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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弃》之前
《放弃》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于北京的一本非官方文学刊物，以发表小说为主。创办人一开始有逢六、大包、我，我们几个都是计委大院子弟，都是发小，后来丁天、徐星加入，或者说，徐星算不得“加入”，只是好多次商量《放弃》事宜是在徐星家。那时，徐星早已名满天下，他为我们提供场地，出主意，兼请我们吃饭喝酒，算是为我们这些后辈撑腰打气吧。
计委大院坐落在北京西郊三里河，这里是新中国许多大部委的集中地，这些部委的子弟即所谓干部子弟因了相对优越的条件（没有被灭掉的“四旧”啦、内部资料啦等等）先知先觉，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已嗅到了社会松动的气息，各种自由思想文艺创作开始活跃起来，待70年代末条件成熟，这帮人登场亮相（比如《今天》那一代诗人），由此开启了80年代所谓的“文化热”。
80年代初，我和逢六、大包还在上中学，某天在一个发小家，我们看到了一本油印杂志，就是《今天》。杂志是发小姐姐的，他姐或他姐的男朋友大概是《今天》的外围的外围，发小特别叮嘱我们杂志只能当场翻阅不能借走，还绘声绘色跟我们形容了他姐去听《今天》在八一湖畔（后来的玉渊潭公园）举行朗诵会的盛况，说不少人爬在树上，说警察便衣无数等等。那本《今天》具体什么内容现在毫无印象，但没过多久，我和逢六、大包也办起了文学刊物，那是本跨校刊物，叫《蔚蓝花》，内容多涉及早恋、抽烟、攻击老师家长等等，因为天性以及运气的原因吧，正处于青春期反叛的我们，没能加入流氓团伙，就这么投身文学了。
当年，类似的中学生“地下”文学刊物不止《蔚蓝花》，我知道的还有黄燎原、严文办的《我们》，杨葵、唐大年、苗炜等办的《何满子》，后来，作家肖复兴还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专门探讨中学生“地下文学”，里面提到《蔚蓝花》。多年以后，一本叫《大教堂》的小说在文学圈被追捧，作者是美国极简主义宗师雷蒙德·卡佛，译者肖铁，肖复兴的儿子。
1985年，我们中学毕业，《蔚蓝花》停办。逢六去了复旦数学系，我上了广院，大包上了化工学院分院。大包没上俩月，因为失恋及多门功课不及格，毅然退学并离家出走，最后落脚于江西樟树县某山村，按他离家出走时给他爹留的信里的话：“去大森林里寻那个童话般的文学梦”（大意）。
大学期间，我和黄燎原、严文一起办了两本刊物，各出了一期，一本叫《群》，一本叫《闲散的神话》。1989年严文意外死亡……
1986年夏天，离家出走半年的大包在各种压力下回到北京，不久进北京吉普汽车厂当起了电焊工，逢六1989年在离毕业还剩半年时因为实在不适应大学生活（长期旷课、缺考），终于扛不住办了个肄业也回了北京。
1989年后，也许是受了时代氛围的影响吧，大家没什么干事的热情，正好撒开了玩吧。那一阵，我和大包、逢六基本是在搓麻喝酒中度过的，也挺乐，但总觉得不是个事。
2、《放弃》
这样就到了1993年、1994年左右。那时，我从电视台离职，大包还在工厂，逢六凭借家里的关系进了物资部混日子，像青春期我们没当成流氓一样，面对下海经商大潮，我们也与做生意进而成为大款无缘，虽说流氓和大款也是我们向往的一种人生，当然，事后来看，我们这方面的向往很不真诚。
那么，继续办一本文学杂志或许是当时能够让我们觉得不再虚度光阴的一个不错选择。插一句，那些年无论我们怎么喝酒搓麻瞎胡混，写作一直没有中断。我们也投过稿，但都被退了。
在当时办杂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逢六在物资部负责打印文件一类的，他意思我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打字印刷物资部包办了，给他们同事买两条烟就行了。我还记得当时逢六说一种新的印刷法出现了，叫“轻印刷”，不用刻蜡版油印也不用铅字排版下印厂，靠电脑解决，等等。
逢六大概是我们这圈里脑子最灵的，中学时的《蔚蓝花》和现在要办的《放弃》，名字都是他起的。“蔚蓝花”来自中学时我们正看的《围城》，曹元朗的留学朋友在唐小姐面前卖弄学问，引用了“蔚蓝花”这个典故，《围城》脚注上说，这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开端的一个意象。“放弃”则是我们列了若干名字喝了无数酒讨论多次无果后，逢六说就叫“放弃”怎样？没深意，就是有力量！大家一致通过。
