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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是丁亥年春节国定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国最著名的鉴玉大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永昌先生于18：30与世长辞，享年85岁。这是中国文博事业的巨大损失。
天地有灵，3月1日大殓，之前尚且阳光普照，春风拂面，入暮竟一夜狂雨，淅淅沥沥直到仪式完全结束。
曾有评论家说，陆俨少的逝世代表着中国最后一位文人画家的消亡，厉慧良、张君秋的相继病殒，使中国京剧界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永昌先生是一位传统鉴玉技术精绝的“玉人”，更是一位品行高尚如玉的“玉人”，这位稀有玉人的故去，毫无疑问是我国传统鉴玉界一代宗师的结束。
1992年，我与先生结识于扬州的一个玉器学习班上，先生是一位声名远播，身怀传统绝技与辉煌成就的大家，是由国家文物局聘请的专家讲师，我只是一个慕名而去的普通考古工作者，但我们十分投缘，就此成了老小无猜，推心置腹的忘年交。
先生于1921年出生，14岁在上海跟叔父张仲英学习古董生意，以后又在北京师从古玩大家叶叔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供职江苏省苏州文物商店。长达71年的文物生涯，练就了他的一副火眼金睛，凭着先生的赤诚之心，运用自己常年研习的独门绝技，先后为国家鉴定、抢救了大量文物，单玉器就有几十万件！其间，曾产生了不少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
一次，他出差内地某个小城，路过一个门户大开的裁缝店，无意中向屋里一望，瞥见桌上放着一个盛满浆糊的大瓷碗，顿觉眼前一亮。第六感觉告诉他，这个貌不惊人的碗似乎大有来历，非同小可。灵机一动，赶紧走进门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对那个裁缝说，自己肚子很饿，是不是可以让他吃几口浆糊？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裁缝用的浆糊是面粉调的，知道可以食用，但这也是限量配给的，让他吃了，会影响活计，当即没有答应。先生发现这招失灵，又生一计，拿出20斤粮票，说自己是要饭的，愿意用刚刚讨来的粮票跟你换那碗浆糊吃。裁缝先生本不愿意再答理他，听说他要用20斤粮票来换浆糊，便转过身来，看看他的人样，将信将疑，再看看他手中的粮票，仔细辨认了一番，终于心动了。因为那时粮食紧张，粮票是按人口严格配给的，每月每人只有30斤，十分紧俏，某种意义上粮票要比钞票更珍贵，于是很快就同意了，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欣喜，连忙把浆糊碗递给了先生。先生则勉强坚持住那副完全是装出来的可怜相，一到僻静处，刮掉浆糊就自我欣赏起来，不出所料，这果然是一件国宝。不过，20斤粮票在当时的代价也是够他受的，全家为此饿了好一阵肚子。然而，当先生把这件宝贝安然转交到苏州博物馆入藏时，心中的高兴劲和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
当然，先生尤精于玉器的鉴定，技术高超、出神入化，对此，笔者更是亲身体验的。先生对玉器的每一种质地，每一种工艺，每一种造型，每一种人物，每一种动物，每一种花草……无一不烂熟于胸。具体地说，只要给他看到玉器上的某一个细节，如一只眼睛，他便会准确地告诉你这个玉人、这条玉龙、这尾玉鱼、这只玉鸟是什么朝代的。我在学习班上足足听了他两个星期的课，如痴如醉，意犹未尽。笔记本上记的满满当当，唯恐有一点一滴的遗漏。这应该是我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最精彩、影响最深刻的一次求学历程。我当场就观察并征询过周围同学的反应和意见，他们与我都有一样的体会。很有意思，在课余的时候我曾把先生所讲的内容，凭自己的理解分门别类画出图解，如玉龙，由我将龙的眼、鼻、耳、角、脚、爪、鳞、尾等，按各个时代的特征分解排序。被大家发现后，竟人手复印一份，并在以后的历届学习班上，同行之间广为传播，得到了先生的高度评价。不过，先生鉴玉的有趣故事还有不少，一次居然改变了公安局一个案子的性质。
