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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汇丰银行出售所持有的8%的上海银行的全部股权的消息，可以想象到市场上又要掀起新一轮外资是否要撤离中国的讨论，而不是汇丰在这场交易中大赚了一笔。
外资银行从未想过离开中国市场，但从市场份额来看，顶多算得上“原地踏步”。中国银监会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在华外资银行共有法人机构42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以及代表处195家，总资产规模仅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82%，这个数字的峰值曾出现在2007年，是2.38%。当然不是因为外资银行没有增速，而是国有银行盘子太大。
外资行很难与中资行“抢生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较晚—直到2007年外资银行才被允许在中国内地开展人民币业务，通过“转制”和中资银行就相同的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体竞争。在这之前，外资银行如果希望向中国的富人提供理财服务，它们通常只能在上海或北京开展业务，或者在境外为客户提供服务。
中国传统一线城市足够富有，但对外资银行而言，即便有再大热情，面对如此大的市场，所能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也有限，所以导致扩张缓慢。再加上监管层一直对外资银行业务审批持审慎态度，直接影响了外资银行的网点数量和吸收存款量，连基金代销资格也是在今年年中才获得。
现在它们有了更好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新一线城市比想象的要更富有。
来自于Wealth-X和瑞银集团发布的全球2013年亿万富翁调查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的157位亿万富豪中，有33位来自于“新一线”城市，其中，杭州亿万富翁的数量排在第4位，有12人。如果将财富标准降至千万，财富咨询公司WealthInsight的数据显示，在千万富豪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杭州以563名千万富豪的数量排名榜首。而富豪数量增速最快的城市是重庆。在2007年至2012年间，重庆千万富豪数量增长了80%。成都、福州的富豪人数在这5年间同样激增了60%。
在千万富豪数量增长最快的前十名城市中，并不包括中国的一线大城市。星展银行杭州分行，在2011年开业4个月后就达到了盈亏平衡，也被认为是与杭州地区高净值人群聚集有关。这并不新鲜，2004年，杭州首家外资银行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在进入杭州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盈利。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市场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的外汇体系和银行业体系相对封闭，所以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影响的程度远小于欧美国家。在经历了四五个月的扩张停滞之后，2009年7月开始，外资银行在华网点布局重新启动，布局城市向新一线城市转移，仅2010年一年杭州的外资银行就增加了6家。杭州的“金融街”庆春路就聚集着众多外资银行。在庆春路中河路口，与花旗银行处于同一幢大楼的，有三井住友杭州分行、东亚银行杭州分行，而汇丰银行杭州分行与花旗只隔了一个中河高架。
外资银行在选择进驻的城市时，往往考虑的不是城市的行政级别，而是经济活力和集聚效应。某一城市和区域集聚的金融机构越多，自己在未来胜出的可能性也越大。
青岛的香港路也是名副其实的“金融街”。青岛目前已经有13家外资银行先后入驻，大部分都聚集在香港路上，很多着力发展本土市场的跨国企业和寻求海外发展机会的大型中资公司都在这里落户，最新加入的一个成员是9月4日刚开业的德意志银行青岛分行，这是德银中国开设的第6家分行，其他5家分别开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
许多外资金融机构将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总部的首选地，目前重庆有外资银行分行14家，数量在中西部地区最多。星展银行重庆分行所在的渝中区，目前有12家外资银行的分行和代表处。这家来自新加坡的银行将中国西部的第一家分行设在重庆的原因是，重庆是中国内地唯一的直辖市，并正在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也是内地创新金融产品的试验区。“重庆到处都在建楼，和十年前的上海非常像。”
不是只有星展银行看到了重庆将成为中西部金融中心的潜力。渣打银行在2012年年报中提出，渣打是“少数已经深入重庆、成都及西安等内陆城市的国际银行之一”。这些西部重点城市目前的金融业态门类比较齐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小贷、担保等各类金融机构汇聚，不良资产率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能够较好地满足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和渣打银行一直坚持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战略相符。
