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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司马。虽遭贬谪，甚至复出无望，但柳宗元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为民初心，而是在蛮荒之地努力创作，通过在寓言中描写不遵守社会道德的人或动物的悲惨结局来表达他对在混乱的社会中重构符合儒家礼义规范的道德秩序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柳宗元;寓言;现实;社会道德
安史之乱后，朝廷已经很难再像之前一样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实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了，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皇帝不得已而采取以藩制藩的措施，导致藩镇割据现象十分严重。有些节度使拥兵自重，妄图挑战中央权威，将矛头直指当朝皇帝，断然起兵造反。此时，朝廷为了平息叛乱，便召集其他节度使共同出兵，联合镇压。
在柳宗元童年时期，规模比较大的一场叛乱——建中之乱发生了。虽然此时柳宗元还比较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缺乏明晰的认识，但这场战乱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乱发生时，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和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激发了他非常强烈的同情心，并激励着他为了改变这种乱离的社会现状而倍加努力。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文化精神等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决定了柳宗元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将会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而不懈奋斗。
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和精深的治世策略，柳宗元在永贞元年，积极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改革运动，并为之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改革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好景不长，因为改革触犯到了顽固势力的根本利益，再加上改革派依靠的是一个体弱多病的皇帝，不久，皇帝被迫退位，太子李纯登基，是为宪宗，而宪宗又是极力反对革新的人，导致永贞革新被迫中断，改革派的中坚力量有的被贬谪，有的被处死。柳宗元当然也不例外，被贬为永州司马。
虽然柳宗元不再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也没有机会再为改变社会的残酷现实而出谋划策了，但他始终怀着一颗济世之心，努力为恢复正常的仁义礼教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寓言创作中描写违背社会道德的人或动物便成为了柳宗元间接表达济世之心的一种重要方式。
违背社会道德在于“不知推已之本”1。《三戒》中著名的《永某氏之鼠》的寓言塑造了一群恣意妄为、胆大包天的老鼠。这些老鼠倚仗主人对自己的宠爱，无恶不作，并且还招引很多同伴来到主人家里，每天都吃掉很多的粮食。因为没有受到主人的责罚而为所欲为，忘记了自己老鼠的身份，除了吃掉不少的粮食，还败坏了不少的器具，毁坏了很多的衣服。然而主人依旧没有惩罚它们，但它们不思悔改，在白天的时候公然和人在一起行走而丝毫没有畏惧之心，在夜里的时候互相打斗，制造了不小的噪音，严重地影响了主人的睡眠质量，但即使是这样，主人还是没有发怒。过了几年之后，这位主人搬到了别的地方居住，家里换了新的主人，这一群老鼠还是和原来一个样子，但是新主人并没有像原来的主人一样宠爱它们，在不堪其扰的情况下，“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2，采用多种方法捕杀老鼠，不出所料，果然消灭了很多老鼠，老鼠的尸体堆积成山，新主人把这些尸体放到了一个偏僻的位置，但是，老鼠尸体腐烂的味道还是在几个月之后才完全消失的。
从这群老鼠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它们面对主人的宠爱，能够牢记老鼠的身份，把握好自己行事的尺度，不影响主人的正常生活，如果有能力的话，帮主人消除生活的烦恼，那么它们在换了新主人的情况下也不会被厌恶和捕杀。在《三戒》中，和老鼠一样忘记自己身份的还有“临江之麋”和“黔之驴”，麋鹿也是由于受到了主人的偏爱，和家犬嬉戏打闹，进而把犬当成了自己的朋友，不仅如此，它甚至还想和外犬“走欲与为戏”3，结局可想而知;“黔之驴”在老虎面前使出了“浑身解数”，以为这就可以震慑到老虎，然而它同样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向老虎发脾气，“出技以怒强”4，最终被老虎吃掉。
实际上，柳宗元不只是批评了这三个动物，更是借这三个动物的悲惨结局告诉了和它们相类似的“不知推已之本”的人，希望这种人能牢记自己的身份，内敛修身，培育德行，避免祸患发生。
此外，违反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还表现在贪婪无比，用尽一切手段获取财富，甚至是生命。在《蝜蝂传》中，柳宗元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蝜蝂爱好负重，“行遇物，辄持取”5，它自己背东西背到不能走路的时候，有人可怜它，帮助它减轻负担，可是它在身体恢复正常之后还是照样背好多东西，不仅如此，这只小虫还“好上高，极其力不已”6。这只贪婪的小虫的结局可想而知，当然是坠地而死。
《哀溺文》中的永之氓和同伴一起在水里面游泳，却怎么游也游不快，同伴向他询问其中的缘由，这个人回答说自己之所以不如平时游得快是因为腰上挂了很多的钱，同伴建议他把钱扔掉，这个人不听从建议，依旧带着身上的钱游泳。等到游到岸上的同伴再次呵斥他扔掉钱时，他还是拒绝了。不一会儿，他便在水里溺死了。这个人很会游泳，本来不必在水里丢掉自己的性命的，可就是因为他太爱惜身上的钱财了，甚至把钱财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而且他还非常昏聩，对同伴的建议置若罔闻，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永之氓被溺死的原因。联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像永之氓一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为了获得财富无所不用其极，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柳宗元认为他们“愚之甚，蔽之甚”8。
