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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儿童生活世界既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又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儿童被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这为深度理解儿童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认识路径。但是，仅有现象学的视角，还难以很好地回应儿童的现实人生，会缺少对儿童现实生活外在关系的把握。童年社会学强调儿童的主体地位，重视儿童本体视角，关注儿童现实人生，能够弥补现象学视角的不足，因此有必要融合现象学与童年社会学视角，将乡村儿童生活时间与空间、乡村儿童生活互动与关系、乡村儿童文化置入儿童生活世界的两层含义之中，拓展儿童生活世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维度，发掘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儿童本体视角，为探寻乡村儿童生命存在意义、深度理解乡村儿童提供一条更为合理的认识路径。
[关键词] 儿童生活世界;乡村儿童;现象学;童年社会学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未来乡村发展的基调;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描绘出一幅乡村发展的总体蓝图;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将“乡村振兴战略”提上议程。如今，乡村已经成了国家发展战略格局中解开我国众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乡村儿童①作为乡村未来的希望，其生存与发展状况在“乡村振兴战略”格局中举足轻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城市对农村’，笔者注）正逐渐淡化”，[1]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城镇和乡村的差距更是大幅度地缩小。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仍然处于城乡二元结构阶段。在城乡二元结构语境中，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呈现对立与分裂态势，乡村儿童生存和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各种问题凸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大多数人对乡村儿童问题的思考主要立足于城市本位、成人本位，缺少基于乡村儿童本体视角的研究（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污名化”②现象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难以触及乡村儿童生活的深层本质，无法达成对乡村儿童的深度理解，影响了乡村儿童问题的有效解决。
笔者以“乡村儿童”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平台进行文献搜索，共得到346条文献（时间截至2018年8月31日）。关于乡村儿童的研究文献最早由张永生等人1986年发表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现更名为《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上，文献名为《集安县乡村儿童少年肠道寄生虫调查报告》;从1986年到2004年度，每年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都非常少;2004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发文量减少外，多数年份发表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到2016年前后，研究文献数量达到顶峰（见图1）。
在历年发表的研究文献中，以留守儿童、乡村教育（农村教育）等内容主题居多。在搜集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2000年以前对乡村儿童的关注集中在乡村儿童的身体发育、营养状况、疾病预防及智力发展水平等方面。从2000年开始，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乡村留守儿童，揭示了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教育公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心理健康、成长困境及社会犯罪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同时，学者们对城市流动儿童（更多也是乡村儿童）的社会适应、教育支持、人格特征等问题也展开了研究。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细化，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大部分研究立足于中观、宏观层面，依据人口普查数据、问卷调查（访谈）数据，揭示乡村儿童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相应问题的解决提出对策与建议，为我们研究乡村儿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方法视野。