1993年，是张先生最繁忙、最辛苦的一年，他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馆藏一级文物鉴定9人小组，一个月之内，跑了19个地区，106个单位，其间审看了一大批文物。在中原某地的文物鉴定工作中，高龄的张先生虽然已经十分疲惫，但他对眼前的工作照样一丝不苟。在一件件玉器从他手中看似机械地经过时，突然对原定为一级文物入藏的玉璧和玉犀提出了疑问，再仔细观察后确认为是新工仿古玉。这一结论一出口不要紧，可把当地的工作人员急坏了，因为这是牵涉到一个案件的性质问题。谁都知道，一级文物和新工仿古之间的差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如果按一级文物处理，事情可就闹大了，弄得不好会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先生的一句话，顿使情况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先生出色的鉴玉水平声名远播，上世纪80年代甚至在海外发生了一种特别的现象，只要在文物上发现有张永昌先生鉴定过的字样，买家便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认为他可靠，他鉴定的文物能保值，更有甚者，拿他的签字作为向人家炫耀的资本，作为转手赚钱的最有力筹码。
一些朋友为之感动，提议把个中一些曲曲折折的趣事写成纪实文学出版，行情一定会看好，且有教育意义。先生不同意，尤其对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他说，虽然当时很兴奋，觉得廉价甚至无价为国家抢救了一批珍贵文物，可是有些问题是此一时彼一时，以今天的眼光分析，好像做得不太好，掺有一点欺骗成分，对不起那些人家，还是不要写了吧！先生的境界就是这样出奇的客观，出奇的高尚，有时简直不可理喻。
有一次，我要写有关玉器的书，里面牵涉到一些玉界名人，我首先想到了先生。电话拨过去，他人在，我分明听到了他的声音，却让小保姆接，并说下午4点以后再联系。我有些纳闷，当时却没有多想什么。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再拨过去，说在睡觉，再拨过去，说在洗澡。他在回避我？今天怎么啦？我有些犯懵。我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自己的不是，可就是没有。我战战兢兢地又一次拨通了电话，谢天谢地，这次总算听到了先生那熟悉的大嗓门：“你是不是明华？”其实，电话一通，我早已自报家门无数遍了，先生耳背，还在一个劲地问，我只得加强力度重复了几次。等他听明白了，竟忙不叠地给我打招呼解释起来，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我那天打电话的时候，先生有约有先了，北京来的专家组要上门征询先生的意见，因为有关一项专业评聘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先生为了避嫌，居然一会儿推说“在睡觉”，一会儿“在洗澡”，一直等他们来了，谈好了，走了，才肯接我的电话。天晓得，所有这些，我事先可是一无所知啊！因为是长途电话，我也不便多说什么，赶紧告诉先生，准备在最近几天去他那儿一次，了解一些先生的过去以便动笔。哪知道，话还没讲完，电话那头又传来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声音：“明华，你最近不要来，要来起码一个月以后。”我问他是否家中有事？还是要出差？答复都不是。只是一个劲地吱吱唔唔。我只觉得蹊跷，不便再问。我只好礼节性地讲了几句，准备挂电话，直到这时他才道出了原因：还是为了避嫌。因为北京方面关照在一个月内，这份名单还会有变化！先生的谨慎，让我除了感慨还是感慨。先生就是当今社会上那种已经十分稀有的、最老派的、最一板一眼的老实人。