柳宗元不仅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人或动物来说明违背社会道德的严重危害，更是从历史事件的方面申明了这一观点。《设渔者对智伯》一文改编自先秦时期智伯被韩、赵、魏三家所分的故事。在这篇寓言中，智伯在联合韩、赵、魏灭掉范氏和中行氏之后，愈发贪婪，居然还想要联合韩、魏两家共同灭赵。他在巡视战场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渔者，渔者向他说了自己钓鱼的经历，先是在河里面釣小鱼，继而在龙门附近钓大鲔，现在来晋水这边钓鱼。在龙门附近钓大鲔的时候，发现大鲔会吃后面的小鱼然后逆流而上，企图成为螭龙，但终究还是会被水流冲回来，并且被渔者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至此，渔者用自己钓鱼的经历来对智伯说，如果不克制自己的贪欲，一意孤行，便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随后又以栾氏、祁氏等十几家瓜分晋国的利益而被智伯联合范、中行、韩、赵、魏“裂而食之”9，范氏、中行氏贪恋土地，打击异己而为智伯联合韩、赵、魏三家所灭的一系列事实来说明及早收手的重要性，并劝告智伯放弃吞并赵襄子的行动计划，但智伯就是不听劝阻，以至于被韩、赵、魏联合灭掉。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人或动物严重违背了社会的道德秩序，或“不知推己之本”，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或是贪婪无比，用尽一切手段谋取私利，最终都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即使惨遭贬谪，但柳宗元并未放弃原有的济世情怀，虽无实权，但他通过在自己的寓言作品中塑造和描绘了为所欲为、不加收敛，想尽办法获取财富而终致丧命的人或动物，从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的双重层面分析了不遵守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危害，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企图重建儒家仁义礼教秩序的迫切愿望。更为难得的是，柳宗元的这些寓言作品还具有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柳宗元深沉的家国情怀。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 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 孙昌武. 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陈蒲清. 中国古代寓言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注释：
[1]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2页。
[2]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4页。
[3]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3页。
[4]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2页。
[5]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2页。
[6]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3页。
[7]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7-328页。
[8]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1页。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350）
关键词：柳宗元;寓言;现实;社会道德
安史之乱后，朝廷已经很难再像之前一样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实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了，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皇帝不得已而采取以藩制藩的措施，导致藩镇割据现象十分严重。有些节度使拥兵自重，妄图挑战中央权威，将矛头直指当朝皇帝，断然起兵造反。此时，朝廷为了平息叛乱，便召集其他节度使共同出兵，联合镇压。
在柳宗元童年时期，规模比较大的一场叛乱——建中之乱发生了。虽然此时柳宗元还比较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缺乏明晰的认识，但这场战乱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乱发生时，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和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激发了他非常强烈的同情心，并激励着他为了改变这种乱离的社会现状而倍加努力。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文化精神等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决定了柳宗元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将会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而不懈奋斗。
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和精深的治世策略，柳宗元在永贞元年，积极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改革运动，并为之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改革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好景不长，因为改革触犯到了顽固势力的根本利益，再加上改革派依靠的是一个体弱多病的皇帝，不久，皇帝被迫退位，太子李纯登基，是为宪宗，而宪宗又是极力反对革新的人，导致永贞革新被迫中断，改革派的中坚力量有的被贬谪，有的被处死。柳宗元当然也不例外，被贬为永州司马。
虽然柳宗元不再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也没有机会再为改变社会的残酷现实而出谋划策了，但他始终怀着一颗济世之心，努力为恢复正常的仁义礼教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寓言创作中描写违背社会道德的人或动物便成为了柳宗元间接表达济世之心的一种重要方式。
