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3月，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以往的经典作品中选出了孙悟空、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6个形象重新创作系列影片，其中的葫芦兄弟还要开拍真人版电影，这些影片将于2014年陆续和观众见面。
美影厂想用重拍经典的方式再现辉煌，是否又是一次徒劳的努力？
其实这样的尝试不是第一次。2012年新年刚过，经由重新剪辑配音制作的3D版《大闹天宫》在影院上线，官方数据说票房收入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而熟悉动画电影行业的人则认为真实的票房数据不会超过2000万元，这才勉强能够抵消美国3D制作公司高昂的制作费用。
美影厂曾经代表中国动画的最高水准，也有过至今无法复制的辉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于1957年，从正式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作为全国唯一一家美术片制片厂而存在。美影厂曾经集合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动画人才，用国家投入的方式缔造了中国动画史上30多年的辉煌。制作了《骄傲的将军》《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充满中国元素但又风格各异的影片。这些动画片的设计和制作水平在当时的国际上都是一流的水准，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和少年，甚至成为现在已经成年的中国人一种共同的童年回忆。
从美影厂内部看，从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结束，曾经造就美影厂辉煌的核心因素逐步消失，体制内经营方式的惯性反而在面对市场时成为负累。
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的10年，整个中国文化娱乐产业也进入了最为低谷的10年。市场的竞争环境更是发生巨变，美影厂和国内动画行业面对的是经过数十年市场化历练、有成熟工业化生产标准和完整产业链的西方动漫产业。
同时，美影厂一直面临着这个行业共同面对的问题：资金短缺、编剧短缺、制作人才短缺，播放平台短缺等等难题。这个行业里的人都明白，如果不是国家扶持，美影厂也许很难坚持到今天。更糟的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市场化冲击时领导的决策失误，美影厂背负了将近5000万元的债务。债务问题让美影无法像它的老东家上影集团那样迅速有效地进行市场化的体制变革。
当振兴中国的动画产业作为一句举国口号被提出来的时候，人们开始不断回忆中国动画片最好的时代。探究美影厂兴衰的脉络其实也是检视中国动画电影的历史，它遇到的困境也是中国动画的集体困境。
辉煌的源头：人才云集老美影
体制曾给了美影厂成功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回看历史，老一代动画人对于动画纯粹的热爱、专一，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和对创新的执着，也许才是中国动画在当年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根本。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于1957年，但美影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东北。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从长春迁到了东北兴山，为了补充人才，东影厂开始在当地招收培训班的学员，并在那一年成立了美术股。
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的主要任务是拍摄民主东北的纪录片，记录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部队在全国的节节胜利。“东影”美术股的主要工作是为纪录片配画地图，以图像的方式讲解解放军打到了哪里，国民党失掉了什么城市。
那时东影还没有自己的专业美术人才，影片中动画和地图的制作主要依赖一位日本撤退时留在长春满洲印画株式会社的日本技术人员，他中文名叫方明。今年已经80岁的段孝萱便是在那时考入培训班进入了美术股，当时她只有14岁，一个人从家里偷跑出来报名，在选拔的考试上唱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培训班为期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大家跟着方明学习最基本的动画知识，从在白纸上描线、素描到在当时被称为“明片”的赛璐珞片（一种早期胶片）上进行上色，还包括动画的拍摄手法，不分昼夜。
给明片上色是十分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需要专用的颜料。但因为战争时期供应困难，所有的颜料都需要自己调配。段孝萱介绍颜色调配的原料比例需要根据气候的不同有所加减，不然颜色会干裂或是过于黏稠，影响拍摄，所以一定需要一个温湿度计。
“当时东北的战事刚结束，生活用品严重缺乏。”段孝萱说，“作为技术负责人的方明就到哈尔滨去淘旧货，千辛万苦找到一个，结果湿度计上用于测量的像头发丝一样的东西坏掉了。方明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有着一头金色长发的俄罗斯女郎，上前跟人家讨了一根头发，我们才算有了一个湿度计。”
随着培训班的结束，东影厂开始制作最早的两部动画短片—《皇帝梦》和《瓮中捉鳖》，用来讽刺当时的国民党。
这两部影片虽然在技术上还十分简单，但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48年，东影厂搬回长春，随着人才的不断扩充，美术股也升级为美术片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召开全国文艺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美术片组要为新中国的儿童服务，并且把美术片组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当时香港的进步漫画家盛特伟也特意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盛特伟是香港的地下党，回北京之后因为身份暴露无法再回到香港，就接受了美术组的领导工作，他后来也成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大家都称他为特伟。
