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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他们对待“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所以“独有徽人偏笃爱，重金无吝购娱珍”。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文荟萃，商业繁盛，到了明代尤为突出，时人张瀚在《松窗梦语·商贾纪》中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可见徽州有着善于经商的传统。
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他们对待“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所以“独有徽人偏笃爱，重金无吝购娱珍”。尤其是歙县的“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徽人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读书做诗绘画，并与当时社会上的贤豪名流相往还，积极搜求古今法书名画。由此引发了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兴盛。当时的徽州人“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导致丰富的艺术珍品积聚徽州，使其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收藏地，亦带动了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发展。
收藏风行 家弦户诵
徽州的书画市场甚为活跃，当地人们的收藏亦相当可观：宋元明清近千余岁，陵谷变迁，未受兵革，书籍、碑版、金石、书画之藏，至明弘嘉，搜罗宏富，家弦户诵，虽吴越文物之盛，无以逾之。古玩收藏竟达到“家弦户诵”，可见其参与市场群体的庞大。究其原因，除了徽州地域的因素外，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鉴藏风气有关。沈德符在描述明中期社会收藏之风时就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徽人为政，以临邓程、卓之货，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泥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这种风气自然影响到徽州：“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致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在这里，沈氏讥讽徽人鉴赏水平不高，对书画古玩收藏趋之若鹜以致真假不分。然而这毕竟是由于晚明社会收藏风气愈演愈烈所致，对古物缺少修养的徽商自然也难以避免。
但无论如何，明末徽州鉴藏家收藏的法书名画不计其数却是事实。徽州籍著名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对此就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把自己历年行商古玩的所见所想，都记录在自己写的《书画记》上，让我们得以真实地看清当时市场中方方面面的细节。吴氏出身于收藏世家，其父吴豹韦“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他曾于1639年在溪南观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此话中所提及的徽州几个大收藏家族皆为徽州名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这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社会收藏结构，使徽州具有自身独特的面貌。
榆林程氏为徽州大收藏家族，代表人物是程季白。他与汪珂玉、董其昌、李日华均有交往。吴其贞称其“笃好古玩，辨博高明识见过人，鉴赏家称焉，所得物皆选拔名尤”。而李日华（1565年至1635年）《六研斋笔记》中说季白藏有唐人韩干《五牛图》。画家王时敏亦曾借观过他所藏的王维《江山雪雾图》。季白死后，其儿子程明诏继承了家产，收藏虽不如前，但依旧十分富足。家藏有“汉白玉器、项氏所集图章百方，皆各值千金者。”吴其贞在徽州到过他家中，并看到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以及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翟院深的《雪山归猎图》、赵孟頫的《水村图》手卷、王羲之《行攘贴》的唐初摹本、王蒙的《秋丘林屋》题记等。可见其藏品之鸿富和精美！ 12年之后，他再次拜访，观赏了黄公望《同天春晓》、吴镇《水竹山居图》、郭熙《乔松山水图》、荆浩《山水图》等9件作品。
此外，居安黄氏也是当地的收藏望族。吴其贞曾在居安黄氏家里观赏了夏圭《雪亭图》、马和之《毛诗东归弦歌》和赵孟頫《前后赤壁图》。同年还在其家观赏到了马远所作册页等14幅书画作品：“以上十四种在乙亥十月既望观于伯昭侄肯堂之上。是日所观未登记者有唐人临王右军《曹娥碑》、米元章为国祥书《天马赋》、李龙眠《游骑图》。伯昭讳道昂，攻举子业，无心古玩，翼明兄次子也。兄讳怀贤，为人以孝弟自持，好博古，尤嗜书画，所得皆海内名物。”
然要论徽州最大的收藏家，当属西溪南的吴氏，可谓家藏巨丰，匹敌清内府收藏，并与名士多有交往。《丰南志·士林》有吴廷传：“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斋帖》，杨明时为双钩入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所刻有馆本《王右军十七帖》……皆刻于万历中。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
徽州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除了徽商之外，还有画家、官绅、医生、装裱工、平民百姓、门客等，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陶元祐，崇祯十六年进士。壬辰（1683年）年正月二十六日，吴其贞与他一起到吴门，观赏一个名叫于庭的人携来的两幅名画，一幅是元代曹云西的《群峰雪霁图》大纸画，另一幅是赵仲穆的《渊明图》小纸画。曹画被朋友归希之以他物易去，《渊明图》因陶公见之与己同姓，事迹又相同（陶公入清后便隐居），故赠之。无独有偶，清官庄冏生也与吴其贞过从甚密。壬辰三月八日，吴氏在其吴门园上，观赏董源《风雨归庄图》大绢画一幅。并说“庄淡冏庵先生讳生，字玉骢。武进人，应会先生仲子也。登丁亥进士。长于临池丹青，雅好古玩。家多收藏，大多得于旧内省。是日购予李唐《风雨归牛图》、萧照《瑞应图》、盛子昭《烈妇刺虎图》、钱选《兰亭图》。时壬辰三月八日”。这位身居官场的大清官员，因何能得到明宫廷藏品，不得而知。 再者，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在当时也不乏其人。如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吴其贞在岩寺大桥头方胖子家，观赏了一幅特殊风格的黄公望《山水图》大劈之画一幅。“气色尚佳。所画山水，尽用秃笔，无钩亦无皴，一笔一画如写字一般。此法古往今来未见有也。大都大痴作画无一定之见，皆随笔而成，各有不符。是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称为画圣诚不虚誉也。识二字曰大痴，用子久一图书。”估计这位方胖子既无身份也无背景，仅是一介平民，不然不会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
