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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德的浪漫
叙述黄永玉的文学行当，如果要勾勒他与不同文学家的交往，首先要写的当然是沈从文。不仅仅因为沈从文是他的表叔，还在于沈从文为他起了“黄永玉”这个笔名。
1946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不再用“黄永裕”而改为“黄永玉”。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黄永玉与沈从文的亲戚关系相当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亲历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
1922年的湖南常德，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他的表兄黄玉书。沈喜爱文学，黄喜爱美术。在沈从文眼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根据沈从文的回忆，黄玉书结识了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杨光蕙，凤凰苗乡得胜营人士，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两人很快恋爱了。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他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
自从认识了这位杨姑娘后，一去她那里两人必然坐在大风琴边，一面弹琴一面谈情，我照例站在后门前去欣赏市景，并观风。到蒋老太太（即作家丁玲的母亲）来学校时，经我一作暗号，里面琴声必忽然弹奏起来，老太太笑笑地说：“你们弹琴弹得真热心！”表示对于客人的礼貌，客人却不免红脸。因为“弹琴”和“谈情”字音相同，老太太语意指什么即不大分明。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凤凰人，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进行着浪漫的爱情。1923年，沈从文离开常德，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了他的文学之旅。表兄说得不错，几年之后，他所欣赏的表弟真的成了文坛的新星。
沈从文走后，黄玉书仍留在常德。同一年，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结婚。一年后，即1924年8月9日（农历七月初九），他们的长子在常德出生。几个月后，他们将他带回凤凰。
不用说，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二、在漂泊中“翻阅大书”
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多年来与黄永玉聊天，我听到他提得最多、语气颇为恭敬的，总是少不了沈从文。在黄永玉与文学的漫长关联中，沈从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1982年，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几近三十年。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1979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感触良多：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的确，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着地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两人又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之后，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之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一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在十多的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漂泊。
难以想象，没有年青时代的漂泊，会有后来的黄永玉。漂泊让他把这个世界看个透，把世态炎凉看个透。漂泊也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方式、技巧，把他磨炼得更加适应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纪，在错综复杂的人际面前，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更为应付自如，同时另有一种“野气”。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三、“生命正当成熟期”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在直接的影响与传承上，因为两个人其实文学理念、风格，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黄永玉回忆过，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1934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以给张兆和写信的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10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
大约五年过去，15岁的黄永玉第一次读到沈从文的作品。此时，在福建漂泊的他，离开集美学校后在德化县一座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一次，他用老板发的一块钱去理发，用剩下的7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然而，此时的他，却读不懂。
抗战胜利之后，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1947年2月，在所写关于黄永玉父母故事的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写到战后在北平初次看到黄永玉木刻的经过与印象：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暌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我也和家中人由云南昆明一个乡村中，依旧归还到旧日的北平，收拾破烂，重理旧业。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应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而年龄也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的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种种卑微工作上短时期的稳定，继以长时间的失业，如蓬如萍地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的学徒。
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1947年初，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即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
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将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此时，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其木刻艺术崭露头角，沈从文的这一举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1947年在上海，汪曾祺与他开始成为好朋友；1948年在香港，萧乾促成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画展。于是，年轻的黄永玉，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赫然亮相。
时隔三十几年，1979年沈从文在编选文集时，为旧文《一个传奇的本事》特意补写下面一段关于黄永玉的文字，其中写道：
至于三十多年前对永玉的预言，从近三十年工作和生活发展看来，一切当然近于过虑。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廓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自己的工作，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的突破和进展。生命正当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给人以十分鲜明印象。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长而又能对于精力加以适当制约，不消耗于无多意义的世俗酬酢中，必将更进一步，为国家作出更多方面贡献，实在意料中。进而对世界艺术丰富以新内容，也将是迟早间事。