1949年3月，特伟带着美术组的18位工作人员来到了上海，段孝萱也是其中的一位。当时的上海刚经过一次大的轰炸袭击，有些破败和萧条，但上海独特的精致和洋气还是让这些初来的年轻人新奇不已。
上海文化界的朋友常常带他们去看各种类型的戏剧和欧美引进的动画片，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和上海市文化部部长夏衍也给了很多支持。
美术片组被安排在当时位于天同安路的上海电影一厂，安顿好后便登报开始向社会公开招收美术和动画人才。段孝萱虽然年纪轻，但却是美术片组的元老，因此被特伟安排负责招聘考试。段孝萱回忆说：“考试的消息一登出，黑压压来了一大片人，很多人来参加考试。”
招聘的消息同样也引起了居住在香港和海外人士的注意。被誉为“中国动画第一人”的“万氏三兄弟”中的万超尘最先加入了美术片组。 万氏三兄弟出生于20世纪初南京一个商人家庭。老大万籁鸣在20世纪20年代被美国迪士尼的动画吸引，也希望能让中国画动起来。为此他还专门给美国的动画公司写信，求教过如何“让画动起来”的方法，结果没有回音。
之后他就带着弟弟万古蟾和万超尘在弄堂租了间7平方米的房子做实验。每到夜晚，厨房的煤炉被搬走、窗帘拉上后，狭小的屋子就变成了暗房。
从编剧、导演、造型，再到拍摄、冲洗、放映，全是自己动手。1926年，这间小屋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纸人捣乱记》。1935年，他们又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1941年制作了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并在亚洲引起巨大反响。
万籁鸣当时正着手将《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部分改编为动画，当时剧本已基本修改完成，结果因为战争电影胶片大涨，片商把原本留做拍摄《大闹天宫》的胶片以高价卖给了军方。万氏兄弟的拍摄计划被迫终止。
之后，随着战争的逼近，万籁鸣和万古蟾去往香港避难，三弟万超尘则被国民党派往美国学习电影摄影，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重新回到上海。
跟着万超尘一同回国的还有他在美国手绘的电影摄像机和动画摄像机图纸。美术片组到上海后所用的一号摄影机就是根据万超尘带回的图纸制造的。国民党撤离上海前，这台机器刚刚造好还没有来得及运走，被地下党在火车站截获。这也成了中国美术片史上第一部国产的动画片摄影机。
《大闹天宫》：难以复制的辉煌
最优秀的动画人、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的空前绝后的创造热情、举国体制等，造就了美影厂标志性的成功—动画片《大闹天宫》，这个在市场和商业逻辑下难以复制的辉煌。
1954年，万籁鸣和万古蟾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上海美术片组。美术片组的人员也由最初的18人增加到了200人。此时，特伟也带着大家开始筹备第一部彩色动画片《骄傲的将军》。
在此之前，美术片组制作的动画片主要是以模仿苏联和美国的动画为主—苏联动画片画工精致人物写实，而美国的则搞笑夸张。特伟当时提出，应该创新，创民族之新，做有中国风格的动画片。
《哪吒闹海》的导演严定宪当时作为新人参加了《骄傲的将军》的制作，他后来也成为《大闹天宫》孙悟空形象的原画设计者。他说：“《骄傲的将军》的制作在中国画风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解决了很多技术上和画风上的问题，特别是打斗中的一些动作，也为后来整个团队制作《大闹天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严定宪1953年从北京电影学院的动画片导演专业毕业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严定宪是上海人，从小就喜欢到位于上海静安区家附近的电影院看动画片。1951年，他考入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动画片专业，专业的负责人是钱家骏。
钱家骏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当时被称为国民党文化特务机构“励志社”的成员，负责电影和动画的制作。新中国成立后留在苏州美专，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中国动画片的制作，便说服苏州美专的校长创办了动画专业。
严定宪在苏州美专学习了一年，这一年是以美术专业的基础课为主，既有中国的国画，也有西方美术的素描油画。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合并，严定宪同届20个同学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导演专业。严定宪回忆说：“刚到北京的时候，学校请各个院系的教授来给我们讲课—编剧、表演、导演、摄影什么课都上，学了很多电影专业的知识。我们当时的学习是非常全面的，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电影，故事应该怎么讲，设计人物动作的时候表演应该怎么做。而现在的动画专业只学画画和技术，但不懂电影，这是他们缺少的。”
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之后便开始为《大闹天宫》做准备，采风、设计人物形象。1961年，美影厂开始拍摄我国第一部彩色有声动画长片《大闹天宫》。1962年，《大闹天宫》上集在国内外上映，好评如潮，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第十三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短片“特别奖”。
这部长达120分钟的动画长片，全靠手工绘画完成，按惯例至少需要20个人的原画团队。据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仅原画人员就超过100人，而《大闹天宫》摄制组，原画加上助理也只有8个人。“当时加班没什么加班费，大家根本没有‘钱’这根筋，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在导演的意图上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一有机会就自己折腾自己。”严定宪说。
“我们平均年龄也就20多岁。年轻，主意多。但大万老人很和气，又十分信赖我们，给了充分的空间施展，所以大家特融洽。”
在制作过程中，全片采取重点分包的形式，每个主创都分到几段来独立创作，导演只是总体把握，传达意图，每段具体画多少，怎么画都由主创把握。“孙悟空任弼马温在天庭遛马”那段，短短三十多秒的镜头，严定宪画了500多张。天马行空，连贯流畅，将孙悟空的自由与畅快表现得淋漓尽致，效果远超出导演的预期。