认识丁天、徐星也跟逢六有关，当时逢六有个半分手状态的女朋友，那女孩学医的，在朝阳医院刚工作不久，认识社会上各种人包括文艺圈的。她爱逢六，逢六半推半就，她关心逢六的一切，这样逢六以及我們办杂志的事就被她引荐到徐星那了，好像是她的一个闺蜜（当时还没这词）是个狂热的文学女青年，认识徐星。她大概说，你们想不想认识徐星？我们说想啊，逢六在一边漠无表情不置可否。
这样，在一个春天的下午，那女孩帮我们约好了，我和逢六按照地址就去徐星家拜会“文学前辈”去了。
徐星那时住在劲松小区一幢六层单元楼的半地下室，两室一个过道的小单元，好像是他父母的房子。在徐星家门口，我们瞥见一个戴眼镜的长发青年坐在小区马路牙子上抽烟，脚边一个手提纸袋，他也打量了我和逢六几眼。好像是，我和逢六摸到徐星家敲了半天门，没人，我俩也只能出门等。那年头没手机，这种情况下在门口等是常事。忘了是谁先跟谁搭讪的了，总之在徐星家门口，我和逢六结识了那位长发青年，他就是丁天。
那天在徐星家，丁天把手提袋里他的小说集分发给大家。那之后，我、逢六、丁天多次在徐星家聚，聚的由头大概是商量如何把《放弃》办好，印象中，徐星对我们自办刊物的举动很支持，也说要投稿，但最终也没投。
现在，我手头有《放弃》第一期杂志以及一二三期的电子版，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95年3月。电子版应该是被逢六加了密，打不开，现在逢六在美国靠电脑编程养家糊口，我们联系很少，我没心情特意为了解密跟他联系。
翻箱倒柜一番，我还真找到了当年丁天的那本小说集，叫《孤独与梦——丁天心理小说选》，还是正规出版物，1993年4月第一版，印数2000，作者头像俨然郭富城。这样联系在一起我就想起来了，认识丁天不是1993年就是1994年春天，不仅有这本书和《放弃》第一期为证，还因为后来在徐星家我们喝完酒看过多次1994年世界杯。 我们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去徐星家，这样聊一会，就到饭点了。聊的内容大多忘了，只记得那时徐星正在写一部长篇，名字叫《剩下的都属于你》，徐星拿出他打印的部分章节给我们看，那时还是喷墨打印，打印纸是连在一起的，记得书里徐星写了一个叫丹尼尔的老外，徐星说就是“蛋扭”谐音。徐星1989年以后去德国待过一年，这方面他说的不多，也许是我们问得不多，只记得在徐星家抽过他从国外带回来掺了东西的洋烟，抽几口就晕，丁天抽了那烟就开始话多。还记得徐星说他70年代初开始写作，那会儿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扫院子，每天兜里揣着一瓶二锅头和一个酱猪舌头，时不时喝一口吃一口，一天到晚都是晕晕乎乎的。那时在劲松徐星家附近吃饭，每次他必拎一瓶70年代产的二锅头，瓶盖都生锈了，他说是一开饭馆的朋友送的，那酒纯。一直到前两年，每次见徐星的酒局上，他必喝二锅头，有的饭馆没有，他就打发服务员去买。
在徐星家还见过一位奇人，叫路东之，写书法搞收藏，记得当时他说在人类文明之前，地球上有不少高人以及神仙，后来人类越来越“文明”，高人归隐，神仙升天离去……路东之脑门宽阔，背头，半长发，神态随和亲切，语调沉稳平静，目光坚定明亮，他说的话至少令在座的我不由得不信。后来，大约1999年，我和丁天在民族学院附近大街上还碰到一次路东之，他跟我们互问近况，跟多数这路奇人神神道道甚至疯疯癫癫的表现不同，路东之永远那么神态自若那么随和平易，再后来，大概〇几年，听说路东之去世了，好像是心梗一类，走得很急。
印象中，在徐星家的聊天经常冷场，这或许跟我们几个都是写小说的有关。据说小说家多数不善言谈，好多以沉默寡言闻名，要么就跟契诃夫一样一辈子结巴，尤其到了傍晚时分，这时大家脑子里都在转着一会去哪喝酒，但谁都不愿率先把这么低俗的想法说出来，于是冷场愈发漫长。某天的这个时候，徐星的电话响了起来，徐星哼哼哈哈地接着电话，并说“带几个朋友去”，撂下电话，说是芒克请吃饭，芒克也住劲松。
那是我第一次见芒克，好像那天我很快就喝断片了，断片前的印象是，芒克热情，能喝，也可称之豪爽吧。那天之所以迅速喝晕，除了芒克一边吆喝着“哥几个开心啊”一边频频跟我们碰杯之外，可能也跟我自报家门之后，得知芒克也是计委大院的，跟我一样也是中古友谊小学的，他爸和我爸都是计委的有关；当然因为年龄差（他比我大16岁），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毫无交集，只记得我問他当年计委大院打群架行吗？芒克大手一挥说：全灭！我之所以问这个，是据我所知，“文革”中打架出名的是海军空军总政等几个部队大院，计委大院不灵。
