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五十年缘于奇特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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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中注定,我会认识苗子和郁风,但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等方式圆认识之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北京当大兵的我,是做梦也做不到的。
  书信催生记忆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隔年的军队减员,向北大荒输送了一批流民和大批移民。“流民”是中央各部委及其下属部门划定的右派中的1327名,以及中央军委及其下属部门中划定右派中的97名①(其中有与我同单位的战友)。“移民”就是号称十万的全国各地的转业军官和部分士兵。军官全都是1955年“开国授衔”的第一代薪金制的职业军官。士兵到北大荒一律成为月工资29元的一级农工。
  1958年三四月间,北京的流民和移民挺进北大荒,其中的一批被分配到850农场下辖的云山畜牧场和云山水库。流民中有黄苗子,移民中有王观泉,互不相识却接近了。
  1958年秋收结束,垦区进入伐木和兴修水利阶段。云山畜牧场大部分官兵和大部分右派上山伐木,其中有苗子。当时已调到农场场部《云峰报》的我,奉命把报办到完达山。于10月23日编发了第一期《伐木专号》。正在这几天里的某日黄昏,敲门进来一位全身伐木披挂的“自卑的人”,交上一支铅笔,我一看是法国维纳斯牌的6B铅画笔。我同伐木张副总指挥(移民前,军衔:少校,军务:飞行员,时年31岁)说:准保有人来领。果然来了一位矮敦敦的中年汉子,操一口广东官话,说刚才有人交来的维纳希(斯)铅笔,希(是,以下同)我的。
  我先瞄一瞄此公当时的模样,身穿一件蓝布棉大衣,上上下下绽出棉花,不经意看,简直像件蓝花布袄。腰间束一根草绳,头戴遮耳蓝棉帽,大概太薄,外面还包了一条围脖,这副模样实在不敢恭维。张副总问他是谁?回答说,黄苗几(子)。我脱口而出,你是黄苗子啊!他回话,希的。广东人乡音中把子、此、斯,读成几、岂、希,于是维纳斯,成了维纳希,苗子也就成了苗几。就这样在政治失控的1958年在劳动强度仅次于兴修水利的伐木场我见了黄苗子先生一面。
  1958年12月22日伐木任务完成,两天后陆续撤回原单位,我再也没见苗子。1959年5月我调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见到了我已经认识的丁聪和初见的聂绀弩,说是见到了苗子。1960年初苗子调回北京。正是那一年,我和张作良(前《解放军画报》社编辑,上尉)受命去北京找郁风②,并与苗子欢乐见面。初次见面的郁风委托我们在上海望望“我的娘”。于是我们有幸拜谒了巾帼英豪陈碧岑老太。这是一缘,因为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5年冬,我和作良又因郁风来信要我去望望在哈尔滨的陈老妈妈(即陈碧岑老太),这又是一则凄凉的故事,这里是无法也不必叙述了。
  友谊因“文革”而中断。
  书有书的命运
  人有人的命运
  1986年,经过将近10年的努力,我终于出版了《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 郁达夫传》③。这,这就是我冥冥之中会认识苗子认识郁风的历史必然。但是在1986年,我和他们已经很熟了,他们却都不知我在写她的“3 Gigia” (达夫排行老三,因此郁风用日语叫他三叔)。这是我写人物传记的原则:只依靠资料,不采访家属。因此当我把达夫传交给郁风时,可以说她很吃惊。后来,我的达夫传“移地生蛋”被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出书。我写了《再版感言》寄郁风,她在回信中,对我在文中所发的牢骚和赌气,说她也有同感。那时她患重感冒“发热38度5而卧床休息,正好读了全文颇为痛快吐出了赌气的气!