然而，这些研究更多遵循“自上而下”的问题分析路径，多用城市逻辑分析乡村生活，将乡村儿童置于乡村生活的边缘地位，忽略了乡村儿童在建构乡村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缺少基于乡村儿童本体视角的研究，难以深入乡村儿童的内心世界，影响了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笔者认为，解决乡村儿童相关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理解乡村儿童，我们越深入理解乡村儿童，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要达成对乡村儿童的深度理解，我们更需要回到乡村儿童生活世界，探寻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摒弃对乡村及乡村儿童的偏见，将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乡村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去了解他们在乡村生活中的状态、去体验他们居于乡村生活中的体验，与他们一起探索发现影响其状态及体验的乡村生活的演化逻辑。正如有学者指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许多人开始担忧起乡村消失的问题……这些人带着预先的偏见，以为乡村正在变得失序，未来乡村可能会面临崩溃。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自身转化能力。”[2]并进一步指出：作为人类学研究需努力体现一种“关怀”，即回到人类学根本，“不仅仅将‘我’與‘他者’看成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客对立关系，而是要追溯到作为他者的本土社会自身的演化逻辑”。[3]只有当我们弄清了儿童所居乡村的自身演化逻辑，我们才能抓住乡村儿童相关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儿童生活世界将儿童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面向儿童本身（将来自儿童本身的信息作为认识理解儿童最重要的依据），探寻儿童生命存在的意义，最能体现乡村儿童本体视角;同时，童年社会学视角与现象学视角相契合，重视儿童生活的历史与现实，能拓展现象学视角的内容方法维度，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乡村儿童。基于此，本研究力图融合现象学与童年社会学两种视角，进一步完善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论方法，发掘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儿童本体视角，为深入理解乡村儿童提供一条合理的认识路径，以期为构建对乡村儿童生活更具解释力的本土理论、有效解决乡村儿童现实问题提供一定的方法基础。
二、乡村儿童生活世界认识路径的演进及优化
（一）现象学视域下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及认识局限
生活世界现象学对儿童生活世界主题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儿童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基础。与此同时，儿童生活世界受其视域影响，在认识理解儿童的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 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及其认识方法特性。
生活世界是儿童生活世界的重要理论来源。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近代欧洲（发源于古希腊文化的欧洲）科学（文化）的危机在于将自然科学（事实科学、经验科学）与精神科学加以分割，并将自然科学凌驾于精神科学之上，作为世界的绝对主宰，引起了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泛滥。殊不知，“真正的自然按照其意义，按照自然科学的意义，是研究自然的那个精神的产物，所以它是以精神科学为前提的”。[4]胡塞尔晚年提出了生活世界这一主题，试图融合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心灵世界），将精神世界置于原初的、先在的地位，以统摄自然（科学）世界，确保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凸显人的生命存在意义。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世界（作为自然科学所能把握的所有对象所构成的集合体）与生活世界是一体并隶属于生活世界的。他指出，在逻辑意义上，科学世界植根于生活世界，并从属于生活世界的原初的自明性之中;客观的科学作为前科学的人的成就，本身就属于生活世界。[5]而且，因为科学家毕竟也是人，也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于是，“全部的科学就随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纯粹‘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6]由此可见，纯粹“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具有先在性，与“科学世界”一起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不过，精神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相对）因自身受自然主义的蒙蔽，并没有完全提出普遍的、纯粹的精神科学的问题，完全没有询问作为纯粹精神的精神本质问题，使得其在纯粹本质的追求道路上功亏一篑。