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叙事学研究的对象是叙事文本本身，通过对叙事话语、叙事功能和叙事技巧等方面的研究，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叙事情绪。本文试从叙事人称、叙事的情态模式和叙事时空三个方面解读《老王》这篇叙事散文，体验作者对那个年代社会责任缺失的自我反省以及在作品叙事中的“愧怍”之情。
一、第一人称，适合作文本叙事的心理“忏悔”
就《老王》的创作背景而言，八十年代以后，通晓英法两种语言的杨绛，已经没再把精力放在翻译像《堂吉诃德》这样的大型作品上，而是写些散文、杂文和回忆短文之类，篇幅短小，却能从平淡的叙事中传达出知识分子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叙事人称的选择是作家实现其创作意图的一种方法，叙事作品最常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老王》是杨绛关注特殊年代里底层劳动者生存状态的典型作品，叙述内容中夹杂“文革”这个明确的历史事件、时空背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最大好处就是让读者体验极强的真实感。“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当叙事主体与作品中的“我”合二为一时，真实感油然而生。“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第一人称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白性，除了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叙述者如同朋友促膝谈心般的亲切，更让我们体会到事隔多年，作者追述最初“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的愧怍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每一个像老王这样善良却不幸的人的内疚。《老王》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拷问荒唐年代里灵魂的缺失，直面自己与底层劳动者在文化和心理上无法逾越的隔膜，具有强烈的主体抒发性，杨绛的“愧怍”，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现状的忧虑和批判。
二、情态模式，易于客观冷静地审视底层劳动者的“不幸”
《老王》作为叙事性散文，老王及其身上发生的故事是文本解读的关键。与情节模式“以故事的跌宕起伏，抓住读者的阅读心理”不同的是，《老王》一文以人物老王为中心来谋篇布局，以时间来建构“我”对老王的生活、工作与为人的点滴回忆，这就是情态模式。叙述者将叙述的焦点集中在故事还是人物上，从叙事的功能看，体现着作者对人生的独特体验，表达出一定的创作思想。“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作者对老王的关心由照顾老王的生意到了帮助他克服身体的疾病，更进一步关注老王希望与我们一家“交心”的情感需求。“他是个单干户”，“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我不是要钱”。作者对老王的形象和遭遇的叙述越是客观细化，越能体现出作者对老王生活状态的关注，越能激发对老王不幸原因的探索，越能展现一个知识分子对下层劳动者的怜悯和同情。在文本的叙述中，作者为当年未能明白老王的情感需求而深深地自责，文本的叙述重点落在老王的死使她“一再追忆”老王生前留下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对他的“谢意”，冷静的叙述中传达出“心上的不安”和“我却拿钱去侮辱他”的反省。从叙事语言来看，“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简单十个字客观冷静的叙述，除了走出事态后“愧怍”之外，更是自“文革”以来蕴藏在作者内心对人性、道德及社会制度的深切关怀的体现。
三、特定时空，彰显精神家园坚守者间的“隔阂”
“在悲剧性的社会时空里，悲剧注定要发生”，老王的不幸遭遇和情感悲剧是“文化大革命”那个荒唐动乱年代的必然结果。老王和“我”，一个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一个是站在人类思想前沿的知识分子，都是善良的人，都是“不幸的人”，都是自己独特精神家园的坚守者。“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送了香油和大鸡蛋后也说“我不是要钱”。这些叙事文字，传达出的是叙事者对老王在是非颠倒的年代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特选择的肯定，是对不“同流合污”，坚守善良和良知的赞扬。而当时的“我”自认为生活比老王宽裕点，自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动乱年代比普通百姓更明白“精神坚守”对人生和社会的重大意义。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老王的这种坚守，被当时那个同样处于困境中的“我”所忽视是非常正常的。“叙事时空是文本叙事存在的基本方式”，“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时空让人们以异态的方式生活在看似常态的社会里，因此像老王这样的底层劳动者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注定经济上互相关照，精神上互相隔膜。1984年叙写《老王》是叙述者表达善良人们在荒唐年代未能真正做到互相取暖的遗憾，是写“一个异常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异常善良的人的怀念”。
处于“文革”年代，与其他的车夫相比，无论是在物质上、生理上还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不幸者”，文本《老王》客观、冷静的叙事文字里充满了作者对他的关爱、同情和怜悯，这是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非正常年代后，回忆起自己未能回应一个底层劳动者追求善良和美好人性的“愧怍”。
参考资料：
1.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
2.刘瑜《细读杨绛的〈老王〉》，《文学教育》2009年第1期。
3.李彬《对杨绛〈老王〉的深度解读》，《语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9期。
