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将如何定位浙商？这是留给未来的一个命题。但回过头看过去的20年，我们必须承认，浙商不仅是现代中国经济萌生的一支重要力量，代表着广大国人创业的激情和可能；更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得到肯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所代表的民营经济已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市场经济代表性的力量，却正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阵痛。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先进的浙商突然变得脆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幕近来频频发生的、跟死亡有关的经济现象？
谁杀了浙商
“恶劣的外部环境导致很多浙商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猝死。”
“他杀”——外部决定的生死
“目前，浙江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刚刚从浙江考察回来的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对本刊记者表示。“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压力空前加剧；外贸税收调整、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信贷收缩，资金紧张。这是悬在很多浙江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几乎每一座山都可以将一些不成熟的浙商置于死地……”
信贷：紧悬在脖子上的绳子
“2008年以来，我有一半的工作时间在打电话，电话的内容有一大半是借钱。”刘广志一边摆弄着桌上的几双样品鞋，一边对记者抱怨道，“现在的银行简直就是‘黄世仁’，贷款比登天还难，就算是贷点钱，也追着屁股要。”
刘广志在温州经营着一家鞋厂，鞋厂虽然不大，但经济效益一直不错。“我一直在吃老本，前几年积累的那点积蓄都投进去了。”进入7月，刘广志的“老本”所剩无几，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在从银行贷款无望的情况下，刘广志被迫借贷民间资本。“如果能从银行贷到钱，谁愿意借高利贷，利息高不说，风险也大啊，我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可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让苦心经营的企业就这么倒闭吧。”
在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金融政策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都面临和刘广志同样的资金难题，“找钱”几乎成了企业主最头痛的难题。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经表示：因资金紧张，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周德文表示自己的数据并没有夸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进一步扩大也并非不可能。
周德文认为，信贷紧缩增加了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度，却繁荣了地下信贷市场。而民间资本的高利息、高风险又成为阻碍企业正常运营的重要因素，很多企业的破产都是因为背负上了高利贷的重担。
2008年5月，“浙江台州飞跃”申请破产。这家中国缝纫机制造出口的龙头企业虽然因政府的介入苟延残喘，但沉重的经济包袱使其短期内难以再度崛起；6月，浙江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失踪，这位显赫一时的企业家在欠下数亿的民间借贷后不知所终；7、8月间，关张倒闭的浙江企业日渐增多，更爆出类似朱吉光、郑亚津自杀等死亡事件……
7月13日，浙江省政府正式启动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8月中旬，温州市出台“金融八条”，力图为中小企业“补血”；同期，央行调整信贷额度，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的信贷额度分别上调了5%和10%……
“我们需要的不是政策，是钱！” 刘广志对记者表示。
成本：一本难念的经
温州的打工仔也开始感觉到就业形势的严峻了。
“今年我已经换了三家公司了，干不几天，公司就停工，以前从来不这样。”来自江西的小林在温州连续多次失业之后，和老乡结伴来北京“讨生活”。“我有很多老乡都失业了，以前在劳务市场呆上半天就可以找到工作，但现在很难。”
小林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眼镜企业，最近两个月，厂里一直处于半停工状态，工资的发放也时断时续。
本刊记者辗转找到了这家企业的总经理王天南。“我们以前秉持的原则是薄利多销，因为我们这里的眼镜企业非常多，不压低成本和利润就拿不到订单。”
但是今年以来，因原材料、人工开支、通货膨胀等各方面因素，王天南的眼镜公司已经蒸发了5%的利润。“5月之后，公司的利润基本为负数，我们已经入不敷出。”
