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力农民造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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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准备,起!嘿呦嘿,嘿呦嘿……”在富有节奏的号子声里,一座钢制屋架被十几个村民七手八脚地竖了起来。银白色的金属在阳光下锃锃发亮,与周围的群山形成奇异的反差。
  这里是雅安市碧峰峡镇柏树村的一块平地,一个八月里的寻常天。今年4月20日遭遇地震重创的人们,此刻正在壹基金的资助下,如火如荼地建设新生活。盖房子,是村民们心头上的大事。设计师谢英俊头扎小辫,脚踩登山靴站在不远处,不时抬起手,对着工地比划。
  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吹着冷气、成天围着城市权贵打转的建筑师不同,谢英俊是一个异类。多年来他专注于乡村建筑,只为数以千万的农民盖房子,见证他们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
  被地震改变的人生
  1954年,谢英俊出生在台湾。45岁以前,他与普通建筑师别无二致,生活优渥,也曾为别人设计过豪宅和厂房,得过国内外不少建筑大奖。然而,1999年发生在台湾的著名的“9·21”大地震,颠覆了他的人生。被朋友邀请参与重建的谢英俊,正是在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带领邵族村民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扎根在日月潭畔的邵族部落,是台湾最小的少数民族,在地震中近八成房屋被毁,珍贵的邵族文化面临着危机。然而政府能提供的资金非常有限,民间救援团队也难以募集到庞大金额。当时的重建主要交给专业施工队来进行,灾民只能坐在一旁观看,等待救济款发放。
  搞施工出身的谢英俊看到这样的窘境,便想出了“协力造屋”的点子,也就是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让邵族人参与建房。这样屋主不仅可以省下一大笔人力开支,还能通过协力建房,回归乡土社会互帮互助的传统。根据当地的气候和经济条件,谢英俊采用了轻钢架、三合板、竹子和织布为主要建材,将原本每平方2万新台币的造价一下降低至5000元新台币,既经济又环保。
  刚开始,邵族人对谢英俊的方案反应平平。谢英俊说,“邵族人的习惯是不喝酒就不敢表达意见,但喝了酒之后就会乱讲话,吵成一团。”所以他“干脆不沟通,直接做”。对区内所有的屋舍安排和配置,族人也没有表达清楚意见。直到盖到某一户时,屋主才突然提出,自己是长老,负责族内祭祀司仪,屋前要有祭祀用的广场,最后房屋不得不拆掉重建。不久,又有一户屋主因为担任祭祀的其他职务,也要求配置广场。
  就这样边拆边建,邵族人渐渐关心起建房进展来,还提供了一些邵族传统建筑的修建方法。地震前住在钢筋水泥房里的邵族人,住进了和祖先差不多的“老房子”里。最终,谢英俊给邵族修建了40余套房子,“不仅仅解决了居住问题,也让邵族文化有了复育基地,成为9·21震后重建的经典案例。”一些邵族的年轻人被谢英俊编成工作队,开始到附近的少数民族村落里协助重建。
  然而,谢英俊的做法过于前卫,有团队害怕打乱他们的计划,态度并不友善,加上台湾乡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已经萎缩,建房市场越来越小,谢把目光瞄向了大陆。
  重建羌寨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一些NGO邀请谢的团队参与灾后重建。此前,谢英俊已在晏阳初乡建学院积累过一些经验,也算小有名气。灾区提出了一些“节能环保、可持续、自力更生”的重建方针,与他“协力造屋,就地取材”的理念也颇为吻合。
  于是,2008年6月,谢带着团队进驻四川绵竹,在九龙镇建造了灾区第一所轻钢示范房。轻钢结构,是国际上主流的独幢住宅结构,普遍认为抗震性能好,但价格昂贵。谢英俊将这个结构简化,降低了成本且易于装配。
