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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本土职业经理人董长征，是自认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市场的丰田汽车，在“召回风波”后被迫作出的人事调整，也意味着其大规模变革的序幕已经拉开。
4月，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是新财年的开始，而对加藤雅大而言，则是其收拾行囊告别中国的日子。取代其位置的北田真治常务，长期在日本总部任中国部部长，如今他还同时担任中国本部副本部长。
不过，在丰田章男主导的这场高层换血中，最引人关注的变化却是执行副总经理董长征的任命，这是丰田破天荒第一次“请”上了一位中国高管。丰田方面称，“董长征将全面负责丰田汽车在华的企业战略、政府事务、行业关系、公共关等事务”。
一位丰田员工告诉南都周刊，“所有这些人事安排都带有典型的丰田章男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丰田章男需要让中国市场的决策变得更快。
两年来，丰田中国的日子过得风雨飘摇。与竞争对手的乘风破浪相比，丰田不但难以找到强有力的“加速引擎”，还被一个接一个的召回危机搅得焦头烂额。继2009年丰田中国市场份额下降2个百分点后，2010年市场份额再度下跌至4.7%，遠远落后于大众和通用，并被日产超越。更让丰田章男寝食难安的是，中国政府和媒体一直揪着丰田质量问题的“小辫子”不放。
可能也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开这个“中国结”。董长征的副总裁职位是丰田专门增设的一个岗位，其工作职能重在“协调各方关系”。董长征也的确是一个恰当的高管人选：其履历表中，排列着合资车型项目导入、合资公司主管、政府公关等职业经历，此三项业务对于力图加快中国市场本土化进程的丰田而言，至关重要。
一位熟悉董的人士对南都周刊称，作为一个外表朴实、内里精干的业务型领导，董长征是富于职业精神的，“在中国干汽车的人，一半是官员，另一半是合资代表，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并不多，董长征算是从那个年代脱颖而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丰田一直希望在高层引进像董长征这样熟悉汽车业务、有自己真正见解的本土人才，而且为实现‘全球发展愿景’，丰田在中国的发展已进入全方位提升阶段。”丰田中国新闻发言人牛煜对南都周刊表示。
近些年，丰田在中国市场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对中国市场投入过于保守，其产品不能适应中国市场的新需求。2009年，中国实施1.6L排量购置税减半政策，结果丰田主力产品卡罗拉1.6车型排产计划过小，导致销售滑坡；去年中国豪华车市场高速增长，奥迪突破20万辆，奔驰、宝马纷纷突破10万大关，雷克萨斯却在国产问题上迟疑不决，再次坐失了良机。
召回事件更进一步暴露出丰田管理架构方面的缺陷，几乎由清一色日籍高管组成的董事会，将决策权紧紧控制在日本总部。权力中心远离市场，也让丰田在面对危机时，决策缓慢。
“丰田遇到了多层次的沟通不畅，包括公司内部以及公司与公众的沟通。有时来自较远地区的信息，需要6个月才能传达到日本总部。”在一次公开场合中，丰田章男认为这直接导致了2010年丰田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重要的汽车市场上遭受重创。
目前，丰田章男已将臃肿庞杂的董事会由27人削减至 17人，而此次中国业务的人事变动则是将决策权下沉，赋予在中国市场第一线的管理层更大的决策权，同时将更了解中国的经理人补充进管理层。
“丰田现在还是一个病人，在身体真正康复之前，她还不能跑太快。”在丰田驻中国总代表服部悦雄看来，丰田要在中国真正发力，至少还要再等两三年。不过丰田章男决意要加快这种进程。在其制定的“2015年中期举措”计划中，丰田作出了战略重心向新兴市场转移，“将中国市场销量所占比例提高到全球销量的15%”的新目标。
一个董长征的任命，并不能解决之前管理体系中的种种问题，短期内也很难在销量上体现出具体效果。但对丰田相对保守的人事体系来说，引入本土职业经理人，意味着大规模变革的序幕已经开启。
董长征
1963年生，高级工程师，曾在机械部、机械局等政府部门任职。2002年起，参与北汽控股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司战略合作的谈判； 2005年8月，担任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执行副总裁，掌管法律、公共关系、IT、行政事务四部门；2008年2月，出任克莱斯勒中国销售公司行业与政府关系总监；2011年4月，出任丰田中国执行副总经理，“负责企业战略、政府事务、行业关系和公共关系。”