后来又在劲松跟芒克喝过几次，有两次喝完酒去他家打麻将，芒克家普通的三室一厅，用脏乱差形容似不为过，几乎可以随地吐痰那种，还有印象的是芒克家的烟灰缸很特别，铸铁烟缸（好像上面还有花纹）焊在一根一米来长的铁棍上，下面有抓脚，可以拎着四处移动。他家有好几个这样的烟缸，抽烟时拎着它像是手把一柄权杖，芒克说是工厂兄弟给他特制的。那年头，工人和文化人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诗人作家都是工人出身，北岛、大仙是建筑工人，阿坚是钳工，顾前是电工，芒克本人则烧过锅炉还在复兴医院看过大门。
后来，得知芒克家是个据点，当年不少诗人都在那混过。芒克说当年在他家喝酒，喝到一半张弛和在座的一个姑娘吵了起来，张弛拂袖而去，但下楼后开始在楼下狂喊姑娘名字不止，而且是歇一段喊几嗓子，直到夜深人静，搞得楼上的几位喝得心惊肉跳，芒克只能把姑娘也打发走了。还有一次张弛和多多不知因为什么事争执了起来，张弛的某句话把多多惹毛了，多多拉着张弛非要一起跳楼（芒克家好像是八层或九层），吓得张弛满屋子乱躲……张弛则说多多“丫他妈找茬打架”。张弛还说起有次去芒克家搓麻，去的时候别人送了他两条好烟，临进门他把烟藏在芒克家门口楼道的电表箱里，后半夜他一个人先撤，却发现电表箱里是空的……
《放弃》当年没什么反响，但有一事是确实的，就是《放弃》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列柜展示了半天或几天。
当年我和丁天以文会友必拎着几本《放弃》，有天我们去社科院找徐坤，当时徐坤在文坛崭露头角，似乎叫“新生代女作家”之类，那时她在社科院上班，现在好像是北京作协主席。当时好像是，丁天跟徐坤有过一面之交，但总是约不上，于是我和丁天打算“生扑”，那时没约好直接上门的“生扑”并没有那么不礼貌，至少我觉得。那天徐坤不在，我和丁天坐在她的办公室左等右等，她的同事也语焉不详，我和丁天没了耐心，走的时候在楼道里发现玻璃陈列柜的门可以打开，我们便把随身带的《放弃》有模有样依次盖在郭鲁茅巴等现代文学大师的书上……后来，还是没有反响。
丁天的家我去过几次，他和父母住一起，自己有个独立的小屋，墙上挂着张卡夫卡像，他说他经常彻夜在卡夫卡像下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力图写作，但经常一夜过去，面前的稿纸还是空白，地上一片废纸团。在他小屋卡夫卡像下我们也搓过麻，那时我们麻瘾都很大。
90年代初，北京的非官方文学刊物应该是以诗歌为主，这似乎一直如此，我的解释是，诗人爱扎堆，干事喜欢摽着干，事情的另一面就是诗人之间打架翻脸似乎也是常事；而写小说的几乎正相反，写小说的喜欢单干，几乎不交流，直到某人写出来了，大家刮目相看，然后再各自回家暗暗用功，真是难得有当年《放弃》我们几个的那种交往，恨不得天天见，一起喝酒搓麻是常事，这或许也是《放弃》持续很短就散了的原因之一？写小说的没这么玩的。当然，细想，那时维系我们的本就不是小说，就是喝酒搓麻，能玩到一起就是了。
那时，我知道的非官方刊物还有张弛、黄燎原、大仙等办的《边缘》，西川等办的《倾向》。我一直用“非官方刊物”而不用“民刊”，大概是觉得“民间”这词被用坏了，抑或是中国的民间从来是不发声的，何止中国，文学向来就是一小部分菁英的行当，千百年来，老百姓都不识字啊，中国的特色是，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菁英或叫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完全被官方垄断。
《放弃》的停办以至最终解散，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内因就是大家对择稿的要求有了分歧，都是哥们，但大家的水平和趣味不一致，那么，是“文本”第一还是朋友第一，这大概是考验很多非官方文学刊物的一个坎，于是，《放弃》出完第三期，大家开始纠结，我记得我还和丁天在他家楼下一个小饭馆里特意聊这个事，丁天大概是因为后来加入的，面对我们这个发小圈子，他似乎无话可说，他意思是自己退出最好。外因是，在纠结中很快到了1996年，那一年年底，逢六去了美国，而且是一去不返，直到前几年才每年回国露一面。然后就是1997年高峰枫也去了美国，去伯克利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也就是说，《放弃》在1995到1996年连续一共出了三期。 关于高峰枫，上文一直没有提到，这里多说几句。高峰枫是我中学时认识的，当时我们在四中办了《蔚蓝花》，黄燎原、严文在150中办了《我们》，我和严文都是计委大院的，因为严文认识了黄燎原，通过黄燎原认识了高峰枫，高峰枫和黄燎原都是新华社子弟。黄燎原介绍我们认识高峰枫，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高峰枫热爱文学而且学习极出色，例证是高峰枫1986年高考是北京市外语类第一名，现在叫“高考状元”。高峰枫上的是北大外语系。