热闹交易 作伪高明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
实际上，龙宫寺内可能有交易的店铺，吴氏多次去龙宫寺，与那里的古董商人素有交往。如已卯九月五日，他曾记叙在一家古董店里看画，其中一幅还是黄公望所作，名为《赠别图》：“此图在龙宫寺，观于邑中王虎臣令郎手。虎臣笃好书画，收藏甚多。是日所见元人画六幅可一记者仅此。”二十天后即已卯九月二十六日，他又于“龙宫寺中金虎臣乃郎手”。观倪云林《紫芝山房图》小纸画一幅、唐子华《捕鱼图》绢画一幅、王叔明《杉溪图》小纸画一幅、马文壁《山水图》大绢画一幅等四图，另有“黄大痴枫横张纸画册子十二页，董思白跋”，是“金收藏名画也”。可以看出书画的流动十分迅速，而且当中也有名画的存在，想必有专门的艺术品店铺。甚至于，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可知这是一个有专门卖书画的市场，而这类似于店铺的市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
交易方式除了市场购买外，还有各类的古董商登门求售，或鉴藏家之间直接交易。商人的存在，大大方便了商品的交易。
既然明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那么也不一定仅限金钱交易。其实这时期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留画家在家中款待代替金钱的方式来获得艺术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与汪珂玉换沈周《阳冈图》，只是汪珂玉不愿意：“时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看出以这种方式交换藏品已属普遍。此外，还有以人情交换的。万历四十年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以朱西方村诗集见饷”的回礼。
然而，明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赝，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作伪甚是严重，波及到江南各个地区，徽州自然也深受影响。据沈德符观察：“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以此作计然策矣。”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作伪谋生的人逐渐增多。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甚是严重。如徽州溪以南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界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壁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应运而生的，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在作伪者日益猖獗之时，鉴定家应运而生。在徽州地区出现了像吴廷、吴祯、詹景凤这样大的鉴赏家，他们的鉴定水平一流。有了这些鉴定家的存在，使书画购买能减少些风险，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的秩序。
互动交流 市场中心
徽州的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地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
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徽州人时常与外地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到家乡本地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流通。如徽人詹景凤（1520年至1602年）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由于奔波于各地的艺术市场，詹景凤对各地的审美趣味有一定了解。他论及江南与徽州地区在收藏及审美喜好上的前后关系：“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自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千耳。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后有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醉悬黎矣。”此段文字中，詹景凤除了夸耀自己的眼力高明之外，还表明在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趣味的影响，紧随其后。
然而说到底，这也是市场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比如，徽州收藏以“元四家”等南宗画家的作品为主。30年前，在董其昌徽州交游之前，那时的市场基本状况是：“吾族世蓄古书画，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远）、夏（硅）、孙、刘（松年）、郭熙、范宽，元颜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镇，间及沈启南，价亦不能满而三金。又尚册而不尚卷，尚成堂四轴，而不尚单轴。”而30年之后，王世贞说：“画当重宋，三十年来，忽重倪云镇以逮沈周，价增十倍。大抵吴人滥筋，而徽人导之。”