也许是张先生过去在文物商店属从商的性质，虽然鉴玉本事很大，又是首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但80多岁的大专家，学生很多已是著名的教授、博导、研究员了，自己却连起码的专业职称都没有，很是不伦不类。有传张先生当时评不上职称是因为没有论文。是先生没有写作能力？绝对不是，这是天大的误会。先生有响当当的辅仁大学历史系的正宗学历，与瓷器大家冯先铭先生是同班同学，古文字学家王力是他的学长、挚友。按我的写作经验，只要拿先生的备课笔记稍加整理，就会是一部很吃香的畅销书。我曾旁敲侧击地问过他，他说我不会写出来发表的，倒不是我思想保守，因为这些经验、诀窍一旦公开，会让那些作假者、不法分子大发横财的，爱好者、收藏家会吃亏，有些国家单位也会遭受损失。所以，我只愿意口传身教国家文物部门的专业人员，外面社会上再高的酬劳我也不会去。先生的话是说到做到的，由他撰写或主编的《古玉浅说》《古代玉雕艺术》《斑斓璀璨――中国历代古玉纹饰图录》《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等，几乎全都不是公开出版物，但它们的可读性、可操作性，是那些装帧考究、富丽堂皇、充斥假货、误人子弟的出版物无法比拟的。1978年至1996年，他应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和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的邀请，为本系统的业务人员传授技术达19年之久，面授学员2000多人。足迹踏遍了杭州、保定、北京、曲阜、广州、武汉、宁波、扬州、镇江以及东北三省的文博单位和大学的文博专业。1992年至1996年，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举办“全国玉器鉴定提高班”，先生被聘为主讲教授，这是221个小时的长课，这对一位当时已经70多岁高龄的老人来说，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确实，先生对培养学生可是尽心尽力的。我清楚地记得，我那一期学习班，因一位教师的缺席，张先生被足足增加了一星期的课程。他上午讲理论、经验，下午用玉器来演示，还经常在晚上加课，两个星期下来，终因劳累过度，咯血生病。每天一清早，我们还没有起床，走廊里便会传来一阵阵带着巨大回响的、令人心碎的咳嗽声。从张先生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呕心沥血”四个字的真实内涵和震撼！令先生欣慰的是，自从1977年他在杭州大学首开玉器课，他的学生已有几千人，现在大都成了专业单位里玉器研究或经营方面的骨干。
2004年，先生的职称问题惊动了中央，终于特批了一个研究馆员的名额。不过，先生早已是个退休的、不在岗位上的在职人员了，“正研”对他而言只是个意识形态的光环，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每月还只能领取可怜巴巴1000多元的退休金。当我每次来到先生小巷陋街上脏兮兮的家门口，爬过几级破旧冰冷的水泥楼梯，钻进仄小昏暗的二居室单元楼，心里总是产生许多不可言喻的、怪怪的、十分矛盾的感觉和词汇：“鉴玉大师”、“国宝”、“老好人”；“不公平”、“吃亏了”、“委屈了”……他同属于号称“中国‘第一古玩家族’”的张家，拿他与财运亨通、名声显赫的古玩巨商――张宗宪，商界巾帼、富甲一方的政坛名人――张永珍，高级工程师张永芳，古董富商张宗儒弟妹们比较，他的天资尤其聪颖，工作百倍勤奋，贡献特别巨大，到头来却是一生清贫。为什么？很难回答，可能是太过低调，可能是禀性耿直；可能是政策不健全，可能是我们对他关心不够……无论是什么原因，他的一系列作为应该是最好的回答，我想这应该是一位境界崇高，淡泊名利的明白人的自我追求。
与先生的交往足足15年过去了。得益于先生的精心授业，得益于先生的人格熏陶，我和许多他的学生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研玉的专业上努力奋斗，力争用出色的成绩来向他汇报。2005年的一个大热天，当我双手捧上一部全面回顾中国玉器考古发现与研究成就的35万字著作《中国古玉》时，先生接连发出了几个“好”字，声音是颤抖的、激动的、高兴的。我从他湿润的眼眶中看出了他对自己多年的付出感到了欣慰。