据了解，在浙南一带，像王天南这样的中小眼镜企业非常多。它们一般没有自己的品牌，多以代理加工的形式生产一些价位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的低档眼镜。“除开人工、原料、管理成本，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小，一般不超过10%，很多企业甚至维持在5%左右。” 周德文对本刊记者表示，“虽然这个利润率不及中国GDP年均增速的一半，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它还是可以维持企业的运转。”
但是，2008年让王天南们感觉到“不正常”。今年以来，5%的利润率慢慢蒸发。“我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印度、中东，按美元结算的订单越来越不值钱，有的订单甚至还赔钱。”这个昔日红火的制造企业开始进入亏损期。
“现在赚不赚钱已经不重要，生存下去才是我的第一目的。”王天南对记者表示就连这个最低的目标也越来越难。前两天刚接了一笔生意，他仔细算了一遍，发现扣除所有开销，一副眼镜还要亏5毛钱。“秋天是旺季，也许收获的季节能带来好运。如果这个秋天没有好消息，那我们将过不了这个冬天了。”
“浙江的制造业早就进入冬天了”，周德文坦言，“原料成本增加、劳动力成本增加都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但是在‘不赔就是赚’的心态下，大家都忍受了。很多人甚至通过控制成本开支等手段把丢失的利润再找回来。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当包括美元贬值等更重的危机袭来时，企业的经营就开始失控，直致亏损、破产、死亡。”
“他杀”的原因还有很多，在外力的作用下导致内部毁灭，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太弱。当然，当大量的企业死于“他杀”之时，宏观决策者们是否也应对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作更全面的考量和积极的建设。
浙商模式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其结果是早晚都要掉进坑里。
“自杀”——浙商模式的崩盘
20多年来，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注视着浙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快速发展壮大。“但是在这20年里，中国也在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此期间，浙商赖以生存的融资、效率、模仿等所谓优势都已经荡然无存。当浙商仍旧以固有的经营、发展理念面对市场时，其结果无疑是自杀！只不过人死的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企业死亡。”
浙商的骗术
“温州人是劣等的中国人，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骗钱。”在采访中，有专家如此评论温州人，“浙江人的商业模式等同于温州人，在民众看穿了骗术之后，其结局只能是自杀。”
陈俊并不认同“劣等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的老乡只是在经营方面出现了问题。“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很多企业主不是考虑如何可持续发展，而是一锤子的买卖，‘水变油’是其中的代表。”
浙商版“水变油”是浙江著名企业家陈金义一手导演的。
陈金义并不是“水变油”的“发明者”，最初的“水变油”发生于1992年。当时一个叫王洪成的哈尔滨司机声称发明一种能将水变成油的“水基燃料”，加入此种配方，清水可以变成油料。最终，这个“科学骗子”在先后骗取了3亿元后锒铛入狱。
后来，陈金义抄袭了王洪成的‘专利”，公开宣称“开发了一种新型高能燃料，真正实现了‘水变油’。”
陈金义将自己的“水变油”项目称之为“金伦油”，其基本生产材料是石油提炼剩下的渣油，通过加水乳化反应而成。掌握了“水变油”技术的陈金义也和16年前的王洪成一样，积极向外界推广自己的技术成果，但时隔不久，因拖欠巨额债务，法院查封陈金义的“水变油”基地。陈和其妻子也从此销声匿迹，不知所踪。据说在清算后，陈金发仍旧欠下近5000万元的债务。
与王洪成不一样，陈金义不仅身家过亿，而且在浙江的商业圈里一直名声不错。但就是这个名声不错的商人，导演了一出荒唐的诈骗闹剧。
“陈金发是很多浙商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份背景和经历几乎就是这一代浙商的缩影。”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董事长周永利对本刊记者表示。陈金义原本是一位乡村民办教师，后来靠500元钱起家。1992年去上海破天荒地收购了6家店，成为一时的潮流。1998年，他第一个打破家族制，并将企业拿到新加坡上市，成为浙商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浙商也都以他为楷模。但是一系列盲目的投资直接导致其资金紧张、债台高筑，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水变油”骗局。
周永利承认自己身上也有陈金义的习气，“赚了就跑，甚至是骗了就跑。”他认为这是所有浙商身上的通病，当然，也是束缚企业发展的弊病。
