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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重要诗人柏桦，人们惯常用“抒情诗人”、“颓废”、“逸乐”、“速度”、“挽歌”等关键词予以标识，并且学界不断地以这些词为坐标进行阐释，固然廓清并深化了对于柏桦诗歌的认识与理解，然而寥寥标注的背后也遮蔽了柏桦诗歌丰富的意义。在我看来，柏桦诗歌中隐寄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其背后彰显出柏桦深厚的文化焦虑意识，这种历史感的存在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无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历史感的多态呈现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反映于其中的某一社会生活片段、侧面，都不应是孤立的舍根离本的个体，或失去时空概念的形象存在。它们应是历史长链中的一个环节，是与社会母体血脉相通的艺术胎儿。”[1]对于一首诗而言，不可能隔绝于这个世界，总会或多或少表现出与历史的缠绕。实际上，好的诗歌不在于紧贴现实而留下历史的印痕，而在于诗歌中呈现出饱满的历史张力。对于诗人而言，摆在其面前能够进入诗歌的无非是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而处理历史的能力往往是凸显诗人本领的显豁之处。正如西渡所言：“诗歌对于历史的处理能力被当作检验诗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评价诗人创造力的一个尺度。”[2]
柏桦有一首诗《表达》，“一种白色的情绪/一种无法表达的情绪/就在今夜/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在我们视觉以外/在我们中枢神经里/静静地笼罩着整个宇宙/它不会死，也不会离开我们/在我们心里延续着，延续着……/不能平息，不能感知/因为我们不想死去”。作为柏桦的成名作，陈超解读为“语言的困境”，“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什么，但他就是难以说清楚。”[3]在我看来，诗中所言的这种情绪就是一种历史感，对于历史感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只要我们活着，就能切实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并且，这种历史感成为柏桦诗歌的一条主线，多多少少的贯穿其中。
一方面，柏桦诗歌历史感的营造在于对时间的把控，时间是岁月的尺度，在诗歌中出现时间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迅速地将诗歌的背景呈现，使读者切实地感受到历史时空变换的沧桑。“那是1946年，我正处于我的青春光景”（《人生》）、“某一天，1976，在重庆巴县龙凤公社”（《最后》）、“1966年夏天”、“我从特园冲向江边，1966；”（《自己的生命》）、“1987年4月我在威茨堡读闲书、散步”（《张枣从威茨堡来信》）、“适于智者在水边读。/1984！”（《苹果禅》）、“快听，吾国吾民！这是什么时代，1973：”（《季节错乱时》），这些时间或是历史大事发生的年限，或是具有个人意义的时间节点，裹挟着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具体的时间标识仅仅是一个符号，应该说在诗歌中彰显具体的时间并非是营造历史感的决然因素，但是会给诗“定位”出一种历史氛围，读者可以更快的切入诗的历史背景，从而与作者一起体验人生的沧桑和历史的丰繁。柏桦诗中不仅经常出现一个具体的年份，还会时不时出现一些模糊性的时间，“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可能某一个冬天的傍晚”（《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民国的下午”、“一日逝去一日/某种东西接近你”、“真快啊，一出生就消失/所有的善在十月的夜晚进来”、“你是不是正当年？/难得下一次决心/夏天还很远”（《夏天还很远》）、“啊，我得感谢你们，我认识了时光”（《衰老经》）。时间的长镜头不断地拉开，模糊性的时间中浮现出历经沧桑的历史感。除此之外，柏桦诗歌还穿越时空隧道至“前朝往事”。陈超在分析《在清朝》指出：诗人“有意用了轻描淡写式的语言和七种类型的意象，用意在于告诉人们，当时只有孱弱的‘齐家修身养性’，而‘治国平天下’已荡然无存！在那个‘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朝廷增设军机处/每年选拔长指甲的官吏’的时代，为民族而忧患的巨大心灵，只被看作‘朝三暮四’，只能‘五端端的着急’，只能让那些‘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4]在舒缓的节奏中，浸染着作者对于历史沧桑的哀伤。