大学时代，继续跟黄燎原他们办杂志，而且去新华社宿舍黄燎原家混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高峰枫也在，我和他很谈得来。
大学毕业，我们都散落社会，高峰枫在北大继续读研。我们办《放弃》的时候，高峰枫应该是研究生刚毕业，一边在北大干点闲活一边准备出国。那时他还写小说，而且他在北大也办了个刊物，叫《巴别塔》。我以《放弃》的名义向他约稿，他很痛快就答应了。人的天性以及后天教养的不同在高峰枫身上体现了，他也抽烟喝酒，但并不沉溺，也不搓麻，总之，他把我们吃喝玩乐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以及以后的做学问上了。
《放弃》我觉得没有鲜明的文学追求或立场，非说有的话，至少在我这儿就一条，灭掉官方杂志上的小说。但其实我及我们并非与官方对立，我们一直没间断投稿，稿费以及在所谓正规杂志上发表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是，这绝非唯一目标。想来，那时我已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个短篇，那算处女作了，但对我而言那是昙花一现，我再发表小说，又过了五六年吧，期间投稿都被退了。
3、《放弃》之后
《放弃》解散，我们的友谊一直到今天。
以下是《放弃》几位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一直断断续续写到今天；丁天也是，我俩算是唯一还在文学圈混的了，这次《西湖》约稿，我和丁天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变成历史老人啦。逢六去了美国，不再写作，搞电脑编程到今天，去年还是前年逢六回国我们喝了几次，他早就戒烟，但酒依旧凶猛，他说在美国有时空闲会看纪录片，史前动物、人类起源一类，他捏着酒杯自言自语：“你说人在这世上活这么一遭，啥意思呢？”大包继续写了几年，很快结婚生子并且进了所谓事业单位，他早就不写，而且也不看文学，他说看不进去了，这个我特能理解，像大包这种，文学只是青春期不得已的一個排泄渠道而已；高峰枫到美国后也不再写小说，他开始了他的做学问的人生，大概本世纪初，高峰枫学成归国，那时我和阿坚等人跟上班一样每晚必去新街口一家叫“天顺”的饭馆喝酒，有次我带了高峰枫去，跟往常一样，那天也是喝到后半夜不醉不归，后来高峰枫说那一夜他感觉像是“失身”了一般，对于我们这种每天大酒的生活表示惊讶，后来再有酒局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了……现在高峰枫在北大英语系教书，就我知道的，他的一个研究领域是早期基督教和《圣经》，我们好多年没见了，今年因为微信的缘由，我俩又有了联系，在微信上互问近况后，我说哪天见见？高峰枫说好啊，又说我们可否选择一种健康的方式会面，比如约在颐和园昆明湖畔散步？我说当然好啦，对于见面就是吃饭的陈规陋习我也早就厌倦，但还是因为懒吧，这场“湖畔漫步”至今也没实现；徐星的写作大概停止在十年前，十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这些年一直在拍纪录片，主题之一是访问文革中被镇压的“反革命”，他说再不记录这些人就死掉了。《剩下的都属于你》前几年最终出版了，但它的反响与1985年他出版《无主题变奏》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大概也是从《放弃》停办的1996年开始，自办文学刊物，尤其是小说类的，意义越来越不大。一方面，社会越来越多元，文学不再是主要的宣泄渠道，人们的文学热情也越来越淡；另一方面，市场化带来了新的发表途径，夺走了大量的文学资源，写作者的选择更多了，尤其是写小说的，我以为，大多数小说，天然跟大众跟市场就有亲和力，这一点与诗歌不同，对于“真正的只为小众的纯小说”，我很怀疑其必要性，当然，真能自得其乐甚至有同好欣赏，也不错，但别牛逼，不过话说回来，任何行当一旦到了“小众”的地步，倘不自觉牛逼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再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电脑网络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颠覆一切的时代，文学几乎是首当其冲被颠覆的对象，文学里的小说又尤甚，小说越来越只作为影视剧的脚本才有意义，而影视剧，正在被颠覆中。我觉得这未必是坏事。该放弃的就放弃吧。