厚爱、真挚、坦率。晚年沈从文以这种方式，写出他对黄永玉艺术成就与人生态度的独特见解。
（摘自《南方都市报》）
叙述黄永玉的文学行当，如果要勾勒他与不同文学家的交往，首先要写的当然是沈从文。不仅仅因为沈从文是他的表叔，还在于沈从文为他起了“黄永玉”这个笔名。
1946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不再用“黄永裕”而改为“黄永玉”。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黄永玉与沈从文的亲戚关系相当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亲历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
1922年的湖南常德，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他的表兄黄玉书。沈喜爱文学，黄喜爱美术。在沈从文眼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根据沈从文的回忆，黄玉书结识了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杨光蕙，凤凰苗乡得胜营人士，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两人很快恋爱了。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他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
自从认识了这位杨姑娘后，一去她那里两人必然坐在大风琴边，一面弹琴一面谈情，我照例站在后门前去欣赏市景，并观风。到蒋老太太（即作家丁玲的母亲）来学校时，经我一作暗号，里面琴声必忽然弹奏起来，老太太笑笑地说：“你们弹琴弹得真热心！”表示对于客人的礼貌，客人却不免红脸。因为“弹琴”和“谈情”字音相同，老太太语意指什么即不大分明。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凤凰人，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进行着浪漫的爱情。1923年，沈从文离开常德，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了他的文学之旅。表兄说得不错，几年之后，他所欣赏的表弟真的成了文坛的新星。
沈从文走后，黄玉书仍留在常德。同一年，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结婚。一年后，即1924年8月9日（农历七月初九），他们的长子在常德出生。几个月后，他们将他带回凤凰。
不用说，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二、在漂泊中“翻阅大书”
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多年来与黄永玉聊天，我听到他提得最多、语气颇为恭敬的，总是少不了沈从文。在黄永玉与文学的漫长关联中，沈从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1982年，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几近三十年。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1979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感触良多：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的确，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着地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两人又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之后，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之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一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在十多的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漂泊。
难以想象，没有年青时代的漂泊，会有后来的黄永玉。漂泊让他把这个世界看个透，把世态炎凉看个透。漂泊也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方式、技巧，把他磨炼得更加适应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纪，在错综复杂的人际面前，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更为应付自如，同时另有一种“野气”。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三、“生命正当成熟期”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在直接的影响与传承上，因为两个人其实文学理念、风格，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黄永玉回忆过，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1934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以给张兆和写信的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10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
大约五年过去，15岁的黄永玉第一次读到沈从文的作品。此时，在福建漂泊的他，离开集美学校后在德化县一座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一次，他用老板发的一块钱去理发，用剩下的7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然而，此时的他，却读不懂。
抗战胜利之后，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1947年2月，在所写关于黄永玉父母故事的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写到战后在北平初次看到黄永玉木刻的经过与印象：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暌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我也和家中人由云南昆明一个乡村中，依旧归还到旧日的北平，收拾破烂，重理旧业。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应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而年龄也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的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种种卑微工作上短时期的稳定，继以长时间的失业，如蓬如萍地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的学徒。
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1947年初，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即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
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将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此时，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其木刻艺术崭露头角，沈从文的这一举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1947年在上海，汪曾祺与他开始成为好朋友；1948年在香港，萧乾促成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画展。于是，年轻的黄永玉，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赫然亮相。
时隔三十几年，1979年沈从文在编选文集时，为旧文《一个传奇的本事》特意补写下面一段关于黄永玉的文字，其中写道：
至于三十多年前对永玉的预言，从近三十年工作和生活发展看来，一切当然近于过虑。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廓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自己的工作，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的突破和进展。生命正当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给人以十分鲜明印象。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长而又能对于精力加以适当制约，不消耗于无多意义的世俗酬酢中，必将更进一步，为国家作出更多方面贡献，实在意料中。进而对世界艺术丰富以新内容，也将是迟早间事。
厚爱、真挚、坦率。晚年沈从文以这种方式，写出他对黄永玉艺术成就与人生态度的独特见解。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