严定宪总结《大闹天宫》的成功，认为首先剧本改编得好。《大闹天宫》的内容在《西游记》中本来的描写就很饱满，再加上万籁鸣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将剧本改编完成，几十年里又不断完善，孙悟空的形象鲜活饱满。
其次是孙悟空的形象设计形神兼备，并且借鉴了很多京剧元素。万籁鸣曾要求孙悟空具有猴、神、人三者的特点，缺一不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美影厂除了吸取各剧种的优点外，还给予必要的夸张和想象。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整个剧组花了三个月学习京剧，并且请了当年有“南猴王”之称的上海京剧团名角为大家讲戏。“孙悟空是人，有人情；孙悟空是神，有神威；孙悟空是猴，有猴性。”这三句总结就出自这位京剧演员之口。
除了要看得懂京剧，剧组的每个人还必须学会“翻云手”“舞花棍”大小亮相等京剧表演的招式。“画古人，学古人”是当时大万老立下的规矩，这个规矩后来在严定宪做导演时也一直保留。他认为有亲身体验，能够使人物更“有生活”，在细节上处理得更逼真。 其三，除了对主要角色的设计，背景细节在设计上也花了很多工夫。“1959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一行人出外景，走遍了北京故宫、颐和园和大慧寺等多处庙宇，搜集了几百个来自壁画、雕塑的线条素材。”当时最让大家烦恼的是设计《大闹天宫》中的云。“那时美国、苏联动画里‘云’是棉花般一团，我们觉得不好看，中国古代的‘云’一直都带着如意头和云纹，透着吉祥。在我们准备回上海的前一天，终于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里，看到一尊南海观音泥塑，观音莲花座下有几朵完整的泥塑云。一般雕塑的云都是浮雕，而像如此立体的十分罕见。后来片中几乎所有的云，都是从这变化而来的。”
片中孙悟空形象的设计也经过了几次修改。如今，在严定宪的家中还保留着大量和《大闹天宫》相关的资料。孙悟空最初的造型设计是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执教的张光宇先生设计的。《大闹天宫》中玉皇大帝、哪吒、东海龙王等很多主要人物的造型设计也是出自当时已年过六旬的张先生之手。
张光宇一共设计了三个孙悟空形象，这三个形象和动画片中最终呈现的形象相去甚远，更像京剧脸谱或是装饰画中的山大王。
“当年张老先生画了这几个孙悟空造型，都相当不错，但大万老（导演万籁鸣）还是不太满意，觉得张先生笔下的孙悟空装饰性较强，不太适合动画的表现。于是让我在张先生造型设计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一个。”严定宪说。
后来他把张光宇作品中的形象做了简化，画成桃子脸，绿色的桃叶眉毛，线条洗练。后来又经过反反复复十来稿的修改，才有了现在片中这个孙悟空。
严定宪说，《大闹天宫》上下部一共画了4年，投入超过100万元，他说：“那时的100万，几乎相当于现在1000万，真的是大成本制作。”
1978年，该片上下集在伦敦电影节同时放映，摘取了“最佳影片奖”桂冠。1983年，此片在法国巴黎几家影院上映一个月，观众接近10万人次，轰动一时。据文化部电影局统计资料，《大闹天宫》向44个国家、地区输出和放映，先后参加过英、美、法、德、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希腊等14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18个国际电影节，并多次获奖。
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美影厂来说，那无疑是中国动画创作最好的时代。作为创作者，他们从来不需要为钱担心，一心所想的就是找到好剧本，做出与众不同的动画作品。
曾经担任过美影厂第三任厂长的严定宪介绍说：“美影厂建厂最初只有200多人，这些人每年完成多少任务是国家给的。我们那个时候最早进去，每年下达20本（动画剧本），10分钟一本，20本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计划之内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一般年初导演们会聚在一起选剧本。当时很多有名的作家都会主动给我们写剧本。选好剧本之后导演会找到适合剧本的画家、漫画家帮忙设计剧本里的人物形象。那时候无论多大牌的艺术家都会很愿意帮我们设计人物造型。当年拍水墨动画《牧童》就是找李可染做的造型设计，一头牛就画了好多个让我们挑，也没有什么钱的概念。现在人家一平尺画要多少钱？可不敢想。”
除了造型，配音配乐拍摄剪辑也都不马虎。影片完成之后，影片送审，审查通过后，国家电影局会通过中影公司定向收购。“当时动画片的收购价在8000元到1万元一分钟，而且不管花费多少，国家基本上是实报实销，收购时还加上20%到30%的利润。”中国传媒大学动画教研室主任薛燕平说。薛燕平目前正在做一个中国动画行业的纪录片，前期采访已经做了6年。
“这是个什么概念？”薛燕平继续说，“美影厂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每年生产动画片400分钟，平均每人不到1分钟。那时发工资才发多少，每个人几百块钱。剩下的钱都干吗了？当时除了养老，又投入再生产，所以美影厂不缺时间，不缺档期，不缺播出平台，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幸福的一帮人在做这样的动画片。”
曾看不上“日本动画”
1962年《大闹天宫》的成功让中国动画片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美影厂生产的各种动画短片开始在国际电影节的动画单元或是国际动画电影节上频繁获奖。大家都为动画片里浓郁的中国色彩深深着迷。
“现在咱们的动画里都是像日本动画片那样的眼睛特别大脸尖尖的人物，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看不上日本的动画片，做得太粗糙了。”钱运达说。今年已经82岁的钱运达，1954年被保送到当时的捷克学习动画，1959年回国进入美影厂，是《天书奇谈》和《邋遢大王》的导演。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美影厂带来了他们制作的动画长篇《白蛇传》。我们一看，不论是画工还是技术都太粗糙了。我们的水平要比他们领先太多了。”钱运达说。
在那次代表团中，被誉为“日本漫画之父”、阿童木形象的创造者手冢治虫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一次交流上说，自己在少年时看了“万氏三兄弟”在1941年拍摄的《铁扇公主》才放弃医学专业，走上了动漫创作的道路。
更有趣的是，最近刚刚宣布退休的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在一次访谈中说，他早期的风格深受手冢治虫的影响，并且是在看了《白蛇传》之后决定走上动画道路的。
