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末录《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自序》，其中有云：
　　三迤英贤，服官各省，闻甲申北京之变，乙酉南都之陷，悲愤填膺，弃官高蹈，其派一也；在籍缙绅，或予告家居，或丁艰旋里，一闻国变，遂不做出山之想，膏盲泉石，耻事新朝，其派二也；虽非迟官，而或为孝廉、或为明经，或为诸生，或为布衣，蒿目沧桑，时怀故国河山之感，其派三也；滇中循良，闻风解印，流连诗酒，啸傲林泉，作南荒之寓公，步西山之芳躅，其派四也；翩翩公子，随宦来滇，值社稷之变迁投岩穴以终老，其派五也；中原鼎沸，避乱远游，际易姓代兴之时，抱国破家亡之痛，寄迹六诏，遗恨千秋，其派六也。派别不同，而孤清凛冽，惓惓于旧国之心皆同。
　　此序所列六派遗民之状况，虽仅限于滇南一隅，实际上当时全国各地遗民之情态皆当如是。《明遗民录汇辑》近一千四百余人中，山右只有十数人。这是因为南方各省主要反抗的对象是异族的入侵与统治，而山、陕、冀、豫早在满人入主中原以前，就遭受了李白成大顺军战乱的动荡，许多士夫之家、王公贵戚，城破奔溃，无家可归，殉节而死，或遭毒荼者，所在多有。和南方遗民相比，忧患困苦，更为惨烈。今在散见的文献资料中，得知山西遗民当不下数百人，其故国情怀，倾祚遗恨，依稀可见。于此山右遗民中，傅山、戴枫仲便是杰出的代表。
　　一
　　在明末清初，傅山所结交的友人中，以戴枫仲最为相契。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同门师承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朝代鼎革、社稷倾覆、华夷变迁的复杂环境中，他们的学问主旨、精神志向完全相同。
　　傅山出生于一个具有王戚关系的官宦之家。六世祖傅天锡曾做过临泉王府的教授，官阶虽低，儒风犹存。曾祖傅朝宣为宁化王府的仪宾、承务郎，虽愤此不能扬显于功名，但家业之兴亦赖于此。祖父傅霖，明嘉靖壬戌一一五六二一进士，官至辽海兵备道参议。叔祖傅震，明嘉靖辛酉一一五六.）举人，官至耀州知州；傅霈，明万历丁丑一一五七七一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一门三凤，耀祖光宗，在当时的太原府也是颇为轰动的。父傅之谟，虽为诸生，授徒乡里，亦多有声望。可以说，傅氏一门，食明之禄，受明之恩，不下三代。
　　戴枫仲虽然没有像傅山家世那样有着复杂的王戚关系，但从曾祖始，三代宦途，在昭余一代当属于显赫的门第。其曾祖戴宾曾为直隶大名府通判。祖戴光启，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父戴运昌，明崇祯十年一一六三七一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其食禄状况，不亚于傅氏。
　　类似于傅山这样的家庭，在李白成流民横扫山右、进军京师的过程中，无疑均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追赃助饷，屠戮王公责戚，成为大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傅山一族，不但因此家庭破败，而原有田产为庄民新贵所占，而清初又有所谓的『更名田』，失而难得。所以，怀念故国，不与新朝合作，成为甘于清贫的遗民，此种原因不可忽视。
　　当然，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顾炎武不事二朝以母命为辞，李二曲不受征辟，以死抗拒。而傅山最初决心做遗民和其师袁继成顺治三年付嘱的一封信有关。袁继成明崇祯七年至九年一一六三四 一六三六一曾为山西提学佥事，恢复『三立书院』，选拔优秀的诸生讲习其中，傅山是袁继成最为爱戴的学生之一。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秋闱之后，为巡按御史张孙振诬陷，被逮至京师下狱，傅山和薛宗周联合『三立书院』同学赴京『伏阙讼冤』，袁案获解，无罪释放，以原官起武昌遭。南明弘光朝，袁继成擢为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江楚应皖。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六月被清军所执，押赴北上。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六月，不屈，被杀于京师。袁继成被俘之后曾有书信与傅山：
