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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和陶渊明一九日闲居诗一及其父子信札合册》一以下简称合册一，纸本，书和画一共十四开，其中书法尺幅每开大约纵21.5cm，横12cm，绘画尺幅略大，原为台湾华氏家族旧藏，后归无锡博物院。从书册整体装裱情况来看，绘画与书法之间的关联并无十分严谨的逻辑顺序，应为后人重新装裱而成。
该书册的第一、二开是清代顾子长为文徵明的《九日闲居诗》补作的一幅设色小景山水画，一座院落里几株古树高耸，太湖石林立，书房矗立在庭院的中间，构成整个画面的中心。画家在技法处理中采用了兼工带写的手法，画中物象造型都极为认真细致，其中的太湖石、文房用品以及庭院里踱步的文人形象，鲜明地点出了画面的文人生活主题，四周的草编篱笆则又具有浓郁的农家气息。整幅画笔墨细腻工稳，色彩蕴藉，属于清代比较流行的江南文人画风格。画面最左侧有隶书题识：『偶得文太史和陶九日闲居诗，为之补图，乃光绪五年重九日。去太史和诗时几三百年矣。陶公之诗，太史之作，何令人仰慕如是耶。』款署『棱伽山民六十五岁记』，下钤朱文方印三方：『顾子长』『仙阶一品』『蒋翁』。该题识告诉我们，顾子长在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重九日得到文徵明的《和陶九日闲居诗》，出于仰慕与喜悦之心，颐氏补绘了这幅画作。顾子长，即顾曾寿、顾大昌，他字子长，芸台，号鞟翁，棱伽山民，今苏州人。顾氏工于书画，是清末道光至光绪年间著名的鉴藏家。俞剑华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记载：『顾大昌，字子长，自号楞伽山民，江苏苏州人。工画山水，纯用古法，取径极高，一洗时下肤浅之习。乾隆四十八年尝写李德裕见客图』。关于顾氏的姓名记载亦不一，商务版《名人书画集》第十四集，《顾子长临李德裕见客图》载： 『顾大昌字曾寿，号子长，又号古剑子，自号棱伽山民，吴人，工画山水，纯用古法，取径极高，一洗时下肤浅之习』，则棱伽山民原名顾大昌。棱伽山民的生卒年，据其所著《雪泥爪印》一文，自题光绪七年，是年六十七岁（一八八一）。以此上推则生于清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卒年不详。根据这些文献，顾子长应与顾大昌是一个人，其号有芸台、鞟翁棱伽山民等，主要活动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
画心右侧则有顾氏好友潘钟瑞（一八二二——一八九O）的楷书题识： 『昔人称文太史山园图云，位置古雅，绯娓绝伦。楞伽先生此幅直造其奥，以补写闲居诗意，殆有深相契者。抑余读东坡和陶此韵诗，当雨甚不能寐，而一篇中三言乐其云，四时靡不佳，盖心不为境累，乐不以时地易也。由是，以推画中光景，作陶公栗里观，可作文氏停云馆观亦可。己卯展重阳香禅居士识』。后钤『香禅』朱文方印。潘氏说顾氏此画深得文徵明堂奥，实为恭维之辞。根据印色和自号（潘钟瑞号『麟生』）来推断，右下角的『麟孙』朱文长方印也当为潘氏之印。潘钟瑞，原名振先，字麟生，号近僧、瘦羊、香禅，晚号香禅居士、瘦羊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诸生，太常寺博士。精篆隶、工词章，长于金石考证，所交皆当世名士。据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文日：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爱其名。露凄喧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馀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垒，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而蓬庐、菊花等物象均出现在颐氏的画作之中，说明该图应为顾氏根据陶诗文字而作，是一个图像意义上的『九日闲居诗』。