  建造过程中,他按照当地传统方式,竹料编墙,以稻草混合泥土填充,建造了一道“理想的”草土墙,冬暖夏凉,室内外温差可达10℃。如果农民自己做,每平方米造价可以低至三四百元,这比传统砖混结构住宅的造价便宜了近一半。示范房引起了关注,陆续有人来参观、考察。很快,谢英俊就被邀请前往茂县杨柳村进行灾后重建。
  杨柳村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北部太平乡,是为数不多的纯羌族村寨。在汶川地震中,传统的羌式叠石屋大多成了危房,村址也成了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因此,全村老少不得不集体搬迁到山下河谷地带。
  由于村寨至今保留着羌族风俗传统,这里的妇女也喜欢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刺绣服装。村干部希望村寨还是能按照羌式风格重建,以便日后发展旅游业,可是他们又担心老房子不抗震。这个纠结的难题,不单普通的施工队没法解决,即使是来自大城市的建筑专家们,对于“非主流”的农民房,一直都缺乏专业上的关注,大多给出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单调样式。
  当谢英俊来到杨柳村时,村民们已经开始组织灾后重建,当地的乡村两级组织已经按照村民们的意见进行了规划。“他们把平整过的土地像切‘豆腐块’一样分配给每家每户,都是钢筋水泥结构,有点像是政府统一营建的板房区。”谢英俊回忆。对一个少数民族来说,地震摧毁的不只是生计,也是文化和族群。而文化的重建又是高难度的。它只能依附在生活与环境里,少了生活平台的依托,文化就会是虚假的、样板化的。
  他劝说当地人采用抗震性能更好的轻钢结构,并重新做了规划,将孤立的房子改成二联户、四联户,以便留下更多的道路和活动空间。他给杨柳村描绘了多重图景:中间的广场可以办仪式,跳“锅庄”,村口可以修个羌族特色的寨门……
  可是,村民还是疑虑重重。虽然杨柳村重建中使用的轻钢费用由红十字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欧克特公司援助,但是其他建筑材料却是就地取材,任意填充,需要自己掏钱。谢英俊决定先说服和他相熟的羌族饭馆老板白万锭,让他先建一个样板房给村民看看。
  白万锭以前在外面包过工程,对建筑多少有些了解。他知道这种房子抗震性强,占地少,修起来也方便,于是爽快答应。有时谢英俊也会拿着图纸,照着白家的木头房子进行修改,结果盖出来的房子从式样到外观都和传统的羌寨房子很像,前后一共花了大约7万块钱。农民们注重实际利益,纷纷前来打探价钱,白万锭就和他们一项一项地计算,结果争取到了56户居民支持。   村民们和谢英俊的乡村建筑工作室签订合同,由后者负责主体结构的设计,其余部分则由村民自己来。实际上,村民们也不会完全依赖专业意见。当钢架起来后,骨架之外的东西,大家一看就明白,根本不需要解释,过去传统的穿斗木构房子都是这么建起来的,日常经验已经赋予了他们足够的智慧。他们还能提出各种富有新意的要求,改建楼梯,增加房间,或者把地板做个架空,用老掉的核桃来砌。
  这一次,参与雅安碧峰峡镇柏树村的重建,村民的创造力同样“完败”谢英俊。壹基金选定的一户援建农户,经过专家实地考察,被认为宅基地有地质危害,必须要换地方才能重建。“但是老人家很有个性,偏偏不肯搬。没想到他自己打了钉头,修建起了防护墙。等我们再去看时,已经可以建了。”正是村民的朴素智慧,让每一栋房子都不相同,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生命力。
  “我们的建房方法强调的就是房子的互动性,农民的劳动力必须在房子里得到发挥。我们只提供给他们不懂的东西,比如材料使用、结构安全、筑工工艺。作为设计师,单向设计、个人作为在里面越少越好。”谢英俊说,“一般的设计师什么都想到了,而我们则要把很多东西放掉,不能影响农民发挥。”
  市场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山寨版”的轻钢结构住宅。在谢英俊看来,这些建筑师大多是为了追求眼前小利,只知皮毛。“要让非专业的农民都能自己建房,需要将复杂的工艺简化,但是简化不意味着简陋,需要花功夫精炼,结构分析也更复杂,尤其要预判各种不可控因素都能在安全范围内,而且钢材强度无法由外观检查,质量不过关会害死人。”由于价值观、理念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让谢的团队无法被完全替代。