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收藏家过来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与上文中提到的吴廷交好，来西溪南时一般都居住在吴廷的“余清斋”，此斋的匾额也是董其昌亲笔所写。著名文人收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他曾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吴其贞记载，1642年十一月，他在吴子含“去非馆”遇到钱谦益，并从他手上观赏了王蒙《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及其他作品：“以上二图在子含去非馆中观于虞山宗伯手。是日，仍见宗伯行囊中。入记中者有：黄大痴《洞天春晓图》、王右丞《雪霁图》、萨天锡《云天图》、王右军《平安帖》。不入记者：褚河南《西竹经》、米元章《多景楼诗》、米元章《题定武兰亭一记》”。以上皆得于溪南丛睦坊者。还有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霏》、《长湖烟雨》诸图”。
除了这些知名的收藏家来徽州购买书画。一些当地的书画中介者也会把徽州的艺术品带到江南各地去卖。出现了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中间商人，即“牙人”。他们时常往来于徽州和江南之间，出入嗜好艺术收藏的富商及文人之宅，成为当时艺术品交易的经纪人。我们熟知的吴其贞就是一名牙人，他在江南各地四处游走，买卖书画。他曾得梅道人《竹溪泛艇图》小纸画一幅于常州陆家达那里。在丙午秋七月五日，又偶获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于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壬子八月廿二日，购僧梵隆《高僧图》纸画一卷于苏州吴子敏手。吴其贞还曾得到黄公望的《剩山图》，后来转卖出。有了这些书画交易人，使徽州与周边地区的书画交易变得异常顺畅，书画市场日臻完善。徽州书画大都流向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徽州人长期居住在外地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如居住在嘉兴的歙县籍藏家汪珂玉，是徽州地区重要的收藏家族。他的家族三代极富收藏，钱谦益与他多有往来，并称：“新安汪宗孝（珂玉）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丰。”吴其贞在《书画记》中也多有提及他与徽州汪氏的交往，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在汪氏处获观盛愚《古木垂钓图》：“此图得于汪中绥手，仲绥为人蕴籍，雅能博一占，目力超众，前辈鉴赏家。每每推敲于彼，故世人呼为古董秀才。时巳卯三月之既望。”此外，徽人在外地亦多有开设艺术品店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了一位开铺于杭州岳庙前十余年的歙人，其人名项宠叔，号玉怀道人。另有江苏扬州的吴振鲁，讳藩，是“歙之南溪人，商于淮扬。好古玩，所藏重器，得于榆村程氏、丛睦坊汪氏者多。”
然而，明清易代，战乱不断，使社会经济严重受创。战乱后的徽州，书画交易萧索起来，藏家不少家道衰败，收藏品也随之大量流失消散，或遭破坏，或流往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对此，吴其贞有切身的感受。1639年（己卯）四月初三至四月十四，吴其贞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时感慨道，昔日徽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已了无踪影，诸多“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0多年后的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触景生情，不禁感慨：“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文荟萃，商业繁盛，到了明代尤为突出，时人张瀚在《松窗梦语·商贾纪》中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可见徽州有着善于经商的传统。
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他们对待“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所以“独有徽人偏笃爱，重金无吝购娱珍”。尤其是歙县的“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徽人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读书做诗绘画，并与当时社会上的贤豪名流相往还，积极搜求古今法书名画。由此引发了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兴盛。当时的徽州人“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导致丰富的艺术珍品积聚徽州，使其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收藏地，亦带动了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发展。
收藏风行 家弦户诵
徽州的书画市场甚为活跃，当地人们的收藏亦相当可观：宋元明清近千余岁，陵谷变迁，未受兵革，书籍、碑版、金石、书画之藏，至明弘嘉，搜罗宏富，家弦户诵，虽吴越文物之盛，无以逾之。古玩收藏竟达到“家弦户诵”，可见其参与市场群体的庞大。究其原因，除了徽州地域的因素外，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鉴藏风气有关。沈德符在描述明中期社会收藏之风时就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徽人为政，以临邓程、卓之货，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泥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这种风气自然影响到徽州：“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致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在这里，沈氏讥讽徽人鉴赏水平不高，对书画古玩收藏趋之若鹜以致真假不分。然而这毕竟是由于晚明社会收藏风气愈演愈烈所致，对古物缺少修养的徽商自然也难以避免。
但无论如何，明末徽州鉴藏家收藏的法书名画不计其数却是事实。徽州籍著名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对此就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把自己历年行商古玩的所见所想，都记录在自己写的《书画记》上，让我们得以真实地看清当时市场中方方面面的细节。吴氏出身于收藏世家，其父吴豹韦“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他曾于1639年在溪南观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此话中所提及的徽州几个大收藏家族皆为徽州名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这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社会收藏结构，使徽州具有自身独特的面貌。