另一方面，柏桦诗歌历史感的呈现表现出对于空间地域的聚焦。“古朴的居室宽敞大方/祖父的肖像挂在壁上/帘子很旧，但干干净净/屋里屋外都已打扫/几把竹椅还摆在老地方/仿佛去年回家时的模样//父亲，家居的日子多快乐/再让我邀二、三知己/酒约黄昏/纳着晚凉/闲话好时光”（《家居》）。旧式的居室从布局到气氛，都散发着醇厚的古朴气息，使诗呈现出一种空间的纵深感。并且，柏桦的诗歌还表现出对“江南”的钟情，江南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今天“江南”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更多为“南方”所替代，使用“江南”这一概念，体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怀旧，诗歌中充满了悠悠纵深的历史感。“而你，江南游子/一人单独双眉紧锁”“缠绵是否太空/万种闲愁会是哪一种/啊，细瘦的人儿。疲乏的人儿/你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望江南》）、“徽州臭鳜鱼，杭州橙酿蟹……/思江南，在西宁、在望奎，看！”（《四海江南》）、“酒呈现出殷红的李白/这时不是你的嘴唇在喝/是另外的嘴唇在喝你/喝完唐代江南的诗歌/喝完老虎火红的呼啸”（《春天》）。“江南”在诗中幻化成一种理想的寄宿地，飘逸着一种“文化的乡愁”，“江南”的背后容寄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慨叹。
我们一再强调柏桦诗歌的历史感，并不是说诗歌必须要处理历史，历史感的形成并不是非得呈现历史年份和历史地理概念，而是强调诗歌中应尽力彰显一种惶惶的纵深感。“诗歌中的历史感不在历史本身而在诗人对历史的意识，即对人在广阔时空和社会关系中命运与遭际的深入发现和想像。有了这种意识作背景，无论你直接以历史的事物作对象，还是以‘个人’经验为题材，都可以获得历史感。”[5]譬如，“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现实》），在我看来，这样的诗句融会着相当深厚的历史感，历经时间的流变，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有一种对于历史深切感悟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精妙的诗句，历史的沧桑、蝶变用精致的语言一带而过，张力十足。
对于柏桦自己来说，诗歌中的历史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以为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有这个特征，他只要捉笔写来，无论他写人还是事，或者是写他自己 ，都会自然带出一种历史感。”[6]越是没有刻意而为，越是认为天生理当如此，诗歌才越是不经意间尽显历史沧桑。 二、文化焦虑的救赎之路
“追求历史感，决不是要求复古，去发‘思古之幽情’，其目的还是为了现实。不过是要诗人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感受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历史的因素，从而使暗淡的东西放光，使平凡的变得不平凡”。[7]对于柏桦诗歌而言，其历史感的存在与对现实的文化认识是分不开的。
由于特殊的时代际遇，柏桦在少年时代并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和教育。“成长啊，随风成长/仅仅三天，三天！生活啊！快乐啊！那最后一枚像章/那自由与怀乡之歌/哦，不！那十岁的无暇的天堂”（《1966年夏天》），不可否认，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1966年的夏天是快乐，然而，当一个成人对这种荒诞的现实——本该读书的年纪却无学可上，进行追忆的时候，无不透射出一种无奈、苦涩的味道。在另外一首诗中，柏桦表达了这种真实的感受：“这时我打开一本陈旧的诗集/阅读着秋天/我听见里面的声音在流逝/我开始想起过去/我中学时代的忧虑”（《在秋天》），在人生的初春时节，品尝的却是一种在秋天的“忧愁”。
此后，柏桦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接受过系统的英文教育，由于长期的语言浸染使他对西方的文化自然相当熟悉，并且西方文化对其影响也非常之大。“我写诗，甚至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诗也是因为读了波德莱尔的诗才开始的。”柏桦在一次访谈中还提到：“说出来有些惭愧，西诗唤醒了我，而不是古典汉诗”[8]。西方文化给柏桦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切实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衰弱之势，产生出一种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走“低”的焦虑感及痛楚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套用费正清的话说，就是‘冲击——回应’模式，或者就如周蕾所说：‘西方总是二十世纪中国永恒的优先的他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才有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根本不是本民族的文学而是对西方文学的摹仿，也才有宇文所安那高高在上的不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态度。这些事情我都不想说了，说出来令人难受。”[9]在柏桦的内心，西方文化一直作为显学而存在，传统文化备受压抑、歧视，导致其产生深深的焦虑感和挫败感。
西方文化强大的压力和传统文化的缺失，使柏桦不断地思索如何救赎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语境中使传统文化重放异彩？从历史的关节中挖掘诗意，这是柏桦给出的答案。在诗歌中营造历史感，既增加了诗歌的韵味，又凸显了诗歌的纵深感，更为重要的在于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重新梳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10]将历时性和共时性契合、杂糅、搅拌，诗歌中的历史感将自然而然的呈现出来。
