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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埃文斯-普理查德是一位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著述丰厚、影响深远的著名社会人类学家。1937年首次出版《阿赞德人的巫术、魔谕和魔法》使他基于1926年到1930年期间三次累計长达20多个月的田野调查所写成的一部田野志专著。该著作与他与他1940年发表的《努尔人— 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后来都被视为他所处时代的人类学经典之作。他也因此被视为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学理取向上，埃文斯-普理查德不赞同诸如弗斯、哈登积极佩里·史密斯等自然科学学科转向人类学的学者们对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研究的自然科学导向，即将人类社会及其意识视为像自然现象那样按照某种自然法则运行的体系。他认为社会是一个伦理体系而非自然体系，因此人类学研究社会探寻的是社会型构而非社会过程，是模式不是科学规律，是对社会的翻译而不是解释。在他的研究实践和倡导中，特别强调对社会文化情景和意义的研究。埃文斯-普理查德与他的前辈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日常知识作为其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并预言了后来研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的发展。
这本《努尔人》是一本政治人类学的著作政治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关键路径。人类学研究政治的主题是“无政府有社会的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关心那些“无国家的社会”政治行动的基本逻辑与实践。他们特别重视所谓的“非正式制度”研究，人类学家主要关注四个方面：（1）无国家政府的社会，群体秩序如何可能；（2）在弱国家政府的社会，权力支配如何可能；（3）制度的多种形式与权力的多种表达；（4）对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反思。政治分类学区分了权力与权威的差别，权利主要表现的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权力，而权威则是与威望联系在一起的非正式权力。政治人类学也同样具有人类学的基本反思精神，在提倡自由民主的今天，急需要发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状态，让个人更多的参与到群体和国家政治生活，而人类学的政治研究就为这提供了可能的借鉴。
《努尔人》这本民族志是静态结构功能范式的经典政治人类学著作。他回答了“无国家社会的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努尔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居住在尼罗河西岸的西努尔人；另一部分是从尼罗河西岸迁向东岸的东努尔人。按一般的假定，努尔人之所以能形成政治群联盟，是因为相邻部落丁卡人的侵袭。普里查德却发现：丁卡人即使在努尔人侵扰他们时也没有攻击行为，努尔人政治联盟的形成机理是“世仇制度”。努尔人最大的政治群体是部落，部落这一群体又是由许多不同级别的裂变分支组成的，“裂变支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区划，而是具有共同社区归属的人群”。裂变分支的产生是由于男性世系的分裂造成的。世系式的宗族观与政治观发生重叠，这样裂变分支就成了具有共同主张的政治单位。努尔人好斗，常因牛发生争执，而械斗是努尔人解决争执的常用办法。个人之间的械斗而造成命案时，会很快转化为所在世系之间的血仇，并促成裂变支之间的世仇制度的形成。“世仇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部落各个社区之间一个得到认可的、经过调整的行为模式。”总之，建立在亲属世系制度、年龄组织以及努尔人特殊的生态环境基础上的世仇制度是努尔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世仇制度”表面上是政治冲突的体现，深层里却是化解社会冲突，确定社会秩序，维护系统功能的基本方式。
努尔人就这样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笔下被娓娓道来了。一个生活在尼罗河畔对牛充满无比渴望与兴趣的民族。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诧异，不仅是因为牛在这个人群中所占有的支配性地位与影响，以至于当你听到努尔人对你说“对于钱来说，不管多大数目，几磅、几十磅、几百磅，都没关系，你尽可以信任努尔人，你可以把钱留下来放心地走开，一去就是几年，然后再回来，他是不会偷的，不过，假如是一头奶牛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会感到多么地不可思议。更让你感到震慑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能在对努尔人的考察中，恰到好处地抓住“牛”这一突破口。