榆林程氏为徽州大收藏家族，代表人物是程季白。他与汪珂玉、董其昌、李日华均有交往。吴其贞称其“笃好古玩，辨博高明识见过人，鉴赏家称焉，所得物皆选拔名尤”。而李日华（1565年至1635年）《六研斋笔记》中说季白藏有唐人韩干《五牛图》。画家王时敏亦曾借观过他所藏的王维《江山雪雾图》。季白死后，其儿子程明诏继承了家产，收藏虽不如前，但依旧十分富足。家藏有“汉白玉器、项氏所集图章百方，皆各值千金者。”吴其贞在徽州到过他家中，并看到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以及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翟院深的《雪山归猎图》、赵孟頫的《水村图》手卷、王羲之《行攘贴》的唐初摹本、王蒙的《秋丘林屋》题记等。可见其藏品之鸿富和精美！ 12年之后，他再次拜访，观赏了黄公望《同天春晓》、吴镇《水竹山居图》、郭熙《乔松山水图》、荆浩《山水图》等9件作品。
此外，居安黄氏也是当地的收藏望族。吴其贞曾在居安黄氏家里观赏了夏圭《雪亭图》、马和之《毛诗东归弦歌》和赵孟頫《前后赤壁图》。同年还在其家观赏到了马远所作册页等14幅书画作品：“以上十四种在乙亥十月既望观于伯昭侄肯堂之上。是日所观未登记者有唐人临王右军《曹娥碑》、米元章为国祥书《天马赋》、李龙眠《游骑图》。伯昭讳道昂，攻举子业，无心古玩，翼明兄次子也。兄讳怀贤，为人以孝弟自持，好博古，尤嗜书画，所得皆海内名物。”
然要论徽州最大的收藏家，当属西溪南的吴氏，可谓家藏巨丰，匹敌清内府收藏，并与名士多有交往。《丰南志·士林》有吴廷传：“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斋帖》，杨明时为双钩入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所刻有馆本《王右军十七帖》……皆刻于万历中。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
徽州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除了徽商之外，还有画家、官绅、医生、装裱工、平民百姓、门客等，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陶元祐，崇祯十六年进士。壬辰（1683年）年正月二十六日，吴其贞与他一起到吴门，观赏一个名叫于庭的人携来的两幅名画，一幅是元代曹云西的《群峰雪霁图》大纸画，另一幅是赵仲穆的《渊明图》小纸画。曹画被朋友归希之以他物易去，《渊明图》因陶公见之与己同姓，事迹又相同（陶公入清后便隐居），故赠之。无独有偶，清官庄冏生也与吴其贞过从甚密。壬辰三月八日，吴氏在其吴门园上，观赏董源《风雨归庄图》大绢画一幅。并说“庄淡冏庵先生讳生，字玉骢。武进人，应会先生仲子也。登丁亥进士。长于临池丹青，雅好古玩。家多收藏，大多得于旧内省。是日购予李唐《风雨归牛图》、萧照《瑞应图》、盛子昭《烈妇刺虎图》、钱选《兰亭图》。时壬辰三月八日”。这位身居官场的大清官员，因何能得到明宫廷藏品，不得而知。 再者，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在当时也不乏其人。如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吴其贞在岩寺大桥头方胖子家，观赏了一幅特殊风格的黄公望《山水图》大劈之画一幅。“气色尚佳。所画山水，尽用秃笔，无钩亦无皴，一笔一画如写字一般。此法古往今来未见有也。大都大痴作画无一定之见，皆随笔而成，各有不符。是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称为画圣诚不虚誉也。识二字曰大痴，用子久一图书。”估计这位方胖子既无身份也无背景，仅是一介平民，不然不会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
热闹交易 作伪高明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
实际上，龙宫寺内可能有交易的店铺，吴氏多次去龙宫寺，与那里的古董商人素有交往。如已卯九月五日，他曾记叙在一家古董店里看画，其中一幅还是黄公望所作，名为《赠别图》：“此图在龙宫寺，观于邑中王虎臣令郎手。虎臣笃好书画，收藏甚多。是日所见元人画六幅可一记者仅此。”二十天后即已卯九月二十六日，他又于“龙宫寺中金虎臣乃郎手”。观倪云林《紫芝山房图》小纸画一幅、唐子华《捕鱼图》绢画一幅、王叔明《杉溪图》小纸画一幅、马文壁《山水图》大绢画一幅等四图，另有“黄大痴枫横张纸画册子十二页，董思白跋”，是“金收藏名画也”。可以看出书画的流动十分迅速，而且当中也有名画的存在，想必有专门的艺术品店铺。甚至于，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可知这是一个有专门卖书画的市场，而这类似于店铺的市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
交易方式除了市场购买外，还有各类的古董商登门求售，或鉴藏家之间直接交易。商人的存在，大大方便了商品的交易。
既然明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那么也不一定仅限金钱交易。其实这时期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留画家在家中款待代替金钱的方式来获得艺术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与汪珂玉换沈周《阳冈图》，只是汪珂玉不愿意：“时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看出以这种方式交换藏品已属普遍。此外，还有以人情交换的。万历四十年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以朱西方村诗集见饷”的回礼。
然而，明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赝，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作伪甚是严重，波及到江南各个地区，徽州自然也深受影响。据沈德符观察：“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以此作计然策矣。”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作伪谋生的人逐渐增多。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甚是严重。如徽州溪以南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界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壁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应运而生的，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在作伪者日益猖獗之时，鉴定家应运而生。在徽州地区出现了像吴廷、吴祯、詹景凤这样大的鉴赏家，他们的鉴定水平一流。有了这些鉴定家的存在，使书画购买能减少些风险，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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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的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地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