4月，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是新财年的开始，而对加藤雅大而言，则是其收拾行囊告别中国的日子。取代其位置的北田真治常务，长期在日本总部任中国部部长，如今他还同时担任中国本部副本部长。
不过，在丰田章男主导的这场高层换血中，最引人关注的变化却是执行副总经理董长征的任命，这是丰田破天荒第一次“请”上了一位中国高管。丰田方面称，“董长征将全面负责丰田汽车在华的企业战略、政府事务、行业关系、公共关等事务”。
一位丰田员工告诉南都周刊，“所有这些人事安排都带有典型的丰田章男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丰田章男需要让中国市场的决策变得更快。
两年来，丰田中国的日子过得风雨飘摇。与竞争对手的乘风破浪相比，丰田不但难以找到强有力的“加速引擎”，还被一个接一个的召回危机搅得焦头烂额。继2009年丰田中国市场份额下降2个百分点后，2010年市场份额再度下跌至4.7%，遠远落后于大众和通用，并被日产超越。更让丰田章男寝食难安的是，中国政府和媒体一直揪着丰田质量问题的“小辫子”不放。
可能也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开这个“中国结”。董长征的副总裁职位是丰田专门增设的一个岗位，其工作职能重在“协调各方关系”。董长征也的确是一个恰当的高管人选：其履历表中，排列着合资车型项目导入、合资公司主管、政府公关等职业经历，此三项业务对于力图加快中国市场本土化进程的丰田而言，至关重要。
一位熟悉董的人士对南都周刊称，作为一个外表朴实、内里精干的业务型领导，董长征是富于职业精神的，“在中国干汽车的人，一半是官员，另一半是合资代表，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并不多，董长征算是从那个年代脱颖而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丰田一直希望在高层引进像董长征这样熟悉汽车业务、有自己真正见解的本土人才，而且为实现‘全球发展愿景’，丰田在中国的发展已进入全方位提升阶段。”丰田中国新闻发言人牛煜对南都周刊表示。
近些年，丰田在中国市场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对中国市场投入过于保守，其产品不能适应中国市场的新需求。2009年，中国实施1.6L排量购置税减半政策，结果丰田主力产品卡罗拉1.6车型排产计划过小，导致销售滑坡；去年中国豪华车市场高速增长，奥迪突破20万辆，奔驰、宝马纷纷突破10万大关，雷克萨斯却在国产问题上迟疑不决，再次坐失了良机。
召回事件更进一步暴露出丰田管理架构方面的缺陷，几乎由清一色日籍高管组成的董事会，将决策权紧紧控制在日本总部。权力中心远离市场，也让丰田在面对危机时，决策缓慢。
“丰田遇到了多层次的沟通不畅，包括公司内部以及公司与公众的沟通。有时来自较远地区的信息，需要6个月才能传达到日本总部。”在一次公开场合中，丰田章男认为这直接导致了2010年丰田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重要的汽车市场上遭受重创。
目前，丰田章男已将臃肿庞杂的董事会由27人削减至 17人，而此次中国业务的人事变动则是将决策权下沉，赋予在中国市场第一线的管理层更大的决策权，同时将更了解中国的经理人补充进管理层。
“丰田现在还是一个病人，在身体真正康复之前，她还不能跑太快。”在丰田驻中国总代表服部悦雄看来，丰田要在中国真正发力，至少还要再等两三年。不过丰田章男决意要加快这种进程。在其制定的“2015年中期举措”计划中，丰田作出了战略重心向新兴市场转移，“将中国市场销量所占比例提高到全球销量的15%”的新目标。
一个董长征的任命，并不能解决之前管理体系中的种种问题，短期内也很难在销量上体现出具体效果。但对丰田相对保守的人事体系来说，引入本土职业经理人，意味着大规模变革的序幕已经开启。
董长征
1963年生，高级工程师，曾在机械部、机械局等政府部门任职。2002年起，参与北汽控股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司战略合作的谈判； 2005年8月，担任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执行副总裁，掌管法律、公共关系、IT、行政事务四部门；2008年2月，出任克莱斯勒中国销售公司行业与政府关系总监；2011年4月，出任丰田中国执行副总经理，“负责企业战略、政府事务、行业关系和公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