该书的副标题是“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无疑，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是该书的两个论述中心。而串联这两个主题的线索正是“牛”。普里查德指出：努尔人之所以热心于牧业，是受到了很多兴趣的激励，这种兴趣的范围比单纯的食物需要广泛得多；牛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种支配性的价值。即这种价值是怎样与环境条件相联系的；二者结合起来对我们解释努尔人政治结构的某些特征来说有多大的帮助。认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当你从“对牛的兴趣”的前提下来看待和理解这一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时，你就会发现一切问题都变得水道渠成与迎刃而解了。于是，你也就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与赞叹普里查德先生的敏锐视野与洞察力了。或许，这正是优秀的人类学家与优秀的人类学著作之所以优秀的地方。
事实上，光是要对努尔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描述就已经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了，哪怕你已经认识到要抓住“牛的重要性”，而在努尔人中所住的时间总共也只约有一年，要对一个人群进行社会学研究，显见地就是多么地紧张，尤其是在恶劣的情况下对一个难以与之相处的人群进行研究。但是，当你看到普氏对于努尔人与牛群关系的陈述与他对努尔地区生态环境的介绍，及其通过学习努尔人的语言等对其时空观念的掌握，你就会感叹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除了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概括力外，或许他还必须是一个“自然学家”、“博物学家”、“旅行家”与弃而不舍、刨根问底的“交谈者”，或者更是一个聪明的“外交者”。关于普氏对于“努尔人与牛”、“努尔地区的生态学特征”及“努尔人的时空观念”，我不想再作相关的介绍与过多的评价，因为他确实只是在“讲述一个西方社会以外的故事”，但他的“理论目的却已经通过优美的陈述展示出来了”。
其实，该书最重要的主题是政治制度，正如普氏自己说的“政治制度是本书的主题，但是，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围绕“牛”而进行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关的环境因素了，那么，努尔人的政治制度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宽泛的政治制度是被普里查德通过三部分的内容介绍呈现出来的，一是政治制度，二是宗族制度，三是年龄组制度。 与该书第一部分、即生活方式的介绍相比，这一部分显得比较抽象，或许，更让人感到缺乏生气，至少，我的理解如此。 在我看来，这部分的叙述显得比较冗长，但如果提炼一下，我认为不论是政治制度、宗族制度，还是年龄组制度，普氏想向读者说明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两个（一）裂变：努尔人的部落分裂为各个裂变支；氏族的谱系裂变分支成为宗族；以及年龄组制度的裂变支。（二）结构上的相对性
他说：“政治意涵是相对的，政治体系乃是朝向于分裂和融合的对立趋势之间的一种均衡，即所有群体进行裂变的趋势和所有群体与同一级的裂变支相融合的趋势之间的均衡。融合趋势是努尔人政治结构的裂变特征所固有的。”同样，在宗族制度中，关于“贵族”、“外族人”以及“丁卡人”的这些称谓也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术语，是由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特定情境下，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来界定的。同样，在年龄组中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所谓的“相对性”也就是由于结构上的距离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调整。他说“年龄组制度的裂变支之间的距离因其在年龄组制度结构中的位置的不同而各异。任何两个年龄组之间的结构距离都是这两个年龄组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对其成员之间的行为的决定因素。”道理正是如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裂变”与“结构上的相对性”是政治制度、宗族制度与年龄组制度三者共有的特点，但是，“在努尔社会中，政治制度与支配氏族的宗族制度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而政治制度和年龄组制度之间则仅仅是一种联合。”
如何来理解这种区别呢？首先是因为政治裂变与宗族裂变的情形是一致的，“在部落内部，与政治裂变相对应的宗族裂变过程会在努尔人的整个氏族系统中重演出来，这个氏族系统的裂变分支是与努尔地区的政治裂变情形協调一致的。”而且，两者的裂变线路也是趋于相符的，“宗族系统与部落系统的联系意味着，由于部落分化成各个裂变分支，那么氏族也就会裂变为各个分支，而且，二者的分裂线路也趋于相符，因为亲族并不是联合性的群体，而是被包含到地方性社区里，通过这个社区而在结构上起作用……这样，部落系统引起了支配氏族的产生，把它们裂变为各个部分，并为之赋予了特有的宗族形势。”