  阻力
  “对劫后余生的村庄而言,真正的救助是内升级救助。什么意思呢?就是乡村里面有巨大的积极的存量。你房子塌了,你应该自己来建。谢英俊的这套方法就是要激发乡村存量,用建房的方式改变乡村的肌理。”不久前,一场由壹基金和壹起社会研究中心组织的探讨“人道主义”的论坛上,作家卢跃刚如此评价。
  在很大程度上,杨柳村的重建能成功也归功于这个羌族村寨本身还保持着较好的社会基础——一套天然的互助体系,村民建房都是靠亲人、熟人。主人家管饭,邻里间互相出工。
  可是,随着城镇化的浪潮,生生不息的互助体系,已经在许多村庄消失殆尽。谢英俊算过一笔账,拿雅安重建来说,如果村民自建房屋,除去部分技术活雇工外,其余体力活小工自己干,那么每平方米的造价仅为700元左右。如果聘请专业施工队,则连工带料每平方米承包费用约为1000元。有些家庭常常因为请不到帮手,不得不选择后者。
  因为房屋牵涉到大量金钱和个人利益,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一个外人要进入村庄,阻力可想而知。
  曾经有村干部参观完谢英俊用当地草土做成的轻钢架结构样板房后,认为太“土”。在他们的观念里,依然觉得只有钢筋水泥式的建筑才是“现代的”。等谢的团队一走,有人就把那些用竹子编成的屋顶拆掉了。
  还有的地方,毫无经验的村干部仍旧喜欢大包大揽,早早地就统一请施工队来承包。谢的团队受到慈善组织邀请赶过去,才发现很难按照设计原意和安全标准来执行。“农民的房子都是散落在山里,距离远,管理成本、人工费很高,以每平方八百、一千的价格,施工队很难做到,基本没钱赚。如果价格上去了,村民不知情,给人的感觉就是贪污了。干部苦哈哈,村民也抱怨,矛盾很大。”
  与民间组织合作,虽然能够顺利进入村庄,但是NGO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有时又很微妙。“基层政府担心NGO会添乱,他们不希望民间组织直接帮助老百姓,因为涉及到公平问题。NGO资源有限,这个村有救助,那个村没有,这一户获得2万元补贴,另一户获得3万,村民们分不清你是政府还是NGO,就会闹,很难做。”这次雅安碧峰峡镇的重建,壹基金就选择了15户老弱病残的家庭进行援建,其中5户属于特困户,正是出于公平性的考虑。眼下,只有赶在政府重建规划正式动工前把示范房先做出来,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效果,做出选择。
  与台湾一样,在重建中政府会为灾民提供补助和无息贷款。但台湾不会对工程进度有明确要求,谢英俊曾带着团队在日月潭边的邵族社区共蹲点了九年。而在大陆,各地政府都会明确竣工时间,还会对各级党政干部的完成速度进行考评。这固然提高了效率,对自建农房来说却是挑战。
  有一次,杨柳村举行葬礼。按照羌族传统,全村人都要参与“送行”。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向山坡上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号子。还有一次,青川骑马乡里坪村的风水先生算了一个良辰吉日,村民非要等到那天才肯上架,结果一等就是半个月。还有的灾户,在工程完成后,总是拖延着不肯付款。常常因为各种预计不到的事情,工期只能一拖再拖。
  站在柏树村绿油油的田埂上,谢英俊看着远处的青山,爽朗地笑着道:“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每天一睁开眼睛都是问题。明明是盈利事业,却做成了NGO。”这些年,他和团队带着“理想”扎根在大陆广袤无垠的乡村,体察着当下迅速变化的时代,试图重建正在崩塌的乡土文化。他说,“这是没有人做,却值得做一辈子的事。”
  “最具有社会关怀的建筑师”的头衔,谢英俊并非凭空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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