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性，必谈人情。
　　陈巨飞的小说《匡冲志·灯》是以乡村生活中底层人物的温情，残酷地审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传统伦理。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物质化的进程加剧，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农村出现的空巢现象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断裂成为了严峻的现实，也让扭曲的心灵逐渐远离了人性的质朴。
　　在《匡冲志·灯》中，作家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是道德退化或是人性孤独，是金钱至上或是现实残酷？如果说，乡土的温情记忆才是精神感召下的人性反思，那么对社会发展内涵的审视，就是以自我的情感体验，直面了当下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深层矛盾。我们知道，独特的地缘文化是小说的真实背景，但拘泥于真实的艺术却让人始终无法看清模糊的时代感，无法读懂独特的人物个性和思想。如果说作家只是陶醉在流畅的叙写描摹中，那么如何解构乡土的本质意义便少了探究，批评和精神层次的构建便少了关注。
　　在表现主人公老徐、邓开德等人物时，我以为不能背离历史而放弃对于人性的挖掘。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叙事态度，让邓开德和老徐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战争背景和历史存在。邓开德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曾一枪撂倒过两名敌人，却被写成了形象猥琐、无所事事的老光棍。曾为国民党士兵的老徐，在抵抗刘邓大军的南下中，因醉酒成为俘虏，最后落脚匡冲。同样两个人，人世通达的老徐竟然阴差阳错地与寡妇萝卜缨结为夫妻。这样的事实原本无可厚非，可这样的结局却出人意料，不由让人在期许同时产生联想。这到底是人性的错综复杂，还是唯美诗意中的冷酷呢？作家刻意地将邓开德表现为横行霸道的人，在老徐被枪声吓倒在地的当口，还“左臂扛着枪，右手拎着两只野鸡，气呼呼地骂了句‘软蛋’。”却从情感深处突出了老徐对于战友生死情谊的珍视。可以理解作者的出发点，但对于历史背景的认识局限，最终只会使人物形象更加迷离。我们知道，战争并未改变这两个人的命运，但历史的真实让个人的命运更为坎坷，并呈现出細节与场景的生动来。如何以人性的视野来表现作家的独特呢？如果说这是作家理想化的假设，那么有不少思想外的东西便值得推敲和深思。并不是说要贬低老徐，只是这样的两个人物出现，让人感觉有虚构历史的味道。最关键的容易误导读者对历史的把握，质疑价值判断的道德立场，也会不经意中影响小说叙述的正常节奏。之所以要说人物和情节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是因为作家应有着自己正确的思考。
　　阅读碎片式的人生命运，更多的应该是同情和审视，这其实才是作家要表达的精神追问。现实的绝境中，生活的味道又是什么呢？所以，《匡冲志·灯》给人的感觉似乎仓促出手，原本应该立足于思想和体验来思考哲学层面的突破，但表现在个性化的述写中，作者却遽然以“我”的视角出现，想让琐碎的故事完整连贯，在跌宕起伏中更加富有细节的真实。可对于父亲陈宜思的直呼其名，却让“主题意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未体现出技巧的精妙。相反，各种人称的交替出现，让人觉得故事叙述杂乱、空洞，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主题的连贯，弱化了小说的韵味，带来了阅读的混乱，留给人的是炫技的印象。当然，这样的称呼也应用在母亲、奶奶身上，但作者却在这时戛然而止。这难道是臆想打破传统道德的延续？
　　所以，当作家以“我”的叙述视角来反映故事和情感时，事实上是以情感的衰减来反映一种历史进行的存在。这种反思并没有刻意地与世隔绝，而是以人心的嬗变来获得所谓精神上的成就感，留下的却是巨大无比的空虚。华美的笔调下，作家貌似在传达不同于众的批判，实际上却是用主观情感来降低着批判的力度。仔细回味，小说中丰满的人物不多，最不起眼也无关轻重的萝卜缨却让作家刻画得有声有色、立体全面，从始至终都符合她本人的性格、趣味，读起来不是那么生硬，也很吸引人。而老徐、邓开德作为主体，他们的形象解构模糊不清，甚至还被臆想放大。
　　小说中的“灯”看似祭奠逝者，实际上何尝不是述写情感的寄托、精神的延续、生命的追求？当所有人都在围绕着匡冲的灯而引申出一系列的故事时，这种古老的传统，实际上被赋予了独特的审美特性。作者对“灯”的书写并不算多，但匡冲的灯却因为老徐的逝去而突然变得迷蒙起来，这种直指人性之丑，顿时让扁平的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单薄。欲望的驱使下，小说中的大文、大武、大宝周这些人，给人的感觉和影子一样飘缈。他们的出现，只是无形中突出了人性的丑陋。从人物的表现来看，老徐一生平庸，胆小怕事，但他最大的出息却是有情有义，至死都不忘记朋友。这样的做法充满着“礼俗文化”的责任意识，但偏偏与大文、大武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样的对比似乎又不彻底，言犹未尽。尤其是老徐和小谭、老徐和大文、大武之间的情感与矛盾，更应该写出独特的生存方式、人生体验、以及人物的命运。众所周知，小说的整体基调是想写社会的发展变革，但恰恰这样的故事叙述中，无法肩负起作家内心的想法。就小说本身而言，这样的故事不仅要刺痛老徐的内心，更要引发读者对于故乡归宿感的现实思考和强烈关注。可由于缺乏丰富的叙事技巧，小说在解构和表达人与故乡、人与人情感的问题上，视角貌似开阔，实际上多是琐屑，展现给读者的是讨巧的手法及所谓思考之后的斑驳碎影。这样的写实笔触，是想以人世冷暖为审美，却脱离了人与人之间赖以生存的情感，自然也就无法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农民的生存状态、城市化进程下的心理变化以及扭曲等现象，也正是在这样的伦理交锋和碰撞下，削弱了故事本身的内涵，弱化了亲情。同时，作品中出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山前线轮战，都不能归于同一概念。再如，大家习惯性地叫日本兵为鬼子，而不该也把越南兵称为鬼子。这些错误，可以说违反了常识，极易形成作品的硬伤。
　　也正是在这样的主题先行下，“薄情”的大文、大武虽然会受到道德上的质疑，但他们的做法似乎又合乎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作者没有过多地去叙写亲情的心灵相通，意欲在伦理的隐喻中背离特定的秩序。如果说“灯”的本质是一种承诺、坚守、传承，身处社会变化之中，灯的消失实则是情感传承的中断，是精神的困顿，也是生活的真实味道。可以想象，老徐死后的村庄或许再也看不到昏黄的灯光，或许更趋于疮痍破败，但没有了灵魂的故乡，注定只能成为人性和情感的不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