第三、四、五、六开的文字则是文徵明的行草书『九日闲居用渊明韵』，其文如下：『端居念物化，草屋秋风生。白云共东来，因之感浮名。素发已充领，世欲移聪明。穷无致用资，安事蜚英声。尘埃失故步，老大怀弱龄。菁华不复妍，白日已西倾。抚时不能忘，徙倚当前荣。寒花媚幽独，怅然伤我情。怆兹霜露早，宁知岁功成。右录呈补庵先生正之，徵明拜稿』，后无年款及文徵明本人钤印。该诗虽是文徵明写的奉和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九日闲居诗》，实际上文徵明有着一种很深的陶渊明情结，文徵明的际遇使他觉得陶渊明就是自己的异代同道与知音，以至于陶渊明的许多诗词都成为文徵明笔下的创作来源。诗中『素发已充领』『旧华不复妍，白日已西倾』等句，表达出作者因岁月无情，年华老去所生的悲怆之情。文氏在诗末注『录呈补庵先生正之』，表明此诗是写赠无锡华云的。华云（一四八八——一五六O），字从龙，号补庵居士，少颖异，能诗文，曾师事邵宝、王守仁。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进士，榷税九江。时严嵩用事，以邢部郎中乞休。华云家饶于资，晚岁仿范文正公义庄事，捐田千亩以赡族，肖先世孝子像其中。筑真休园于宅旁，法书名画充轫其中。文徵明与无锡华氏家族素多交往，其中，交往最密切者莫过于华云、华夏及华世祯。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开墨迹中，颐曾寿反复题记，可见他极其喜爱该书。第四、五开裱边顾氏用工整的楷书抄录了陶渊明的《九日闲居诗》原文，第六开裱边均有顾氏题记：『嘉靖十三年三月，陆师道为无锡华补庵跋宋拓兰亭，是年文太史六十五岁，于九月曾作绢本山水五幅。孙退谷称其极似北宋人笔。今此诗呈补庵者，无年款，观其笔意，甚苍，大约七十以后所书也。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冬日棱伽山民记』。紧接着又是两行蓝色题识：『此书原有华补庵识语及文寿承、笪江上二跋，今皆失去。其流传有绪，毛意香先生之后在毛一亭处，吴子鱼得之。今子鱼之子祥之售余云。山民又记』。这段文字极为清楚地交代了该书册的流传过程，书册最初为文徵明写给无锡华云的，后归清人毛意香。即毛怀，字士清，号意香、野鸡、铁道人等，今江苏苏州人，工书，善谈谑。彭秋士、吴时中辈皆善之。其书不下于时中，尤工题跋，毛氏主要活动于清乾隆至道光初年，他在这件作品上钤盖了『毛怀』朱文方印一枚。蓝笔题记为光绪己卯一一八七九一三月，即文尾所说： 『己卯三月坐雨无聊录』。令人不解的是，书册本幅出现了『彦冲』朱文方印，说明刘泳之（一八0九——一八四七年以后）也曾收藏过此物，严格意义来讲，非藏家不会轻易钤印于书画本幅上。刘泳之，初名刘泳，字彦冲，号梁壑寺，四川铜梁人，侨寓苏州，朱昂之弟子，工诗文，善山水、人物、花卉。顾曾寿曾师事之。 『万』字朱文方印、『梅崖藏之』朱文方印、『万中立印』白文方印、 『梅崖清福』朱文方印、 『中立』朱文长方印为晚晴藏家万中立的藏印。万中立，号梅崖，汉阳人，甲午光绪举人，收藏古彝器甚富。由是，我们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文徵明和陶渊明一九日闲居诗一及其父子信札合册》的流传过程： 文徵明书赠华补庵（一四八八——一五六O年）→笪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年，本幅『江上笪氏图书印』朱文长方印）→毕泷（一七三三——一七九七年，『太仓毕氏静逸图记』朱文方印）→毛怀（一七五三——一八二二年以后）→毛一亭→吴子鱼→吴祥之→刘泳之-顾曾寿（道光至光绪年）→万中立（光绪年间）→华绎之（一八九三——一九五六年）。在上述藏家中，华云、笪重光、毛怀、毛一亭、吴子鱼、吴祥之、顾曾寿、万中立等人皆有可靠印章和文字佐證他们和书册的关系，毕泷的藏印『太仓毕氏静逸图记』则不见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疑伪。毕泷（一七三三——一七九七年），字涧飞，号竹痴、静逸庵，今江苏太仓人。工诗、画，富收藏，遇翰墨精粹，不惜重价购藏，故多宋、元、明人珍品。
