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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母亲认为我需要更多的男性楷模，于是决定把我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尔顿·赫施学校去。
那天，母亲开车送我去学校。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勇敢些！”可事实上，我不知道怎样做才算得上是一个男子汉，除了举手投足尽量“酷”一点以外。
我们住的是农场式房子——我那个单元里住了16个男孩。我被领去看房间，回来时，妈妈已经走了。学校的顾问极力说服了母亲，叫她连声“再见”也不要跟我说就悄然离去。
四点钟的时候，男孩子们放学回来了，他们过来看我。有个人说：“孩子，你个头真矮。”
“我喜欢他另外的那两只眼睛，”另一个人指着我的眼镜说，“也许我们该叫他‘虫眼’。”
晚饭后，我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我的室友吉姆打断了我：“如果你不想让人取笑的话，就该知道一些事情。可能会有人叫你去提一桶蒸气或找一只左手用的扳手;有时你的牙刷会不见了;还有，你最好把你的眼镜放在你看得见的地方。”
“谢谢你的提醒。”
他耸了耸肩：“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把你看做下流坯子的话，大概还得要尽快和什么人打上一架。”
我静静地坐着，琢磨着吉姆的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道：“你父亲死了，对吗？”
“是的。”
他盯着他的书：“没人想要听这种事情。”
那天晚上，我用了最大的努力去抑制自己的情绪，可还是哭了出来。
事实证明了吉姆预言的真实性。两个家伙要抢我的眼镜，我和他们打了一架。
我从来不向别人提起我的父亲，也没有谁对我说过他们失去了父母。赫施的男孩子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们不仅要克制感情，还拒绝接受我们逝世了的父母曾经活在世上这个事实。 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是“摔跤”，“摔跤”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可以有意地相互冲撞，以驱散我们心中的伤痛。
第一个春天快过去的时候，卡尼夫妇来当我们的新任监护人，他们放松了约束我们的缰绳。然而不久，家务活就没人好好干了。为此，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我发言：“如果卡尼夫妇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对我们太好了。你们当中有些家伙利用了他们的慈祥。”
就这样，我曾花了好几个月来融入这个团体，现在一下子就和他们划清界线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李、布鲁斯和吉姆正在讨论怎样度过八月漫长的下午。“我们到池塘去吧。”吉姆提议说。
“我们为什么不搞一次徒步旅行呢？”布鲁斯说，“看看我们能走到哪儿？”
“我去。”吉姆说。
“我也去。”我插嘴道。
“谁邀请你了？讨厌鬼。”李对我说。
“我要朝那边走，”布鲁斯说着向空旷的野外打了个手势，“如果谁愿意来，就跟着走;如果不愿意，那就滚吧！”他走了，吉姆和李也跟着走了。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便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
走过野花星罗棋布的草地，我们看到一条小溪。大家跳了过去，很快就来到一片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旁。“我们进去吧。”李说。我们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玉米苗很快就把我们和外界分隔开来，大概穿过了30行玉米，我们才停下来，坐到泥地上。
我随即意识到，玉米地里有某种东西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这真是一个能够瓦解个人抑制力和熔化倔强外表的地方。就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走上了通往内心世界的路，而这条通往内心世界的路，我们以前只私下里一个人单独行走。
布鲁斯第一个开口说话。“我父亲是个商人，”他说，“一天，一辆闯红灯的卡车撞到了他的汽车上，他当场就死了。那时我正在上学，他们把我叫回家去。我立刻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却万万想不到是父亲死了。”
“我爸爸死于心脏病发作。”吉姆说，“我几乎记不起他了。他走的时候我才四岁。他是一个老师。”
过了一会儿，李说：“我老爸是个木匠。有一年夏天，他用木头给我做了一辆车子。后来他得了骨癌。他本来是一个大个子，临死时却瘦弱得就像一根菜。”李凝望着玉米地的深处，他的眼睛湿润了。
大伙也都望着远处的玉米，他们脸上现出一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表情。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说话，我只听到玉米秆在沙沙作响，远远传来一只乌鸦的啼声。
布鲁斯打破了沉默，他对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们你父亲的事呢。”
“我爸爸患糖尿病已经很久了，”我慢吞吞地说道，“但夺去他生命的，是他日益衰弱的肾。一天夜里，医院把母亲叫去。我躺在床上，听到门开了，她上楼梯时的脚步声听起来是那么……悲伤，所以，我没等她说出‘你父亲去世了’这句话，就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没怎么谈到父亲死时自己的感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彼此的脸上看出来。相反，我们谈论着各自父亲的生平事迹，他们的模样，他们的职业。如果手头上有他们的相片，我们一定会拿出来给大家看。
后来，我们谈起了别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快就恢复了轻松的情绪。我们从玉米地里钻出来，沐浴在阳光下的时候，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生活中有磨难，但我们不必单独承受这些磨难。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都失去了父亲，还都需要释放随之而至的悲痛。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小溪边停下来喝水。吉姆站在我旁边，他摘下棒球帽，把水泼到脸上，用湿淋淋的手指梳理头发。他没把帽子戴回到自己头上，却伸过手来，把帽子扣在我头上。其余的人围拢在我俩的身边，我们一起跃过了小溪。在回住所的路上，我感觉到我们就像兄弟一般亲密地走着。