4.杨万扣《有效提问的三个着力点——〈老王〉执教有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3年第7期。
一、第一人称，适合作文本叙事的心理“忏悔”
就《老王》的创作背景而言，八十年代以后，通晓英法两种语言的杨绛，已经没再把精力放在翻译像《堂吉诃德》这样的大型作品上，而是写些散文、杂文和回忆短文之类，篇幅短小，却能从平淡的叙事中传达出知识分子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叙事人称的选择是作家实现其创作意图的一种方法，叙事作品最常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老王》是杨绛关注特殊年代里底层劳动者生存状态的典型作品，叙述内容中夹杂“文革”这个明确的历史事件、时空背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最大好处就是让读者体验极强的真实感。“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当叙事主体与作品中的“我”合二为一时，真实感油然而生。“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第一人称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白性，除了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叙述者如同朋友促膝谈心般的亲切，更让我们体会到事隔多年，作者追述最初“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的愧怍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每一个像老王这样善良却不幸的人的内疚。《老王》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拷问荒唐年代里灵魂的缺失，直面自己与底层劳动者在文化和心理上无法逾越的隔膜，具有强烈的主体抒发性，杨绛的“愧怍”，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现状的忧虑和批判。
二、情态模式，易于客观冷静地审视底层劳动者的“不幸”
《老王》作为叙事性散文，老王及其身上发生的故事是文本解读的关键。与情节模式“以故事的跌宕起伏，抓住读者的阅读心理”不同的是，《老王》一文以人物老王为中心来谋篇布局，以时间来建构“我”对老王的生活、工作与为人的点滴回忆，这就是情态模式。叙述者将叙述的焦点集中在故事还是人物上，从叙事的功能看，体现着作者对人生的独特体验，表达出一定的创作思想。“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作者对老王的关心由照顾老王的生意到了帮助他克服身体的疾病，更进一步关注老王希望与我们一家“交心”的情感需求。“他是个单干户”，“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我不是要钱”。作者对老王的形象和遭遇的叙述越是客观细化，越能体现出作者对老王生活状态的关注，越能激发对老王不幸原因的探索，越能展现一个知识分子对下层劳动者的怜悯和同情。在文本的叙述中，作者为当年未能明白老王的情感需求而深深地自责，文本的叙述重点落在老王的死使她“一再追忆”老王生前留下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对他的“谢意”，冷静的叙述中传达出“心上的不安”和“我却拿钱去侮辱他”的反省。从叙事语言来看，“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简单十个字客观冷静的叙述，除了走出事态后“愧怍”之外，更是自“文革”以来蕴藏在作者内心对人性、道德及社会制度的深切关怀的体现。
三、特定时空，彰显精神家园坚守者间的“隔阂”
“在悲剧性的社会时空里，悲剧注定要发生”，老王的不幸遭遇和情感悲剧是“文化大革命”那个荒唐动乱年代的必然结果。老王和“我”，一个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一个是站在人类思想前沿的知识分子，都是善良的人，都是“不幸的人”，都是自己独特精神家园的坚守者。“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送了香油和大鸡蛋后也说“我不是要钱”。这些叙事文字，传达出的是叙事者对老王在是非颠倒的年代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特选择的肯定，是对不“同流合污”，坚守善良和良知的赞扬。而当时的“我”自认为生活比老王宽裕点，自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动乱年代比普通百姓更明白“精神坚守”对人生和社会的重大意义。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老王的这种坚守，被当时那个同样处于困境中的“我”所忽视是非常正常的。“叙事时空是文本叙事存在的基本方式”，“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时空让人们以异态的方式生活在看似常态的社会里，因此像老王这样的底层劳动者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注定经济上互相关照，精神上互相隔膜。1984年叙写《老王》是叙述者表达善良人们在荒唐年代未能真正做到互相取暖的遗憾，是写“一个异常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异常善良的人的怀念”。
处于“文革”年代，与其他的车夫相比，无论是在物质上、生理上还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不幸者”，文本《老王》客观、冷静的叙事文字里充满了作者对他的关爱、同情和怜悯，这是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非正常年代后，回忆起自己未能回应一个底层劳动者追求善良和美好人性的“愧怍”。
参考资料：
1.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
2.刘瑜《细读杨绛的〈老王〉》，《文学教育》2009年第1期。
3.李彬《对杨绛〈老王〉的深度解读》，《语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9期。
4.杨万扣《有效提问的三个着力点——〈老王〉执教有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