近几年银行利润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公司业务转为个人业务，这对外资银行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它们将服务对象定位于最吸引人的细分客户群—高净值客户。尽管他们只占中国银行业个人客户的10%以下，但是他们贡献了50%甚至更高比例的个人银行业务的利润，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或利率重新选择提供更好的服务的银行，而外资银行恰好在服务和财富管理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市场经验，而且只需在一些辐射较广的核心城市设立相对较少的分支机构就可以捕捉到这一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杭州、成都和沈阳等城市，外资银行业务前景比这些城市目前财富所显示的更为光明，因为它们的辐射范围很广。
瑞银证券将杭州视为开展财富管理的理想之地。瑞银证券目前在中国有6家营业部，主要业务是500万以上的高端财富管理和投行业务，分别设在北京、上海、深圳及广州，唯一一家在新一线城市的营业部是2011年4月在杭州建立的，为的就是加大财富管理业务对长三角地区的覆盖，周边的苏州、南京和宁波同样是繁荣的工业城市，聚集了大量成功的浙商企业家。磁浮列车、城市地铁、沪杭高速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杭州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在迅速延伸。这些交通设施，将提升杭州半小时至一个小时车程的辐射范围。
人才问题也是外资银行开拓新一线市场时遇到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中西部的新一线城市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些城市人才资源与北上广相比还是比较匮乏，而且大部分新一线线城市的银行人才还是愿意选择中资银行，因为不能很好地适应外资银行文化，市场上中高层专业金融人才资源更是有限。渣打银行在中国每年的招聘规模维持在100人左右，近年来在新一线城市的招聘人数占比已经超过了整体的50%，目的就是为了新一线城市的扩张发展搭建后备人才梯队。
从长远来讲，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国内金融体系逐渐打开，中资银行的传统优势在减少，而外资银行具有优势的领域在扩大。它们可以通过存款利率上浮与中资银行争抢份额，跨境业务优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趋势，都可以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尤其是这些经济增速较快的“Rising City”，在地方经济发展上对配套的金融服务有较大的直接需求，很多金融创新业务的潜力有得挖掘，人才快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总之，外资银行的业务在中国永远不会晚，它们在“新一线”城市中还可以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外资银行从未想过离开中国市场，但从市场份额来看，顶多算得上“原地踏步”。中国银监会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在华外资银行共有法人机构42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以及代表处195家，总资产规模仅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82%，这个数字的峰值曾出现在2007年，是2.38%。当然不是因为外资银行没有增速，而是国有银行盘子太大。
外资行很难与中资行“抢生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较晚—直到2007年外资银行才被允许在中国内地开展人民币业务，通过“转制”和中资银行就相同的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体竞争。在这之前，外资银行如果希望向中国的富人提供理财服务，它们通常只能在上海或北京开展业务，或者在境外为客户提供服务。
中国传统一线城市足够富有，但对外资银行而言，即便有再大热情，面对如此大的市场，所能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也有限，所以导致扩张缓慢。再加上监管层一直对外资银行业务审批持审慎态度，直接影响了外资银行的网点数量和吸收存款量，连基金代销资格也是在今年年中才获得。
现在它们有了更好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新一线城市比想象的要更富有。
来自于Wealth-X和瑞银集团发布的全球2013年亿万富翁调查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的157位亿万富豪中，有33位来自于“新一线”城市，其中，杭州亿万富翁的数量排在第4位，有12人。如果将财富标准降至千万，财富咨询公司WealthInsight的数据显示，在千万富豪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杭州以563名千万富豪的数量排名榜首。而富豪数量增速最快的城市是重庆。在2007年至2012年间，重庆千万富豪数量增长了80%。成都、福州的富豪人数在这5年间同样激增了60%。