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柏桦对白居易的逸乐观充满浓厚的兴趣，并不断予以颂赏：“你可以认为活在苦难里并呐喊着更有意义，但不应以所谓高尚的道德来仇恨逸乐之美”[11]，在他看来，现代文学由于专注于对抗母题而导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式情怀的缺失，为此他试图对历史进行深入挖掘以实现对现实的观照，当然挖掘历史并非是片面的回到历史，而是在沉重的历史中抽身得以超脱。譬如，柏桦对“江南”的迷恋，实际上显示出他对于传统文人理想的寄托。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我甚至觉得我的前生可能是一个江南人”[12]。“江南”对于柏桦，正如唐小林所言：“不仅是一种想象的空间，更是一种关于人生、关于人的存在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追求” 。[13]
“任何严肃的写作都不能不对自身的生存与死亡、历史与现实有所承担，问题只在于这种承担是否具有一种诗学上的意义。如果‘承担’意味着扮演某种社会角色的话，那么我们最好逃避。”[14]柏桦诗歌中的历史感，说到底就是一种承担的诗学，只是这种承担并没有扮演社会救世主的角色。他仅仅介入历史但不处理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感并非他诗歌追求的全部，只是提供一个背景、氛围，在这个背景中表达的是个体性的体验，从而使历史实现了现代性地转换。程光炜指出，“他（柏桦）作品里混淆着唐后主李煜和晚唐温、李二人的气味。他的诗分明透露着‘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刻骨铭心和心灰意懒相交织的亡国之音”。[15]实际上，遥远的“气味”和“声音”展示着柏桦诗歌中厚重的历史情怀。应该承认，具有历史感的诗歌并非柏桦所独有，张曙光的《1965年》、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等等，无不回响的历史的钟声。但是，柏桦诗歌的历史感是经过了浓缩和提炼，没有枝蔓式的拖沓叙事，而是将抒情和叙事融为一体，在亦陈亦歌中精炼而成。正如有人所总结的柏桦诗歌中凸显的独特性：“一般来说，柏桦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热衷于某个圈子的人，尤其是在诗艺上始终与所谓的主流七不沾八不挨、不附和批评家既定话语的那种诗人”[16] 。
三、对当下诗歌的意义
柏桦的诗歌，由于自身的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挖掘出对于当下诗歌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我们只是从历史感这一角度切入，试图揭示出柏桦诗歌对于当下诗坛的启示意义。
当下诗歌，无论是下半身写作、还是地震诗歌、抑或打工诗歌，其中充满了肉欲、悲伤、疼痛，富有浓郁的生命气息和生活底色，与现实呈现贴心的状态，不可否认这些诗歌中确实涌现出诸多优秀作品，比如，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诗中充满着伤痛、悲伤、悲悯、自责，表现出对于生命的理解和价值的尊奉；又如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诗中饱含着对于打工生活切肤的感受、像一枚钉子楔进时代的缝隙，给这个时代标以沉痛的表情。然而，纵观诗坛，我们还是感觉当下诗坛缺少些什么，一种历史的从容在我们今天的诗歌中是少见的，在我看来，诗歌应该有一种“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洒脱和气魄。
柏桦诗歌的历史感，对于当下诗歌至少有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一、有利于对贴近现实的诗歌地超拔。目前大多数诗歌，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自我抚慰，或者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呼应，抑或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反抗，然而整体来看诗歌中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缺乏一种历史的厚重。“颧骨日渐高耸的上海/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掀起裙角的荡妇/正在勾引被物质兑换的人们/淋病、梅毒甚至艾滋/瞧，多么时尚多么现代的词/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坐上高速悬浮的列车/前进，前进，进……”（丁成：《上海》），这样的诗歌不乏浓厚的现实感，不乏波德莱尔式的尖锐和阴暗，但是总感觉缺乏一种历史纵深的厚重。实际上，诗歌要想能够在文学史上站住脚，恐怕要长历史的“前后眼”，这样才可能走向深沉、厚重、韵致，从而使诗歌具有历史的穿越感和纵深感。