至于第一开绘画上的『惟德堂』朱文长方印，则是顾曾寿的印章，『惟德堂』造于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为顾曾寿购得，成为顾氏的私家厅堂。另，『外物不可必』朱文方印也是顾氏的印章。至于裱边上的『姜』朱文圆印、『实节』朱文方印是清初姜实节（一六四七——一七O九年）的观赏印，说明姜氏曾过目此物。姜实节，字学在，号鹤涧，山东莱阳人，居苏州。明礼科给事中，入清不仕。善书，笔势如篆籀。画法倪云林，工诗。由是可知该诗册早年过目与经手之人都相对较多。
文氏书册后是一开信札，其文日：『紫金扇牌领。贶多谢所委，拙言日一晚课上不负。徵明肃拜。口卿侍医尊契，五月朔』，确属文徵明真迹无疑，上款人为口卿侍医，与《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无甚关联，应是后世藏家将其主观装裱为一体所致。而后的七开则是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年）写给其子文元肇（一五一九——一五八七年）的信札：
连得五月初八及五月廿日书，又得廿一日奚二友寄来书，知汝在京安好，极慰。所言赎卷事，想此时已到京。其间如我所言可也。若七泉事不可为，须就与赎之为妙。昨广东潘滋兰寄汝诗二首，附知。此泰泉之门人也，京中若有广东人，便可写书复之。吴中今年雨呖时若，今田已皆耘好矣，但未知秋成何如耳？想必不至狼狈也。昨有望气人说，吴中九月有兵事，未审如何7彭至泉家，一小厮纠合数十人，亦欲如前打行事，今已报了王府尊前。对人说吴中以《水浒传》为六经，真可怪也。蔡河塘已于六月初六日到此，今在杜家园上，且闻福建倭寇颇多，必待消息平妥而行，尚有两三月也。李友松去曾寄一书，六月初三日曾寄茶叶一篓与周外郎并周屏山书，想在七月初间已到矣。惟徐同知千万寻往一见，至嘱嘱。吴亚泉不曾到我家，我亦不曾去望他。若明年秋间或得趁耳船，亦甚便也，亦未知毕如何耳？兹因申云渠家人便，草草附此。云渠不及作书，可为我上复一声。六月廿四日平安书付元肇。丁家人已归，阿郎骔帽已收之。
文元肇，又名肇祉，字基圣，号雁峰，文彭长子。十试有司不售，就选上林苑录事。诗文草隶，仿佛其父。该书信纯属父子之间的私人信函，文彭不仅教导儿子如何处理人事关系，而且亦谈及家中近来所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的是，信中谈及苏州流行《水浒传》，且人们将之当『六经』阅读，可见流传之广，影响至深。另，信中谈及的『倭寇』也是明代中后期一件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明代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一五二二——一六二0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明实录》中就曾多次记载倭寇数侵苏州的史实，文彭的书信也吻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彭书法各体兼善，且都很有功力，其草书出入于钟、王、怀素、孙过庭等，且常为其父代笔。这封草体书信书写流畅自然，带有唐人遗风，由于是家书的缘故，写的更是轻松自然。结尾没有印章，却有近代篆刻家兼书画家丁辅之（一八七九——一九四九年一）的『丁辅之曾观』的白文方印，说明该信札曾被丁氏过目。丁辅之，原名仁友，后名仁，字辅之，号鹤庐，又号守寒巢主。浙江杭州人。其家以藏书闻名海内，名印金石，代有收罗。喜篆刻，擅画花卉瓜果。另有一『刘口口秘藏章』的朱文长方印，字迹漫漶不清，难以考证。
