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厢记》与《牡丹亭》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描写爱情的佳作，被李卓吾喻为“情剧双璧”是当之无愧的。虽然红娘与春香仅是剧中的两个配角，但却都被作者塑造得有血有肉，她们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本文将对两个人物加以对比，以此展现人物性格与戏剧主题上的异同之处。
　　关键词：红娘；春香；女性意识
　　红娘与春香的身份地位是相同的，同样身为婢女，二人的性格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集中表现在活泼开朗，聪明泼辣的一面。虽然身份卑微，但其重要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她们的出现对推动情节的发展、最终促成美好姻缘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红娘是崔莺莺的贴身侍女，不仅要照顾好小姐的生活起居，还要奉老夫人之命对莺莺“行监坐守”，在莺莺的心目中，有时她就是老夫人的影子，但红娘的态度却十分明确，那就是坚决帮助崔、张促成美好姻缘。她更像一个联络人，在目睹了老夫人言而无信，使得崔、张极度痛苦后，出于内心的正义感，她挺身而出，从最初的传书递简到后来捍卫崔张爱情而正面与老夫人冲突，当莺莺在爱情上不主动时，红娘还有意识地提醒她。
　　春香是杜丽娘的贴身丫鬟，她的一切都是为服务杜丽娘而展开的，服侍杜丽娘的日常生活，陪同上学堂读书，杜丽娘读书中“如有不臻”，就要打丫头。但在陈最良授课的过程中，春香不再是一个专门捣蛋的丫鬟，而是一个活泼机灵的青春女子。春香在学堂上的“闹”，表面看似春香直接顶撞了陈最良，陈最良也在杜丽娘的帮助下惩罚了春香，但实际上杜丽娘并不想真正惩罚春香，因为她心中同样有着追求精神自由和爱情自由的美好情愫。也正是因春香提议的“游园”，才激发了杜丽娘的伤春之感，从而引发一段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至情故事。
　　文学形象有其相似性，但不可能完全相同。作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不同人物，其不同之处亦很明显。
　　首先，在思想和能力的成熟度上体现出差异，给读者的整体印象不同。红娘举止大方，聪慧细心，有知人之明，她把老夫人、莺莺和张生的性格和心理都看得明明白白，凡事都处理得妥帖而有分寸。當崔张私定终生被老夫人察觉后，正是红娘的急中生智，才让老夫人哑口无言、心服口服，最终同意了崔张的婚事。她知道莺莺既钟情于张生，又要顾念自己的尊严，她不露痕迹小心翼翼地帮助小姐。她明白张生心急如火，却又有好事多磨的尴尬处境，真诚而坦率地为他出谋划策。而春香则是青春烂漫少女的化身，在游园中，春香是兴冲冲“观之不足”，完全是个孩子。杜丽娘则“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满腹心事却无处可诉，春香完全没有察觉到小姐的情感变化，直到后来杜丽娘日渐憔悴，不是她自己说出心中的梦，春香完全没有往这方面想。她劝杜丽娘“花园以后再不要行走了”，“小姐，梦儿里事，想他怎的”等等，都刻画了春香的天真。她无法理解杜丽娘的心事，而春香天真的心飘过什么思想，杜丽娘却了如指掌。
　　其次，在人物的重要性上体现出差异，红娘要比春香的作用与存在意义重要得多。红娘一直是美好姻缘的坚定促成者。红娘是一张网，剧中各个人物都因红娘这张网而联结起来，她又直接承受着各个结点之间所产生的松、紧拉力，是崔、张之间一松一紧的直接承受者，面对各种“拉力”，红娘始终以自己的聪明机智和“第三者”的态度巧妙处理，没有红娘，或许就没有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最终结合。相比之下，春香在《牡丹亭》中的作用就远不如红娘在《西厢记》中那么突出，她是服侍杜丽娘和陪读的丫鬟，事实上也只是如此而已，她是作为杜丽娘的陪衬而存在的。她的活泼开朗，率真泼辣，追求精神自由也是属于杜丽娘的，她是杜丽娘这些层面的外化，展现着杜丽娘由于身份地位的原因而未曾展现的被压抑的一面。对于柳、杜二人的结合，也没有出多大力气，在杜丽娘的爱情上，她仅仅是发现了大花园，激起了杜丽娘心中的波澜，大多数时间下春香显得可有可无。
　　最后，虽然同为婢女，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却是不同的，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也不同。红娘的反抗是有意识的、自觉自发的行为。当觉察到崔、张二人互有情意时，便有心帮助他们促成好事。表面上是想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实际上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如果说崔、张结成了一条反封建礼教的联合，那联合的指挥者非红娘莫属。在这场反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斗争中，红娘表现出的机智勇敢，不仅高出外强中干的老夫人，也高出了张生和崔莺莺，她始终是站在反抗封建礼教的前沿的，可以说红娘的本质就是封建社会的反抗者。而春香与红娘相比，更多彰显的则是人性中的“真”与“纯”，春香没有红娘那样的圆滑与老练，她天真而单纯，她的叛逆性格来源于她天生爱美爱自由的本性。她触动杜丽娘那一句“少一个姐夫吆”完全是无意识的玩笑话，却使杜丽娘爱意萌动，梦中相会直到为情而死，为情而生，整个过程体现了杜丽娘的反抗精神与女性意识的觉醒，而春香，仅仅是个孩子。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造成红娘与春香形象差异的原因首先是戏剧冲突情节发展的需要，与作者的写作目的有关。王实甫通过红娘之口、之行直接地表达了想要说的内容，红娘就是作者的传声筒，而春香仅仅是作为杜丽娘的陪衬出现的，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故事体现着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需要春香来推动。汤显祖主张“至情论”，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崇尚个性解放，肯定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崇高，作者用春香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把男女至情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杜丽娘身上，塑造出杜丽娘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
　　更为重要的是写作时代对作家造成的定位不同，由元及明，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人”逐渐突破了僵化的封建伦常，从初期朦胧地感受到自我存在，到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再到后期积极去实现自我价值，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女性配角被一再弱化，而女主角的自我意识却在逐步增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个人意识的觉醒。《西厢记》更多的是表达“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而《牡丹亭》则特别突出了情与理的冲突，强调了情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总而言之，这是时代的选择，这种作家个人意识的觉醒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作者简介
　　魏沁琳（1992.10-），女，汉族，天津人，现就读于西北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