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孔乙己作为落魄读书人,在劳力、金钱和权势等方面都处在弱势地位,因此得不到主流价值观的尊重和理解。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之间产生落差的语境下,他的悲剧可谓必然。本文从孔乙己的自我身份定位出发,结合酒店众人乃至整个社会对其的态度,试图探索孔乙己的悲剧命运及背后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孔乙己;科举;知识分子;悲剧
在《孔乙己》中,鲁迅通过描写咸亨酒店里的对话与场景塑造了一个非官僚知识分子形象。其境遇折射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一落魄读书人的悲剧命运,主流社会对待末代知识分子的态度。本文从孔乙己的自我身份定位出发,结合酒店众人乃至整个社会对其的态度,试图探索孔乙己的悲剧命运及背后的社会原因。
一、孔乙己身为“第四种人”的自我认知
小说开篇介绍了鲁镇酒店的格局:“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而店面与隔壁房子之间隔着墙壁。柜台与墙壁把酒店分成了三个部分:其一是柜台内的地方,即掌柜和伙计们活动之处;其二是柜台之外,供“短衣帮”顾客站着喝酒;其三是店面隔壁的房子,这是穿长衫顾客们坐着喝酒的地方。
“穿长衫的靠‘权力’,酒店掌柜靠‘金钱’,短衣帮靠‘劳动’”,在咸亨酒店里,这三种人都各有所归,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是有文化的象征,而孔乙己是科举不第的落魄文人,因“不伦不类”而成为“第四种人”。
但孔乙己并不把自己当做边缘人物,反而,他因其“读书人”身份而自视甚高。长衫是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的士绅阶层的常服,在孔乙己眼里是为“有文化”的标志。即使“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但他依然将其穿在身上,因为这是读书人生命根基和精神追求的外在标志——孔乙己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可从此中管窥。孔乙己另外一个特征是“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这些文言词句只为知识分子理解和掌握,是他们的依靠和特殊性所在,所以即使群众听不懂,甚至以此嘲笑他,孔乙己也始终不愿舍弃这些专属读书人的语言形式。“对知识者来说,话语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在形式,话语体系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价值体系的丧失。”
客观而言,孔乙己的生存境况堪忧,但是,即便穷困潦倒,连买酒都经常要记账,他却因着读书人的身份在行動中流露出自命清高的意味。诸如向小伙计卖弄学识:“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被指偷盗时反驳道:“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可见,孔乙己始终追求着科考为官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道,纵然失败,读书人的身份也能带给孔乙己心理上的自我优越感,即使更多时候只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
二、非官僚知识分子尴尬的社会地位
孔乙己与丁举人同是读书人,但群众对其态度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丁举人们已经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令人歆羡的名利。在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下,读书作为飞黄腾达的手段,其意义在于得到“黄金屋”、“颜如玉”。“当文化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似乎有着神圣的性质,它被人尊重,被人敬畏,收到全社会的崇拜”,所以丁举人有着相当高的社会认同。但那个社会崇拜的只是权力和金钱,并不视知识为崇高,所以孔乙己这种科举考试的失意者,若还把“之乎者也”挂在嘴上,就成为了众人的笑柄。
小说中还提到了少年的伙计和几个邻舍孩子。一般而言,少年儿童的阶层尚未固化,且他们天真纯洁,与势利的成人相比,应该不会对孔乙己造成精神压抑。但是,在小说中,他们对孔乙己的态度也是令人心寒的。小伙计在咸亨酒店打工,在那种社会等级分明的氛围影响下,即使没有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人,也不会以孔乙己这样的落魄读书人为目标。所以,当孔乙己试图与小伙计讨论茴香豆的写法时,他不耐烦地说“谁要你教”。而邻舍孩子们亲近孔乙己也只是为了吃食,当孔乙己说豆已不多,孩子们便“在笑声中走散了”。
因此,在众人眼中,孔乙己既没有取得功名利禄,又没有谋生的手段,是一个无钱无势、还爱“之乎者也”的穷酸文人。甚至,有人怀疑孔乙己是否“当真读过书”,因为只尊崇权势的他们其实也分不清一个人有无真才实学。孔乙己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备尝世人冷眼。
三、结语
孔乙己虽是读书人,有着对自我身份的骄傲和认同,但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无论在劳力、金钱还是权势方面,他都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得不到主流价值观的尊重和理解。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之间产生落差的语境下,他只能在人生逼仄的空间里艰难地进行生存和维护个人尊严的困兽之斗。而在经济拮据和权势打压的双重困境下,他的悲剧可谓必然。就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评价的:“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强烈反差,集中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这便是孔乙己为代表的落魄的非官僚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