由是，我们大抵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文徵明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及其父子信札合册》的四个部分本非一体，其中颐曾寿绘画为后补；作为主体的文徵明《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明清以来流传有绪，为真迹无疑；单独一开的文徵明信札应为散佚文氏书信的一页，与《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毫无关联；文彭信札亦是如此，总之这是一本经过多方拼凑装裱而成的册页，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书册的第一、二开是清代顾子长为文徵明的《九日闲居诗》补作的一幅设色小景山水画，一座院落里几株古树高耸，太湖石林立，书房矗立在庭院的中间，构成整个画面的中心。画家在技法处理中采用了兼工带写的手法，画中物象造型都极为认真细致，其中的太湖石、文房用品以及庭院里踱步的文人形象，鲜明地点出了画面的文人生活主题，四周的草编篱笆则又具有浓郁的农家气息。整幅画笔墨细腻工稳，色彩蕴藉，属于清代比较流行的江南文人画风格。画面最左侧有隶书题识：『偶得文太史和陶九日闲居诗，为之补图，乃光绪五年重九日。去太史和诗时几三百年矣。陶公之诗，太史之作，何令人仰慕如是耶。』款署『棱伽山民六十五岁记』，下钤朱文方印三方：『顾子长』『仙阶一品』『蒋翁』。该题识告诉我们，顾子长在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重九日得到文徵明的《和陶九日闲居诗》，出于仰慕与喜悦之心，颐氏补绘了这幅画作。顾子长，即顾曾寿、顾大昌，他字子长，芸台，号鞟翁，棱伽山民，今苏州人。顾氏工于书画，是清末道光至光绪年间著名的鉴藏家。俞剑华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记载：『顾大昌，字子长，自号楞伽山民，江苏苏州人。工画山水，纯用古法，取径极高，一洗时下肤浅之习。乾隆四十八年尝写李德裕见客图』。关于顾氏的姓名记载亦不一，商务版《名人书画集》第十四集，《顾子长临李德裕见客图》载： 『顾大昌字曾寿，号子长，又号古剑子，自号棱伽山民，吴人，工画山水，纯用古法，取径极高，一洗时下肤浅之习』，则棱伽山民原名顾大昌。棱伽山民的生卒年，据其所著《雪泥爪印》一文，自题光绪七年，是年六十七岁（一八八一）。以此上推则生于清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卒年不详。根据这些文献，顾子长应与顾大昌是一个人，其号有芸台、鞟翁棱伽山民等，主要活动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
画心右侧则有顾氏好友潘钟瑞（一八二二——一八九O）的楷书题识： 『昔人称文太史山园图云，位置古雅，绯娓绝伦。楞伽先生此幅直造其奥，以补写闲居诗意，殆有深相契者。抑余读东坡和陶此韵诗，当雨甚不能寐，而一篇中三言乐其云，四时靡不佳，盖心不为境累，乐不以时地易也。由是，以推画中光景，作陶公栗里观，可作文氏停云馆观亦可。己卯展重阳香禅居士识』。后钤『香禅』朱文方印。潘氏说顾氏此画深得文徵明堂奥，实为恭维之辞。根据印色和自号（潘钟瑞号『麟生』）来推断，右下角的『麟孙』朱文长方印也当为潘氏之印。潘钟瑞，原名振先，字麟生，号近僧、瘦羊、香禅，晚号香禅居士、瘦羊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诸生，太常寺博士。精篆隶、工词章，长于金石考证，所交皆当世名士。据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文日：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爱其名。露凄喧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馀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垒，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而蓬庐、菊花等物象均出现在颐氏的画作之中，说明该图应为顾氏根据陶诗文字而作，是一个图像意义上的『九日闲居诗』。