先生走了，他是坦然无憾的，可是我们从此再也见不到讲坛前这位循循善诱、和蔼可亲、满腹经纶的良师益友（请容忍我的没大没小）了，一想到这，止不住泪流满面。
稀有玉人驾鹤远行，
恩师的精神永垂不朽！
天地有灵，3月1日大殓，之前尚且阳光普照，春风拂面，入暮竟一夜狂雨，淅淅沥沥直到仪式完全结束。
曾有评论家说，陆俨少的逝世代表着中国最后一位文人画家的消亡，厉慧良、张君秋的相继病殒，使中国京剧界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永昌先生是一位传统鉴玉技术精绝的“玉人”，更是一位品行高尚如玉的“玉人”，这位稀有玉人的故去，毫无疑问是我国传统鉴玉界一代宗师的结束。
1992年，我与先生结识于扬州的一个玉器学习班上，先生是一位声名远播，身怀传统绝技与辉煌成就的大家，是由国家文物局聘请的专家讲师，我只是一个慕名而去的普通考古工作者，但我们十分投缘，就此成了老小无猜，推心置腹的忘年交。
先生于1921年出生，14岁在上海跟叔父张仲英学习古董生意，以后又在北京师从古玩大家叶叔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供职江苏省苏州文物商店。长达71年的文物生涯，练就了他的一副火眼金睛，凭着先生的赤诚之心，运用自己常年研习的独门绝技，先后为国家鉴定、抢救了大量文物，单玉器就有几十万件！其间，曾产生了不少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
一次，他出差内地某个小城，路过一个门户大开的裁缝店，无意中向屋里一望，瞥见桌上放着一个盛满浆糊的大瓷碗，顿觉眼前一亮。第六感觉告诉他，这个貌不惊人的碗似乎大有来历，非同小可。灵机一动，赶紧走进门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对那个裁缝说，自己肚子很饿，是不是可以让他吃几口浆糊？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裁缝用的浆糊是面粉调的，知道可以食用，但这也是限量配给的，让他吃了，会影响活计，当即没有答应。先生发现这招失灵，又生一计，拿出20斤粮票，说自己是要饭的，愿意用刚刚讨来的粮票跟你换那碗浆糊吃。裁缝先生本不愿意再答理他，听说他要用20斤粮票来换浆糊，便转过身来，看看他的人样，将信将疑，再看看他手中的粮票，仔细辨认了一番，终于心动了。因为那时粮食紧张，粮票是按人口严格配给的，每月每人只有30斤，十分紧俏，某种意义上粮票要比钞票更珍贵，于是很快就同意了，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欣喜，连忙把浆糊碗递给了先生。先生则勉强坚持住那副完全是装出来的可怜相，一到僻静处，刮掉浆糊就自我欣赏起来，不出所料，这果然是一件国宝。不过，20斤粮票在当时的代价也是够他受的，全家为此饿了好一阵肚子。然而，当先生把这件宝贝安然转交到苏州博物馆入藏时，心中的高兴劲和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
当然，先生尤精于玉器的鉴定，技术高超、出神入化，对此，笔者更是亲身体验的。先生对玉器的每一种质地，每一种工艺，每一种造型，每一种人物，每一种动物，每一种花草……无一不烂熟于胸。具体地说，只要给他看到玉器上的某一个细节，如一只眼睛，他便会准确地告诉你这个玉人、这条玉龙、这尾玉鱼、这只玉鸟是什么朝代的。我在学习班上足足听了他两个星期的课，如痴如醉，意犹未尽。笔记本上记的满满当当，唯恐有一点一滴的遗漏。这应该是我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最精彩、影响最深刻的一次求学历程。我当场就观察并征询过周围同学的反应和意见，他们与我都有一样的体会。很有意思，在课余的时候我曾把先生所讲的内容，凭自己的理解分门别类画出图解，如玉龙，由我将龙的眼、鼻、耳、角、脚、爪、鳞、尾等，按各个时代的特征分解排序。被大家发现后，竟人手复印一份，并在以后的历届学习班上，同行之间广为传播，得到了先生的高度评价。不过，先生鉴玉的有趣故事还有不少，一次居然改变了公安局一个案子的性质。
