱所不能度量的。”Susan J. Ellis 也认为“对于义工组织来说，无论用什么方式来计算义工服务的经济价值，千万不能认为义工为你省了钱，准确的说，是因为义工的参与，让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或者说义工使你达成了现有预算所不能达成的目标。
在这次的特别策划采访中，智联招聘首席运营官赵鹏说：
“在工作中，我们绝不让员工付出志愿者的劳动却得不到报酬，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支持社会公益、志愿服务，但是工作上没有不给薪水的志愿者，一份劳动应该有一份收获。”初听有些懵，不过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美国的观点和方式也许能帮我们打开一扇窗。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货币衡量为主要手段的价值体系中。
最近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计划”进行了一项市民对义务工作的意见研究，发现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曾参与有组织或非组织的义工服务，每人全年分别平均提供35 小时及22 小时服务，按当时香港的工资平均水平每小时港币50 元计，市民提供义工工作的经济贡献高达31 亿港元，足以购买约9 亿包即食面或兴建半条青马大桥！ 2007 年，美国6080 万16 岁以上义工在社区参与有组织的义工服务，总计工作时间约81 亿小时，创造价值超过1580 亿美元。
事实上，衡量义工活动的经济价值是为义工管理者提供一个评估义工服务价值的手段。这样的手段可以向义工组织的捐赠者、赞助者、公众以及义工本人说明义工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资金和义工服务的作用。同时也便于评估和管理义工服务项目，支出和换算成经济收益的成果可以作为义工组织、非营利组织计划义工项目的依据，可以把义工组织在义工招募、培训和支持上的投入与义工的贡献两相比较，作为管理方式的参考。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作为美国会计行业标准的制定机构，发布了若干涉及到NGO 和NPO 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要求非营利组织报告收到的捐款，包括义工服务。这意味着NGO 和NPO 需要在对外的财务报表中明示义工服务的内容。
在计算义工服务价值时容易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混淆了义工所提供的服务与义工本人所从事的工作两者之间的价值。
如果一个眼科医生免费为非营利组织做白内障检查，正确的计算方法是按照这名医生正常工作的时薪来计算。但是如果还是同一个眼科医生，而他从事的义工服务是为社区粉刷房子、陪养老院的老人下棋，这些服务的价值计算就与眼科医生工作无关，必须按照在有偿服务的情况下获得服务的相应价格来计算。
“事实上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义工岗位找到一个相应的付薪工作的转换，哪怕这名义工只是帮助大家出了个点子或者找了个人，而这也是我们的理想目标，不再仅仅使用平均数来计算。”
Susan J. Ellis 作为一个研究非营利组织义工项目的专家，在她的《成功义工项目执行者》一书说深入探讨了义工价值的计算。
“我们例行公事一般给我们的员工开薪水，哪怕是在他们休假、不工作的时候，而对于义工，我们只是计算他们服务的时间、换算服务的价值，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显然是不合理的。”
义工服务价值被量化之后，是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对非营利组织、义工团体行为的公开、透明也是一种帮助，但是，这种手段也带来了争议。且不说搜集有效数据和确定货币度量标准很困难，对于用货币衡量义工服务的价值这一行动本身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做义工本来就是发乎情的行为，用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显然让人很不舒服。作为加拿大义工组织的主席，Arden Brummell 并不赞同这样的方式，“有些人认为把义工服务做一个货币价值的体现无伤大雅，这是错误的。它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义工服务的真正价值。就像‘强制性义工服务’一样，扭曲了义工服务精神和意义。”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参与义工服务，有些人想积累经验，掌握新技能，结交新朋友，扩大人际网络以获得一份新工作或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些人只想单纯地回报社会，帮助朋友或推广一个不错的活动。这是义工服务的内在价值，都不能用钱来衡量。我们可以把这些服务的时间累加起来，获得一个总的时间，但是，我们不会再做下一步的运算。把服务时间乘以平均工资水平，这就等于认同经济手段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同时它还忽视了义工服务是无偿的这一重要事实，这么做太过简单化，也给出了危险的暗示：义工工作可以代替有偿劳动；无偿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把义工的贡献降低到小时工作制的水平，无视义工为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义工的个人感情。
义工服务的价值是什么？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如果说要用钱来衡量，恐怕大多数人会说“不”。义工服务的全部意义当然不能用钱来衡量。爱因斯坦说，不是每件可以计数的事都可以计算，不是每件可以计算的事都可以计数。正像这句话本身表现出的矛盾一样，在义工服务的价值上我们也遇到这样的矛盾。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在经济体系内，义工服务创造了价值，在经济体系外，它同样创造了价值，而这两者都是缺一不可，不可忽视。
对于国外非营利组织已经普遍采用的计算方法，Arden Brummell 也表示，“如果必须作出这样的量化，也不应该被数字所蒙蔽，毕竟，数字背后是义工服务更深刻、具体和重要的价值，这种人类价值在创造健康而富有活力的社会，这是金钱所不能度量的。”Susan J. Ellis 也认为“对于义工组织来说，无论用什么方式来计算义工服务的经济价值，千万不能认为义工为你省了钱，准确的说，是因为义工的参与，让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或者说义工使你达成了现有预算所不能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