第三、四、五、六开的文字则是文徵明的行草书『九日闲居用渊明韵』，其文如下：『端居念物化，草屋秋风生。白云共东来，因之感浮名。素发已充领，世欲移聪明。穷无致用资，安事蜚英声。尘埃失故步，老大怀弱龄。菁华不复妍，白日已西倾。抚时不能忘，徙倚当前荣。寒花媚幽独，怅然伤我情。怆兹霜露早，宁知岁功成。右录呈补庵先生正之，徵明拜稿』，后无年款及文徵明本人钤印。该诗虽是文徵明写的奉和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九日闲居诗》，实际上文徵明有着一种很深的陶渊明情结，文徵明的际遇使他觉得陶渊明就是自己的异代同道与知音，以至于陶渊明的许多诗词都成为文徵明笔下的创作来源。诗中『素发已充领』『旧华不复妍，白日已西倾』等句，表达出作者因岁月无情，年华老去所生的悲怆之情。文氏在诗末注『录呈补庵先生正之』，表明此诗是写赠无锡华云的。华云（一四八八——一五六O），字从龙，号补庵居士，少颖异，能诗文，曾师事邵宝、王守仁。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进士，榷税九江。时严嵩用事，以邢部郎中乞休。华云家饶于资，晚岁仿范文正公义庄事，捐田千亩以赡族，肖先世孝子像其中。筑真休园于宅旁，法书名画充轫其中。文徵明与无锡华氏家族素多交往，其中，交往最密切者莫过于华云、华夏及华世祯。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开墨迹中，颐曾寿反复题记，可见他极其喜爱该书。第四、五开裱边顾氏用工整的楷书抄录了陶渊明的《九日闲居诗》原文，第六开裱边均有顾氏题记：『嘉靖十三年三月，陆师道为无锡华补庵跋宋拓兰亭，是年文太史六十五岁，于九月曾作绢本山水五幅。孙退谷称其极似北宋人笔。今此诗呈补庵者，无年款，观其笔意，甚苍，大约七十以后所书也。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冬日棱伽山民记』。紧接着又是两行蓝色题识：『此书原有华补庵识语及文寿承、笪江上二跋，今皆失去。其流传有绪，毛意香先生之后在毛一亭处，吴子鱼得之。今子鱼之子祥之售余云。山民又记』。这段文字极为清楚地交代了该书册的流传过程，书册最初为文徵明写给无锡华云的，后归清人毛意香。即毛怀，字士清，号意香、野鸡、铁道人等，今江苏苏州人，工书，善谈谑。彭秋士、吴时中辈皆善之。其书不下于时中，尤工题跋，毛氏主要活动于清乾隆至道光初年，他在这件作品上钤盖了『毛怀』朱文方印一枚。蓝笔题记为光绪己卯一一八七九一三月，即文尾所说： 『己卯三月坐雨无聊录』。令人不解的是，书册本幅出现了『彦冲』朱文方印，说明刘泳之（一八0九——一八四七年以后）也曾收藏过此物，严格意义来讲，非藏家不会轻易钤印于书画本幅上。刘泳之，初名刘泳，字彦冲，号梁壑寺，四川铜梁人，侨寓苏州，朱昂之弟子，工诗文，善山水、人物、花卉。顾曾寿曾师事之。 『万』字朱文方印、『梅崖藏之』朱文方印、『万中立印』白文方印、 『梅崖清福』朱文方印、 『中立』朱文长方印为晚晴藏家万中立的藏印。万中立，号梅崖，汉阳人，甲午光绪举人，收藏古彝器甚富。由是，我们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文徵明和陶渊明一九日闲居诗一及其父子信札合册》的流传过程： 文徵明书赠华补庵（一四八八——一五六O年）→笪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年，本幅『江上笪氏图书印』朱文长方印）→毕泷（一七三三——一七九七年，『太仓毕氏静逸图记』朱文方印）→毛怀（一七五三——一八二二年以后）→毛一亭→吴子鱼→吴祥之→刘泳之-顾曾寿（道光至光绪年）→万中立（光绪年间）→华绎之（一八九三——一九五六年）。在上述藏家中，华云、笪重光、毛怀、毛一亭、吴子鱼、吴祥之、顾曾寿、万中立等人皆有可靠印章和文字佐證他们和书册的关系，毕泷的藏印『太仓毕氏静逸图记』则不见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疑伪。毕泷（一七三三——一七九七年），字涧飞，号竹痴、静逸庵，今江苏太仓人。工诗、画，富收藏，遇翰墨精粹，不惜重价购藏，故多宋、元、明人珍品。
至于第一开绘画上的『惟德堂』朱文长方印，则是顾曾寿的印章，『惟德堂』造于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为顾曾寿购得，成为顾氏的私家厅堂。另，『外物不可必』朱文方印也是顾氏的印章。至于裱边上的『姜』朱文圆印、『实节』朱文方印是清初姜实节（一六四七——一七O九年）的观赏印，说明姜氏曾过目此物。姜实节，字学在，号鹤涧，山东莱阳人，居苏州。明礼科给事中，入清不仕。善书，笔势如篆籀。画法倪云林，工诗。由是可知该诗册早年过目与经手之人都相对较多。