至于我自己，我估计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简单说，习惯了。
《放弃》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于北京的一本非官方文学刊物，以发表小说为主。创办人一开始有逢六、大包、我，我们几个都是计委大院子弟，都是发小，后来丁天、徐星加入，或者说，徐星算不得“加入”，只是好多次商量《放弃》事宜是在徐星家。那时，徐星早已名满天下，他为我们提供场地，出主意，兼请我们吃饭喝酒，算是为我们这些后辈撑腰打气吧。
计委大院坐落在北京西郊三里河，这里是新中国许多大部委的集中地，这些部委的子弟即所谓干部子弟因了相对优越的条件（没有被灭掉的“四旧”啦、内部资料啦等等）先知先觉，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已嗅到了社会松动的气息，各种自由思想文艺创作开始活跃起来，待70年代末条件成熟，这帮人登场亮相（比如《今天》那一代诗人），由此开启了80年代所谓的“文化热”。
80年代初，我和逢六、大包还在上中学，某天在一个发小家，我们看到了一本油印杂志，就是《今天》。杂志是发小姐姐的，他姐或他姐的男朋友大概是《今天》的外围的外围，发小特别叮嘱我们杂志只能当场翻阅不能借走，还绘声绘色跟我们形容了他姐去听《今天》在八一湖畔（后来的玉渊潭公园）举行朗诵会的盛况，说不少人爬在树上，说警察便衣无数等等。那本《今天》具体什么内容现在毫无印象，但没过多久，我和逢六、大包也办起了文学刊物，那是本跨校刊物，叫《蔚蓝花》，内容多涉及早恋、抽烟、攻击老师家长等等，因为天性以及运气的原因吧，正处于青春期反叛的我们，没能加入流氓团伙，就这么投身文学了。
当年，类似的中学生“地下”文学刊物不止《蔚蓝花》，我知道的还有黄燎原、严文办的《我们》，杨葵、唐大年、苗炜等办的《何满子》，后来，作家肖复兴还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专门探讨中学生“地下文学”，里面提到《蔚蓝花》。多年以后，一本叫《大教堂》的小说在文学圈被追捧，作者是美国极简主义宗师雷蒙德·卡佛，译者肖铁，肖复兴的儿子。
1985年，我们中学毕业，《蔚蓝花》停办。逢六去了复旦数学系，我上了广院，大包上了化工学院分院。大包没上俩月，因为失恋及多门功课不及格，毅然退学并离家出走，最后落脚于江西樟树县某山村，按他离家出走时给他爹留的信里的话：“去大森林里寻那个童话般的文学梦”（大意）。
大学期间，我和黄燎原、严文一起办了两本刊物，各出了一期，一本叫《群》，一本叫《闲散的神话》。1989年严文意外死亡……
1986年夏天，离家出走半年的大包在各种压力下回到北京，不久进北京吉普汽车厂当起了电焊工，逢六1989年在离毕业还剩半年时因为实在不适应大学生活（长期旷课、缺考），终于扛不住办了个肄业也回了北京。
1989年后，也许是受了时代氛围的影响吧，大家没什么干事的热情，正好撒开了玩吧。那一阵，我和大包、逢六基本是在搓麻喝酒中度过的，也挺乐，但总觉得不是个事。
2、《放弃》
这样就到了1993年、1994年左右。那时，我从电视台离职，大包还在工厂，逢六凭借家里的关系进了物资部混日子，像青春期我们没当成流氓一样，面对下海经商大潮，我们也与做生意进而成为大款无缘，虽说流氓和大款也是我们向往的一种人生，当然，事后来看，我们这方面的向往很不真诚。
那么，继续办一本文学杂志或许是当时能够让我们觉得不再虚度光阴的一个不错选择。插一句，那些年无论我们怎么喝酒搓麻瞎胡混，写作一直没有中断。我们也投过稿，但都被退了。
在当时办杂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逢六在物资部负责打印文件一类的，他意思我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打字印刷物资部包办了，给他们同事买两条烟就行了。我还记得当时逢六说一种新的印刷法出现了，叫“轻印刷”，不用刻蜡版油印也不用铅字排版下印厂，靠电脑解决，等等。
逢六大概是我们这圈里脑子最灵的，中学时的《蔚蓝花》和现在要办的《放弃》，名字都是他起的。“蔚蓝花”来自中学时我们正看的《围城》，曹元朗的留学朋友在唐小姐面前卖弄学问，引用了“蔚蓝花”这个典故，《围城》脚注上说，这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开端的一个意象。“放弃”则是我们列了若干名字喝了无数酒讨论多次无果后，逢六说就叫“放弃”怎样？没深意，就是有力量！大家一致通过。
认识丁天、徐星也跟逢六有关，当时逢六有个半分手状态的女朋友，那女孩学医的，在朝阳医院刚工作不久，认识社会上各种人包括文艺圈的。她爱逢六，逢六半推半就，她关心逢六的一切，这样逢六以及我們办杂志的事就被她引荐到徐星那了，好像是她的一个闺蜜（当时还没这词）是个狂热的文学女青年，认识徐星。她大概说，你们想不想认识徐星？我们说想啊，逢六在一边漠无表情不置可否。