而年龄组制度与政治、宗族制度的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裂变情况没有相关性、是各自沿着自身的系统进行的。而且在结构上，年龄组制度具有流动性，这是后两者所没有的，“年龄组制度与地域性的制度及宗族制度在一个重要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人们可以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度过一生，而在其中的结构位置却不会有任何程度上的改变。对于宗族制度来说，情况同样如此。……而一个年龄组则常常改变其在整个年龄组制度中的位置，经过相对年幼及年长的各个位置。年龄组的这种流动性是这种制度所特有的，也是其必然的特征，因为它是一种基于世代继替的制度。”
诚如普氏自己所讲的那样，关于努尔人地方性群体的特征：即结构上的相对性，实际上是所有社会群体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而在我看来（相信普氏也是这样认为的），裂变也是所有社会群体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因此，对此反复加以强调与说明似乎并无多大必要。这就是我认为该书关于政治制度部分的论述显得冗长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对于相关部落、支配氏族、年龄组的整理与描述，以及与此相关的努尔人的风俗的陈述，如同对生活方式的介绍一样，构成了本书充实而令人愉悦的画卷。比如械斗、世仇、豹皮酋长、预言家、努尔人与外族人及丁卡人的融合方式、成丁礼等等，都是相当有趣的内容。
最后对普里查德在对努尔人的考察、。尤其是对世仇制度的思考中提出的一个结论稍微讲两句，在普里查德看来，“一个裂变支的成员之间的接触越复杂多样、越频繁，其各部分之间的对立就越强烈。”他说，“不管这个结论初看起来多么违背常理，但这个结论是我们通过对构成裂变系统的事实的观察和反省而获得的。”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违背常理的结论，结构距离越近、政治关系越亲，对立反而越强烈的现象在其他社会群体中也是如此，否则，高尔基如何会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说“据我观察，亲戚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糟，因为他们比外人更了解彼此之间的丑事和荒唐事，拨弄起是非来更恶毒，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句，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大。
参考文献：
[1] 《阿赞德人的巫术、魔谕和魔法》
[2] 《努尔人— 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在学理取向上，埃文斯-普理查德不赞同诸如弗斯、哈登积极佩里·史密斯等自然科学学科转向人类学的学者们对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研究的自然科学导向，即将人类社会及其意识视为像自然现象那样按照某种自然法则运行的体系。他认为社会是一个伦理体系而非自然体系，因此人类学研究社会探寻的是社会型构而非社会过程，是模式不是科学规律，是对社会的翻译而不是解释。在他的研究实践和倡导中，特别强调对社会文化情景和意义的研究。埃文斯-普理查德与他的前辈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日常知识作为其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并预言了后来研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的发展。
这本《努尔人》是一本政治人类学的著作政治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关键路径。人类学研究政治的主题是“无政府有社会的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关心那些“无国家的社会”政治行动的基本逻辑与实践。他们特别重视所谓的“非正式制度”研究，人类学家主要关注四个方面：（1）无国家政府的社会，群体秩序如何可能；（2）在弱国家政府的社会，权力支配如何可能；（3）制度的多种形式与权力的多种表达；（4）对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反思。政治分类学区分了权力与权威的差别，权利主要表现的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权力，而权威则是与威望联系在一起的非正式权力。政治人类学也同样具有人类学的基本反思精神，在提倡自由民主的今天，急需要发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状态，让个人更多的参与到群体和国家政治生活，而人类学的政治研究就为这提供了可能的借鉴。