（史志鹏摘自《感恩父爱感恩母爱》）
那天，母亲开车送我去学校。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勇敢些！”可事实上，我不知道怎样做才算得上是一个男子汉，除了举手投足尽量“酷”一点以外。
我们住的是农场式房子——我那个单元里住了16个男孩。我被领去看房间，回来时，妈妈已经走了。学校的顾问极力说服了母亲，叫她连声“再见”也不要跟我说就悄然离去。
四点钟的时候，男孩子们放学回来了，他们过来看我。有个人说：“孩子，你个头真矮。”
“我喜欢他另外的那两只眼睛，”另一个人指着我的眼镜说，“也许我们该叫他‘虫眼’。”
晚饭后，我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我的室友吉姆打断了我：“如果你不想让人取笑的话，就该知道一些事情。可能会有人叫你去提一桶蒸气或找一只左手用的扳手;有时你的牙刷会不见了;还有，你最好把你的眼镜放在你看得见的地方。”
“谢谢你的提醒。”
他耸了耸肩：“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把你看做下流坯子的话，大概还得要尽快和什么人打上一架。”
我静静地坐着，琢磨着吉姆的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道：“你父亲死了，对吗？”
“是的。”
他盯着他的书：“没人想要听这种事情。”
那天晚上，我用了最大的努力去抑制自己的情绪，可还是哭了出来。
事实证明了吉姆预言的真实性。两个家伙要抢我的眼镜，我和他们打了一架。
我从来不向别人提起我的父亲，也没有谁对我说过他们失去了父母。赫施的男孩子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们不仅要克制感情，还拒绝接受我们逝世了的父母曾经活在世上这个事实。 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是“摔跤”，“摔跤”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可以有意地相互冲撞，以驱散我们心中的伤痛。
第一个春天快过去的时候，卡尼夫妇来当我们的新任监护人，他们放松了约束我们的缰绳。然而不久，家务活就没人好好干了。为此，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我发言：“如果卡尼夫妇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对我们太好了。你们当中有些家伙利用了他们的慈祥。”
就这样，我曾花了好几个月来融入这个团体，现在一下子就和他们划清界线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李、布鲁斯和吉姆正在讨论怎样度过八月漫长的下午。“我们到池塘去吧。”吉姆提议说。
“我们为什么不搞一次徒步旅行呢？”布鲁斯说，“看看我们能走到哪儿？”
“我去。”吉姆说。
“我也去。”我插嘴道。
“谁邀请你了？讨厌鬼。”李对我说。
“我要朝那边走，”布鲁斯说着向空旷的野外打了个手势，“如果谁愿意来，就跟着走;如果不愿意，那就滚吧！”他走了，吉姆和李也跟着走了。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便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
走过野花星罗棋布的草地，我们看到一条小溪。大家跳了过去，很快就来到一片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旁。“我们进去吧。”李说。我们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玉米苗很快就把我们和外界分隔开来，大概穿过了30行玉米，我们才停下来，坐到泥地上。
我随即意识到，玉米地里有某种东西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这真是一个能够瓦解个人抑制力和熔化倔强外表的地方。就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走上了通往内心世界的路，而这条通往内心世界的路，我们以前只私下里一个人单独行走。
布鲁斯第一个开口说话。“我父亲是个商人，”他说，“一天，一辆闯红灯的卡车撞到了他的汽车上，他当场就死了。那时我正在上学，他们把我叫回家去。我立刻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却万万想不到是父亲死了。”
“我爸爸死于心脏病发作。”吉姆说，“我几乎记不起他了。他走的时候我才四岁。他是一个老师。”
过了一会儿，李说：“我老爸是个木匠。有一年夏天，他用木头给我做了一辆车子。后来他得了骨癌。他本来是一个大个子，临死时却瘦弱得就像一根菜。”李凝望着玉米地的深处，他的眼睛湿润了。
大伙也都望着远处的玉米，他们脸上现出一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表情。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说话，我只听到玉米秆在沙沙作响，远远传来一只乌鸦的啼声。
布鲁斯打破了沉默，他对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们你父亲的事呢。”
“我爸爸患糖尿病已经很久了，”我慢吞吞地说道，“但夺去他生命的，是他日益衰弱的肾。一天夜里，医院把母亲叫去。我躺在床上，听到门开了，她上楼梯时的脚步声听起来是那么……悲伤，所以，我没等她说出‘你父亲去世了’这句话，就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没怎么谈到父亲死时自己的感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彼此的脸上看出来。相反，我们谈论着各自父亲的生平事迹，他们的模样，他们的职业。如果手头上有他们的相片，我们一定会拿出来给大家看。
后来，我们谈起了别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快就恢复了轻松的情绪。我们从玉米地里钻出来，沐浴在阳光下的时候，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生活中有磨难，但我们不必单独承受这些磨难。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都失去了父亲，还都需要释放随之而至的悲痛。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小溪边停下来喝水。吉姆站在我旁边，他摘下棒球帽，把水泼到脸上，用湿淋淋的手指梳理头发。他没把帽子戴回到自己头上，却伸过手来，把帽子扣在我头上。其余的人围拢在我俩的身边，我们一起跃过了小溪。在回住所的路上，我感觉到我们就像兄弟一般亲密地走着。
（史志鹏摘自《感恩父爱感恩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