这样，在一个春天的下午，那女孩帮我们约好了，我和逢六按照地址就去徐星家拜会“文学前辈”去了。
徐星那时住在劲松小区一幢六层单元楼的半地下室，两室一个过道的小单元，好像是他父母的房子。在徐星家门口，我们瞥见一个戴眼镜的长发青年坐在小区马路牙子上抽烟，脚边一个手提纸袋，他也打量了我和逢六几眼。好像是，我和逢六摸到徐星家敲了半天门，没人，我俩也只能出门等。那年头没手机，这种情况下在门口等是常事。忘了是谁先跟谁搭讪的了，总之在徐星家门口，我和逢六结识了那位长发青年，他就是丁天。
那天在徐星家，丁天把手提袋里他的小说集分发给大家。那之后，我、逢六、丁天多次在徐星家聚，聚的由头大概是商量如何把《放弃》办好，印象中，徐星对我们自办刊物的举动很支持，也说要投稿，但最终也没投。
现在，我手头有《放弃》第一期杂志以及一二三期的电子版，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95年3月。电子版应该是被逢六加了密，打不开，现在逢六在美国靠电脑编程养家糊口，我们联系很少，我没心情特意为了解密跟他联系。
翻箱倒柜一番，我还真找到了当年丁天的那本小说集，叫《孤独与梦——丁天心理小说选》，还是正规出版物，1993年4月第一版，印数2000，作者头像俨然郭富城。这样联系在一起我就想起来了，认识丁天不是1993年就是1994年春天，不仅有这本书和《放弃》第一期为证，还因为后来在徐星家我们喝完酒看过多次1994年世界杯。 我们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去徐星家，这样聊一会，就到饭点了。聊的内容大多忘了，只记得那时徐星正在写一部长篇，名字叫《剩下的都属于你》，徐星拿出他打印的部分章节给我们看，那时还是喷墨打印，打印纸是连在一起的，记得书里徐星写了一个叫丹尼尔的老外，徐星说就是“蛋扭”谐音。徐星1989年以后去德国待过一年，这方面他说的不多，也许是我们问得不多，只记得在徐星家抽过他从国外带回来掺了东西的洋烟，抽几口就晕，丁天抽了那烟就开始话多。还记得徐星说他70年代初开始写作，那会儿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扫院子，每天兜里揣着一瓶二锅头和一个酱猪舌头，时不时喝一口吃一口，一天到晚都是晕晕乎乎的。那时在劲松徐星家附近吃饭，每次他必拎一瓶70年代产的二锅头，瓶盖都生锈了，他说是一开饭馆的朋友送的，那酒纯。一直到前两年，每次见徐星的酒局上，他必喝二锅头，有的饭馆没有，他就打发服务员去买。
在徐星家还见过一位奇人，叫路东之，写书法搞收藏，记得当时他说在人类文明之前，地球上有不少高人以及神仙，后来人类越来越“文明”，高人归隐，神仙升天离去……路东之脑门宽阔，背头，半长发，神态随和亲切，语调沉稳平静，目光坚定明亮，他说的话至少令在座的我不由得不信。后来，大约1999年，我和丁天在民族学院附近大街上还碰到一次路东之，他跟我们互问近况，跟多数这路奇人神神道道甚至疯疯癫癫的表现不同，路东之永远那么神态自若那么随和平易，再后来，大概〇几年，听说路东之去世了，好像是心梗一类，走得很急。
印象中，在徐星家的聊天经常冷场，这或许跟我们几个都是写小说的有关。据说小说家多数不善言谈，好多以沉默寡言闻名，要么就跟契诃夫一样一辈子结巴，尤其到了傍晚时分，这时大家脑子里都在转着一会去哪喝酒，但谁都不愿率先把这么低俗的想法说出来，于是冷场愈发漫长。某天的这个时候，徐星的电话响了起来，徐星哼哼哈哈地接着电话，并说“带几个朋友去”，撂下电话，说是芒克请吃饭，芒克也住劲松。
那是我第一次见芒克，好像那天我很快就喝断片了，断片前的印象是，芒克热情，能喝，也可称之豪爽吧。那天之所以迅速喝晕，除了芒克一边吆喝着“哥几个开心啊”一边频频跟我们碰杯之外，可能也跟我自报家门之后，得知芒克也是计委大院的，跟我一样也是中古友谊小学的，他爸和我爸都是计委的有关；当然因为年龄差（他比我大16岁），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毫无交集，只记得我問他当年计委大院打群架行吗？芒克大手一挥说：全灭！我之所以问这个，是据我所知，“文革”中打架出名的是海军空军总政等几个部队大院，计委大院不灵。
后来又在劲松跟芒克喝过几次，有两次喝完酒去他家打麻将，芒克家普通的三室一厅，用脏乱差形容似不为过，几乎可以随地吐痰那种，还有印象的是芒克家的烟灰缸很特别，铸铁烟缸（好像上面还有花纹）焊在一根一米来长的铁棍上，下面有抓脚，可以拎着四处移动。他家有好几个这样的烟缸，抽烟时拎着它像是手把一柄权杖，芒克说是工厂兄弟给他特制的。那年头，工人和文化人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诗人作家都是工人出身，北岛、大仙是建筑工人，阿坚是钳工，顾前是电工，芒克本人则烧过锅炉还在复兴医院看过大门。