这成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主要任务——为自然科学寻求真正的基础。胡塞尔指出，从伽利略时代开始，通过纯粹几何学、纯粹数学和纯粹物理学，构造出一个数学化的世界（时间和空间的普遍、一般的形式），使得自然（世界）数学化;[7]并借助纯粹逻辑学摆脱心理主义的缺陷（确立纯粹逻辑学的奠基地位，摆脱循环论证的困境），[8]形成现象学先天的、纯粹的本质观念体系。先天的、纯粹的本质观念充盈于客观实在的经验世界（具体的、经验的、直观的被给予之物），赋予实践中的事实科学、经验科学本质意义（在事实科学、经验科学中只能发现个别的、特殊的本质，接受先天的、纯粹的本质观念的充盈），构成其存在的意义基础。在这种先天的、纯粹的本质观念充盈的客观实在的经验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保持了整体性，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在生活世界中得以完整展开。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寓居于生活世界之中，要探寻人的生命存在意义，首先需要掌握生活世界的认识方法。因此，生活世界优先具备了认识方法的特性。
生活世界的认识方法特性首先来自于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内时间意识”：对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胡塞尔所说的时间并不是外在经验世界的时间，而是意识进程的时间。“时间是——在奠基顺序的意义上——第一个被意识到的东西。意识是一条体验流，即一种流动的多样性……体验流的多样性的综合统一在胡塞尔看来就是时间性”。[9]在体验流的多样性序列上，意识进程的时间指向于（充盈于）外在经验世界，构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体验流。而且，“通过回忆和期待，我将过去和未来当下化，即：我将现实的、当下的、或近或远的时间性‘环境’（Umgebung）当下化……所以，‘回忆’和‘期待’的被给予方式被归结到‘当下拥有’的被给予方式上”。[10]“回忆”指向过去，“期待”朝向未来。如此，“当下拥有”就凝聚了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体验，成为生活世界的凝结点，也成了追寻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关键点。沿着“内时间意识”所揭示的奠基顺序，生活世界可以被视作“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和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11]的统一体。二者之间构成了因果逻辑关系：后者具有先在性和奠基性，是前者的“因”（最本质的“因”），前者是后者的“果”。因此，要揭示人的生命存在意义，需在人的“体验流”的序列上，从人的“现在”（当下状况及体验）出发，进行回溯，去寻找人的“过去”（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的被给予性;同时，也接受人的“未来”的反身性（一种面向未来期待所带来的对现在的预想的被给予性）。如此，以“现在”为凝聚点，人的“过去”“未来”都凝聚于“现在”之中，共同构成人的“当下拥有”，在整体中显现人的生命存在意义。
生活世界的认识方法特性还来自于认识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如前所述，生活世界是人的生活世界，更具先在性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不是单纯物理存在物的集合，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一个具有特殊的意义与关联性结构的社会文化世界。[12]在海德格尔看来，一切问题都是人的存在问题，“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13]因此，“要认识人的存在，就需回到人的现实人生中，去考察人这一存在者的历史演进过程”。[14]在此意义上，生活世界的認识方法首先就要求“朝向事物本身（sich nach den Sachen selbst rich ten） ”，寻求“自身给予（selbs tgegebenhe it），并清除一切不合事理的先入之见”。[15]这一切都源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因为他们都是生活世界中的人。在对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认识实践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是一种“主体间性”。从认识主体角度来看，在“内时间意识”的体验流序列上，重点在于对认识对象“当下拥有”的把握，难点在于“体验认识对象的体验”。对于认识主体而言，“我”首先试图在“我”的先验的经验视域内来界定“我的本己之物（das Mir-Eigene）”，同时，还需要以“陌生经验”的名义恰好构造出一个陌生的自我。[16]对认识对象而言也是如此。透过“反思”，认识主体在认识实践中通过“悬置”，把握“我的本己之物”，获得纯粹认识主体的身份;同时，在面向认识对象的过程中，获得“陌生经验”，完成“陌生自我”的构造。认识主体正是在“本己之我”与“陌生之我”的身份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张力，去唤醒认识对象身上的主体特质（可以达到甚至超越认识主体的水平，对认识主体而言也是一种唤醒），实现相互走向中的视域融合，体验认识对象的体验，从而理解认识对象的生命存在意义（同时也是对自我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过程）。 2. 儿童生活世界的方法意蕴及认识局限。