虽然美影厂在当时没有外部的竞争，但却没有失去活力和创造力。“那时内部竞争一直没有停歇过，大家都在想办法创新，每个导演都想拍出不一样的影片。”段孝萱说。
20世纪60年代，各个行业都掀起了一场“革新创新”之风，美影厂最大的创新项目就是由段孝萱提出的“水墨动画”，希望能让中国的水墨画动起来。虽然现在因为电脑技术的发展，水墨效果的动画制作已经比较常见，但在当时实在是一道难题。
水墨画虽然只有黑白两色，但层次却很丰富，如何在摄影中表现出中国画的层次感和空灵感大家无法解决。后来钱家骏重新开发颜料，并且在摄影中采用多次曝光法—每一种颜色都用胶片曝光一次，然后再叠加在一起，水墨动画的难题才得到解决。
《小蝌蚪找妈妈》是美影厂拍摄的第一部水墨动画，里面的动物造型全部借鉴齐白石水墨画。之后又拍摄了《牧笛》，但因为“文革”，《牧笛》拍摄完成后晚了十年才和观众见面。 当《牧笛》到国外电影节上放映的时候，外国的动画电影人都惊呆了。日本代表团特意来请教水墨电影的制作方法，可是没有得到答案—具体的拍摄手法到现在还是美影厂独有的“秘密”。
衰落
“文化大革命”让美影厂的创作停滞了10年，美影厂最核心的创作能力被荒废了，这被看作美影厂衰落的开始。
粉碎“四人帮”后，美影厂重新创作了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作为对建国30周年的献礼。这部影片同样在国内外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英国广播公司（BBC）花巨资购买了两年的海外独家播放权，1980年在圣诞节播出时，收视第一。但是在中国动画停滞的这10年里，世界动画的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步伐稳重的美影厂从这时起至今再也没能追赶上。
曾经技术粗糙的日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动画风格，并且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动漫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在美国，随着电视的普及，迪士尼也将生产的重心转移到电视系列动画的制作，主题公园也早已在全世界动工，赢利模式、产业链完备。香港和台湾则成了当时最大的动画片代工厂。
在20世纪80年代，美影厂一共创作了100多部影片，并且成功地举办了两次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但就像其他产业一样，市场化对体制的冲击往往从核心人才流失开始，美影厂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
为了解决人员流失的问题，上海市政府特批由美影厂出资与香港亿利公司于80年代末成立亿利美动画公司，承接加工片，希望可以借此留住人才。
在最困难的时候，德国的一位动画导演找到美影厂，由德国出资拍摄了一部叫作《白雪公主和青蛙王子》的动画长片，钱运达说美影厂最后靠着这部片子发了两年工资。
1988年底，美影厂制作完成了第四部水墨动画长片《山水情》之后，厂里大批的原画作者和动画作者离开美影厂南下深圳，钱运达说厂里的年轻人把这叫作“胜利大逃亡”。
“跑到那边做什么呢？是帮美国和日本的动画做代工。”当时在深圳有两家动画代工公司，一个是美国资本，由香港人负责经营的公司叫作太平洋动画公司，另一家是香港的翡翠动画公司。“那边的工资高于我们10倍，”钱运达说，“我们的劳动力比香港廉价，我们当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块，到那边干得多的能拿到一万块……那时候我去深圳看他们，他们一个个眼圈都是黑的。我劝他们身体别搞垮了，你们的队伍要保留，赚钱也要有一个度。”
随之而来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亿利美成立不久，国家电影局就宣布停止对美影厂的定向收购。这意味着，美影厂要靠发行、市场、票房盈利来自己养活自己，而这对于当时的美影厂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时我们没有市场观念，一直都是你拿钱来我们才能拍，过去我们就只会这个。突然就变成市场了，我们就傻掉了。”段孝萱说。
表面上看，当年的动画代工毁了中国的原创力量。现任美影厂厂长钱建平却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原创力量匮乏的原因是复杂的，对于美影厂而言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20世纪80、90年代外国电视动画进入中国，尤其是以日本跟迪士尼为代表，冲击了国内电视市场。而美影厂的传统是以拍影院动画和艺术短片为主。市场化之后，美影厂资金和人才的缺乏，没能及时占领电视台的播放平台，失去了这部分资源。
“另外，从1992年到2002年这10年里，中国电影市场也极其低迷，2004年上海电影院都租出去卖毛衣了，根本不用说动画片。”钱运达说，“美影厂那时还能坚持每一年拍一部，那些片子因为投资比较少，影响力不够，这是一个事实。”
“同时当时海外在发展三维动画的时候，中国三维动画还没有起来，美影厂也没有跟进。我们还是用二维技术，结果到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钱运达补充说。
除了技术和人才的不足，在1992年到1995年的三年内，美影厂共生产了1万分钟的动画，这对于传统生产能力只有一年500分钟的美影厂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跃进”。
“当时市里的领导，拍着桌子说‘不用担心钱，就这么拍！’大家只好硬着头皮拍。”一位美影厂的老导演说，“但这根本不符合创作规律，生产出来的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没法看。”
“当时说不用发愁钱，其实这些钱也是从其他地方挪借的，最后都算在美影厂头上，一共4800多万。就因为背着债，美影厂连工资都加不了。”
虽然美影厂从2011年开始尝试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但在一些年轻导演眼里，现在的美影厂依旧难摆脱国企大厂的“性格”，对市场反应缓慢，制作手段落后，缺少创新的激情。一位经营动画特效公司的老总对美影厂重新开发经典形象的做法毫无兴趣：“总不能就指着一个孙悟空吃到底吧。”这个过去在陈旧体制中不断创新震惊世界的美影厂，在一个提倡自由和创新的时代，却只能在故纸堆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钱建平认为，历史遗留问题的确给美影厂造成了很大负担，但其实美影厂问题的背后是整个中国动画市场盈利模式不清晰、产业链不完全的现状。
“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动画行业都没有民营资本进入？就是因为盈利模式不清晰。电视动画形不成产业链，动画电影又没有票房市场。”钱建平说，“不过这两年开始有民营资本进入，也有很多资本看重美影厂那些经典形象的价值，愿意投资。”
