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小小的虎钮铜印（安徽桐城市博物馆藏），单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黄铜材质，由印身和印钮两个部分组成。印身长5.8厘米，宽3厘米，高1.5厘米。四角截圆，呈椭圆形，四周用单线凸边。将铜印置于手上，就会发现印底部横镌着“御赐”二字，其下竖刻“调梅良弼”四字，皆为朱文小篆。镌文两侧雕刻有两条螭虎，蜿蜒向上，相对拱卫。印钮为虎形。虎呈跽踞状，尾巴向右卷曲，形象逼真，惟妙惟肖。
　　从印上的“御赐”二字可以得知，这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而是皇帝的御赐之物。据《张氏宗谱》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二十日，赐臣廷玉“调梅良弼”。受印人张廷玉（1672至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有清一代名相，今安徽桐城人。雍正时期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清朝首任军机汉大臣，配享太庙，谥号文和。
　　《张氏宗谱》记载的张廷玉得印时间——雍正七年，在大清王朝的发展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也是大清王朝的一个多事之秋。准葛尔部的新任可汗葛尔丹策零，继承了他祖父葛尔丹桀骜不驯的个性，在沙俄人的支持下，雄踞西北，觊觎大清，屡屡越过边界，深入大清腹地烧杀抢劫，严重威胁着西北边境的安全，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这年六月，葛尔丹策零又一次率众侵入青海，掠杀牧民，青海民怨沸腾。为了解决西北边境危机，朝廷遂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总领西北军务，以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帅北路大军，以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帅西路大军，兵分两路，讨伐准部。
　　清朝自1644年定鼎至此，近百年里所历战事无数。这次征战准部，本来并没有多少波澜可惊之处，但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倒不是这场战争本身，而是因这场战争所设的一个新机构——军机处。
　　军机处是为简化程序，紧急、高效办理军务而设。为了保证军机处的高效运转，在雍正皇帝的授谕下，张廷玉为军机处订立规制。这其中，对清代中后期政治影响最大的，当属他创立的“廷寄制度”。
　　“廷寄”是军机处颁发的一类特殊的密谕，因为内容机密，为防止泄露，遂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办理，加盖军机处银印钤封之后，交兵部发驿驰直接递送。
　　通常，这样的廷寄封面一般都会注明传递的速度，比如“马上飞递”，表示每日限行三百里。若有需要火速传递的，则会注明四百里、五百里以及六百里或“八百里加急”等字样。这样，廷寄制度的建立一方面确保了公文传递的保密与高效，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使皇帝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地直达地方。
　　以廷寄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军机制度的确立，使得军机处逐渐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清朝的政治气象开始为之一新，“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在君”，确保了君权无处旁落，杜绝了大臣权势过大，朝纲独揽。长久以来的内阁之弊，如“在前明有严嵩之奸，张居正之专擅，周延儒、温体仁之邪佞倾固”，至此销声匿迹。长久以来的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至此不复存在。
　　军机处自雍正七年初设，至宣统三年（1911年）责任内阁的设立，存在180多年，伴随清王朝三分之二的时间。这其中，张廷玉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也正因为如此，雍正皇帝才特赐他“调梅良弼”铜印。
　　“调梅”原指宰相之职，但此处代指的是张廷玉的职位。“调梅”一词，见于《全唐诗》李爻的诗：“上宰调梅寄，元戎细柳威”。“良弼”意指优秀辅佐，亦见于《全唐诗》李洞之诗：“帝梦求良弼，生申属圣明”。这四个字，饱含着一代帝王对臣子的欣赏与褒奖。但对张廷玉来说，这枚铜印是对他的一种肯定，但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一种鞭策。正因为有了这份责任和鞭策，才使得张廷玉无论是在雍正朝还是乾隆朝，均“器量纯全”，兢兢业业。
　　一方面，他勤慎能恪，“小心书谕”，赞画军国大计。尤其是在雍正朝，他“身兼数职，夙夜在公”，同时兼任户、礼两部尚书、军机大臣、《明史》总裁官等多种职务，可谓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他“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雍正因此对这位臣子极为器重，称他为“股肱大臣”，多次恩赐他财物。终清一世，能够获此殊荣的汉大臣仅张廷玉一人，这是何等的荣耀。
　　另一方面，他以身作则，严谨治家。张氏家族在张廷玉时期已是名门望族，但由于张廷玉治家极严，张门无纨绔子弟。他自己率先垂范，虽位及人臣却“无声色玩好之嗜”，要求子孙始终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张门人才辈出。其子张若蔼，张若澄相继中进士，入值南书房。张氏一门曾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可谓空前绝后”的中国之最。尤其是张廷玉的长子张若蔼，是清朝少见的一代青年才俊，雍正十一年（1733年）以21岁之龄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一名，先是读卷官进呈试卷，拟为二甲第二卷，世宗皇帝拔置一甲第三名。以廷玉肯辞改置二甲第一名”（《张氏宗谱》）。张廷玉辞子鼎甲之事，在当时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无不感叹他的坦荡和无私。
　　这枚小小的铜印，见证了一段峥嵘历史和一段感人至深的君臣之谊。它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以张廷玉为榜样，克己奉公，抒诚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