二、有利于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反拨。90年代以来，诗歌出于对庞然大物的压力地反拨，开始强调个人日常生活、私密话题、小情绪小感伤的个人化书写，然而在今天的诗歌现实中，受到社会生活浮躁风气的弥染，这种写作之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沾沾自喜于自我情感的抚触，一种热衷于自我狭小空间的反复吟咏，“一种充满‘自恋’情绪的、冷漠的、复制式的、虚假叙事的、一味将‘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有了蔓延的趋势”[17]。不问历史，不问世事，执着于自我意识和自我情感，沉溺于感官的体验、精神的放逐，迷恋于日常生活琐事、语言的游戏，结果所带来的问题是，“当诗歌不再是人类灵魂的栖息之地，给人以心灵的慰藉、精神的高蹈和生命的尊严的时候，放弃了美学的追求和责任的担当，而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以诡谲或调侃的姿态’（刘波语）进行语言的游戏，无疑就使‘诗人成了小丑，诗歌也就成了笑话’（刘波语）。”[18]历史感的强调，就是入乎日常生活之内而出乎其外，避免日常生活的平面化，以一种超拔的眼光、一种超验的感知，实现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反拨。
三、有利于抵制和拒绝非诗写作和诗歌的娱乐化。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可否认网络诗歌确实给诗坛带来了新鲜空气，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之作。但是，伴随着网络诗歌也出现了一批“废话诗歌”和“口水诗歌”，这些诗歌放逐了诗意，成为了纯粹的语言游戏，能指和所指含混、芜杂。强调诗歌历史感的存在，有利于形成对这类非诗写作的抵制。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一些沉不住气的、痴迷于追赶时髦的诗人加入了时代的狂欢，使诗歌变得越来越轻佻，“梨花体”、“羊羔体”之所以成为戏谑的众矢之的，关键在于这些诗歌中很大一部分缺乏“诗之为诗”的深沉，人们纷纷形成一个共同的疑问指向，“这也是诗？”。增加诗歌中的历史感，使诗歌变得厚重、深沉，诗之油然为诗，不失对当今一些苍白和贫血的诗歌之一种疗救。
任何一个诗人所不能回避的是如何处理历史、现实等复杂局面，现实中的历史、历史中的现实是诗人在诗歌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我们强调历史感，并不是要所有诗人的创作都以形成历史感为旨归，而是希冀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头脑里时刻崩有历史感这根“弦”，从而使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诗歌不那么平面化、不那么随意化，不那么低俗化，使诗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历史沧桑的境界。
巴尔扎克曾说：“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该总括这些民族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才是。”他在列举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弥尔顿等伟大诗人后又说：“总而言之，有天才的人们全是历史纪念碑，美丽，因为具有当时的国别。”[19]要想成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就要创作出“历史纪念碑”式的作品，这样看来，诗歌中历史感的营造就应该成为必不可少的存在。
注 释
1.袁忠岳：《关于诗歌的历史感》，《诗刊》1984年第7期。
2.西渡：《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诗探索》1998年第2期。
3.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5页。
4.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8页。
5.王光明：《以个人方式包容世界——90年代的中国诗歌》，《花城》2000年第1期。
6.唐小林、柏桦：《关于柏桦诗学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7.袁忠岳：《关于诗歌的历史感》，《诗刊》1984年第7期。
8.马铃薯兄弟：《柏桦访谈》，《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4期。
9.马铃薯兄弟：《柏桦访谈》，《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4期。
10.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11.柏桦：《我的几种诗观》，《诗探索》2014第1辑。
12.马铃薯兄弟：《柏桦访谈》，《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4期。
13.唐小林、柏桦：《关于柏桦诗学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14.王家新、陈建华：《对话：在诗与历史之间》，《山花》1996年第12期。
15.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山花》1997年第11期。
