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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即2004年8月，新浪网做了一个对战争态度的调查，这一调查显示出不少“非我族类、一概杀光”，对妇孺和战俘也不放过的激烈言论。我当时还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暴力”，是一些人在“逞口舌之快”。
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今年9月因钓鱼岛事件发生的示威游行或已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和语境中，语言暴力与实际暴力还是有一种紧密联系的，语言暴力所造成的社会氛围很容易催生一种实际的暴力行为。只要稍稍一鼓动、甚至只要稍稍一放松，暴力行为就迅速地蔓延开了，且甚至不是对着外人，而是首先对着自己的同胞和财产进行“打砸抢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暴力激荡，不仅我们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有可能丧失殆尽，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生命也将普遍地处于危险之中。
一
这是不是杞人忧天？但愿如此。一些暴力的行为似乎是一闪即过，世界又恢复了太平。然而，我们不仅要看现在，也要看历史，这一历史往往是以巨大的话语遗产而存在的。我们还要将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在我们历史悠久的“千年传统”中，本来就常常由于人口、经济压力和政治衰朽等各方面的原因而有实际上轻贱生命的倾向；而在我们近现代的“百年传统”中，更一直有一种强调暴力的主张和实践，而且这种倾向一度占据话语的主流，成为“光荣”的事业。
我记得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谈到，他小时候在湘西看到军队出城去剿匪，经常抓回大批被土匪裹挟、半民半匪的人，有时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因“邀功”被抓来。由于不易甄别而又执意要杀一批人立威，于是就让这些人随意排成一排，报“一、二”分开队形，其中的一排未经任何审判，就这样被任意地“选择”杀掉了。
不仅杀人者觉得这样的残忍理所当然，甚至被害者也表现得麻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生命的残暴、轻忽与麻木？除了主观上缺乏生命神圣的观念（比如来自宗教信仰的生命神圣的观念），客观上大概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好，甚至饥寒交迫，那么也就觉得这一生命不太值得留恋。中国历史上，尤其是王朝末年，人民对生存资源的挤压，使人的生命变得非常轻贱。
20世纪的中国，更有不惜大规模流血也要达到理想目标、无论如何也要夺取政权取得胜利的“新话语”存在。这种“新话语”为集体暴力提供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正当理由”和意识形态旗帜。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在近代以来强调国家主权的时代，也变得相当盛行。对于其产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可以稍稍分析一下这次西安的一个砸车打人者、21岁的蔡洋的情况。
据报道，在蔡洋的村邻看来，蔡在乡里的确有一些暴力倾向，他经常突然对父亲发起攻击，“一把就把他爸爸撂倒”，有时候也会突然粗暴地撂倒别人。到城里之后，他倒是表现得相当温和。后来他每天挣到了200块，但他在爱情上感到极度渴望与烦懑。他喜欢看抗日剧，喜欢玩枪战游戏。他参加那天的示威游行也是偶然的，但一被卷入就兴奋异常。我们在视频中看到他身手敏捷、跳跃如豹地用U形锁四次砸向受害者的头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打的是一个无辜的活人，是一个脆弱的生命。即便在他知道自己重伤了人之后，他仍坚持说“我是爱国，抵制日货”，“我是爱国，我鄙视你”。可以说他其实还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成千上万，而危险也正在这里。
二
分析9月中旬在不少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只有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者说旗帜，才会在不同地方发生如此多起相同事件，而执法者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理由”而不作为。第二，要有一个集体，即聚合为群众才能给身处众人之中的个人提供胆量并互相影响、攀比激化。以上两条又是有联系的：往往有旗帜或口号才能聚众，聚众或欲聚众者也往往希望找到一个理由或一面旗帜。第三，对参与者来说，这还是一个自身相当安全的场合。如果自身生命也受到威胁，比如在真的战场，参与者、尤其自发自愿的参与者大概会少很多。第四，无组织的集体暴力对受害者个人来说更难预测，也更难防范，但也的确比较容易控制，它容易突然而起，又突然散去。而有组织的暴力目标会更加明确，也会相当持久。