文氏书册后是一开信札，其文日：『紫金扇牌领。贶多谢所委，拙言日一晚课上不负。徵明肃拜。口卿侍医尊契，五月朔』，确属文徵明真迹无疑，上款人为口卿侍医，与《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无甚关联，应是后世藏家将其主观装裱为一体所致。而后的七开则是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年）写给其子文元肇（一五一九——一五八七年）的信札：
连得五月初八及五月廿日书，又得廿一日奚二友寄来书，知汝在京安好，极慰。所言赎卷事，想此时已到京。其间如我所言可也。若七泉事不可为，须就与赎之为妙。昨广东潘滋兰寄汝诗二首，附知。此泰泉之门人也，京中若有广东人，便可写书复之。吴中今年雨呖时若，今田已皆耘好矣，但未知秋成何如耳？想必不至狼狈也。昨有望气人说，吴中九月有兵事，未审如何7彭至泉家，一小厮纠合数十人，亦欲如前打行事，今已报了王府尊前。对人说吴中以《水浒传》为六经，真可怪也。蔡河塘已于六月初六日到此，今在杜家园上，且闻福建倭寇颇多，必待消息平妥而行，尚有两三月也。李友松去曾寄一书，六月初三日曾寄茶叶一篓与周外郎并周屏山书，想在七月初间已到矣。惟徐同知千万寻往一见，至嘱嘱。吴亚泉不曾到我家，我亦不曾去望他。若明年秋间或得趁耳船，亦甚便也，亦未知毕如何耳？兹因申云渠家人便，草草附此。云渠不及作书，可为我上复一声。六月廿四日平安书付元肇。丁家人已归，阿郎骔帽已收之。
文元肇，又名肇祉，字基圣，号雁峰，文彭长子。十试有司不售，就选上林苑录事。诗文草隶，仿佛其父。该书信纯属父子之间的私人信函，文彭不仅教导儿子如何处理人事关系，而且亦谈及家中近来所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的是，信中谈及苏州流行《水浒传》，且人们将之当『六经』阅读，可见流传之广，影响至深。另，信中谈及的『倭寇』也是明代中后期一件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明代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一五二二——一六二0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明实录》中就曾多次记载倭寇数侵苏州的史实，文彭的书信也吻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彭书法各体兼善，且都很有功力，其草书出入于钟、王、怀素、孙过庭等，且常为其父代笔。这封草体书信书写流畅自然，带有唐人遗风，由于是家书的缘故，写的更是轻松自然。结尾没有印章，却有近代篆刻家兼书画家丁辅之（一八七九——一九四九年一）的『丁辅之曾观』的白文方印，说明该信札曾被丁氏过目。丁辅之，原名仁友，后名仁，字辅之，号鹤庐，又号守寒巢主。浙江杭州人。其家以藏书闻名海内，名印金石，代有收罗。喜篆刻，擅画花卉瓜果。另有一『刘口口秘藏章』的朱文长方印，字迹漫漶不清，难以考证。
由是，我们大抵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文徵明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及其父子信札合册》的四个部分本非一体，其中颐曾寿绘画为后补；作为主体的文徵明《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明清以来流传有绪，为真迹无疑；单独一开的文徵明信札应为散佚文氏书信的一页，与《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毫无关联；文彭信札亦是如此，总之这是一本经过多方拼凑装裱而成的册页，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