16.敬文东：《“下午”的精神分析——诗人柏桦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7.张清华：《在狂欢中娱乐而不至死》，《穿越尘埃与冰雪》，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18.王巨川：《论新世纪诗歌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艺术评论》2012年第6期。
19.巴尔扎克：《论历史小说兼及“弗拉戈莱塔”》，《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105页。
一、历史感的多态呈现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反映于其中的某一社会生活片段、侧面，都不应是孤立的舍根离本的个体，或失去时空概念的形象存在。它们应是历史长链中的一个环节，是与社会母体血脉相通的艺术胎儿。”[1]对于一首诗而言，不可能隔绝于这个世界，总会或多或少表现出与历史的缠绕。实际上，好的诗歌不在于紧贴现实而留下历史的印痕，而在于诗歌中呈现出饱满的历史张力。对于诗人而言，摆在其面前能够进入诗歌的无非是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而处理历史的能力往往是凸显诗人本领的显豁之处。正如西渡所言：“诗歌对于历史的处理能力被当作检验诗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评价诗人创造力的一个尺度。”[2]
柏桦有一首诗《表达》，“一种白色的情绪/一种无法表达的情绪/就在今夜/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在我们视觉以外/在我们中枢神经里/静静地笼罩着整个宇宙/它不会死，也不会离开我们/在我们心里延续着，延续着……/不能平息，不能感知/因为我们不想死去”。作为柏桦的成名作，陈超解读为“语言的困境”，“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什么，但他就是难以说清楚。”[3]在我看来，诗中所言的这种情绪就是一种历史感，对于历史感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只要我们活着，就能切实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并且，这种历史感成为柏桦诗歌的一条主线，多多少少的贯穿其中。
一方面，柏桦诗歌历史感的营造在于对时间的把控，时间是岁月的尺度，在诗歌中出现时间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迅速地将诗歌的背景呈现，使读者切实地感受到历史时空变换的沧桑。“那是1946年，我正处于我的青春光景”（《人生》）、“某一天，1976，在重庆巴县龙凤公社”（《最后》）、“1966年夏天”、“我从特园冲向江边，1966；”（《自己的生命》）、“1987年4月我在威茨堡读闲书、散步”（《张枣从威茨堡来信》）、“适于智者在水边读。/1984！”（《苹果禅》）、“快听，吾国吾民！这是什么时代，1973：”（《季节错乱时》），这些时间或是历史大事发生的年限，或是具有个人意义的时间节点，裹挟着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具体的时间标识仅仅是一个符号，应该说在诗歌中彰显具体的时间并非是营造历史感的决然因素，但是会给诗“定位”出一种历史氛围，读者可以更快的切入诗的历史背景，从而与作者一起体验人生的沧桑和历史的丰繁。柏桦诗中不仅经常出现一个具体的年份，还会时不时出现一些模糊性的时间，“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可能某一个冬天的傍晚”（《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民国的下午”、“一日逝去一日/某种东西接近你”、“真快啊，一出生就消失/所有的善在十月的夜晚进来”、“你是不是正当年？/难得下一次决心/夏天还很远”（《夏天还很远》）、“啊，我得感谢你们，我认识了时光”（《衰老经》）。时间的长镜头不断地拉开，模糊性的时间中浮现出历经沧桑的历史感。除此之外，柏桦诗歌还穿越时空隧道至“前朝往事”。陈超在分析《在清朝》指出：诗人“有意用了轻描淡写式的语言和七种类型的意象，用意在于告诉人们，当时只有孱弱的‘齐家修身养性’，而‘治国平天下’已荡然无存！在那个‘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朝廷增设军机处/每年选拔长指甲的官吏’的时代，为民族而忧患的巨大心灵，只被看作‘朝三暮四’，只能‘五端端的着急’，只能让那些‘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4]在舒缓的节奏中，浸染着作者对于历史沧桑的哀伤。
另一方面，柏桦诗歌历史感的呈现表现出对于空间地域的聚焦。“古朴的居室宽敞大方/祖父的肖像挂在壁上/帘子很旧，但干干净净/屋里屋外都已打扫/几把竹椅还摆在老地方/仿佛去年回家时的模样//父亲，家居的日子多快乐/再让我邀二、三知己/酒约黄昏/纳着晚凉/闲话好时光”（《家居》）。旧式的居室从布局到气氛，都散发着醇厚的古朴气息，使诗呈现出一种空间的纵深感。并且，柏桦的诗歌还表现出对“江南”的钟情，江南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概念。今天“江南”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更多为“南方”所替代，使用“江南”这一概念，体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怀旧，诗歌中充满了悠悠纵深的历史感。“而你，江南游子/一人单独双眉紧锁”“缠绵是否太空/万种闲愁会是哪一种/啊，细瘦的人儿。疲乏的人儿/你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望江南》）、“徽州臭鳜鱼，杭州橙酿蟹……/思江南，在西宁、在望奎，看！”（《四海江南》）、“酒呈现出殷红的李白/这时不是你的嘴唇在喝/是另外的嘴唇在喝你/喝完唐代江南的诗歌/喝完老虎火红的呼啸”（《春天》）。“江南”在诗中幻化成一种理想的寄宿地，飘逸着一种“文化的乡愁”，“江南”的背后容寄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慨叹。