1993年，是张先生最繁忙、最辛苦的一年，他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馆藏一级文物鉴定9人小组，一个月之内，跑了19个地区，106个单位，其间审看了一大批文物。在中原某地的文物鉴定工作中，高龄的张先生虽然已经十分疲惫，但他对眼前的工作照样一丝不苟。在一件件玉器从他手中看似机械地经过时，突然对原定为一级文物入藏的玉璧和玉犀提出了疑问，再仔细观察后确认为是新工仿古玉。这一结论一出口不要紧，可把当地的工作人员急坏了，因为这是牵涉到一个案件的性质问题。谁都知道，一级文物和新工仿古之间的差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如果按一级文物处理，事情可就闹大了，弄得不好会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先生的一句话，顿使情况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先生出色的鉴玉水平声名远播，上世纪80年代甚至在海外发生了一种特别的现象，只要在文物上发现有张永昌先生鉴定过的字样，买家便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认为他可靠，他鉴定的文物能保值，更有甚者，拿他的签字作为向人家炫耀的资本，作为转手赚钱的最有力筹码。
一些朋友为之感动，提议把个中一些曲曲折折的趣事写成纪实文学出版，行情一定会看好，且有教育意义。先生不同意，尤其对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他说，虽然当时很兴奋，觉得廉价甚至无价为国家抢救了一批珍贵文物，可是有些问题是此一时彼一时，以今天的眼光分析，好像做得不太好，掺有一点欺骗成分，对不起那些人家，还是不要写了吧！先生的境界就是这样出奇的客观，出奇的高尚，有时简直不可理喻。
有一次，我要写有关玉器的书，里面牵涉到一些玉界名人，我首先想到了先生。电话拨过去，他人在，我分明听到了他的声音，却让小保姆接，并说下午4点以后再联系。我有些纳闷，当时却没有多想什么。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再拨过去，说在睡觉，再拨过去，说在洗澡。他在回避我？今天怎么啦？我有些犯懵。我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自己的不是，可就是没有。我战战兢兢地又一次拨通了电话，谢天谢地，这次总算听到了先生那熟悉的大嗓门：“你是不是明华？”其实，电话一通，我早已自报家门无数遍了，先生耳背，还在一个劲地问，我只得加强力度重复了几次。等他听明白了，竟忙不叠地给我打招呼解释起来，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我那天打电话的时候，先生有约有先了，北京来的专家组要上门征询先生的意见，因为有关一项专业评聘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先生为了避嫌，居然一会儿推说“在睡觉”，一会儿“在洗澡”，一直等他们来了，谈好了，走了，才肯接我的电话。天晓得，所有这些，我事先可是一无所知啊！因为是长途电话，我也不便多说什么，赶紧告诉先生，准备在最近几天去他那儿一次，了解一些先生的过去以便动笔。哪知道，话还没讲完，电话那头又传来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声音：“明华，你最近不要来，要来起码一个月以后。”我问他是否家中有事？还是要出差？答复都不是。只是一个劲地吱吱唔唔。我只觉得蹊跷，不便再问。我只好礼节性地讲了几句，准备挂电话，直到这时他才道出了原因：还是为了避嫌。因为北京方面关照在一个月内，这份名单还会有变化！先生的谨慎，让我除了感慨还是感慨。先生就是当今社会上那种已经十分稀有的、最老派的、最一板一眼的老实人。