在钱建平看来，老美影厂“精耕细作”的年代早就过去了，现在的美影厂必须要尊重商业规律。“资本一定是有要求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知晓。”
美影厂想用重拍经典的方式再现辉煌，是否又是一次徒劳的努力？
其实这样的尝试不是第一次。2012年新年刚过，经由重新剪辑配音制作的3D版《大闹天宫》在影院上线，官方数据说票房收入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而熟悉动画电影行业的人则认为真实的票房数据不会超过2000万元，这才勉强能够抵消美国3D制作公司高昂的制作费用。
美影厂曾经代表中国动画的最高水准，也有过至今无法复制的辉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于1957年，从正式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作为全国唯一一家美术片制片厂而存在。美影厂曾经集合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动画人才，用国家投入的方式缔造了中国动画史上30多年的辉煌。制作了《骄傲的将军》《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充满中国元素但又风格各异的影片。这些动画片的设计和制作水平在当时的国际上都是一流的水准，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和少年，甚至成为现在已经成年的中国人一种共同的童年回忆。
从美影厂内部看，从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结束，曾经造就美影厂辉煌的核心因素逐步消失，体制内经营方式的惯性反而在面对市场时成为负累。
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的10年，整个中国文化娱乐产业也进入了最为低谷的10年。市场的竞争环境更是发生巨变，美影厂和国内动画行业面对的是经过数十年市场化历练、有成熟工业化生产标准和完整产业链的西方动漫产业。
同时，美影厂一直面临着这个行业共同面对的问题：资金短缺、编剧短缺、制作人才短缺，播放平台短缺等等难题。这个行业里的人都明白，如果不是国家扶持，美影厂也许很难坚持到今天。更糟的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市场化冲击时领导的决策失误，美影厂背负了将近5000万元的债务。债务问题让美影无法像它的老东家上影集团那样迅速有效地进行市场化的体制变革。
当振兴中国的动画产业作为一句举国口号被提出来的时候，人们开始不断回忆中国动画片最好的时代。探究美影厂兴衰的脉络其实也是检视中国动画电影的历史，它遇到的困境也是中国动画的集体困境。
辉煌的源头：人才云集老美影
体制曾给了美影厂成功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回看历史，老一代动画人对于动画纯粹的热爱、专一，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和对创新的执着，也许才是中国动画在当年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根本。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于1957年，但美影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东北。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从长春迁到了东北兴山，为了补充人才，东影厂开始在当地招收培训班的学员，并在那一年成立了美术股。
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的主要任务是拍摄民主东北的纪录片，记录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部队在全国的节节胜利。“东影”美术股的主要工作是为纪录片配画地图，以图像的方式讲解解放军打到了哪里，国民党失掉了什么城市。
那时东影还没有自己的专业美术人才，影片中动画和地图的制作主要依赖一位日本撤退时留在长春满洲印画株式会社的日本技术人员，他中文名叫方明。今年已经80岁的段孝萱便是在那时考入培训班进入了美术股，当时她只有14岁，一个人从家里偷跑出来报名，在选拔的考试上唱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培训班为期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大家跟着方明学习最基本的动画知识，从在白纸上描线、素描到在当时被称为“明片”的赛璐珞片（一种早期胶片）上进行上色，还包括动画的拍摄手法，不分昼夜。
给明片上色是十分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需要专用的颜料。但因为战争时期供应困难，所有的颜料都需要自己调配。段孝萱介绍颜色调配的原料比例需要根据气候的不同有所加减，不然颜色会干裂或是过于黏稠，影响拍摄，所以一定需要一个温湿度计。
“当时东北的战事刚结束，生活用品严重缺乏。”段孝萱说，“作为技术负责人的方明就到哈尔滨去淘旧货，千辛万苦找到一个，结果湿度计上用于测量的像头发丝一样的东西坏掉了。方明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有着一头金色长发的俄罗斯女郎，上前跟人家讨了一根头发，我们才算有了一个湿度计。”
随着培训班的结束，东影厂开始制作最早的两部动画短片—《皇帝梦》和《瓮中捉鳖》，用来讽刺当时的国民党。
这两部影片虽然在技术上还十分简单，但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48年，东影厂搬回长春，随着人才的不断扩充，美术股也升级为美术片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召开全国文艺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美术片组要为新中国的儿童服务，并且把美术片组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当时香港的进步漫画家盛特伟也特意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盛特伟是香港的地下党，回北京之后因为身份暴露无法再回到香港，就接受了美术组的领导工作，他后来也成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大家都称他为特伟。
1949年3月，特伟带着美术组的18位工作人员来到了上海，段孝萱也是其中的一位。当时的上海刚经过一次大的轰炸袭击，有些破败和萧条，但上海独特的精致和洋气还是让这些初来的年轻人新奇不已。