我们一再强调柏桦诗歌的历史感，并不是说诗歌必须要处理历史，历史感的形成并不是非得呈现历史年份和历史地理概念，而是强调诗歌中应尽力彰显一种惶惶的纵深感。“诗歌中的历史感不在历史本身而在诗人对历史的意识，即对人在广阔时空和社会关系中命运与遭际的深入发现和想像。有了这种意识作背景，无论你直接以历史的事物作对象，还是以‘个人’经验为题材，都可以获得历史感。”[5]譬如，“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现实》），在我看来，这样的诗句融会着相当深厚的历史感，历经时间的流变，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有一种对于历史深切感悟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精妙的诗句，历史的沧桑、蝶变用精致的语言一带而过，张力十足。
对于柏桦自己来说，诗歌中的历史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以为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有这个特征，他只要捉笔写来，无论他写人还是事，或者是写他自己 ，都会自然带出一种历史感。”[6]越是没有刻意而为，越是认为天生理当如此，诗歌才越是不经意间尽显历史沧桑。 二、文化焦虑的救赎之路
“追求历史感，决不是要求复古，去发‘思古之幽情’，其目的还是为了现实。不过是要诗人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感受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历史的因素，从而使暗淡的东西放光，使平凡的变得不平凡”。[7]对于柏桦诗歌而言，其历史感的存在与对现实的文化认识是分不开的。
由于特殊的时代际遇，柏桦在少年时代并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和教育。“成长啊，随风成长/仅仅三天，三天！生活啊！快乐啊！那最后一枚像章/那自由与怀乡之歌/哦，不！那十岁的无暇的天堂”（《1966年夏天》），不可否认，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1966年的夏天是快乐，然而，当一个成人对这种荒诞的现实——本该读书的年纪却无学可上，进行追忆的时候，无不透射出一种无奈、苦涩的味道。在另外一首诗中，柏桦表达了这种真实的感受：“这时我打开一本陈旧的诗集/阅读着秋天/我听见里面的声音在流逝/我开始想起过去/我中学时代的忧虑”（《在秋天》），在人生的初春时节，品尝的却是一种在秋天的“忧愁”。
此后，柏桦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接受过系统的英文教育，由于长期的语言浸染使他对西方的文化自然相当熟悉，并且西方文化对其影响也非常之大。“我写诗，甚至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诗也是因为读了波德莱尔的诗才开始的。”柏桦在一次访谈中还提到：“说出来有些惭愧，西诗唤醒了我，而不是古典汉诗”[8]。西方文化给柏桦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切实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衰弱之势，产生出一种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走“低”的焦虑感及痛楚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套用费正清的话说，就是‘冲击——回应’模式，或者就如周蕾所说：‘西方总是二十世纪中国永恒的优先的他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才有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根本不是本民族的文学而是对西方文学的摹仿，也才有宇文所安那高高在上的不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态度。这些事情我都不想说了，说出来令人难受。”[9]在柏桦的内心，西方文化一直作为显学而存在，传统文化备受压抑、歧视，导致其产生深深的焦虑感和挫败感。
西方文化强大的压力和传统文化的缺失，使柏桦不断地思索如何救赎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语境中使传统文化重放异彩？从历史的关节中挖掘诗意，这是柏桦给出的答案。在诗歌中营造历史感，既增加了诗歌的韵味，又凸显了诗歌的纵深感，更为重要的在于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重新梳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10]将历时性和共时性契合、杂糅、搅拌，诗歌中的历史感将自然而然的呈现出来。