不管有无组织，肆虐的暴力都是要伤及生命的。有关生命的原则，对我来说是一个老话题了。当我追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历史与理性时，发现在他所依凭的社会契约理论的三个主要代表——霍布士、洛克、卢梭——那里，恰恰有一种时间次序和逻辑次序的暗合，即他们三人的社会政治理论在历史上依次出现的过程中，霍布士是强调保存生命的原则，洛克是强调自由的原则，而卢梭是强调平等的原则。不过，在罗尔斯那里，生命原则是不彰显的，他提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大致可以说是政治自由原则，第二个可以说是经济平等原则。我们可以从他所处的美国民主社会的条件，以及其理论是为一个“良序社会”考虑一种理想正义来解释这一生命原则缺失的原因，即生命原则或被认为已经在更高的层次上隐涵地包括在这两个原则之中。但我以为，如果考虑到全部的现代政治社会类型，考虑到人类政治社会的全部历史，也考虑到这三个原则的可能冲突，独立地提出生命原则并将其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生命原则也是需要向政治自由甚至经济平等原则开放的，这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但无论在什么时代和社会，生命原则都应当是处在第一位的。即便是对真实的自由平等的追求，也不应以牺牲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更不要说那些以虚幻的意识形态的旗帜来戕害生命的行径了。在我看来，既然很不容易地在宇宙中的地球上产生了生命，又更不容易地产生了如此有理智的人类的生命，的确应当非常珍惜。
保障人的生命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防范对身体的直接侵犯、伤害和杀戮，要有人身安全的保障，不受他人侵犯和当局任意逮捕与迫害；二是不能剥夺对所有人身体的基本必需品的供应，要提供肉体生命需求的起码物质生活资料和条件。在这些方面政府自然负有首要的责任。前者意味着掌权者要防止战争、维护社会秩序，不许任何人或权力机构去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和损害他人身体；后者意味着掌权者要提供基本的民生，比如救灾救荒，防止饥馑。如果错误的治理和政策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甚至导致 “人相食”，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主要考虑如何防范直接的人身侵犯，考虑9月出现打人事件的原因。蔡洋们是不会自己提供他们这样做的理论或“理由”的，他们所说的口号只是反映了他们所受到的思想影响。进一步说，提供“理由”与实际行动的人常常是两拨人，提供“理由”的人往往自己并不动手，领袖更不必亲自动手。如果他们提出的理由或理论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成为一种主导的思想，自然会有许多人替他们动手。在这次事件中，倒是有一位韩德强教授不但自己动手打人，而且摆出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们可以来观察他的几个论点：
一曰：“我打的不是人，而是汉奸”，“我就是要打这个汉奸”。其实这正是打杀人的一个基本策略，即先将人“污名化”，比如将别人称之为“土匪”“汉奸”“反革命”“三反分子”“黑五类”“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之类，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诉诸暴力了。而其中有些“污名”本身就是一种专断的“政治正确”的产物。“文革”中或公开或私刑杀死了多少“反革命”的思想犯，而今天看，设立这样的罪名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还有些“污名”如“汉奸”是应当经过公论甚至恰当的司法程序来判定的，而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标准就来断定，更不能自己就来充当执法者。
二曰：“大象走路， 怎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作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也可能被这个运动踩死，这完全可能，但是没有办法。”在韩那里，看来是有一种国家至上、领袖至上的倾向。政治社会自然会有权力的差别，作用的差别，但在基本生存的层面上，应当说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拥有活着的权利。生命原则的第一含义就是生命本身宝贵，不是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宝贵，而是本身就是目的的宝贵；由此就引申出所有人的生命都同等宝贵，都应当受到尊重，都有活下去的基本权利。在韩的论据中，隐含着一种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或者理想，是可以牺牲一些个人的思想。这样，目的就可以证明手段，而人的生命是作为手段起作用的。然而，即便目的能够实现且的确伟大，伤害无辜者也是不可以的。何况，任何允许伤害无辜者的目的都是很可疑的。
三
生命原则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是适用于一切场合和所有人的，而不管其目的为何，意图为何，或者其他方面是否正确。所以，同样的原则标准也适用于此前发生的另一场吴法天被打的事件。用动手来解决意见的分歧和对立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动手的女记者毕竟是有约在先。而韩德强却奋起打一位老人，还始终称这老人是“汉奸”，显然其目中无“人”，也不见“老”。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弱势和强势的问题。
在本国的人群中毫无危险地打自己的少数同胞或者国外游客是一回事，在对方国家的靖国神社举牌抗议是另一回事，后者才是真正的勇气，也是更有力量的表现。另一方面，从我们社会的环境看，我们是会让一个在我们的中心广场举牌抗议的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呢，还是会将其打成肉泥？如果是后者，是不是就能表明我们的强大和胜利？