　　独子同忧患，于今乃别离。乾坤留古道，生死见心知。贯械还余草，传灯不以诗。悠悠千载业，努力慰相思。
　　江州求死不得，至今只得为其从容者。闻黄冠入山养母，甚善，甚善！此时不可一步出山也。有诗一册，付曲沃锡艇，属之门下藏之山中矣。可到未？（乙酉冬季一。
　　临终又书一信：
　　前诗到未？若未到，门下不可往取，可嘱西河曹孝廉硕公缓颊取之，必藏之门下。所目今著《经观》《史观》二书，《经观》薄就矣，《史观》尚未竟，不知能终竞此业否？晋士惟门下知我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成为友生也。 一丙戌秋初一。
　　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亦有相同的记载：
　　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日‘，『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一先生得书恸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
　　傅山『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是其对先师的一个郑重承诺，也是决心作故国遗民的一个重大原因。即使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博学鸿词』科的征召，勉黾就道，但终以病托辞，没有参加考试。既周全了当地官员，又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委实不易。
　　与傅山不同的是戴枫仲在明祚倾覆的那一时刻，正陪伴父亲于京师，亲眼目睹了大顺军的暴虐、在朝官员的冷漠和京师百姓的无奈。戴枫仲的父亲戴运昌，时任户部员外郎，因为请饷事，被人弹劾下狱，后来查明属于诬陷，冤情得解，但随即国变，京城大乱。戴枫仲在动乱不安的情势下，陪同父亲回到故里。戴运昌归里后，『入鹿台山，不再入邑城，不与时官往来。』成为名副其实的隐逸者，也是一位真正的故国遗民。正因如此，枫仲『力学而明于古今是非』，注重节义，虽结交广泛，然从不谋仕途，其旨意与父亲同归。清康熙年间（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其所建之『丹枫阁』也成为了全国各地遗民走访的中心。
　　甲申国变之后，傅山与戴枫仲的交往越来越亲密。相同的故国情怀，相同的遗民态度，成为他们交往的纽带。先是甲申（一六四四）二月，李自成率众进入山西，大学士曲沃李建泰措饷抵御大顺军，聘傅山为军前赞画，傅山从太原前去平定州迎接。适太原城破，傅山滞留平定，先后避难于平定、寿阳山中或亲友之家。三月至五月，李白成进入北京，草草登基。后是清兵入关，赶走李白成，顺治称帝于太和殿。紧接着是南明弘光帝即位。八月，傅山出家为道士。此种变迁对傅山来说，如此之快，料想不及，其痛苦之状可想而知。此见其甲申守岁诗： 　　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坐小团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掩泪山城看岁除，春正谁辨有王无？远臣有历谈天度，处士无年纪帝图。北塞那堪留景略，东迁岂必少夷吾。朝元白兽尊当殿，梦入南天建业都。
　　此后，傅山一直流寓于平定、寿阳或汾阳一带，以道士的身份，行医谋生，走访旧友，兼有恢复之意图。清顺治六年一一六四九一，姜壤反正，兵至汾阳，薛宗周、王如金见明号而加入其中，后战死太原。这对傅山谋图恢复的愿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顺治七年，至祁县访戴枫仲，遂成岁寒之友。傅山《叙枫林一枝》有云：
　　枫仲髫年，受知于袁山先生，许以气节文章名世。丙子，拔晋才士三立书院课艺。枫仲声噪社中，少所许可，独虚心向余问字。余因其蚤慧，规劝之。甲申后，仲敛华就实，古道相助，竟成岁寒之友矣。同
　　所谓『古道相助』，即傅山每遇困难，全靠戴枫仲接济。甲午『朱衣遭人』案，对傅山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在朝的官员，还是在野的友人，多为傅山开脱。戴枫仲更是多次探监，予以宽慰。并忙前忙后，上下关说。此后等等，不一而语。