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柏桦对白居易的逸乐观充满浓厚的兴趣，并不断予以颂赏：“你可以认为活在苦难里并呐喊着更有意义，但不应以所谓高尚的道德来仇恨逸乐之美”[11]，在他看来，现代文学由于专注于对抗母题而导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式情怀的缺失，为此他试图对历史进行深入挖掘以实现对现实的观照，当然挖掘历史并非是片面的回到历史，而是在沉重的历史中抽身得以超脱。譬如，柏桦对“江南”的迷恋，实际上显示出他对于传统文人理想的寄托。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我甚至觉得我的前生可能是一个江南人”[12]。“江南”对于柏桦，正如唐小林所言：“不仅是一种想象的空间，更是一种关于人生、关于人的存在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追求” 。[13]
“任何严肃的写作都不能不对自身的生存与死亡、历史与现实有所承担，问题只在于这种承担是否具有一种诗学上的意义。如果‘承担’意味着扮演某种社会角色的话，那么我们最好逃避。”[14]柏桦诗歌中的历史感，说到底就是一种承担的诗学，只是这种承担并没有扮演社会救世主的角色。他仅仅介入历史但不处理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感并非他诗歌追求的全部，只是提供一个背景、氛围，在这个背景中表达的是个体性的体验，从而使历史实现了现代性地转换。程光炜指出，“他（柏桦）作品里混淆着唐后主李煜和晚唐温、李二人的气味。他的诗分明透露着‘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刻骨铭心和心灰意懒相交织的亡国之音”。[15]实际上，遥远的“气味”和“声音”展示着柏桦诗歌中厚重的历史情怀。应该承认，具有历史感的诗歌并非柏桦所独有，张曙光的《1965年》、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等等，无不回响的历史的钟声。但是，柏桦诗歌的历史感是经过了浓缩和提炼，没有枝蔓式的拖沓叙事，而是将抒情和叙事融为一体，在亦陈亦歌中精炼而成。正如有人所总结的柏桦诗歌中凸显的独特性：“一般来说，柏桦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热衷于某个圈子的人，尤其是在诗艺上始终与所谓的主流七不沾八不挨、不附和批评家既定话语的那种诗人”[16] 。
三、对当下诗歌的意义
柏桦的诗歌，由于自身的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挖掘出对于当下诗歌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我们只是从历史感这一角度切入，试图揭示出柏桦诗歌对于当下诗坛的启示意义。
当下诗歌，无论是下半身写作、还是地震诗歌、抑或打工诗歌，其中充满了肉欲、悲伤、疼痛，富有浓郁的生命气息和生活底色，与现实呈现贴心的状态，不可否认这些诗歌中确实涌现出诸多优秀作品，比如，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诗中充满着伤痛、悲伤、悲悯、自责，表现出对于生命的理解和价值的尊奉；又如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诗中饱含着对于打工生活切肤的感受、像一枚钉子楔进时代的缝隙，给这个时代标以沉痛的表情。然而，纵观诗坛，我们还是感觉当下诗坛缺少些什么，一种历史的从容在我们今天的诗歌中是少见的，在我看来，诗歌应该有一种“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洒脱和气魄。
柏桦诗歌的历史感，对于当下诗歌至少有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一、有利于对贴近现实的诗歌地超拔。目前大多数诗歌，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自我抚慰，或者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呼应，抑或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反抗，然而整体来看诗歌中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缺乏一种历史的厚重。“颧骨日渐高耸的上海/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掀起裙角的荡妇/正在勾引被物质兑换的人们/淋病、梅毒甚至艾滋/瞧，多么时尚多么现代的词/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坐上高速悬浮的列车/前进，前进，进……”（丁成：《上海》），这样的诗歌不乏浓厚的现实感，不乏波德莱尔式的尖锐和阴暗，但是总感觉缺乏一种历史纵深的厚重。实际上，诗歌要想能够在文学史上站住脚，恐怕要长历史的“前后眼”，这样才可能走向深沉、厚重、韵致，从而使诗歌具有历史的穿越感和纵深感。
二、有利于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反拨。90年代以来，诗歌出于对庞然大物的压力地反拨，开始强调个人日常生活、私密话题、小情绪小感伤的个人化书写，然而在今天的诗歌现实中，受到社会生活浮躁风气的弥染，这种写作之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沾沾自喜于自我情感的抚触，一种热衷于自我狭小空间的反复吟咏，“一种充满‘自恋’情绪的、冷漠的、复制式的、虚假叙事的、一味将‘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有了蔓延的趋势”[17]。不问历史，不问世事，执着于自我意识和自我情感，沉溺于感官的体验、精神的放逐，迷恋于日常生活琐事、语言的游戏，结果所带来的问题是，“当诗歌不再是人类灵魂的栖息之地，给人以心灵的慰藉、精神的高蹈和生命的尊严的时候，放弃了美学的追求和责任的担当，而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以诡谲或调侃的姿态’（刘波语）进行语言的游戏，无疑就使‘诗人成了小丑，诗歌也就成了笑话’（刘波语）。”[18]历史感的强调，就是入乎日常生活之内而出乎其外，避免日常生活的平面化，以一种超拔的眼光、一种超验的感知，实现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反拨。