上海文化界的朋友常常带他们去看各种类型的戏剧和欧美引进的动画片，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和上海市文化部部长夏衍也给了很多支持。
美术片组被安排在当时位于天同安路的上海电影一厂，安顿好后便登报开始向社会公开招收美术和动画人才。段孝萱虽然年纪轻，但却是美术片组的元老，因此被特伟安排负责招聘考试。段孝萱回忆说：“考试的消息一登出，黑压压来了一大片人，很多人来参加考试。”
招聘的消息同样也引起了居住在香港和海外人士的注意。被誉为“中国动画第一人”的“万氏三兄弟”中的万超尘最先加入了美术片组。 万氏三兄弟出生于20世纪初南京一个商人家庭。老大万籁鸣在20世纪20年代被美国迪士尼的动画吸引，也希望能让中国画动起来。为此他还专门给美国的动画公司写信，求教过如何“让画动起来”的方法，结果没有回音。
之后他就带着弟弟万古蟾和万超尘在弄堂租了间7平方米的房子做实验。每到夜晚，厨房的煤炉被搬走、窗帘拉上后，狭小的屋子就变成了暗房。
从编剧、导演、造型，再到拍摄、冲洗、放映，全是自己动手。1926年，这间小屋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纸人捣乱记》。1935年，他们又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1941年制作了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并在亚洲引起巨大反响。
万籁鸣当时正着手将《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部分改编为动画，当时剧本已基本修改完成，结果因为战争电影胶片大涨，片商把原本留做拍摄《大闹天宫》的胶片以高价卖给了军方。万氏兄弟的拍摄计划被迫终止。
之后，随着战争的逼近，万籁鸣和万古蟾去往香港避难，三弟万超尘则被国民党派往美国学习电影摄影，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重新回到上海。
跟着万超尘一同回国的还有他在美国手绘的电影摄像机和动画摄像机图纸。美术片组到上海后所用的一号摄影机就是根据万超尘带回的图纸制造的。国民党撤离上海前，这台机器刚刚造好还没有来得及运走，被地下党在火车站截获。这也成了中国美术片史上第一部国产的动画片摄影机。
《大闹天宫》：难以复制的辉煌
最优秀的动画人、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的空前绝后的创造热情、举国体制等，造就了美影厂标志性的成功—动画片《大闹天宫》，这个在市场和商业逻辑下难以复制的辉煌。
1954年，万籁鸣和万古蟾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上海美术片组。美术片组的人员也由最初的18人增加到了200人。此时，特伟也带着大家开始筹备第一部彩色动画片《骄傲的将军》。
在此之前，美术片组制作的动画片主要是以模仿苏联和美国的动画为主—苏联动画片画工精致人物写实，而美国的则搞笑夸张。特伟当时提出，应该创新，创民族之新，做有中国风格的动画片。
《哪吒闹海》的导演严定宪当时作为新人参加了《骄傲的将军》的制作，他后来也成为《大闹天宫》孙悟空形象的原画设计者。他说：“《骄傲的将军》的制作在中国画风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解决了很多技术上和画风上的问题，特别是打斗中的一些动作，也为后来整个团队制作《大闹天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严定宪1953年从北京电影学院的动画片导演专业毕业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严定宪是上海人，从小就喜欢到位于上海静安区家附近的电影院看动画片。1951年，他考入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动画片专业，专业的负责人是钱家骏。
钱家骏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当时被称为国民党文化特务机构“励志社”的成员，负责电影和动画的制作。新中国成立后留在苏州美专，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中国动画片的制作，便说服苏州美专的校长创办了动画专业。
严定宪在苏州美专学习了一年，这一年是以美术专业的基础课为主，既有中国的国画，也有西方美术的素描油画。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合并，严定宪同届20个同学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导演专业。严定宪回忆说：“刚到北京的时候，学校请各个院系的教授来给我们讲课—编剧、表演、导演、摄影什么课都上，学了很多电影专业的知识。我们当时的学习是非常全面的，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电影，故事应该怎么讲，设计人物动作的时候表演应该怎么做。而现在的动画专业只学画画和技术，但不懂电影，这是他们缺少的。”
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之后便开始为《大闹天宫》做准备，采风、设计人物形象。1961年，美影厂开始拍摄我国第一部彩色有声动画长片《大闹天宫》。1962年，《大闹天宫》上集在国内外上映，好评如潮，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第十三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短片“特别奖”。
这部长达120分钟的动画长片，全靠手工绘画完成，按惯例至少需要20个人的原画团队。据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仅原画人员就超过100人，而《大闹天宫》摄制组，原画加上助理也只有8个人。“当时加班没什么加班费，大家根本没有‘钱’这根筋，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在导演的意图上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一有机会就自己折腾自己。”严定宪说。
“我们平均年龄也就20多岁。年轻，主意多。但大万老人很和气，又十分信赖我们，给了充分的空间施展，所以大家特融洽。”
在制作过程中，全片采取重点分包的形式，每个主创都分到几段来独立创作，导演只是总体把握，传达意图，每段具体画多少，怎么画都由主创把握。“孙悟空任弼马温在天庭遛马”那段，短短三十多秒的镜头，严定宪画了500多张。天马行空，连贯流畅，将孙悟空的自由与畅快表现得淋漓尽致，效果远超出导演的预期。
严定宪总结《大闹天宫》的成功，认为首先剧本改编得好。《大闹天宫》的内容在《西游记》中本来的描写就很饱满，再加上万籁鸣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将剧本改编完成，几十年里又不断完善，孙悟空的形象鲜活饱满。