　　这种遗民的情谊还不仅仅体现在彼此的关怀和相互帮助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决不能让为大明殉国的节义之士的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淹没，也不能让遗民文献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流失。为此，他们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及所见所闻进行记录或书写传记，并互有侧重。在这些传记资料中，他们都站在遗民的角度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傅山在《明李御史传》后云：
　　甲申之变，李公邦华死，倪公元璐死，马公世奇死，孟公兆祥父子死，金公铉死。晋自曹公于汴云亡，无真讲学者矣。……甲申以后，刘公宗周死，黄公道周死，左公懋第烈死7袁公继成缧不官死，金公声死，艾举人南英倡义劳瘁死。诸生则吴应箕，刘城死。又陈公子龙死，杨举人廷枢死。皆世所称为门户者，亦何死者众也？
　　于《汾二子传》后亦云：
　　从古无不亡之国，国亡后有二三臣子信其心志，无论成败，即敌国亦敬而旌之矣。
　　于《明户部员外止庵戴先生传》云：
　　傅山曰：戴先生晚成，官不大，又不久，迹三数行事，可不谓能厥官。然余传先生，特取甲申以来居鹿台二十三四年，风概有类汉管幼安也。先生同年友蒲坂杨公蕙芳亦不出，先先生数年卒。呜呼！丁丑榜山西几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先生初成名，即自号止庵，于今乃信。
　　傅山传后所称颂者，或为国而捐躯，或隐逸而明志。戴枫仲书传亦然。
　　戴枫仲《半可集》既收录了其为守晋土与大顺军作战而亡的大明官员而书写的传记，如《蔡忠襄公传略》《周将军传略》《卫巡抚赵布政毕巡道三先生传略》，还用更多的笔墨记录了被清兵所逼而宁死不屈的名臣传记，如《总督江楚应皖兵部左侍郎袁公传》和《何太师传》。这里的蔡忠襄公即山西巡抚蔡懋德，周将军为镇守宁武关的山西总兵周遇吉，卫巡抚为大同巡抚卫景瑗，赵布政为山西布政使赵建极，毕巡道为山西巡宁佥事毕拱宸，这些镇守山西的官员在傅山的《霜红龛集》里都有专门的记载，后来基本上都入录了《明史》。而不降清廷的袁公、何太师即傅山和戴枫仲的恩师袁继成和南明永历朝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何腾蛟。尤其袁继成传是傅山和戴枫仲商定由戴枫仲来写的。
　　戴枫仲的豪气一点也不亚于傅山，正像傅山所说的『为人在儒侠之间』。枫仲在《何太师传》有这么一段记述何腾蛟：
　　公笔立不屈，乃曰：『吾上撑日月，下奠山河，非昨者奸镇误我，誓将尽扫胡尘，一洗中土，令汝辈血流荒服！今有志未就，天也。死，自吾份，岂能屈膝犬羊哉！』
　　何腾皎死于清顺治六年一一六四九一正月，戴枫仲写此传至少不早于清顺治七年（一六五〇）。要知传中『尽扫胡尘』一词是犯大忌的。但遗民之情感到此不得不发，生命已完全不顾，这就是遗民的刚烈与操守。
　　如果说傅山人山为道士，在行动上是对异族统治的一种抵制与反抗。而戴枫仲已经意识到保留遗民诗文、整理故国文献是对华夷之辨更加长远的一种打算。
　　清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春，甲午『朱衣道人案』傅山出狱不久，戴枫仲就提出来刊刻傅山等遗民的诗集，其初衷见枫仲《叙晋四人诗》：
　　丙申春，与公他先生徘徊崇兰老柏下，惓念晋之文人才士凋谢殆尽，幸先生与居实先生在，今寿毛、季子继起，皆一时高才，而淹留草野。欲稍梓篇章，以各备晋人一种。商之先生，先生不可，第曰：『我非诗人。』自知甚审，且声色坚绝，不敢固请。余亦知学道身隐者之无事雕虫也。而于四人之诗，自不能已。积三年，所先梓寿毛、居实、季子之诗皆仅仅得之者。复请诸先生，先生不可如前。遂不谋之先生，远近有藏先生之诗者，构录授梓。集成，名之曰『晋四人诗』，盖余所知晋四人也。即四人之诗，余亦未之尽见。大约四人者，心同学同，瞻识议论同，时命同，其诗则不必其同，才力厚薄，分定故耳。诗各有叙例，稍见品并，不覶缕也。回视老柏下语，又六年昭余戴枫仲书于补岩居。
　　其又辑录《皇明百家诗选》，和傅山共同编撰同学郭九子诗集为《旷林一枝》，并于辑录、编撰之后，各写序言置于篇首，以述其志。遗民之心，昭然若揭。
　　二
　　当甲中国变之际，故国遗民，志在恢复。壮怀激烈，死而后已。无论是北国还是南方，不时有举义、有抗争。当清廷采取残酷手段，屠城杀戮，武力征服之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只好暂且屈服，士子遗民们也只好隐忍遁迹，以图将来。而在此中，『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反思兴亡成败的原因，亦大有人在。