通过对生活世界及其方法特性进行梳理，笔者尝试从认识方法的角度，对儿童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一致，儿童生命存在意义蕴含在意义的探寻过程之中）做出界定：“儿童生活世界是儿童意义的完整展开：既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又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17]将儿童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代表一种儿童意识。[18]“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作为“‘当下拥有’的被给予方式”，代表儿童的“现在”（儿童“当下拥有”中的当下直观部分），凝聚了儿童的“过去”和“未来”。在儿童生命存在意义展开的境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体验流序列），“当下状况及体验”是“果”，“发生境域”是“因”。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舒茨指出：“只有从对个体行动的诠释入手，社会科学才能够获得诠释那个社会关系与社会构作物的管道。”[19]我们将对儿童生命存在意义的诠释建基于儿童的当下状况及体验，发生境域则是对“动机脉络”的揭示：分析对行动而言极为根本的意义脉络。[20]为把握儿童生命存在的完整意义，一是要遵循“面向儿童本身”的认识原则;二是要抓住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三是要“聆听”儿童和回溯求证。[21]“面向儿童本身”意味着儿童是实存的，甚至是个体的，我们需放下（悬置）我们的“先入之见”，对儿童报以赤子之心;“‘是其所是’的显现”是儿童的“被唤醒”状态，代表儿童本原的被给予方式（明见性③，Evidenz），是我们“由外及内（outside in）地探究儿童”[22]的直接入口;“‘聆听’儿童与回溯求证”表明：一是通过“聆听”获得作为认识主体的权能性④以扩大视域（明见性的范围），一是通过“回溯求证”进入“发生境域”以获得“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因”。通过“意向性”⑤的构造功能，将“我”视域中的“因果”还原为整体的儿童生活世界。一切方法的运用都在于换取儿童“本真”的显现：我们对儿童报以虔诚（敬畏）之心，我们也愿意向儿童学习与其相处之道，以期望儿童能在我们面前显现其“本真”，达到对儿童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度把握。
儿童生活世界的提出，超越了以往对儿童预设的、对象化的、机械的、片面的认识，采用一种生成的、主体间性的、能动的、全面的认识方法，为深度理解儿童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认识路径。然而，正如有人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拯救现实人生危机的教育学，却未能深入现实人生”[23]一般，儿童生活世界因与生活世界的天然联系，其提出的初衷更多是从认识方法的角度，难以很好回应儿童的现实人生，不可避免地缺乏必要的“地气”和“人气”。一方面，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出发，重点在于对先天观念体系的原初的、本原的被给予性的关注。想要在现实生活中达到对纯粹观念境地的把握，难不可及（这不是胡塞尔的初衷，而是众多学者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误读误用，大多数人没有沿着胡塞尔的方法发展出指向实践的方法体系）。难怪有学者发出感叹：回归儿童的生活世界乃是一个天真的梦想。[24]如此，我们还不如从其方法论中获得启示，植根于儿童的现实生活，去探寻儿童生命存在意义之源。就像舒茨一样，“发展自然态度的现象学，所有作品都体现出世间特征，而非先验特征”。[25]其方法启示在于：与其在精神领域的想象中探寻儿童生命存在意义，不如积极投身于儿童的现实生活，在其现实生活中寻找意义。另一方面，儿童生活世界过于关注儿童的内在体验，就像范梅南认为“现象学描述一个人如何指向生活体验”[26]一般，对儿童生命存在意义的追寻显得“内在有余而外在不足”。对内而言，儿童生活世界注重“交互主体”的构造、“体验儿童的体验”（视域融合），强调“悬置态度”“反思”，让儿童生活世界带上了浓厚的人文特性，弥补了以往对儿童本体关注的不足，这是优势。但是，儿童生活世界方法中的儿童更多是“单子”⑥，忽略了儿童生活的更大的情境脉络，缺少对儿童所处情境的外在关系的把握。有鉴于此，立足于儿童生活现实，儿童生活世界有必要在发挥现象学方法优势的基础上，向外寻求植根于儿童现实生活的基础，实现理论方法的突破与超越，更好地揭示儿童生命存在的整体意义。
（二）路径优化：乡村儿童生活世界认识路径的拓展与超越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乡村，将乡村儿童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关照下，沿着舒茨的社会世界道路进发——聚焦乡村儿童日常生活，探寻日常生活中乡村儿童的生命存在意义。为进一步让乡村儿童生活世界落到乡村生活实践，童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可以更好地融合到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方法中，拓展儿童生活世界的内容方法维度，为探寻乡村儿童生命存在意义提供一条优化路径。
1. 童年社会学视角下儿童生活世界的融合与拓展。