这气我也同样憋过的……”此信长达四页,畅快地写了她的气从何来,又为何憋了几十年也未能吐出来,结论只说了一句话达夫“太冤了,一生不断被误解直到死后”(2001年11月25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为贤者讳的社会条件,《再版感言》未能入书,只在两个刊物上披露过。郁风也谅解:“你那感言当然不能用……”但是,实际上,郁风在写心中憋气一信的两个月之前,已经为另一事憋气,给我写了三页半,又加上重达一斤的资料。信中言道:“我认为你是他的知音,唯一不知的是这一大冤。我想让你知道,基于我对你的信任和我的懒惰(指她不再想为此冤申诉——引者)我就把全部保存的原件用快邮EMS寄给你。” (2001年9月10 日)信中偶有红笔以加强语气。这就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炒歪了达夫作品和人品的“ 郁王之恋”。后来,我获得了为我于1981年出版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三版出书时,利用了她寄来的一批资料,写了《本书出版后发生的事——第三版感言》,但是此书出版于2008年6月,郁风大姐却已经谢世长达一年,她未盼到,而受书的是苗子。
  从一个电话说起
  今年1月8日苗子仙逝,痛定之余,我再次清理他俩惠寄我的十余册散文集、画册和书法集以及信件二十多通,这笔财富以短短一文是写不尽的,我只得挑选苗子在陈独秀被捕后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羁押室后他亲历,并特意为我画的一幅平面图;再挑一封苗子写他与司徒雷登关系的信,以与读者共享。
  2007年4月16日真的把我击倒:上海各报报道郁风先生去世。我来不及伤痛,第一反应是她与癌症抗衡四年以失败而告终,却也真够坚强了!她享年91岁。
  家母生于1911年长郁风5岁。我生于1932年,郁风长我17岁。家母丧于1991年,17年后郁风谢世,平日里书信电话尽管称兄道弟,但在生死之交的那一刻,让我再次体味了丧母之痛。不数日,在一个深深夜间,忽听电话铃声,我拿起听筒,听到:我是苗子,观泉吗?是的。在干什么?看闲书。咱们说说话,可以吗?好呀。也许郁风才别离苗子。这次电话不像以前的电话,苗子拨来郁风会抢几句,郁风拨来苗子会“说几句”,这次虽然不沉闷,但都离不开人生终极之题。讲啊讲啊,忽然讲到他老爹冷观公之死,那是1938年,下葬于香港西南环山临水的华人永远坟场。说他,还有尚未结婚的郁风参加了葬仪。他还风趣地说:那时郁风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代表。又说到多年后再去扫祭时,发现不远处葬着蔡元培,教育泰斗与庶民同眠,使苗子倍感欣慰(蔡元培先生1940年仙逝)。终于提到他初到上海在公安局羁押室见过陈独秀一面。这一说立即吊起我的脑神经,他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和气氛。讲得很细,使我感到很重要,我马上回话说,能不能给我画一张图?他爽快允诺。关于陈独秀,他说还有记忆(在重庆于第一时间即闻陈独秀之丧等等),可以随时想到用电话或给我写信。令我叫苦的是除了这次电话这张图,再也没有别的了。不久他住进医院,而且又进入了一个使他恼火又无奈的政治困境。   这是一张平面图,黑红双色线描,画在一张略小于A4纸的道令纸上。图面为17×16.5 公分,近正方形。图中黑线描绘的注明是“清朝道台衙门”改建的上海市公安局平面图。红线画的是二楼公安局办公室、苗子办公的监印室和各办公室的位置及陈独秀的羁押室。从图面上可看到左侧(东向)当时名黄耀祖的苗子,是从他的监印室下楼穿过空地,进入楼下的侦缉队再上楼走过道,见到了关押的陈独秀。
  现在我据图按苗子电话和图中的回忆文作一总述:
  苗子是1932年2月到的上海,正遭遇“一二八”战火。这使元月才上任的吴铁城陷在战时重建的困境,但他仍不负辛亥同盟老友黄冷观先生之托,成为苗子“终身全天候”保护人。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中共革命同路人”在自己身边跟了一阵子后,调他去公安局监印室任职。
  陈独秀是1932年10月15日被公共租界嘉兴路巡捕房捕获的,据吴铁城致南京行政院密电引渡到市局是10月18日。