先进的垃圾
“谁也不能否认浙商的勤恳，但我们勤恳的不是地方。” 周永利在自我褒扬之后，又惭愧的自我检讨。
在1980年代后期，浙江商人已经通过勤恳的钻营形成了自己的商业圈：温州皮鞋、服装、眼镜，义乌的纺织面料和小商品，柳市的低压电器、汽车配件……这一大批各具优势的产业甚至在全国都叫得开、叫得响。
2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技术、经验和市场的积累并没有将当年的优势带到一个更高的产业层次，而是生产了更多更加泛滥的工业垃圾。
“浙商是一群惟利是图的人，也是一群微利是图的人。”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浙商的二十二条军规》里，陈俊如此表述。在这个规则的引导下，其它的例如交易规则和道德规范都被浙商忽略不计。在1990年代前后，浙商充分利用国人商品识别能力不强、政府监管缺失、市场混乱的空子，大量生产根本不符合国家标准且没有使用价值的工业垃圾。
“浙江柳市生产的低压电器、电工产品大多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劣质产品；浙江温州商人大量收购报废电机翻新，以低于市场正常价20－30％的价格兜售，合格电机受到挤压，几近销声匿迹；浙江温州皮货商人大量采用复合皮冒充真皮生产廉价皮鞋冲击外地市场，使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皮革业饱受打压痛苦……”这几乎是一代浙商的商业模式，也是浙商给市场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
但是，这种扰乱市场、败坏信誉的商业繁荣注定是虚假的。当中国制造引起争论、国家加大监管力度、民众注重品牌识别之后，浙商低廉但也同样低档的商品开始走进死胡同。
“为了市场的健康发展，这部分商人必须要‘杀’，而且死有余辜。”陈俊认为。
信誉的缺失
2007年有一则让温州人甚至是浙江人羞愧的新闻。有媒体报道：温州某电器制造商投资数亿收购了上海人民电器，并将总部设在了上海，但生产基地仍在温州。为此，上海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该公司抗着上海的旗号生产温州式的劣质产品而毁了上海这块金字招牌。
“对生意伙伴，我从来不说自己是浙江人，现在浙江人的商业信誉极差。”一位在北京经商的杭州茶商对记者表示。“我的公司也不注册在浙江，而是在福建，否则别人会以为我的茶叶造假。”
“浙商诈骗还是比较少的，但造假实在是很普及，几乎所有的浙商都以这种方式自毁信誉。”陈俊愤慨的表示。1990年代，温州人以劣质皮革生产所谓的羊皮夹克，并将这种强度甚至比不上帆布的衣服美其名曰“时装夹克”，彻底将国人糊弄了一番；上世纪末，杭州鸿雁是全国知名品牌，但大量不法浙商利用“鸿雁”的知名度纷纷生产假冒劣质“鸿雁”产品，直接导致一个名牌走向死亡；现在，很多温州鞋商仍旧采用抄袭的方式进行生产，在对名牌的款式进行无成本抄袭后，生产出价格和品质同样低廉的仿冒产品，这种仿冒也导致浙江周边地区一些老字号鞋类企业销声匿迹……当这些仿冒的劣质产品走向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时，“Made in China”的信誉可想而知道，这也是直接导致后来俄罗斯人、西班牙人将劣质商品直接与中国制造划等号。
“浙商切入市场时基本采用低价侵入策略，在价格因素的主导之下，其质量的劣势也被虚假的繁荣掩盖起来。20多年的发展使得浙商占据了很多市场份额，但是当市场认识到浙商的真实面目之后，这些刚刚获得的市场资源又迅速失去。” 周德文对本刊记者表示，“信誉虽然不是拯救企业的‘速效救生丸’，但从长期建设来看，信誉绝对是决定企业生死的不二法门。”
死亡的模式
“浙江的中小企业几乎是同一个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模仿、模仿再模仿，我认为这是一种死亡模式。因为更多的复制了‘死亡模式’，浙江的中小企业也几乎存在同样的通病，那就是技术复制、战略匮乏和家族管理。”陈俊对记者表示。
陈俊认为浙商的模仿能力无人质疑，假冒伪劣多出自浙江就是一个反证。在模仿为主的企业发展背景下，对创新技术的漠视便顺理成章。而企业模仿大多属于比较低级的模仿，即模仿的只是形似，而无法做到传神，更不要说创新，这也直接导致企业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
家族化管理是所有浙江中小企业的通病。这种以血缘关系凝结而成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在企业刚刚起步之时往往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家族人员的知识、视野、管理水平常常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而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用人环境不规范，使得民营企业很难找到真正适合的人才，因而在人才选拔上瞻前顾后、缩手缩脚。
“浙江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任何战略规划，更多的企业存在严重的投机心理。”陈俊表示，“大多数浙商在一个行业里取得短暂优势后，便盲目扩张消耗资源。往往在企业真正需要的研发、打造核心竞争力方面缩手缩脚，最后失去竞争优势。一锤子买卖就能使企业赚得钵满盆溢，谁还会去花上十几年的积累去搞以技术为本的创造！当投机取巧成为一种思维，当轻研发、重抄袭成为一种习惯，整个行业的悲剧也就随之而来，浙商的悲剧也正是因此而上演。”