《努尔人》这本民族志是静态结构功能范式的经典政治人类学著作。他回答了“无国家社会的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努尔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居住在尼罗河西岸的西努尔人；另一部分是从尼罗河西岸迁向东岸的东努尔人。按一般的假定，努尔人之所以能形成政治群联盟，是因为相邻部落丁卡人的侵袭。普里查德却发现：丁卡人即使在努尔人侵扰他们时也没有攻击行为，努尔人政治联盟的形成机理是“世仇制度”。努尔人最大的政治群体是部落，部落这一群体又是由许多不同级别的裂变分支组成的，“裂变支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区划，而是具有共同社区归属的人群”。裂变分支的产生是由于男性世系的分裂造成的。世系式的宗族观与政治观发生重叠，这样裂变分支就成了具有共同主张的政治单位。努尔人好斗，常因牛发生争执，而械斗是努尔人解决争执的常用办法。个人之间的械斗而造成命案时，会很快转化为所在世系之间的血仇，并促成裂变支之间的世仇制度的形成。“世仇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部落各个社区之间一个得到认可的、经过调整的行为模式。”总之，建立在亲属世系制度、年龄组织以及努尔人特殊的生态环境基础上的世仇制度是努尔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世仇制度”表面上是政治冲突的体现，深层里却是化解社会冲突，确定社会秩序，维护系统功能的基本方式。
努尔人就这样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笔下被娓娓道来了。一个生活在尼罗河畔对牛充满无比渴望与兴趣的民族。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诧异，不仅是因为牛在这个人群中所占有的支配性地位与影响，以至于当你听到努尔人对你说“对于钱来说，不管多大数目，几磅、几十磅、几百磅，都没关系，你尽可以信任努尔人，你可以把钱留下来放心地走开，一去就是几年，然后再回来，他是不会偷的，不过，假如是一头奶牛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会感到多么地不可思议。更让你感到震慑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能在对努尔人的考察中，恰到好处地抓住“牛”这一突破口。该书的副标题是“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无疑，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是该书的两个论述中心。而串联这两个主题的线索正是“牛”。普里查德指出：努尔人之所以热心于牧业，是受到了很多兴趣的激励，这种兴趣的范围比单纯的食物需要广泛得多；牛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种支配性的价值。即这种价值是怎样与环境条件相联系的；二者结合起来对我们解释努尔人政治结构的某些特征来说有多大的帮助。认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当你从“对牛的兴趣”的前提下来看待和理解这一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时，你就会发现一切问题都变得水道渠成与迎刃而解了。于是，你也就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与赞叹普里查德先生的敏锐视野与洞察力了。或许，这正是优秀的人类学家与优秀的人类学著作之所以优秀的地方。
事实上，光是要对努尔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描述就已经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了，哪怕你已经认识到要抓住“牛的重要性”，而在努尔人中所住的时间总共也只约有一年，要对一个人群进行社会学研究，显见地就是多么地紧张，尤其是在恶劣的情况下对一个难以与之相处的人群进行研究。但是，当你看到普氏对于努尔人与牛群关系的陈述与他对努尔地区生态环境的介绍，及其通过学习努尔人的语言等对其时空观念的掌握，你就会感叹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除了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概括力外，或许他还必须是一个“自然学家”、“博物学家”、“旅行家”与弃而不舍、刨根问底的“交谈者”，或者更是一个聪明的“外交者”。关于普氏对于“努尔人与牛”、“努尔地区的生态学特征”及“努尔人的时空观念”，我不想再作相关的介绍与过多的评价，因为他确实只是在“讲述一个西方社会以外的故事”，但他的“理论目的却已经通过优美的陈述展示出来了”。
其实，该书最重要的主题是政治制度，正如普氏自己说的“政治制度是本书的主题，但是，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围绕“牛”而进行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关的环境因素了，那么，努尔人的政治制度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宽泛的政治制度是被普里查德通过三部分的内容介绍呈现出来的，一是政治制度，二是宗族制度，三是年龄组制度。 与该书第一部分、即生活方式的介绍相比，这一部分显得比较抽象，或许，更让人感到缺乏生气，至少，我的理解如此。 在我看来，这部分的叙述显得比较冗长，但如果提炼一下，我认为不论是政治制度、宗族制度，还是年龄组制度，普氏想向读者说明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两个（一）裂变：努尔人的部落分裂为各个裂变支；氏族的谱系裂变分支成为宗族；以及年龄组制度的裂变支。（二）结构上的相对性