关键词:孔乙己;科举;知识分子;悲剧
在《孔乙己》中,鲁迅通过描写咸亨酒店里的对话与场景塑造了一个非官僚知识分子形象。其境遇折射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一落魄读书人的悲剧命运,主流社会对待末代知识分子的态度。本文从孔乙己的自我身份定位出发,结合酒店众人乃至整个社会对其的态度,试图探索孔乙己的悲剧命运及背后的社会原因。
一、孔乙己身为“第四种人”的自我认知
小说开篇介绍了鲁镇酒店的格局:“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而店面与隔壁房子之间隔着墙壁。柜台与墙壁把酒店分成了三个部分:其一是柜台内的地方,即掌柜和伙计们活动之处;其二是柜台之外,供“短衣帮”顾客站着喝酒;其三是店面隔壁的房子,这是穿长衫顾客们坐着喝酒的地方。
“穿长衫的靠‘权力’,酒店掌柜靠‘金钱’,短衣帮靠‘劳动’”,在咸亨酒店里,这三种人都各有所归,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是有文化的象征,而孔乙己是科举不第的落魄文人,因“不伦不类”而成为“第四种人”。
但孔乙己并不把自己当做边缘人物,反而,他因其“读书人”身份而自视甚高。长衫是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的士绅阶层的常服,在孔乙己眼里是为“有文化”的标志。即使“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但他依然将其穿在身上,因为这是读书人生命根基和精神追求的外在标志——孔乙己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可从此中管窥。孔乙己另外一个特征是“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这些文言词句只为知识分子理解和掌握,是他们的依靠和特殊性所在,所以即使群众听不懂,甚至以此嘲笑他,孔乙己也始终不愿舍弃这些专属读书人的语言形式。“对知识者来说,话语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在形式,话语体系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价值体系的丧失。”
客观而言,孔乙己的生存境况堪忧,但是,即便穷困潦倒,连买酒都经常要记账,他却因着读书人的身份在行動中流露出自命清高的意味。诸如向小伙计卖弄学识:“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被指偷盗时反驳道:“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可见,孔乙己始终追求着科考为官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道,纵然失败,读书人的身份也能带给孔乙己心理上的自我优越感,即使更多时候只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
二、非官僚知识分子尴尬的社会地位
孔乙己与丁举人同是读书人,但群众对其态度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丁举人们已经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令人歆羡的名利。在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下,读书作为飞黄腾达的手段,其意义在于得到“黄金屋”、“颜如玉”。“当文化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似乎有着神圣的性质,它被人尊重,被人敬畏,收到全社会的崇拜”,所以丁举人有着相当高的社会认同。但那个社会崇拜的只是权力和金钱,并不视知识为崇高,所以孔乙己这种科举考试的失意者,若还把“之乎者也”挂在嘴上,就成为了众人的笑柄。
小说中还提到了少年的伙计和几个邻舍孩子。一般而言,少年儿童的阶层尚未固化,且他们天真纯洁,与势利的成人相比,应该不会对孔乙己造成精神压抑。但是,在小说中,他们对孔乙己的态度也是令人心寒的。小伙计在咸亨酒店打工,在那种社会等级分明的氛围影响下,即使没有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人,也不会以孔乙己这样的落魄读书人为目标。所以,当孔乙己试图与小伙计讨论茴香豆的写法时,他不耐烦地说“谁要你教”。而邻舍孩子们亲近孔乙己也只是为了吃食,当孔乙己说豆已不多,孩子们便“在笑声中走散了”。
因此,在众人眼中,孔乙己既没有取得功名利禄,又没有谋生的手段,是一个无钱无势、还爱“之乎者也”的穷酸文人。甚至,有人怀疑孔乙己是否“当真读过书”,因为只尊崇权势的他们其实也分不清一个人有无真才实学。孔乙己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备尝世人冷眼。
三、结语
孔乙己虽是读书人,有着对自我身份的骄傲和认同,但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无论在劳力、金钱还是权势方面,他都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得不到主流价值观的尊重和理解。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之间产生落差的语境下,他只能在人生逼仄的空间里艰难地进行生存和维护个人尊严的困兽之斗。而在经济拮据和权势打压的双重困境下,他的悲剧可谓必然。就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评价的:“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强烈反差,集中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这便是孔乙己为代表的落魄的非官僚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