现代儿童（童年）史是一部对儿童（童年）价值越来越重视的历史。对儿童的关心从来就不单纯是个人或家庭的问题，而是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相关联。随着人们对儿童（童年）价值的重视，对儿童（童年）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催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童年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主要采用社会化理论研究儿童，认为儿童有一种潜在的破坏能量，需要塑造、改变儿童以符合社会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后，童年社会学兴起，进一步丰富了儿童（童年）的研究视角，因有别于传统社会学的视角，又被称为“新童年社会学”（同本文所提童年社会学）。艾伦·普劳特和艾里森·詹姆斯（Alan Prout
[关键词] 儿童生活世界;乡村儿童;现象学;童年社会学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未来乡村发展的基调;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描绘出一幅乡村发展的总体蓝图;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将“乡村振兴战略”提上议程。如今，乡村已经成了国家发展战略格局中解开我国众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乡村儿童①作为乡村未来的希望，其生存与发展状况在“乡村振兴战略”格局中举足轻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城市对农村’，笔者注）正逐渐淡化”，[1]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城镇和乡村的差距更是大幅度地缩小。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仍然处于城乡二元结构阶段。在城乡二元结构语境中，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呈现对立与分裂态势，乡村儿童生存和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各种问题凸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大多数人对乡村儿童问题的思考主要立足于城市本位、成人本位，缺少基于乡村儿童本体视角的研究（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污名化”②现象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难以触及乡村儿童生活的深层本质，无法达成对乡村儿童的深度理解，影响了乡村儿童问题的有效解决。
笔者以“乡村儿童”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平台进行文献搜索，共得到346条文献（时间截至2018年8月31日）。关于乡村儿童的研究文献最早由张永生等人1986年发表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现更名为《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上，文献名为《集安县乡村儿童少年肠道寄生虫调查报告》;从1986年到2004年度，每年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都非常少;2004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发文量减少外，多数年份发表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到2016年前后，研究文献数量达到顶峰（见图1）。
在历年发表的研究文献中，以留守儿童、乡村教育（农村教育）等内容主题居多。在搜集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2000年以前对乡村儿童的关注集中在乡村儿童的身体发育、营养状况、疾病预防及智力发展水平等方面。从2000年开始，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乡村留守儿童，揭示了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教育公平、家庭教育、社会支持、心理健康、成长困境及社会犯罪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同时，学者们对城市流动儿童（更多也是乡村儿童）的社会适应、教育支持、人格特征等问题也展开了研究。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细化，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大部分研究立足于中观、宏观层面，依据人口普查数据、问卷调查（访谈）数据，揭示乡村儿童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相应问题的解决提出对策与建议，为我们研究乡村儿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方法视野。然而，这些研究更多遵循“自上而下”的问题分析路径，多用城市逻辑分析乡村生活，将乡村儿童置于乡村生活的边缘地位，忽略了乡村儿童在建构乡村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缺少基于乡村儿童本体视角的研究，难以深入乡村儿童的内心世界，影响了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笔者认为，解决乡村儿童相关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理解乡村儿童，我们越深入理解乡村儿童，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要达成对乡村儿童的深度理解，我们更需要回到乡村儿童生活世界，探寻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摒弃对乡村及乡村儿童的偏见，将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乡村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去了解他们在乡村生活中的状态、去体验他们居于乡村生活中的体验，与他们一起探索发现影响其状态及体验的乡村生活的演化逻辑。