  下面我将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作一约略说明并对可以定名为“陈独秀上海公安局羁押室平面图”作些考证。
  陈独秀一生被捕五次,作为中国的革命领袖无出其右;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除法国布朗基一生八次被捕入狱外,亦难找后续人。1913年在芜湖,为讨袁首次被捕;1919年在北京以五四运动领袖第二次被捕;1921、1922两次被捕于上海,是为共产党领袖。苗子看见为最后一次,他仍是领袖,却是中国共运的托洛茨基派的领袖。④ 因此苗子在平面图说明中“1931—1936年”的约数可以确定为1932年。又说“时间不久,他便获释了”有误,是离开上海被押解至国府南京。苗子这一面一图的历史价值是:“我隔铁窗看见他伏案写字”就证明在已经公开的史料上说只有到了南京才应何应钦之约,写了:“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也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独秀 ” 等字幅有误。“共党要犯”陈独秀囚在上海关押而身份公开,书法家的名声,竟大到连警察局中人也不避嫌,纷纷索求。不过在南京题在何应钦字幅上的25日,证明他关在上海共8天,10月16—17日为引渡期;10月18—24日是关押期。苗子的这幅图和连带的考证,可以直接提供今之历史档案部门追索到更详确的史料。
  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被捕时,留下了一张犯罪记录卡⑤,卡正面陈独秀像下为编号B9523.背面留有指纹。记录卡上令人注目的是他身高1.63米。这是11年前的身高,经历了因老而多病身子骨萎缩,又加地下工作的心理压力和东躲西藏的无定生活,当1932年被推入牢笼,这1.63米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形?能不令人心酸?
  陈独秀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丈夫,北京大学1924年为校庆二十五周年,推出“你心目中的中国国内或国外大人物是谁?”的民意测验,在国内大人物中,选出第一人是孙中山,第二大人物,—— 您哪,就是如今蹲住在看守所里待审的陈独秀!
  7月15日,我收到了苗子画的平面图。这一天是郁风逝世三个月的奠祭日!平面图上说明起始于“再启者”,是因为他还为我写在难得一见的黄裱笺纸上堪称书法杰作的信。
  交结司徒雷登于兵临城下
  苗子写给我的信,约十一二封(肯定昔日他所寄,多于今日我所存)。苗子的信,若愉快交流,则妙笔生花,我看了又看再想看。有一次,我在沪上旧物肆偶得一把既不新也不旧却工艺到位砂质到家的紫砂壶,即打包寄苗子。他轻松一信,“观泉兄:琐事繁忙中,奉到尊赐石瓢壶,如酷暑饮冰,心肺一爽”,还发挥道:“‘壶不必曼生’ 而曼生壶伪作充廛,唐云兄生前屡为道此……幸弟为外行人,未尝蓄壶,得未上当耳”(2002年9月16日)。郁风附信中说“这次苗子很主动写了规规矩矩两张八行书,我说‘你是不是叫人保存大书法家的手书啊?’”。若遇到实在高兴的事,会抓到什么纸就疾书。有一次我收到他写在宽75公分的一窄条宣纸上的信,真想装裱张挂生辉于蓬荜。
  苗子毕竟是闯荡在高层政治风云中的过来人,因此只要言及要事,一点也不含糊,认真对待的思绪和表达的文体都会令收信人憋着气读。一次我在《文汇报·笔会》上见《人民日报》钱江写的《进军上海途中拜会司徒雷登》,文中提到作者的父亲老报人钱辛波在其名列上国民党特工系统黑名单一事,被黄苗子获悉,他立即为钱辛波买好飞香港机票,逃离已经兵临城下的南京。我把剪报寄给了刚出院又陷入政治困境的苗子。他回信无视尺牍规范,上下无天地,左右不留白,竖写密密麻麻两页,看笔迹明显感到手在颤抖,“观泉兄,我因肾病入院已经十月有余,命得捡回来,人已九十六,颓忝一翁,已于本月初出院……某事遭人诽谤,不欲辩,亦无益。”值此艰难时刻,苗子甚至还说“……事实是传媒敢言,应是难得之举,作为现代公民,涉及自己,应能忍受。”显出“行无愧怍心常坦”之大将风度。接着就讲他营救钱辛波的事,他说“钱辛波在南京是《新民报》名记。解放前夕,许多消息都是从司徒那里得来的,(我也同辛波一起访问司徒)……” 接着苗子写出冷静的思索之后的感叹,司徒“此公很有正义感,可惜后来结局令人扼腕。这可能是当时新民主主义突然转变的预证”。 联系当时时局进展到一江之隔雄兵百万进逼石头城下,民国政府南下广州。苏联大使馆随之迁往,而美国使馆则安之若素。看来苗子的分析很大气,是有预见的。