他说：“政治意涵是相对的，政治体系乃是朝向于分裂和融合的对立趋势之间的一种均衡，即所有群体进行裂变的趋势和所有群体与同一级的裂变支相融合的趋势之间的均衡。融合趋势是努尔人政治结构的裂变特征所固有的。”同样，在宗族制度中，关于“贵族”、“外族人”以及“丁卡人”的这些称谓也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术语，是由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特定情境下，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来界定的。同样，在年龄组中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所谓的“相对性”也就是由于结构上的距离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调整。他说“年龄组制度的裂变支之间的距离因其在年龄组制度结构中的位置的不同而各异。任何两个年龄组之间的结构距离都是这两个年龄组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对其成员之间的行为的决定因素。”道理正是如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裂变”与“结构上的相对性”是政治制度、宗族制度与年龄组制度三者共有的特点，但是，“在努尔社会中，政治制度与支配氏族的宗族制度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而政治制度和年龄组制度之间则仅仅是一种联合。”
如何来理解这种区别呢？首先是因为政治裂变与宗族裂变的情形是一致的，“在部落内部，与政治裂变相对应的宗族裂变过程会在努尔人的整个氏族系统中重演出来，这个氏族系统的裂变分支是与努尔地区的政治裂变情形協调一致的。”而且，两者的裂变线路也是趋于相符的，“宗族系统与部落系统的联系意味着，由于部落分化成各个裂变分支，那么氏族也就会裂变为各个分支，而且，二者的分裂线路也趋于相符，因为亲族并不是联合性的群体，而是被包含到地方性社区里，通过这个社区而在结构上起作用……这样，部落系统引起了支配氏族的产生，把它们裂变为各个部分，并为之赋予了特有的宗族形势。”
而年龄组制度与政治、宗族制度的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裂变情况没有相关性、是各自沿着自身的系统进行的。而且在结构上，年龄组制度具有流动性，这是后两者所没有的，“年龄组制度与地域性的制度及宗族制度在一个重要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人们可以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度过一生，而在其中的结构位置却不会有任何程度上的改变。对于宗族制度来说，情况同样如此。……而一个年龄组则常常改变其在整个年龄组制度中的位置，经过相对年幼及年长的各个位置。年龄组的这种流动性是这种制度所特有的，也是其必然的特征，因为它是一种基于世代继替的制度。”
诚如普氏自己所讲的那样，关于努尔人地方性群体的特征：即结构上的相对性，实际上是所有社会群体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而在我看来（相信普氏也是这样认为的），裂变也是所有社会群体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因此，对此反复加以强调与说明似乎并无多大必要。这就是我认为该书关于政治制度部分的论述显得冗长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对于相关部落、支配氏族、年龄组的整理与描述，以及与此相关的努尔人的风俗的陈述，如同对生活方式的介绍一样，构成了本书充实而令人愉悦的画卷。比如械斗、世仇、豹皮酋长、预言家、努尔人与外族人及丁卡人的融合方式、成丁礼等等，都是相当有趣的内容。
最后对普里查德在对努尔人的考察、。尤其是对世仇制度的思考中提出的一个结论稍微讲两句，在普里查德看来，“一个裂变支的成员之间的接触越复杂多样、越频繁，其各部分之间的对立就越强烈。”他说，“不管这个结论初看起来多么违背常理，但这个结论是我们通过对构成裂变系统的事实的观察和反省而获得的。”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违背常理的结论，结构距离越近、政治关系越亲，对立反而越强烈的现象在其他社会群体中也是如此，否则，高尔基如何会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说“据我观察，亲戚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糟，因为他们比外人更了解彼此之间的丑事和荒唐事，拨弄起是非来更恶毒，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句，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大。
参考文献：
[1] 《阿赞德人的巫术、魔谕和魔法》
[2] 《努尔人— 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