也许是张先生过去在文物商店属从商的性质，虽然鉴玉本事很大，又是首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但80多岁的大专家，学生很多已是著名的教授、博导、研究员了，自己却连起码的专业职称都没有，很是不伦不类。有传张先生当时评不上职称是因为没有论文。是先生没有写作能力？绝对不是，这是天大的误会。先生有响当当的辅仁大学历史系的正宗学历，与瓷器大家冯先铭先生是同班同学，古文字学家王力是他的学长、挚友。按我的写作经验，只要拿先生的备课笔记稍加整理，就会是一部很吃香的畅销书。我曾旁敲侧击地问过他，他说我不会写出来发表的，倒不是我思想保守，因为这些经验、诀窍一旦公开，会让那些作假者、不法分子大发横财的，爱好者、收藏家会吃亏，有些国家单位也会遭受损失。所以，我只愿意口传身教国家文物部门的专业人员，外面社会上再高的酬劳我也不会去。先生的话是说到做到的，由他撰写或主编的《古玉浅说》《古代玉雕艺术》《斑斓璀璨――中国历代古玉纹饰图录》《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等，几乎全都不是公开出版物，但它们的可读性、可操作性，是那些装帧考究、富丽堂皇、充斥假货、误人子弟的出版物无法比拟的。1978年至1996年，他应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和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的邀请，为本系统的业务人员传授技术达19年之久，面授学员2000多人。足迹踏遍了杭州、保定、北京、曲阜、广州、武汉、宁波、扬州、镇江以及东北三省的文博单位和大学的文博专业。1992年至1996年，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举办“全国玉器鉴定提高班”，先生被聘为主讲教授，这是221个小时的长课，这对一位当时已经70多岁高龄的老人来说，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确实，先生对培养学生可是尽心尽力的。我清楚地记得，我那一期学习班，因一位教师的缺席，张先生被足足增加了一星期的课程。他上午讲理论、经验，下午用玉器来演示，还经常在晚上加课，两个星期下来，终因劳累过度，咯血生病。每天一清早，我们还没有起床，走廊里便会传来一阵阵带着巨大回响的、令人心碎的咳嗽声。从张先生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呕心沥血”四个字的真实内涵和震撼！令先生欣慰的是，自从1977年他在杭州大学首开玉器课，他的学生已有几千人，现在大都成了专业单位里玉器研究或经营方面的骨干。
2004年，先生的职称问题惊动了中央，终于特批了一个研究馆员的名额。不过，先生早已是个退休的、不在岗位上的在职人员了，“正研”对他而言只是个意识形态的光环，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每月还只能领取可怜巴巴1000多元的退休金。当我每次来到先生小巷陋街上脏兮兮的家门口，爬过几级破旧冰冷的水泥楼梯，钻进仄小昏暗的二居室单元楼，心里总是产生许多不可言喻的、怪怪的、十分矛盾的感觉和词汇：“鉴玉大师”、“国宝”、“老好人”；“不公平”、“吃亏了”、“委屈了”……他同属于号称“中国‘第一古玩家族’”的张家，拿他与财运亨通、名声显赫的古玩巨商――张宗宪，商界巾帼、富甲一方的政坛名人――张永珍，高级工程师张永芳，古董富商张宗儒弟妹们比较，他的天资尤其聪颖，工作百倍勤奋，贡献特别巨大，到头来却是一生清贫。为什么？很难回答，可能是太过低调，可能是禀性耿直；可能是政策不健全，可能是我们对他关心不够……无论是什么原因，他的一系列作为应该是最好的回答，我想这应该是一位境界崇高，淡泊名利的明白人的自我追求。
与先生的交往足足15年过去了。得益于先生的精心授业，得益于先生的人格熏陶，我和许多他的学生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研玉的专业上努力奋斗，力争用出色的成绩来向他汇报。2005年的一个大热天，当我双手捧上一部全面回顾中国玉器考古发现与研究成就的35万字著作《中国古玉》时，先生接连发出了几个“好”字，声音是颤抖的、激动的、高兴的。我从他湿润的眼眶中看出了他对自己多年的付出感到了欣慰。
先生走了，他是坦然无憾的，可是我们从此再也见不到讲坛前这位循循善诱、和蔼可亲、满腹经纶的良师益友（请容忍我的没大没小）了，一想到这，止不住泪流满面。
稀有玉人驾鹤远行，
恩师的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