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徽州人时常与外地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到家乡本地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流通。如徽人詹景凤（1520年至1602年）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由于奔波于各地的艺术市场，詹景凤对各地的审美趣味有一定了解。他论及江南与徽州地区在收藏及审美喜好上的前后关系：“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自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千耳。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后有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醉悬黎矣。”此段文字中，詹景凤除了夸耀自己的眼力高明之外，还表明在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趣味的影响，紧随其后。
然而说到底，这也是市场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比如，徽州收藏以“元四家”等南宗画家的作品为主。30年前，在董其昌徽州交游之前，那时的市场基本状况是：“吾族世蓄古书画，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远）、夏（硅）、孙、刘（松年）、郭熙、范宽，元颜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镇，间及沈启南，价亦不能满而三金。又尚册而不尚卷，尚成堂四轴，而不尚单轴。”而30年之后，王世贞说：“画当重宋，三十年来，忽重倪云镇以逮沈周，价增十倍。大抵吴人滥筋，而徽人导之。”
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收藏家过来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与上文中提到的吴廷交好，来西溪南时一般都居住在吴廷的“余清斋”，此斋的匾额也是董其昌亲笔所写。著名文人收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他曾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吴其贞记载，1642年十一月，他在吴子含“去非馆”遇到钱谦益，并从他手上观赏了王蒙《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及其他作品：“以上二图在子含去非馆中观于虞山宗伯手。是日，仍见宗伯行囊中。入记中者有：黄大痴《洞天春晓图》、王右丞《雪霁图》、萨天锡《云天图》、王右军《平安帖》。不入记者：褚河南《西竹经》、米元章《多景楼诗》、米元章《题定武兰亭一记》”。以上皆得于溪南丛睦坊者。还有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霏》、《长湖烟雨》诸图”。
除了这些知名的收藏家来徽州购买书画。一些当地的书画中介者也会把徽州的艺术品带到江南各地去卖。出现了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中间商人，即“牙人”。他们时常往来于徽州和江南之间，出入嗜好艺术收藏的富商及文人之宅，成为当时艺术品交易的经纪人。我们熟知的吴其贞就是一名牙人，他在江南各地四处游走，买卖书画。他曾得梅道人《竹溪泛艇图》小纸画一幅于常州陆家达那里。在丙午秋七月五日，又偶获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于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壬子八月廿二日，购僧梵隆《高僧图》纸画一卷于苏州吴子敏手。吴其贞还曾得到黄公望的《剩山图》，后来转卖出。有了这些书画交易人，使徽州与周边地区的书画交易变得异常顺畅，书画市场日臻完善。徽州书画大都流向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徽州人长期居住在外地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如居住在嘉兴的歙县籍藏家汪珂玉，是徽州地区重要的收藏家族。他的家族三代极富收藏，钱谦益与他多有往来，并称：“新安汪宗孝（珂玉）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丰。”吴其贞在《书画记》中也多有提及他与徽州汪氏的交往，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在汪氏处获观盛愚《古木垂钓图》：“此图得于汪中绥手，仲绥为人蕴籍，雅能博一占，目力超众，前辈鉴赏家。每每推敲于彼，故世人呼为古董秀才。时巳卯三月之既望。”此外，徽人在外地亦多有开设艺术品店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了一位开铺于杭州岳庙前十余年的歙人，其人名项宠叔，号玉怀道人。另有江苏扬州的吴振鲁，讳藩，是“歙之南溪人，商于淮扬。好古玩，所藏重器，得于榆村程氏、丛睦坊汪氏者多。”
然而，明清易代，战乱不断，使社会经济严重受创。战乱后的徽州，书画交易萧索起来，藏家不少家道衰败，收藏品也随之大量流失消散，或遭破坏，或流往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对此，吴其贞有切身的感受。1639年（己卯）四月初三至四月十四，吴其贞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时感慨道，昔日徽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已了无踪影，诸多“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0多年后的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触景生情，不禁感慨：“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