其次是孙悟空的形象设计形神兼备，并且借鉴了很多京剧元素。万籁鸣曾要求孙悟空具有猴、神、人三者的特点，缺一不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美影厂除了吸取各剧种的优点外，还给予必要的夸张和想象。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整个剧组花了三个月学习京剧，并且请了当年有“南猴王”之称的上海京剧团名角为大家讲戏。“孙悟空是人，有人情；孙悟空是神，有神威；孙悟空是猴，有猴性。”这三句总结就出自这位京剧演员之口。
除了要看得懂京剧，剧组的每个人还必须学会“翻云手”“舞花棍”大小亮相等京剧表演的招式。“画古人，学古人”是当时大万老立下的规矩，这个规矩后来在严定宪做导演时也一直保留。他认为有亲身体验，能够使人物更“有生活”，在细节上处理得更逼真。 其三，除了对主要角色的设计，背景细节在设计上也花了很多工夫。“1959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一行人出外景，走遍了北京故宫、颐和园和大慧寺等多处庙宇，搜集了几百个来自壁画、雕塑的线条素材。”当时最让大家烦恼的是设计《大闹天宫》中的云。“那时美国、苏联动画里‘云’是棉花般一团，我们觉得不好看，中国古代的‘云’一直都带着如意头和云纹，透着吉祥。在我们准备回上海的前一天，终于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里，看到一尊南海观音泥塑，观音莲花座下有几朵完整的泥塑云。一般雕塑的云都是浮雕，而像如此立体的十分罕见。后来片中几乎所有的云，都是从这变化而来的。”
片中孙悟空形象的设计也经过了几次修改。如今，在严定宪的家中还保留着大量和《大闹天宫》相关的资料。孙悟空最初的造型设计是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执教的张光宇先生设计的。《大闹天宫》中玉皇大帝、哪吒、东海龙王等很多主要人物的造型设计也是出自当时已年过六旬的张先生之手。
张光宇一共设计了三个孙悟空形象，这三个形象和动画片中最终呈现的形象相去甚远，更像京剧脸谱或是装饰画中的山大王。
“当年张老先生画了这几个孙悟空造型，都相当不错，但大万老（导演万籁鸣）还是不太满意，觉得张先生笔下的孙悟空装饰性较强，不太适合动画的表现。于是让我在张先生造型设计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一个。”严定宪说。
后来他把张光宇作品中的形象做了简化，画成桃子脸，绿色的桃叶眉毛，线条洗练。后来又经过反反复复十来稿的修改，才有了现在片中这个孙悟空。
严定宪说，《大闹天宫》上下部一共画了4年，投入超过100万元，他说：“那时的100万，几乎相当于现在1000万，真的是大成本制作。”
1978年，该片上下集在伦敦电影节同时放映，摘取了“最佳影片奖”桂冠。1983年，此片在法国巴黎几家影院上映一个月，观众接近10万人次，轰动一时。据文化部电影局统计资料，《大闹天宫》向44个国家、地区输出和放映，先后参加过英、美、法、德、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希腊等14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18个国际电影节，并多次获奖。
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美影厂来说，那无疑是中国动画创作最好的时代。作为创作者，他们从来不需要为钱担心，一心所想的就是找到好剧本，做出与众不同的动画作品。
曾经担任过美影厂第三任厂长的严定宪介绍说：“美影厂建厂最初只有200多人，这些人每年完成多少任务是国家给的。我们那个时候最早进去，每年下达20本（动画剧本），10分钟一本，20本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计划之内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一般年初导演们会聚在一起选剧本。当时很多有名的作家都会主动给我们写剧本。选好剧本之后导演会找到适合剧本的画家、漫画家帮忙设计剧本里的人物形象。那时候无论多大牌的艺术家都会很愿意帮我们设计人物造型。当年拍水墨动画《牧童》就是找李可染做的造型设计，一头牛就画了好多个让我们挑，也没有什么钱的概念。现在人家一平尺画要多少钱？可不敢想。”
除了造型，配音配乐拍摄剪辑也都不马虎。影片完成之后，影片送审，审查通过后，国家电影局会通过中影公司定向收购。“当时动画片的收购价在8000元到1万元一分钟，而且不管花费多少，国家基本上是实报实销，收购时还加上20%到30%的利润。”中国传媒大学动画教研室主任薛燕平说。薛燕平目前正在做一个中国动画行业的纪录片，前期采访已经做了6年。
“这是个什么概念？”薛燕平继续说，“美影厂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每年生产动画片400分钟，平均每人不到1分钟。那时发工资才发多少，每个人几百块钱。剩下的钱都干吗了？当时除了养老，又投入再生产，所以美影厂不缺时间，不缺档期，不缺播出平台，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幸福的一帮人在做这样的动画片。”
曾看不上“日本动画”
1962年《大闹天宫》的成功让中国动画片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美影厂生产的各种动画短片开始在国际电影节的动画单元或是国际动画电影节上频繁获奖。大家都为动画片里浓郁的中国色彩深深着迷。
“现在咱们的动画里都是像日本动画片那样的眼睛特别大脸尖尖的人物，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看不上日本的动画片，做得太粗糙了。”钱运达说。今年已经82岁的钱运达，1954年被保送到当时的捷克学习动画，1959年回国进入美影厂，是《天书奇谈》和《邋遢大王》的导演。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美影厂带来了他们制作的动画长篇《白蛇传》。我们一看，不论是画工还是技术都太粗糙了。我们的水平要比他们领先太多了。”钱运达说。
在那次代表团中，被誉为“日本漫画之父”、阿童木形象的创造者手冢治虫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一次交流上说，自己在少年时看了“万氏三兄弟”在1941年拍摄的《铁扇公主》才放弃医学专业，走上了动漫创作的道路。
更有趣的是，最近刚刚宣布退休的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在一次访谈中说，他早期的风格深受手冢治虫的影响，并且是在看了《白蛇传》之后决定走上动画道路的。
虽然美影厂在当时没有外部的竞争，但却没有失去活力和创造力。“那时内部竞争一直没有停歇过，大家都在想办法创新，每个导演都想拍出不一样的影片。”段孝萱说。