正如有学者指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许多人开始担忧起乡村消失的问题……这些人带着预先的偏见，以为乡村正在变得失序，未来乡村可能会面临崩溃。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自身转化能力。”[2]并进一步指出：作为人类学研究需努力体现一种“关怀”，即回到人类学根本，“不仅仅将‘我’與‘他者’看成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客对立关系，而是要追溯到作为他者的本土社会自身的演化逻辑”。[3]只有当我们弄清了儿童所居乡村的自身演化逻辑，我们才能抓住乡村儿童相关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儿童生活世界将儿童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面向儿童本身（将来自儿童本身的信息作为认识理解儿童最重要的依据），探寻儿童生命存在的意义，最能体现乡村儿童本体视角;同时，童年社会学视角与现象学视角相契合，重视儿童生活的历史与现实，能拓展现象学视角的内容方法维度，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乡村儿童。基于此，本研究力图融合现象学与童年社会学两种视角，进一步完善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论方法，发掘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儿童本体视角，为深入理解乡村儿童提供一条合理的认识路径，以期为构建对乡村儿童生活更具解释力的本土理论、有效解决乡村儿童现实问题提供一定的方法基础。
二、乡村儿童生活世界认识路径的演进及优化
（一）现象学视域下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及认识局限
生活世界现象学对儿童生活世界主题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儿童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基础。与此同时，儿童生活世界受其视域影响，在认识理解儿童的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 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及其认识方法特性。
生活世界是儿童生活世界的重要理论来源。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近代欧洲（发源于古希腊文化的欧洲）科学（文化）的危机在于将自然科学（事实科学、经验科学）与精神科学加以分割，并将自然科学凌驾于精神科学之上，作为世界的绝对主宰，引起了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泛滥。殊不知，“真正的自然按照其意义，按照自然科学的意义，是研究自然的那个精神的产物，所以它是以精神科学为前提的”。[4]胡塞尔晚年提出了生活世界这一主题，试图融合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心灵世界），将精神世界置于原初的、先在的地位，以统摄自然（科学）世界，确保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凸显人的生命存在意义。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世界（作为自然科学所能把握的所有对象所构成的集合体）与生活世界是一体并隶属于生活世界的。他指出，在逻辑意义上，科学世界植根于生活世界，并从属于生活世界的原初的自明性之中;客观的科学作为前科学的人的成就，本身就属于生活世界。[5]而且，因为科学家毕竟也是人，也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于是，“全部的科学就随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纯粹‘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6]由此可见，纯粹“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具有先在性，与“科学世界”一起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不过，精神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相对）因自身受自然主义的蒙蔽，并没有完全提出普遍的、纯粹的精神科学的问题，完全没有询问作为纯粹精神的精神本质问题，使得其在纯粹本质的追求道路上功亏一篑。这成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主要任务——为自然科学寻求真正的基础。胡塞尔指出，从伽利略时代开始，通过纯粹几何学、纯粹数学和纯粹物理学，构造出一个数学化的世界（时间和空间的普遍、一般的形式），使得自然（世界）数学化;[7]并借助纯粹逻辑学摆脱心理主义的缺陷（确立纯粹逻辑学的奠基地位，摆脱循环论证的困境），[8]形成现象学先天的、纯粹的本质观念体系。先天的、纯粹的本质观念充盈于客观实在的经验世界（具体的、经验的、直观的被给予之物），赋予实践中的事实科学、经验科学本质意义（在事实科学、经验科学中只能发现个别的、特殊的本质，接受先天的、纯粹的本质观念的充盈），构成其存在的意义基础。在这种先天的、纯粹的本质观念充盈的客观实在的经验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保持了整体性，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在生活世界中得以完整展开。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寓居于生活世界之中，要探寻人的生命存在意义，首先需要掌握生活世界的认识方法。因此，生活世界优先具备了认识方法的特性。