的确，上述这两次打人没有像蔡洋那样重伤他人，但是打人者背后的逻辑更为可怕。如果观点、立场、信仰、利益的分歧都试图用拳脚解决，最后也就会发展到用枪炮解决，用一切能使用的武力来解决，一时的皮肉之伤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持续流血。20世纪的沉痛教训就是：最大量的杀人就是在一种正当理由、正义大旗之下的集体杀人、集体暴力。没有人会希望新世纪在“理由”上又撕开这样一个缺口。我们可以努力去理解和尊重一个人的信仰和立场，但不能因为他的立场与我们不同，一言不合就去打人，尤其是去打一个老者。
不会有完美的制度，也不会有完美的人。但还是有较好与较坏之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尤其是在涉及行为或行为准则的时候，正邪之分更有一种绝对的分量。我们对人的评价需要非常谨慎，每个具体的人都是相当复杂甚至多面的。但对行为的评价则是比较明确的，杀人就是杀人、打人就是打人，非直接自卫的杀死他人就是犯罪，殴打和伤害他人也同样应受到谴责和惩罚。这是保护生命的原则，也是坚守法治的原则。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警惕和反省一切主张暴力的“理由”和“理论”，一个不提供“理论”的蔡洋伤害的可能就是具体的几个人，而一种让暴力合法化的“理论”却会伤害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它可能影响和造就许多像蔡洋这样的年轻人，使他们成为工具。
为什么要反复讲生命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有对生命的严重威胁重新出现或持续存在。虽然我们有20世纪的教训，但这种教训却还是容易被人忘记。而且它还有意无意地被惰性的意识形态遮蔽，乃至有貌似新颖的“理论”继续为暴力辩护。
我们还有一笔沉重的倾向暴力的政治思想遗产，这种遗产可能还会继续地鼓动暴力、崇拜权力、为了成功和胜利而不择手段。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种无论如何也要反对暴力，反对对无辜生命的侵犯的思想，还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稳固的常识和共识。
人有各种各样更高的价值追求，但只有首先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上确实保全人们的生命，才谈得上其他一切人类活动和事业，也才谈得上去努力实现其他所有的价值与幸福。因而，也许只有对生命的原则我们才可以这么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生命至上、保存生命的原则应当因其最基本而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唯独这一原则才最值得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便将它敲定和夯实为我们社会的坚定共识，成为约束我们所有人行为的基本准绳。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今年9月因钓鱼岛事件发生的示威游行或已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和语境中，语言暴力与实际暴力还是有一种紧密联系的，语言暴力所造成的社会氛围很容易催生一种实际的暴力行为。只要稍稍一鼓动、甚至只要稍稍一放松，暴力行为就迅速地蔓延开了，且甚至不是对着外人，而是首先对着自己的同胞和财产进行“打砸抢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暴力激荡，不仅我们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有可能丧失殆尽，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生命也将普遍地处于危险之中。
一
这是不是杞人忧天？但愿如此。一些暴力的行为似乎是一闪即过，世界又恢复了太平。然而，我们不仅要看现在，也要看历史，这一历史往往是以巨大的话语遗产而存在的。我们还要将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在我们历史悠久的“千年传统”中，本来就常常由于人口、经济压力和政治衰朽等各方面的原因而有实际上轻贱生命的倾向；而在我们近现代的“百年传统”中，更一直有一种强调暴力的主张和实践，而且这种倾向一度占据话语的主流，成为“光荣”的事业。
我记得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谈到，他小时候在湘西看到军队出城去剿匪，经常抓回大批被土匪裹挟、半民半匪的人，有时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因“邀功”被抓来。由于不易甄别而又执意要杀一批人立威，于是就让这些人随意排成一排，报“一、二”分开队形，其中的一排未经任何审判，就这样被任意地“选择”杀掉了。
不仅杀人者觉得这样的残忍理所当然，甚至被害者也表现得麻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生命的残暴、轻忽与麻木？除了主观上缺乏生命神圣的观念（比如来自宗教信仰的生命神圣的观念），客观上大概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好，甚至饥寒交迫，那么也就觉得这一生命不太值得留恋。中国历史上，尤其是王朝末年，人民对生存资源的挤压，使人的生命变得非常轻贱。