违背社会道德在于“不知推已之本”1。《三戒》中著名的《永某氏之鼠》的寓言塑造了一群恣意妄为、胆大包天的老鼠。这些老鼠倚仗主人对自己的宠爱，无恶不作，并且还招引很多同伴来到主人家里，每天都吃掉很多的粮食。因为没有受到主人的责罚而为所欲为，忘记了自己老鼠的身份，除了吃掉不少的粮食，还败坏了不少的器具，毁坏了很多的衣服。然而主人依旧没有惩罚它们，但它们不思悔改，在白天的时候公然和人在一起行走而丝毫没有畏惧之心，在夜里的时候互相打斗，制造了不小的噪音，严重地影响了主人的睡眠质量，但即使是这样，主人还是没有发怒。过了几年之后，这位主人搬到了别的地方居住，家里换了新的主人，这一群老鼠还是和原来一个样子，但是新主人并没有像原来的主人一样宠爱它们，在不堪其扰的情况下，“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2，采用多种方法捕杀老鼠，不出所料，果然消灭了很多老鼠，老鼠的尸体堆积成山，新主人把这些尸体放到了一个偏僻的位置，但是，老鼠尸体腐烂的味道还是在几个月之后才完全消失的。
从这群老鼠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它们面对主人的宠爱，能够牢记老鼠的身份，把握好自己行事的尺度，不影响主人的正常生活，如果有能力的话，帮主人消除生活的烦恼，那么它们在换了新主人的情况下也不会被厌恶和捕杀。在《三戒》中，和老鼠一样忘记自己身份的还有“临江之麋”和“黔之驴”，麋鹿也是由于受到了主人的偏爱，和家犬嬉戏打闹，进而把犬当成了自己的朋友，不仅如此，它甚至还想和外犬“走欲与为戏”3，结局可想而知;“黔之驴”在老虎面前使出了“浑身解数”，以为这就可以震慑到老虎，然而它同样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向老虎发脾气，“出技以怒强”4，最终被老虎吃掉。
实际上，柳宗元不只是批评了这三个动物，更是借这三个动物的悲惨结局告诉了和它们相类似的“不知推已之本”的人，希望这种人能牢记自己的身份，内敛修身，培育德行，避免祸患发生。
此外，违反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还表现在贪婪无比，用尽一切手段获取财富，甚至是生命。在《蝜蝂传》中，柳宗元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蝜蝂爱好负重，“行遇物，辄持取”5，它自己背东西背到不能走路的时候，有人可怜它，帮助它减轻负担，可是它在身体恢复正常之后还是照样背好多东西，不仅如此，这只小虫还“好上高，极其力不已”6。这只贪婪的小虫的结局可想而知，当然是坠地而死。
《哀溺文》中的永之氓和同伴一起在水里面游泳，却怎么游也游不快，同伴向他询问其中的缘由，这个人回答说自己之所以不如平时游得快是因为腰上挂了很多的钱，同伴建议他把钱扔掉，这个人不听从建议，依旧带着身上的钱游泳。等到游到岸上的同伴再次呵斥他扔掉钱时，他还是拒绝了。不一会儿，他便在水里溺死了。这个人很会游泳，本来不必在水里丢掉自己的性命的，可就是因为他太爱惜身上的钱财了，甚至把钱财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而且他还非常昏聩，对同伴的建议置若罔闻，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永之氓被溺死的原因。联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像永之氓一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为了获得财富无所不用其极，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柳宗元认为他们“愚之甚，蔽之甚”8。
柳宗元不仅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人或动物来说明违背社会道德的严重危害，更是从历史事件的方面申明了这一观点。《设渔者对智伯》一文改编自先秦时期智伯被韩、赵、魏三家所分的故事。在这篇寓言中，智伯在联合韩、赵、魏灭掉范氏和中行氏之后，愈发贪婪，居然还想要联合韩、魏两家共同灭赵。他在巡视战场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渔者，渔者向他说了自己钓鱼的经历，先是在河里面釣小鱼，继而在龙门附近钓大鲔，现在来晋水这边钓鱼。在龙门附近钓大鲔的时候，发现大鲔会吃后面的小鱼然后逆流而上，企图成为螭龙，但终究还是会被水流冲回来，并且被渔者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至此，渔者用自己钓鱼的经历来对智伯说，如果不克制自己的贪欲，一意孤行，便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随后又以栾氏、祁氏等十几家瓜分晋国的利益而被智伯联合范、中行、韩、赵、魏“裂而食之”9，范氏、中行氏贪恋土地，打击异己而为智伯联合韩、赵、魏三家所灭的一系列事实来说明及早收手的重要性，并劝告智伯放弃吞并赵襄子的行动计划，但智伯就是不听劝阻，以至于被韩、赵、魏联合灭掉。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人或动物严重违背了社会的道德秩序，或“不知推己之本”，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或是贪婪无比，用尽一切手段谋取私利，最终都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即使惨遭贬谪，但柳宗元并未放弃原有的济世情怀，虽无实权，但他通过在自己的寓言作品中塑造和描绘了为所欲为、不加收敛，想尽办法获取财富而终致丧命的人或动物，从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的双重层面分析了不遵守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危害，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企图重建儒家仁义礼教秩序的迫切愿望。更为难得的是，柳宗元的这些寓言作品还具有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柳宗元深沉的家国情怀。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 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 孙昌武. 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陈蒲清. 中国古代寓言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注释：
[1]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2页。
[2]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4页。
[3]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3页。
[4]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2页。
[5]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2页。
[6]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3页。
[7]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7-328页。
[8]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1页。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