  接着,苗子在感叹之余,写下了中国从近代向现代,到当代演绎的一个终结——
  今年“五四”,已经作出纪念,这个出自民间的、具有空前意义的运动,弯弯曲曲走了将近百年的文化运动,经过崎岖的历史道路,不知何日可以发扬光大,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啊!(2009年6月23日)
  在信的结尾,一生喜欢热热闹闹在朋友群中欢度的快乐老人,深感鲁迅所言“朋友云散尽”的寂寞无奈,“以后盼能随时通问。我一人独居,有一个护工,生活尚适。拒见一切陌生人见面,环境尚亦安静耳。每周一、三、五去医院透析。”
  不久,他再次进入了医院。
  记忆留下历史
  2010年苗子再度入院,虽然仍乐观生活,来信中说是除了手术外,“其余时间,可以读书、写字,画画,但毕竟九十七岁老汉,人说已‘接近老年痴呆症’”。但仍在记挂我,“在去年入院前,曾记得家中存有台湾杂志《传记文学》中的《陈独秀专刊》检出,准备寄兄,但磨蹭了好久未寄出。最近回家找了未见,此事十分抱歉,将来找到肯定快邮寄上。” 哪来的痴呆?信中甚至还说到他最近“三联书店陆续出了《苗老汉聊天》六厚本……兄要愿观,可以零册寄上。” 其它画册数种亦可寄奉云云。这一切,证明“人说已接近‘老年痴呆症’”是误诊,也证明他一直在关心我的写作,助我学业的成长……但是九七老翁的这封信,真正使我感动的还是下面这些话:“古人有句云:‘相见亦无事,不来长忆君’只要能通讯,‘平安二字值千金’,对老年人愿已足矣!千万珍重。”(2010年9月9日,此信日期有误,据信封邮戳寄出为2010年9月14日)催人泪下的信中之言,使我想起鲁迅书赠瞿秋白的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送此联给秋白时,鲁迅53岁,瞿秋白34岁,相差19岁。我曾顽固地认为这首寄托友情到了绝顶的对联,从任何角度应该是身处党内外困境因鲁迅而解困的瞿秋白赠给鲁迅才符合人情常理,我不仅写入拙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而且还独立成文发表此见解。我何德何能一小子与年高德劭的苗子之间亦相差19岁,我铁定认为“相见亦……常忆君”绝对应当是我献奉给黄苗子先生,才公平才合天理人意啊!
  拙文从“书信催生记忆”起兴,以“记忆留下历史”结束。我能催生多少记忆,在记忆中我又能留下几片历史?这,我很无把握。不过,我以为读者会体味出苗子还有郁风注入碎片中的史的真诚,因此而引来阅读的愉悦,那正是不算计用途的口述或信件的史的率真和魅力。
  2012年6月21日天气预报阴有雨,而这一天却是阴转晴,在太阳光照下写毕。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注释:
  ①郑加真《北大荒移民录》第119页,作家出版社 1995年10月第一版。
  ②张作良和我受黑龙江省政府“大办公室”委托设法求到郭沫若写毛泽东《沁园春·雪》书法。经丁聪建议托请郁风办,终于成功。经上海去杭州是求请大画家潘天寿一画。潘天寿先生以丈二匹宣纸画了一幅水牛画,并说不要报酬,希望能送几张经年丈二匹。
  ③拙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又上海书店出版社要我增加达夫年谱易名《颓废中隐现辉煌——郁达夫传》于2001年6月第1版。
  ④参见强重华等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6月第一版。又郅玉汝编《陈独秀年谱》,龙门书店1974年6月初版。书中不谱入1913年因反袁在芜湖被军阀捆绑一次,不认同为正式被捕。郑超麟等持此见解。
  ⑤任鸟《 陈独秀的“犯罪记录卡”》载《世纪》1994年第1期;葛庆丰 王福寿 《关于捕捉陈独秀的捕房及地点的订正》 载《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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