在千万富豪数量增长最快的前十名城市中，并不包括中国的一线大城市。星展银行杭州分行，在2011年开业4个月后就达到了盈亏平衡，也被认为是与杭州地区高净值人群聚集有关。这并不新鲜，2004年，杭州首家外资银行日本三井住友银行在进入杭州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盈利。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市场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的外汇体系和银行业体系相对封闭，所以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影响的程度远小于欧美国家。在经历了四五个月的扩张停滞之后，2009年7月开始，外资银行在华网点布局重新启动，布局城市向新一线城市转移，仅2010年一年杭州的外资银行就增加了6家。杭州的“金融街”庆春路就聚集着众多外资银行。在庆春路中河路口，与花旗银行处于同一幢大楼的，有三井住友杭州分行、东亚银行杭州分行，而汇丰银行杭州分行与花旗只隔了一个中河高架。
外资银行在选择进驻的城市时，往往考虑的不是城市的行政级别，而是经济活力和集聚效应。某一城市和区域集聚的金融机构越多，自己在未来胜出的可能性也越大。
青岛的香港路也是名副其实的“金融街”。青岛目前已经有13家外资银行先后入驻，大部分都聚集在香港路上，很多着力发展本土市场的跨国企业和寻求海外发展机会的大型中资公司都在这里落户，最新加入的一个成员是9月4日刚开业的德意志银行青岛分行，这是德银中国开设的第6家分行，其他5家分别开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
许多外资金融机构将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总部的首选地，目前重庆有外资银行分行14家，数量在中西部地区最多。星展银行重庆分行所在的渝中区，目前有12家外资银行的分行和代表处。这家来自新加坡的银行将中国西部的第一家分行设在重庆的原因是，重庆是中国内地唯一的直辖市，并正在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也是内地创新金融产品的试验区。“重庆到处都在建楼，和十年前的上海非常像。”
不是只有星展银行看到了重庆将成为中西部金融中心的潜力。渣打银行在2012年年报中提出，渣打是“少数已经深入重庆、成都及西安等内陆城市的国际银行之一”。这些西部重点城市目前的金融业态门类比较齐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小贷、担保等各类金融机构汇聚，不良资产率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能够较好地满足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和渣打银行一直坚持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战略相符。
近几年银行利润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公司业务转为个人业务，这对外资银行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它们将服务对象定位于最吸引人的细分客户群—高净值客户。尽管他们只占中国银行业个人客户的10%以下，但是他们贡献了50%甚至更高比例的个人银行业务的利润，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或利率重新选择提供更好的服务的银行，而外资银行恰好在服务和财富管理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市场经验，而且只需在一些辐射较广的核心城市设立相对较少的分支机构就可以捕捉到这一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杭州、成都和沈阳等城市，外资银行业务前景比这些城市目前财富所显示的更为光明，因为它们的辐射范围很广。
瑞银证券将杭州视为开展财富管理的理想之地。瑞银证券目前在中国有6家营业部，主要业务是500万以上的高端财富管理和投行业务，分别设在北京、上海、深圳及广州，唯一一家在新一线城市的营业部是2011年4月在杭州建立的，为的就是加大财富管理业务对长三角地区的覆盖，周边的苏州、南京和宁波同样是繁荣的工业城市，聚集了大量成功的浙商企业家。磁浮列车、城市地铁、沪杭高速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杭州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在迅速延伸。这些交通设施，将提升杭州半小时至一个小时车程的辐射范围。
人才问题也是外资银行开拓新一线市场时遇到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中西部的新一线城市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些城市人才资源与北上广相比还是比较匮乏，而且大部分新一线线城市的银行人才还是愿意选择中资银行，因为不能很好地适应外资银行文化，市场上中高层专业金融人才资源更是有限。渣打银行在中国每年的招聘规模维持在100人左右，近年来在新一线城市的招聘人数占比已经超过了整体的50%，目的就是为了新一线城市的扩张发展搭建后备人才梯队。
从长远来讲，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国内金融体系逐渐打开，中资银行的传统优势在减少，而外资银行具有优势的领域在扩大。它们可以通过存款利率上浮与中资银行争抢份额，跨境业务优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趋势，都可以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尤其是这些经济增速较快的“Rising City”，在地方经济发展上对配套的金融服务有较大的直接需求，很多金融创新业务的潜力有得挖掘，人才快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总之，外资银行的业务在中国永远不会晚，它们在“新一线”城市中还可以释放出更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