　　黄宗羲在浙东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王夫之隐居石船山写下了《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宋论》，孙奇逢避处苏门夏峰编撰有《理学宗传》《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李顒在关中则有《悔过自新说》。更重要的是顾炎武，逃避祸事，远离家乡，流寓于山陕，而著述有《日知录》《肇域志》等。如果说北方的孙夏峰、李二曲之传播理学具有以夏制夷之意，南方的黄梨洲则从学案人手，反思人心；王船山则从历史的得失中总结教训。颇为有意思的是，顾亭林的反思是『亡国与亡天下』，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抛开了宋明理学，直奔汉儒，主张经世济用。这一切恰好和山西学术圈的思考是一致的。 　　正是傅山对戴枫仲的这种情谊和信任，傅山不便出头露面之事，常由枫仲帮忙处理。《傅山全书》卷二十七《书札》录有傅山与戴枫仲之书信：
　　弟昨入城，擬一见臬司，而少礼，劳为赊茶扇充之。今日想不得见，复当先为展意。目下需费尚欲向兄为陈汤无行之事，不敢相强，亦不得不口枫仁兄浼也，数无定，令息眉口商之。弟山。
　　……臬司画册，不得不应，恐画成促裱则无边材，求兄先为之地，不必宫绫，但淡月白绢即可耳。以彼人近多嫌怨，不便弟亲嘱也。枫仁兄，山顿首。
　　此二信中之臬司，即为山西按察使杨思圣。杨思圣清顺治十二年一一六五五一十月入山西按察使，清顺治十三年一一六五六一十月即升任河南右布政使，在晋仅一年。傅山清顺治十二年一一六五五一七月无罪出狱，次年三月，申涵光、殷岳、周容先后至太原访杨思圣，四月，申涵光即返里。所以，傅山和申涵光、殷岳、周容三人的订交可能是在此时，因为次年夏天傅山已到了江南，大约到了秋末傅山才回到山西。申涵光《杨方伯传》中所说：『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高士也。博学，兼通医。其人素难致。而公在晋时，曾折节式其庐。』应在清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春，申涵光、殷岳、周容至太原访杨思圣时，傅山托戴枫仲『劳为赊茶扇充之』，当在傅山回并后，表示一个回访的礼节。至于后来傅山千里奔轵关为杨思圣治病，未至，杨故。说明二人的关系虽不见面，已为知己，多有往来。当然，其中不乏戴枫仲的作用。《半可集》收有戴枫仲《题傅公他画寄杨犹龙先生》：
　　那许灵芝茹，苍生在大荒。玉山巍鉅陆，秀色起岩廊。相业需元老，新诗看盛唐。乾坤收拾得，太史旧文章。
　　戴枫仲对于傅山的书画颇有经纪人的角色，他们的友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向傅山开口，有的想接济傅山又恐为傅山所知，唯通过戴枫仲这一环节周转。此见《半可集》上《题傅道翁乔梓画册》：
　　慧业文人，邱壑至性，即丹青小技，一花一鸟，一木一石，莫非幽兴。此公他先生桥梓小画六叶，先生少年笃好书画，古今图籍无不博览，得其用笔之妙，兴之所到，聊一为之，纯以己意，不类前人。盖乘急戒缓，不入流而一往来者耶！寿毛不学乃翁，时用古法，犹小米之于老颠，虽有离合，正自家教。癸卯夏季，晤凫盟太原侨中，纵谈古今，流连累日，属余购之。因出素藏者以赠，是十年前得之西河道蘧者。知凫盟之不以为兰，即以为马，画者购者赠者指之非指，漆园之叟得之。
　　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后，戴枫仲对傅山书画的收藏更为用心。他一方面收藏傅山的文稿，充入记室；一方面将书画作为艺术品予以收藏。这其中包括傅山的贺赠之作。枫仲之父止庵先生大寿，傅山画《硕果图》亦贺：
　　太老先生大寿，台兄称觞，凡我知交，皆当登堂四拜，为山右硕果祝椿龄，正拟彤进，而理华见止，遂不敢违旨，滋高贤桥梓之劳。呵冻写得《硕果图》一章展诚，懒人不设色久矣。仰止太翁坚贞之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因此鸣草莽遗士之向往于夙昔者乃尔。仪状别具。曾六哥感台兄为丹青之知，写得浅绛山水一幅，躬往致祝。弟嘉与此作秀润苍翠，便欲跨吴下阿瞒而上。艺至此，顾不易得。良由为知己者搏，针芥之合所天见焉耳。因为题之，复庽弟仰止之意于中也。此兄笔大造妙，贵县有好事者求鼎嘘嘘，弟亦不得悬断。惟台兄不惜齿牙，俾有所益，幸之。弟山顿首。
　　枫仲花甲之寿，傅山有《题自画高阁飞泉图》赠贺：
　　阁中贮书，书贮公子。书山书水，深高厥枳。百岁除六，卌年裕止。他珍非珍，我玖乃玖。登阁岂飞，壬承以癸。所之无尤，在鼎之旅。顢頇非禅，道似顽鄙。顽鄙寓言，实食气母。侠终方儒，儒寿在腐。糟粕日蜕，轮斫自喜。储与扈治，枫真丹矣。丹须霜教，元期贞起。枫仲仁丈六十寿，题画填介。傅山。