和“他杀”相比，“自杀”是真正让人心痛的死因，因为这是主观导致的消亡，是坐以待毙式的毁灭。当然，也许我们可以说“死亡”只是极少数，“毁灭”有些危言耸听，但不容争议的事实是，传统浙商式微之态已经日趋显现。长此以往，传统浙商也许会和曾经的晋商、徽商一样成为历史……
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市场经济代表性的力量，却正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阵痛。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先进的浙商突然变得脆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幕近来频频发生的、跟死亡有关的经济现象？
谁杀了浙商
“恶劣的外部环境导致很多浙商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猝死。”
“他杀”——外部决定的生死
“目前，浙江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刚刚从浙江考察回来的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对本刊记者表示。“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压力空前加剧；外贸税收调整、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信贷收缩，资金紧张。这是悬在很多浙江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几乎每一座山都可以将一些不成熟的浙商置于死地……”
信贷：紧悬在脖子上的绳子
“2008年以来，我有一半的工作时间在打电话，电话的内容有一大半是借钱。”刘广志一边摆弄着桌上的几双样品鞋，一边对记者抱怨道，“现在的银行简直就是‘黄世仁’，贷款比登天还难，就算是贷点钱，也追着屁股要。”
刘广志在温州经营着一家鞋厂，鞋厂虽然不大，但经济效益一直不错。“我一直在吃老本，前几年积累的那点积蓄都投进去了。”进入7月，刘广志的“老本”所剩无几，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在从银行贷款无望的情况下，刘广志被迫借贷民间资本。“如果能从银行贷到钱，谁愿意借高利贷，利息高不说，风险也大啊，我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可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让苦心经营的企业就这么倒闭吧。”
在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金融政策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都面临和刘广志同样的资金难题，“找钱”几乎成了企业主最头痛的难题。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经表示：因资金紧张，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周德文表示自己的数据并没有夸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进一步扩大也并非不可能。
周德文认为，信贷紧缩增加了企业从银行贷款的难度，却繁荣了地下信贷市场。而民间资本的高利息、高风险又成为阻碍企业正常运营的重要因素，很多企业的破产都是因为背负上了高利贷的重担。
2008年5月，“浙江台州飞跃”申请破产。这家中国缝纫机制造出口的龙头企业虽然因政府的介入苟延残喘，但沉重的经济包袱使其短期内难以再度崛起；6月，浙江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失踪，这位显赫一时的企业家在欠下数亿的民间借贷后不知所终；7、8月间，关张倒闭的浙江企业日渐增多，更爆出类似朱吉光、郑亚津自杀等死亡事件……
7月13日，浙江省政府正式启动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8月中旬，温州市出台“金融八条”，力图为中小企业“补血”；同期，央行调整信贷额度，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的信贷额度分别上调了5%和10%……
“我们需要的不是政策，是钱！” 刘广志对记者表示。
成本：一本难念的经
温州的打工仔也开始感觉到就业形势的严峻了。
“今年我已经换了三家公司了，干不几天，公司就停工，以前从来不这样。”来自江西的小林在温州连续多次失业之后，和老乡结伴来北京“讨生活”。“我有很多老乡都失业了，以前在劳务市场呆上半天就可以找到工作，但现在很难。”
小林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眼镜企业，最近两个月，厂里一直处于半停工状态，工资的发放也时断时续。
本刊记者辗转找到了这家企业的总经理王天南。“我们以前秉持的原则是薄利多销，因为我们这里的眼镜企业非常多，不压低成本和利润就拿不到订单。”
但是今年以来，因原材料、人工开支、通货膨胀等各方面因素，王天南的眼镜公司已经蒸发了5%的利润。“5月之后，公司的利润基本为负数，我们已经入不敷出。”