20世纪60年代，各个行业都掀起了一场“革新创新”之风，美影厂最大的创新项目就是由段孝萱提出的“水墨动画”，希望能让中国的水墨画动起来。虽然现在因为电脑技术的发展，水墨效果的动画制作已经比较常见，但在当时实在是一道难题。
水墨画虽然只有黑白两色，但层次却很丰富，如何在摄影中表现出中国画的层次感和空灵感大家无法解决。后来钱家骏重新开发颜料，并且在摄影中采用多次曝光法—每一种颜色都用胶片曝光一次，然后再叠加在一起，水墨动画的难题才得到解决。
《小蝌蚪找妈妈》是美影厂拍摄的第一部水墨动画，里面的动物造型全部借鉴齐白石水墨画。之后又拍摄了《牧笛》，但因为“文革”，《牧笛》拍摄完成后晚了十年才和观众见面。 当《牧笛》到国外电影节上放映的时候，外国的动画电影人都惊呆了。日本代表团特意来请教水墨电影的制作方法，可是没有得到答案—具体的拍摄手法到现在还是美影厂独有的“秘密”。
衰落
“文化大革命”让美影厂的创作停滞了10年，美影厂最核心的创作能力被荒废了，这被看作美影厂衰落的开始。
粉碎“四人帮”后，美影厂重新创作了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作为对建国30周年的献礼。这部影片同样在国内外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英国广播公司（BBC）花巨资购买了两年的海外独家播放权，1980年在圣诞节播出时，收视第一。但是在中国动画停滞的这10年里，世界动画的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步伐稳重的美影厂从这时起至今再也没能追赶上。
曾经技术粗糙的日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动画风格，并且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动漫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在美国，随着电视的普及，迪士尼也将生产的重心转移到电视系列动画的制作，主题公园也早已在全世界动工，赢利模式、产业链完备。香港和台湾则成了当时最大的动画片代工厂。
在20世纪80年代，美影厂一共创作了100多部影片，并且成功地举办了两次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但就像其他产业一样，市场化对体制的冲击往往从核心人才流失开始，美影厂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
为了解决人员流失的问题，上海市政府特批由美影厂出资与香港亿利公司于80年代末成立亿利美动画公司，承接加工片，希望可以借此留住人才。
在最困难的时候，德国的一位动画导演找到美影厂，由德国出资拍摄了一部叫作《白雪公主和青蛙王子》的动画长片，钱运达说美影厂最后靠着这部片子发了两年工资。
1988年底，美影厂制作完成了第四部水墨动画长片《山水情》之后，厂里大批的原画作者和动画作者离开美影厂南下深圳，钱运达说厂里的年轻人把这叫作“胜利大逃亡”。
“跑到那边做什么呢？是帮美国和日本的动画做代工。”当时在深圳有两家动画代工公司，一个是美国资本，由香港人负责经营的公司叫作太平洋动画公司，另一家是香港的翡翠动画公司。“那边的工资高于我们10倍，”钱运达说，“我们的劳动力比香港廉价，我们当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块，到那边干得多的能拿到一万块……那时候我去深圳看他们，他们一个个眼圈都是黑的。我劝他们身体别搞垮了，你们的队伍要保留，赚钱也要有一个度。”
随之而来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亿利美成立不久，国家电影局就宣布停止对美影厂的定向收购。这意味着，美影厂要靠发行、市场、票房盈利来自己养活自己，而这对于当时的美影厂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时我们没有市场观念，一直都是你拿钱来我们才能拍，过去我们就只会这个。突然就变成市场了，我们就傻掉了。”段孝萱说。
表面上看，当年的动画代工毁了中国的原创力量。现任美影厂厂长钱建平却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原创力量匮乏的原因是复杂的，对于美影厂而言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20世纪80、90年代外国电视动画进入中国，尤其是以日本跟迪士尼为代表，冲击了国内电视市场。而美影厂的传统是以拍影院动画和艺术短片为主。市场化之后，美影厂资金和人才的缺乏，没能及时占领电视台的播放平台，失去了这部分资源。
“另外，从1992年到2002年这10年里，中国电影市场也极其低迷，2004年上海电影院都租出去卖毛衣了，根本不用说动画片。”钱运达说，“美影厂那时还能坚持每一年拍一部，那些片子因为投资比较少，影响力不够，这是一个事实。”
“同时当时海外在发展三维动画的时候，中国三维动画还没有起来，美影厂也没有跟进。我们还是用二维技术，结果到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钱运达补充说。
除了技术和人才的不足，在1992年到1995年的三年内，美影厂共生产了1万分钟的动画，这对于传统生产能力只有一年500分钟的美影厂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跃进”。
“当时市里的领导，拍着桌子说‘不用担心钱，就这么拍！’大家只好硬着头皮拍。”一位美影厂的老导演说，“但这根本不符合创作规律，生产出来的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没法看。”
“当时说不用发愁钱，其实这些钱也是从其他地方挪借的，最后都算在美影厂头上，一共4800多万。就因为背着债，美影厂连工资都加不了。”
虽然美影厂从2011年开始尝试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但在一些年轻导演眼里，现在的美影厂依旧难摆脱国企大厂的“性格”，对市场反应缓慢，制作手段落后，缺少创新的激情。一位经营动画特效公司的老总对美影厂重新开发经典形象的做法毫无兴趣：“总不能就指着一个孙悟空吃到底吧。”这个过去在陈旧体制中不断创新震惊世界的美影厂，在一个提倡自由和创新的时代，却只能在故纸堆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钱建平认为，历史遗留问题的确给美影厂造成了很大负担，但其实美影厂问题的背后是整个中国动画市场盈利模式不清晰、产业链不完全的现状。
“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动画行业都没有民营资本进入？就是因为盈利模式不清晰。电视动画形不成产业链，动画电影又没有票房市场。”钱建平说，“不过这两年开始有民营资本进入，也有很多资本看重美影厂那些经典形象的价值，愿意投资。”
在钱建平看来，老美影厂“精耕细作”的年代早就过去了，现在的美影厂必须要尊重商业规律。“资本一定是有要求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