20世纪的中国，更有不惜大规模流血也要达到理想目标、无论如何也要夺取政权取得胜利的“新话语”存在。这种“新话语”为集体暴力提供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正当理由”和意识形态旗帜。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在近代以来强调国家主权的时代，也变得相当盛行。对于其产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可以稍稍分析一下这次西安的一个砸车打人者、21岁的蔡洋的情况。
据报道，在蔡洋的村邻看来，蔡在乡里的确有一些暴力倾向，他经常突然对父亲发起攻击，“一把就把他爸爸撂倒”，有时候也会突然粗暴地撂倒别人。到城里之后，他倒是表现得相当温和。后来他每天挣到了200块，但他在爱情上感到极度渴望与烦懑。他喜欢看抗日剧，喜欢玩枪战游戏。他参加那天的示威游行也是偶然的，但一被卷入就兴奋异常。我们在视频中看到他身手敏捷、跳跃如豹地用U形锁四次砸向受害者的头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打的是一个无辜的活人，是一个脆弱的生命。即便在他知道自己重伤了人之后，他仍坚持说“我是爱国，抵制日货”，“我是爱国，我鄙视你”。可以说他其实还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成千上万，而危险也正在这里。
二
分析9月中旬在不少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只有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者说旗帜，才会在不同地方发生如此多起相同事件，而执法者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理由”而不作为。第二，要有一个集体，即聚合为群众才能给身处众人之中的个人提供胆量并互相影响、攀比激化。以上两条又是有联系的：往往有旗帜或口号才能聚众，聚众或欲聚众者也往往希望找到一个理由或一面旗帜。第三，对参与者来说，这还是一个自身相当安全的场合。如果自身生命也受到威胁，比如在真的战场，参与者、尤其自发自愿的参与者大概会少很多。第四，无组织的集体暴力对受害者个人来说更难预测，也更难防范，但也的确比较容易控制，它容易突然而起，又突然散去。而有组织的暴力目标会更加明确，也会相当持久。
不管有无组织，肆虐的暴力都是要伤及生命的。有关生命的原则，对我来说是一个老话题了。当我追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历史与理性时，发现在他所依凭的社会契约理论的三个主要代表——霍布士、洛克、卢梭——那里，恰恰有一种时间次序和逻辑次序的暗合，即他们三人的社会政治理论在历史上依次出现的过程中，霍布士是强调保存生命的原则，洛克是强调自由的原则，而卢梭是强调平等的原则。不过，在罗尔斯那里，生命原则是不彰显的，他提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大致可以说是政治自由原则，第二个可以说是经济平等原则。我们可以从他所处的美国民主社会的条件，以及其理论是为一个“良序社会”考虑一种理想正义来解释这一生命原则缺失的原因，即生命原则或被认为已经在更高的层次上隐涵地包括在这两个原则之中。但我以为，如果考虑到全部的现代政治社会类型，考虑到人类政治社会的全部历史，也考虑到这三个原则的可能冲突，独立地提出生命原则并将其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生命原则也是需要向政治自由甚至经济平等原则开放的，这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但无论在什么时代和社会，生命原则都应当是处在第一位的。即便是对真实的自由平等的追求，也不应以牺牲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更不要说那些以虚幻的意识形态的旗帜来戕害生命的行径了。在我看来，既然很不容易地在宇宙中的地球上产生了生命，又更不容易地产生了如此有理智的人类的生命，的确应当非常珍惜。
保障人的生命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防范对身体的直接侵犯、伤害和杀戮，要有人身安全的保障，不受他人侵犯和当局任意逮捕与迫害；二是不能剥夺对所有人身体的基本必需品的供应，要提供肉体生命需求的起码物质生活资料和条件。在这些方面政府自然负有首要的责任。前者意味着掌权者要防止战争、维护社会秩序，不许任何人或权力机构去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和损害他人身体；后者意味着掌权者要提供基本的民生，比如救灾救荒，防止饥馑。如果错误的治理和政策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甚至导致 “人相食”，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主要考虑如何防范直接的人身侵犯，考虑9月出现打人事件的原因。蔡洋们是不会自己提供他们这样做的理论或“理由”的，他们所说的口号只是反映了他们所受到的思想影响。进一步说，提供“理由”与实际行动的人常常是两拨人，提供“理由”的人往往自己并不动手，领袖更不必亲自动手。如果他们提出的理由或理论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成为一种主导的思想，自然会有许多人替他们动手。在这次事件中，倒是有一位韩德强教授不但自己动手打人，而且摆出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们可以来观察他的几个论点：
一曰：“我打的不是人，而是汉奸”，“我就是要打这个汉奸”。其实这正是打杀人的一个基本策略，即先将人“污名化”，比如将别人称之为“土匪”“汉奸”“反革命”“三反分子”“黑五类”“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之类，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诉诸暴力了。而其中有些“污名”本身就是一种专断的“政治正确”的产物。“文革”中或公开或私刑杀死了多少“反革命”的思想犯，而今天看，设立这样的罪名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还有些“污名”如“汉奸”是应当经过公论甚至恰当的司法程序来判定的，而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标准就来断定，更不能自己就来充当执法者。