据了解，在浙南一带，像王天南这样的中小眼镜企业非常多。它们一般没有自己的品牌，多以代理加工的形式生产一些价位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的低档眼镜。“除开人工、原料、管理成本，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小，一般不超过10%，很多企业甚至维持在5%左右。” 周德文对本刊记者表示，“虽然这个利润率不及中国GDP年均增速的一半，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它还是可以维持企业的运转。”
但是，2008年让王天南们感觉到“不正常”。今年以来，5%的利润率慢慢蒸发。“我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印度、中东，按美元结算的订单越来越不值钱，有的订单甚至还赔钱。”这个昔日红火的制造企业开始进入亏损期。
“现在赚不赚钱已经不重要，生存下去才是我的第一目的。”王天南对记者表示就连这个最低的目标也越来越难。前两天刚接了一笔生意，他仔细算了一遍，发现扣除所有开销，一副眼镜还要亏5毛钱。“秋天是旺季，也许收获的季节能带来好运。如果这个秋天没有好消息，那我们将过不了这个冬天了。”
“浙江的制造业早就进入冬天了”，周德文坦言，“原料成本增加、劳动力成本增加都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但是在‘不赔就是赚’的心态下，大家都忍受了。很多人甚至通过控制成本开支等手段把丢失的利润再找回来。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当包括美元贬值等更重的危机袭来时，企业的经营就开始失控，直致亏损、破产、死亡。”
“他杀”的原因还有很多，在外力的作用下导致内部毁灭，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太弱。当然，当大量的企业死于“他杀”之时，宏观决策者们是否也应对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作更全面的考量和积极的建设。
浙商模式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其结果是早晚都要掉进坑里。
“自杀”——浙商模式的崩盘
20多年来，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注视着浙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快速发展壮大。“但是在这20年里，中国也在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此期间，浙商赖以生存的融资、效率、模仿等所谓优势都已经荡然无存。当浙商仍旧以固有的经营、发展理念面对市场时，其结果无疑是自杀！只不过人死的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企业死亡。”
浙商的骗术
“温州人是劣等的中国人，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骗钱。”在采访中，有专家如此评论温州人，“浙江人的商业模式等同于温州人，在民众看穿了骗术之后，其结局只能是自杀。”
陈俊并不认同“劣等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的老乡只是在经营方面出现了问题。“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很多企业主不是考虑如何可持续发展，而是一锤子的买卖，‘水变油’是其中的代表。”
浙商版“水变油”是浙江著名企业家陈金义一手导演的。
陈金义并不是“水变油”的“发明者”，最初的“水变油”发生于1992年。当时一个叫王洪成的哈尔滨司机声称发明一种能将水变成油的“水基燃料”，加入此种配方，清水可以变成油料。最终，这个“科学骗子”在先后骗取了3亿元后锒铛入狱。
后来，陈金义抄袭了王洪成的‘专利”，公开宣称“开发了一种新型高能燃料，真正实现了‘水变油’。”
陈金义将自己的“水变油”项目称之为“金伦油”，其基本生产材料是石油提炼剩下的渣油，通过加水乳化反应而成。掌握了“水变油”技术的陈金义也和16年前的王洪成一样，积极向外界推广自己的技术成果，但时隔不久，因拖欠巨额债务，法院查封陈金义的“水变油”基地。陈和其妻子也从此销声匿迹，不知所踪。据说在清算后，陈金发仍旧欠下近5000万元的债务。
与王洪成不一样，陈金义不仅身家过亿，而且在浙江的商业圈里一直名声不错。但就是这个名声不错的商人，导演了一出荒唐的诈骗闹剧。
“陈金发是很多浙商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份背景和经历几乎就是这一代浙商的缩影。”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董事长周永利对本刊记者表示。陈金义原本是一位乡村民办教师，后来靠500元钱起家。1992年去上海破天荒地收购了6家店，成为一时的潮流。1998年，他第一个打破家族制，并将企业拿到新加坡上市，成为浙商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浙商也都以他为楷模。但是一系列盲目的投资直接导致其资金紧张、债台高筑，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水变油”骗局。
周永利承认自己身上也有陈金义的习气，“赚了就跑，甚至是骗了就跑。”他认为这是所有浙商身上的通病，当然，也是束缚企业发展的弊病。
先进的垃圾
“谁也不能否认浙商的勤恳，但我们勤恳的不是地方。” 周永利在自我褒扬之后，又惭愧的自我检讨。
在1980年代后期，浙江商人已经通过勤恳的钻营形成了自己的商业圈：温州皮鞋、服装、眼镜，义乌的纺织面料和小商品，柳市的低压电器、汽车配件……这一大批各具优势的产业甚至在全国都叫得开、叫得响。