后来，得知芒克家是个据点，当年不少诗人都在那混过。芒克说当年在他家喝酒，喝到一半张弛和在座的一个姑娘吵了起来，张弛拂袖而去，但下楼后开始在楼下狂喊姑娘名字不止，而且是歇一段喊几嗓子，直到夜深人静，搞得楼上的几位喝得心惊肉跳，芒克只能把姑娘也打发走了。还有一次张弛和多多不知因为什么事争执了起来，张弛的某句话把多多惹毛了，多多拉着张弛非要一起跳楼（芒克家好像是八层或九层），吓得张弛满屋子乱躲……张弛则说多多“丫他妈找茬打架”。张弛还说起有次去芒克家搓麻，去的时候别人送了他两条好烟，临进门他把烟藏在芒克家门口楼道的电表箱里，后半夜他一个人先撤，却发现电表箱里是空的……
《放弃》当年没什么反响，但有一事是确实的，就是《放弃》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列柜展示了半天或几天。
当年我和丁天以文会友必拎着几本《放弃》，有天我们去社科院找徐坤，当时徐坤在文坛崭露头角，似乎叫“新生代女作家”之类，那时她在社科院上班，现在好像是北京作协主席。当时好像是，丁天跟徐坤有过一面之交，但总是约不上，于是我和丁天打算“生扑”，那时没约好直接上门的“生扑”并没有那么不礼貌，至少我觉得。那天徐坤不在，我和丁天坐在她的办公室左等右等，她的同事也语焉不详，我和丁天没了耐心，走的时候在楼道里发现玻璃陈列柜的门可以打开，我们便把随身带的《放弃》有模有样依次盖在郭鲁茅巴等现代文学大师的书上……后来，还是没有反响。
丁天的家我去过几次，他和父母住一起，自己有个独立的小屋，墙上挂着张卡夫卡像，他说他经常彻夜在卡夫卡像下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力图写作，但经常一夜过去，面前的稿纸还是空白，地上一片废纸团。在他小屋卡夫卡像下我们也搓过麻，那时我们麻瘾都很大。
90年代初，北京的非官方文学刊物应该是以诗歌为主，这似乎一直如此，我的解释是，诗人爱扎堆，干事喜欢摽着干，事情的另一面就是诗人之间打架翻脸似乎也是常事；而写小说的几乎正相反，写小说的喜欢单干，几乎不交流，直到某人写出来了，大家刮目相看，然后再各自回家暗暗用功，真是难得有当年《放弃》我们几个的那种交往，恨不得天天见，一起喝酒搓麻是常事，这或许也是《放弃》持续很短就散了的原因之一？写小说的没这么玩的。当然，细想，那时维系我们的本就不是小说，就是喝酒搓麻，能玩到一起就是了。
那时，我知道的非官方刊物还有张弛、黄燎原、大仙等办的《边缘》，西川等办的《倾向》。我一直用“非官方刊物”而不用“民刊”，大概是觉得“民间”这词被用坏了，抑或是中国的民间从来是不发声的，何止中国，文学向来就是一小部分菁英的行当，千百年来，老百姓都不识字啊，中国的特色是，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菁英或叫知识分子的发声渠道完全被官方垄断。
《放弃》的停办以至最终解散，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内因就是大家对择稿的要求有了分歧，都是哥们，但大家的水平和趣味不一致，那么，是“文本”第一还是朋友第一，这大概是考验很多非官方文学刊物的一个坎，于是，《放弃》出完第三期，大家开始纠结，我记得我还和丁天在他家楼下一个小饭馆里特意聊这个事，丁天大概是因为后来加入的，面对我们这个发小圈子，他似乎无话可说，他意思是自己退出最好。外因是，在纠结中很快到了1996年，那一年年底，逢六去了美国，而且是一去不返，直到前几年才每年回国露一面。然后就是1997年高峰枫也去了美国，去伯克利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也就是说，《放弃》在1995到1996年连续一共出了三期。 关于高峰枫，上文一直没有提到，这里多说几句。高峰枫是我中学时认识的，当时我们在四中办了《蔚蓝花》，黄燎原、严文在150中办了《我们》，我和严文都是计委大院的，因为严文认识了黄燎原，通过黄燎原认识了高峰枫，高峰枫和黄燎原都是新华社子弟。黄燎原介绍我们认识高峰枫，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高峰枫热爱文学而且学习极出色，例证是高峰枫1986年高考是北京市外语类第一名，现在叫“高考状元”。高峰枫上的是北大外语系。
大学时代，继续跟黄燎原他们办杂志，而且去新华社宿舍黄燎原家混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高峰枫也在，我和他很谈得来。