二曰：“大象走路， 怎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作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也可能被这个运动踩死，这完全可能，但是没有办法。”在韩那里，看来是有一种国家至上、领袖至上的倾向。政治社会自然会有权力的差别，作用的差别，但在基本生存的层面上，应当说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拥有活着的权利。生命原则的第一含义就是生命本身宝贵，不是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宝贵，而是本身就是目的的宝贵；由此就引申出所有人的生命都同等宝贵，都应当受到尊重，都有活下去的基本权利。在韩的论据中，隐含着一种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或者理想，是可以牺牲一些个人的思想。这样，目的就可以证明手段，而人的生命是作为手段起作用的。然而，即便目的能够实现且的确伟大，伤害无辜者也是不可以的。何况，任何允许伤害无辜者的目的都是很可疑的。
三
生命原则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是适用于一切场合和所有人的，而不管其目的为何，意图为何，或者其他方面是否正确。所以，同样的原则标准也适用于此前发生的另一场吴法天被打的事件。用动手来解决意见的分歧和对立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动手的女记者毕竟是有约在先。而韩德强却奋起打一位老人，还始终称这老人是“汉奸”，显然其目中无“人”，也不见“老”。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弱势和强势的问题。
在本国的人群中毫无危险地打自己的少数同胞或者国外游客是一回事，在对方国家的靖国神社举牌抗议是另一回事，后者才是真正的勇气，也是更有力量的表现。另一方面，从我们社会的环境看，我们是会让一个在我们的中心广场举牌抗议的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呢，还是会将其打成肉泥？如果是后者，是不是就能表明我们的强大和胜利？
的确，上述这两次打人没有像蔡洋那样重伤他人，但是打人者背后的逻辑更为可怕。如果观点、立场、信仰、利益的分歧都试图用拳脚解决，最后也就会发展到用枪炮解决，用一切能使用的武力来解决，一时的皮肉之伤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持续流血。20世纪的沉痛教训就是：最大量的杀人就是在一种正当理由、正义大旗之下的集体杀人、集体暴力。没有人会希望新世纪在“理由”上又撕开这样一个缺口。我们可以努力去理解和尊重一个人的信仰和立场，但不能因为他的立场与我们不同，一言不合就去打人，尤其是去打一个老者。
不会有完美的制度，也不会有完美的人。但还是有较好与较坏之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尤其是在涉及行为或行为准则的时候，正邪之分更有一种绝对的分量。我们对人的评价需要非常谨慎，每个具体的人都是相当复杂甚至多面的。但对行为的评价则是比较明确的，杀人就是杀人、打人就是打人，非直接自卫的杀死他人就是犯罪，殴打和伤害他人也同样应受到谴责和惩罚。这是保护生命的原则，也是坚守法治的原则。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警惕和反省一切主张暴力的“理由”和“理论”，一个不提供“理论”的蔡洋伤害的可能就是具体的几个人，而一种让暴力合法化的“理论”却会伤害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它可能影响和造就许多像蔡洋这样的年轻人，使他们成为工具。
为什么要反复讲生命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有对生命的严重威胁重新出现或持续存在。虽然我们有20世纪的教训，但这种教训却还是容易被人忘记。而且它还有意无意地被惰性的意识形态遮蔽，乃至有貌似新颖的“理论”继续为暴力辩护。
我们还有一笔沉重的倾向暴力的政治思想遗产，这种遗产可能还会继续地鼓动暴力、崇拜权力、为了成功和胜利而不择手段。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种无论如何也要反对暴力，反对对无辜生命的侵犯的思想，还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稳固的常识和共识。
人有各种各样更高的价值追求，但只有首先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上确实保全人们的生命，才谈得上其他一切人类活动和事业，也才谈得上去努力实现其他所有的价值与幸福。因而，也许只有对生命的原则我们才可以这么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生命至上、保存生命的原则应当因其最基本而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唯独这一原则才最值得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便将它敲定和夯实为我们社会的坚定共识，成为约束我们所有人行为的基本准绳。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