2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技术、经验和市场的积累并没有将当年的优势带到一个更高的产业层次，而是生产了更多更加泛滥的工业垃圾。
“浙商是一群惟利是图的人，也是一群微利是图的人。”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浙商的二十二条军规》里，陈俊如此表述。在这个规则的引导下，其它的例如交易规则和道德规范都被浙商忽略不计。在1990年代前后，浙商充分利用国人商品识别能力不强、政府监管缺失、市场混乱的空子，大量生产根本不符合国家标准且没有使用价值的工业垃圾。
“浙江柳市生产的低压电器、电工产品大多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劣质产品；浙江温州商人大量收购报废电机翻新，以低于市场正常价20－30％的价格兜售，合格电机受到挤压，几近销声匿迹；浙江温州皮货商人大量采用复合皮冒充真皮生产廉价皮鞋冲击外地市场，使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皮革业饱受打压痛苦……”这几乎是一代浙商的商业模式，也是浙商给市场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
但是，这种扰乱市场、败坏信誉的商业繁荣注定是虚假的。当中国制造引起争论、国家加大监管力度、民众注重品牌识别之后，浙商低廉但也同样低档的商品开始走进死胡同。
“为了市场的健康发展，这部分商人必须要‘杀’，而且死有余辜。”陈俊认为。
信誉的缺失
2007年有一则让温州人甚至是浙江人羞愧的新闻。有媒体报道：温州某电器制造商投资数亿收购了上海人民电器，并将总部设在了上海，但生产基地仍在温州。为此，上海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该公司抗着上海的旗号生产温州式的劣质产品而毁了上海这块金字招牌。
“对生意伙伴，我从来不说自己是浙江人，现在浙江人的商业信誉极差。”一位在北京经商的杭州茶商对记者表示。“我的公司也不注册在浙江，而是在福建，否则别人会以为我的茶叶造假。”
“浙商诈骗还是比较少的，但造假实在是很普及，几乎所有的浙商都以这种方式自毁信誉。”陈俊愤慨的表示。1990年代，温州人以劣质皮革生产所谓的羊皮夹克，并将这种强度甚至比不上帆布的衣服美其名曰“时装夹克”，彻底将国人糊弄了一番；上世纪末，杭州鸿雁是全国知名品牌，但大量不法浙商利用“鸿雁”的知名度纷纷生产假冒劣质“鸿雁”产品，直接导致一个名牌走向死亡；现在，很多温州鞋商仍旧采用抄袭的方式进行生产，在对名牌的款式进行无成本抄袭后，生产出价格和品质同样低廉的仿冒产品，这种仿冒也导致浙江周边地区一些老字号鞋类企业销声匿迹……当这些仿冒的劣质产品走向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时，“Made in China”的信誉可想而知道，这也是直接导致后来俄罗斯人、西班牙人将劣质商品直接与中国制造划等号。
“浙商切入市场时基本采用低价侵入策略，在价格因素的主导之下，其质量的劣势也被虚假的繁荣掩盖起来。20多年的发展使得浙商占据了很多市场份额，但是当市场认识到浙商的真实面目之后，这些刚刚获得的市场资源又迅速失去。” 周德文对本刊记者表示，“信誉虽然不是拯救企业的‘速效救生丸’，但从长期建设来看，信誉绝对是决定企业生死的不二法门。”
死亡的模式
“浙江的中小企业几乎是同一个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模仿、模仿再模仿，我认为这是一种死亡模式。因为更多的复制了‘死亡模式’，浙江的中小企业也几乎存在同样的通病，那就是技术复制、战略匮乏和家族管理。”陈俊对记者表示。
陈俊认为浙商的模仿能力无人质疑，假冒伪劣多出自浙江就是一个反证。在模仿为主的企业发展背景下，对创新技术的漠视便顺理成章。而企业模仿大多属于比较低级的模仿，即模仿的只是形似，而无法做到传神，更不要说创新，这也直接导致企业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
家族化管理是所有浙江中小企业的通病。这种以血缘关系凝结而成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在企业刚刚起步之时往往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家族人员的知识、视野、管理水平常常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而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用人环境不规范，使得民营企业很难找到真正适合的人才，因而在人才选拔上瞻前顾后、缩手缩脚。
“浙江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任何战略规划，更多的企业存在严重的投机心理。”陈俊表示，“大多数浙商在一个行业里取得短暂优势后，便盲目扩张消耗资源。往往在企业真正需要的研发、打造核心竞争力方面缩手缩脚，最后失去竞争优势。一锤子买卖就能使企业赚得钵满盆溢，谁还会去花上十几年的积累去搞以技术为本的创造！当投机取巧成为一种思维，当轻研发、重抄袭成为一种习惯，整个行业的悲剧也就随之而来，浙商的悲剧也正是因此而上演。”
和“他杀”相比，“自杀”是真正让人心痛的死因，因为这是主观导致的消亡，是坐以待毙式的毁灭。当然，也许我们可以说“死亡”只是极少数，“毁灭”有些危言耸听，但不容争议的事实是，传统浙商式微之态已经日趋显现。长此以往，传统浙商也许会和曾经的晋商、徽商一样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