大学毕业，我们都散落社会，高峰枫在北大继续读研。我们办《放弃》的时候，高峰枫应该是研究生刚毕业，一边在北大干点闲活一边准备出国。那时他还写小说，而且他在北大也办了个刊物，叫《巴别塔》。我以《放弃》的名义向他约稿，他很痛快就答应了。人的天性以及后天教养的不同在高峰枫身上体现了，他也抽烟喝酒，但并不沉溺，也不搓麻，总之，他把我们吃喝玩乐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以及以后的做学问上了。
《放弃》我觉得没有鲜明的文学追求或立场，非说有的话，至少在我这儿就一条，灭掉官方杂志上的小说。但其实我及我们并非与官方对立，我们一直没间断投稿，稿费以及在所谓正规杂志上发表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是，这绝非唯一目标。想来，那时我已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个短篇，那算处女作了，但对我而言那是昙花一现，我再发表小说，又过了五六年吧，期间投稿都被退了。
3、《放弃》之后
《放弃》解散，我们的友谊一直到今天。
以下是《放弃》几位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一直断断续续写到今天；丁天也是，我俩算是唯一还在文学圈混的了，这次《西湖》约稿，我和丁天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变成历史老人啦。逢六去了美国，不再写作，搞电脑编程到今天，去年还是前年逢六回国我们喝了几次，他早就戒烟，但酒依旧凶猛，他说在美国有时空闲会看纪录片，史前动物、人类起源一类，他捏着酒杯自言自语：“你说人在这世上活这么一遭，啥意思呢？”大包继续写了几年，很快结婚生子并且进了所谓事业单位，他早就不写，而且也不看文学，他说看不进去了，这个我特能理解，像大包这种，文学只是青春期不得已的一個排泄渠道而已；高峰枫到美国后也不再写小说，他开始了他的做学问的人生，大概本世纪初，高峰枫学成归国，那时我和阿坚等人跟上班一样每晚必去新街口一家叫“天顺”的饭馆喝酒，有次我带了高峰枫去，跟往常一样，那天也是喝到后半夜不醉不归，后来高峰枫说那一夜他感觉像是“失身”了一般，对于我们这种每天大酒的生活表示惊讶，后来再有酒局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了……现在高峰枫在北大英语系教书，就我知道的，他的一个研究领域是早期基督教和《圣经》，我们好多年没见了，今年因为微信的缘由，我俩又有了联系，在微信上互问近况后，我说哪天见见？高峰枫说好啊，又说我们可否选择一种健康的方式会面，比如约在颐和园昆明湖畔散步？我说当然好啦，对于见面就是吃饭的陈规陋习我也早就厌倦，但还是因为懒吧，这场“湖畔漫步”至今也没实现；徐星的写作大概停止在十年前，十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这些年一直在拍纪录片，主题之一是访问文革中被镇压的“反革命”，他说再不记录这些人就死掉了。《剩下的都属于你》前几年最终出版了，但它的反响与1985年他出版《无主题变奏》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大概也是从《放弃》停办的1996年开始，自办文学刊物，尤其是小说类的，意义越来越不大。一方面，社会越来越多元，文学不再是主要的宣泄渠道，人们的文学热情也越来越淡；另一方面，市场化带来了新的发表途径，夺走了大量的文学资源，写作者的选择更多了，尤其是写小说的，我以为，大多数小说，天然跟大众跟市场就有亲和力，这一点与诗歌不同，对于“真正的只为小众的纯小说”，我很怀疑其必要性，当然，真能自得其乐甚至有同好欣赏，也不错，但别牛逼，不过话说回来，任何行当一旦到了“小众”的地步，倘不自觉牛逼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再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电脑网络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颠覆一切的时代，文学几乎是首当其冲被颠覆的对象，文学里的小说又尤甚，小说越来越只作为影视剧的脚本才有意义，而影视剧，正在被颠覆中。我觉得这未必是坏事。该放弃的就放弃吧。
至于我自己，我估计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简单说，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