　　傅山晚年最得意之作应该是《丹枫阁记》与《草书千字文》。《丹枫阁记》原是戴枫仲康熙初年依梦而写的一篇散文，文中记述的是枫仲所梦丹枫阁的宏伟建筑和美妙的环境，颇有庄子闲适的味道。傅山由此抄录了这篇散文，并题跋其后。傅山、戴枫仲文以字显，字以文传，相得益彰。《草书千字文》是傅山应戴枫仲之请而写的，时已年迈多病，但豪气犹存。其于书后有跋：
　　枫仲要书《千字文》，实三四年矣。老我两腕如铁，岂复能矜庄应之。兼以眼花，下笔一黑知一 一黑主一，皆属猜拟。今春既杪，韛驢将入管岑深处，而使适来，勒理前约。败笔一支，是村侨终日握之以刷土墙者，雅与老掔相宜。枒楂其豪迈，然支离实赏厥真，振懒终之。再一回眸，欲不自辨。本不良书，而缪膺知声，良可笑也！若复迈山，便须嗔我管城大不边幅，是非所望于枫者耶？山附记。
　　戴枫仲的收藏后来不仅限于傅山的作品，傅山的儿子傅眉、侄子傅仁、孙子莲甦俱在收藏之列，这已不仅仅是遗民之间的往还问题，二十年情感已经凝结为世家之关系。这种关系的超越，既是遗民精神的延续，也是遗民不世袭的现实走向。戴枫仲《跋家藏傅道翁三世墨迹》云：
　　当论文字比之，古文、籀篆则典诰，以及诸予，汉隶则史记汉书，楷则则晋唐文章耳。至于今之楷，今之时文也。此中变化出没途径甚多，须专心致志，将历代书法一一临摹，得其精神。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中，然后纵横行止，无不如意。若游戏墨池，各是俗师。轻非往古，终难入晋唐之室也。傅公他先生书法名天下。祖孙父子一堂授受，如右军大令各臻其妙，神奇浑璞，时人必未尽知也。黄先生石斋，与马先生君常论书，晋唐后首推公他，次李燧臣，次王觉斯。燧臣者武安李尔育也。董思白见燧臣书大击节，称善余。丹枫阁藏思白书东坡黄州赤壁词赋，燧臣跋，其卷后如此。公他有子日眉，眉之子日莲甦，三世习书。俱自王出，真行外公他之急就，眉之小篆，遂成独艺。莲甦能世其业矣。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与每秘而不肯传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公他幼习唐隶稍辨其肥扁，又似蔡李之类，后悔而改笔，一宗汉法。眉得荡阴令梁鹄方劲法，莲甦得淳于长碑之妙，而参之以白石卒史孔宙，虽带森秀，其实无一笔唐气，杂之于中。二子高古矣，公他则入于化，公他道德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者也。
　　尽管戴枫仲评述的是书法，但道德文章是那一代遗民所标榜的，因为只有道德文章才能够直接对后世起到启迪的作用。陈寅恪读傅山《霜红龛集》至《东海倒坐崖》一诗中『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便发出这样的感慨：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四
　　傅山于清康熙二十三年一二八八四一六月与世长辞，之前二月，傅眉先逝，这对傅山的打击是致命的。自知不久于人世，所以，下帖在官场的友人对其弱孙予以看护和照顾，其遗嘱中并没有托付两孙于戴枫仲，而戴枫仲也未见有祭文与怀念的诗，这是十分蹊跷的事情。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戴枫仲年事已高，满六十七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戴枫仲的儿子戴记为了捐官，将顾炎武存储于戴家的钱财悄悄地使用了。这不仅伤害了顾炎武与戴枫仲的关系，也使得寓居于晋中一带的遗民渐渐地疏远了戴枫仲。为了归还顾炎武的钱财，戴枫仲不得不变卖家中的一部分财产，家道开始出现了衰落的景象。为此，枫仲不得不在七十高龄之时先后出任曲沃教谕和闻喜县学训导，虽然这是个不入流的官衔。
　　但实际上，戴枫仲对傅山后人的关怀始终没有停止。傅山与傅眉去世二年后，傅眉长子莲甦请戴枫仲为其父写传，戴枫仲含泪写下了《高士父寿毛行状》，并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呜呼，余见寿毛之弱冠以迨于壮而老死，又见儿子之读书励志，克有成立，葬其祖父。则余之阅世已久矣，回思四十年事，话言嬉游，学问相长，忧惠与共，历历如在目前，不少良朋，取次凋谢，有人琴之感。而余衰迟慵惰，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为尤可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