三、有利于抵制和拒绝非诗写作和诗歌的娱乐化。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可否认网络诗歌确实给诗坛带来了新鲜空气，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之作。但是，伴随着网络诗歌也出现了一批“废话诗歌”和“口水诗歌”，这些诗歌放逐了诗意，成为了纯粹的语言游戏，能指和所指含混、芜杂。强调诗歌历史感的存在，有利于形成对这类非诗写作的抵制。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一些沉不住气的、痴迷于追赶时髦的诗人加入了时代的狂欢，使诗歌变得越来越轻佻，“梨花体”、“羊羔体”之所以成为戏谑的众矢之的，关键在于这些诗歌中很大一部分缺乏“诗之为诗”的深沉，人们纷纷形成一个共同的疑问指向，“这也是诗？”。增加诗歌中的历史感，使诗歌变得厚重、深沉，诗之油然为诗，不失对当今一些苍白和贫血的诗歌之一种疗救。
任何一个诗人所不能回避的是如何处理历史、现实等复杂局面，现实中的历史、历史中的现实是诗人在诗歌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我们强调历史感，并不是要所有诗人的创作都以形成历史感为旨归，而是希冀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头脑里时刻崩有历史感这根“弦”，从而使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诗歌不那么平面化、不那么随意化，不那么低俗化，使诗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历史沧桑的境界。
巴尔扎克曾说：“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该总括这些民族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才是。”他在列举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弥尔顿等伟大诗人后又说：“总而言之，有天才的人们全是历史纪念碑，美丽，因为具有当时的国别。”[19]要想成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就要创作出“历史纪念碑”式的作品，这样看来，诗歌中历史感的营造就应该成为必不可少的存在。
注 释
1.袁忠岳：《关于诗歌的历史感》，《诗刊》1984年第7期。
2.西渡：《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诗探索》1998年第2期。
3.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5页。
4.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8页。
5.王光明：《以个人方式包容世界——90年代的中国诗歌》，《花城》2000年第1期。
6.唐小林、柏桦：《关于柏桦诗学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7.袁忠岳：《关于诗歌的历史感》，《诗刊》1984年第7期。
8.马铃薯兄弟：《柏桦访谈》，《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4期。
9.马铃薯兄弟：《柏桦访谈》，《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4期。
10.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11.柏桦：《我的几种诗观》，《诗探索》2014第1辑。
12.马铃薯兄弟：《柏桦访谈》，《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4期。
13.唐小林、柏桦：《关于柏桦诗学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14.王家新、陈建华：《对话：在诗与历史之间》，《山花》1996年第12期。
15.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山花》1997年第11期。
16.敬文东：《“下午”的精神分析——诗人柏桦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7.张清华：《在狂欢中娱乐而不至死》，《穿越尘埃与冰雪》，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18.王巨川：《论新世纪诗歌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艺术评论》2012年第6期。
19.巴尔扎克：《论历史小说兼及“弗拉戈莱塔”》，《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