生活世界的认识方法特性首先来自于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内时间意识”：对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胡塞尔所说的时间并不是外在经验世界的时间，而是意识进程的时间。“时间是——在奠基顺序的意义上——第一个被意识到的东西。意识是一条体验流，即一种流动的多样性……体验流的多样性的综合统一在胡塞尔看来就是时间性”。[9]在体验流的多样性序列上，意识进程的时间指向于（充盈于）外在经验世界，构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体验流。而且，“通过回忆和期待，我将过去和未来当下化，即：我将现实的、当下的、或近或远的时间性‘环境’（Umgebung）当下化……所以，‘回忆’和‘期待’的被给予方式被归结到‘当下拥有’的被给予方式上”。[10]“回忆”指向过去，“期待”朝向未来。如此，“当下拥有”就凝聚了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体验，成为生活世界的凝结点，也成了追寻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关键点。沿着“内时间意识”所揭示的奠基顺序，生活世界可以被视作“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和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11]的统一体。二者之间构成了因果逻辑关系：后者具有先在性和奠基性，是前者的“因”（最本质的“因”），前者是后者的“果”。因此，要揭示人的生命存在意义，需在人的“体验流”的序列上，从人的“现在”（当下状况及体验）出发，进行回溯，去寻找人的“过去”（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的被给予性;同时，也接受人的“未来”的反身性（一种面向未来期待所带来的对现在的预想的被给予性）。如此，以“现在”为凝聚点，人的“过去”“未来”都凝聚于“现在”之中，共同构成人的“当下拥有”，在整体中显现人的生命存在意义。
生活世界的认识方法特性还来自于认识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如前所述，生活世界是人的生活世界，更具先在性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不是单纯物理存在物的集合，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一个具有特殊的意义与关联性结构的社会文化世界。[12]在海德格尔看来，一切问题都是人的存在问题，“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13]因此，“要认识人的存在，就需回到人的现实人生中，去考察人这一存在者的历史演进过程”。[14]在此意义上，生活世界的認识方法首先就要求“朝向事物本身（sich nach den Sachen selbst rich ten） ”，寻求“自身给予（selbs tgegebenhe it），并清除一切不合事理的先入之见”。[15]这一切都源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因为他们都是生活世界中的人。在对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认识实践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是一种“主体间性”。从认识主体角度来看，在“内时间意识”的体验流序列上，重点在于对认识对象“当下拥有”的把握，难点在于“体验认识对象的体验”。对于认识主体而言，“我”首先试图在“我”的先验的经验视域内来界定“我的本己之物（das Mir-Eigene）”，同时，还需要以“陌生经验”的名义恰好构造出一个陌生的自我。[16]对认识对象而言也是如此。透过“反思”，认识主体在认识实践中通过“悬置”，把握“我的本己之物”，获得纯粹认识主体的身份;同时，在面向认识对象的过程中，获得“陌生经验”，完成“陌生自我”的构造。认识主体正是在“本己之我”与“陌生之我”的身份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张力，去唤醒认识对象身上的主体特质（可以达到甚至超越认识主体的水平，对认识主体而言也是一种唤醒），实现相互走向中的视域融合，体验认识对象的体验，从而理解认识对象的生命存在意义（同时也是对自我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过程）。 2. 儿童生活世界的方法意蕴及认识局限。
通过对生活世界及其方法特性进行梳理，笔者尝试从认识方法的角度，对儿童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一致，儿童生命存在意义蕴含在意义的探寻过程之中）做出界定：“儿童生活世界是儿童意义的完整展开：既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又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17]将儿童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代表一种儿童意识。[18]“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作为“‘当下拥有’的被给予方式”，代表儿童的“现在”（儿童“当下拥有”中的当下直观部分），凝聚了儿童的“过去”和“未来”。在儿童生命存在意义展开的境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体验流序列），“当下状况及体验”是“果”，“发生境域”是“因”。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舒茨指出：“只有从对个体行动的诠释入手，社会科学才能够获得诠释那个社会关系与社会构作物的管道。”[19]我们将对儿童生命存在意义的诠释建基于儿童的当下状况及体验，发生境域则是对“动机脉络”的揭示：分析对行动而言极为根本的意义脉络。[20]为把握儿童生命存在的完整意义，一是要遵循“面向儿童本身”的认识原则;二是要抓住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三是要“聆听”儿童和回溯求证。[21]“面向儿童本身”意味着儿童是实存的，甚至是个体的，我们需放下（悬置）我们的“先入之见”，对儿童报以赤子之心;“‘是其所是’的显现”是儿童的“被唤醒”状态，代表儿童本原的被给予方式（明见性③，Evidenz），是我们“由外及内（outside in）地探究儿童”[22]的直接入口;“‘聆听’儿童与回溯求证”表明：一是通过“聆听”获得作为认识主体的权能性④以扩大视域（明见性的范围），一是通过“回溯求证”进入“发生境域”以获得“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因”。通过“意向性”⑤的构造功能，将“我”视域中的“因果”还原为整体的儿童生活世界。一切方法的运用都在于换取儿童“本真”的显现：我们对儿童报以虔诚（敬畏）之心，我们也愿意向儿童学习与其相处之道，以期望儿童能在我们面前显现其“本真”，达到对儿童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度把握。
儿童生活世界的提出，超越了以往对儿童预设的、对象化的、机械的、片面的认识，采用一种生成的、主体间性的、能动的、全面的认识方法，为深度理解儿童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认识路径。然而，正如有人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拯救现实人生危机的教育学，却未能深入现实人生”[23]一般，儿童生活世界因与生活世界的天然联系，其提出的初衷更多是从认识方法的角度，难以很好回应儿童的现实人生，不可避免地缺乏必要的“地气”和“人气”。一方面，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出发，重点在于对先天观念体系的原初的、本原的被给予性的关注。想要在现实生活中达到对纯粹观念境地的把握，难不可及（这不是胡塞尔的初衷，而是众多学者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误读误用，大多数人没有沿着胡塞尔的方法发展出指向实践的方法体系）。难怪有学者发出感叹：回归儿童的生活世界乃是一个天真的梦想。[24]如此，我们还不如从其方法论中获得启示，植根于儿童的现实生活，去探寻儿童生命存在意义之源。就像舒茨一样，“发展自然态度的现象学，所有作品都体现出世间特征，而非先验特征”。[25]其方法启示在于：与其在精神领域的想象中探寻儿童生命存在意义，不如积极投身于儿童的现实生活，在其现实生活中寻找意义。另一方面，儿童生活世界过于关注儿童的内在体验，就像范梅南认为“现象学描述一个人如何指向生活体验”[26]一般，对儿童生命存在意义的追寻显得“内在有余而外在不足”。对内而言，儿童生活世界注重“交互主体”的构造、“体验儿童的体验”（视域融合），强调“悬置态度”“反思”，让儿童生活世界带上了浓厚的人文特性，弥补了以往对儿童本体关注的不足，这是优势。但是，儿童生活世界方法中的儿童更多是“单子”⑥，忽略了儿童生活的更大的情境脉络，缺少对儿童所处情境的外在关系的把握。有鉴于此，立足于儿童生活现实，儿童生活世界有必要在发挥现象学方法优势的基础上，向外寻求植根于儿童现实生活的基础，实现理论方法的突破与超越，更好地揭示儿童生命存在的整体意义。
（二）路径优化：乡村儿童生活世界认识路径的拓展与超越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乡村，将乡村儿童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关照下，沿着舒茨的社会世界道路进发——聚焦乡村儿童日常生活，探寻日常生活中乡村儿童的生命存在意义。为进一步让乡村儿童生活世界落到乡村生活实践，童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可以更好地融合到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方法中，拓展儿童生活世界的内容方法维度，为探寻乡村儿童生命存在意义提供一条优化路径。
1. 童年社会学视角下儿童生活世界的融合与拓展。
现代儿童（童年）史是一部对儿童（童年）价值越来越重视的历史。对儿童的关心从来就不单纯是个人或家庭的问题，而是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相关联。随着人们对儿童（童年）价值的重视，对儿童（童年）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催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童年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主要采用社会化理论研究儿童，认为儿童有一种潜在的破坏能量，需要塑造、改变儿童以符合社会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后，童年社会学兴起，进一步丰富了儿童（童年）的研究视角，因有别于传统社会学的视角，又被称为“新童年社会学”（同本文所提童年社会学）。艾伦·普劳特和艾里森·詹姆斯（Alan Pr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