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中作乐的思想者
　　
　　我与吴藕汀(1913—2005)订交，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30余年来，于江南水乡小镇一隅，他虽每天为柴米油盐忙碌，但自号“药窗书屋”、“画牛阁居”_的陋室，以及他那份苦涩中的闲适，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吴老哪怕是在最困难甚至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也始终和颜悦色，诚待周围的人，融洽无间。其情其景，追溯其源，我想，这大概与他素来信守人不能“跪着吃饭”的精神有关。
　　近日，小汀兄把《十年鸿迹》上下两册(中华书局2010年10月版)赠予我。每晚于灯下展读时，我犹如读到了另一种《中国大百科全书》。在这些文字背面，使我领略了“人是最脆弱的，但又是最坚强”的深切感受。
　　迄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我到吴老家中，他正在画一幅名为“冬”的画。环望他家，四壁皆空，他睡的木床只是在砖地上用四堆砖头搭起的一个竹铺，上面仅有一床破花絮当被，真可谓“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又看到旁边有一只小花猫，正在打瞌睡。正值秋冬之际，我瞧着那飘着雪花的画面，坐在老屋中，寒床、寒气，冷风直透进身骨，感觉格外的寒冷。
　　吴老自己曾写道：
　　我在病榻上写《烟雨楼史话》时，狸猫天天偎依着我，使我败絮的被池里，增添了温和的暖气。所以我一见这本书，就好比看见我的狸猫。(见《猫债》)
　　几十年在外乡，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无亲朋好友往来，作为一个思想精神的孤独者，他当时的处境和内心的伤感，确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述。然而，从吴老留下的众多诗作中，还是能体味到一种虽处困厄，但对人生之真谛依然执着追求的情怀。
　　暗壁藏乌鼠，残书蠹自鱼。夜深无寐月儿孤。却忆花阴，描出捕蝉图。埋骨红薇树，丧身绿蝶裾。楼头青草几番枯。对此愁宵，思念小狸奴。
　　这样苦中作乐的意境，惟人文精神升华者方能达到。只有吴老这么达观的人，才足以自解、自慰，甚至诙谐地自嘲。
　　到了70年代末，虽政治环境有所变化，但吴老生活仍一贫如洗。1979年秋，老友沈侗楼将去皖北，吴老送行，有诗云：
　　强作欢颜酒一樽，欲言无语愧闲人。终违心意阳关曲，云散星离暂且分。
　　又说：
　　堤畔垂杨丝欲竦，从今唯望雁鸿书。乡音付与骊歌唱，寂寞浔溪百草庐。
　　当时，吴老居嘉业堂藏书楼旁一小桥边，诗云：
　　惜别河桥欲断魂，一帆风顺送征君。此行千里归来早，莫忘高堂倚里门。
　　这三首诗，既道出了与老友别离时的愁绪满怀，又写出自己困顿、孤寂之情状。我读吴老诗不多，但觉得他的诗风朴实自然、情感丰盈，诗中意韵不逊古人，畅达易懂，恰是那时代厄运的真实的记录。
　　吴藕汀出身于富商之家，曾一心想投笔从戎，却未能如愿。正因于此，日后他的诗词、画印，所发时评等，无不打上叛逆且先锋之烙印。他写有一诗叫《立报》，表明他对国内外消息、时局的关注。诗曰：
　　志虽狭小大园场，祷杌纵横满纸张。海外传闻容易读，有关要事载端详。
　　他曾说：“我从十七八岁起，就对国际时事格外关心。这种自发性的兴趣，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所以，吴老的遗作，无论从何角度看，处处有新意，总有动人处，总给人从寂寞中走出来的希望，从不沉溺于愁闷之中。
　　吴老曾记叙：
　　辛酉年初八，沈侗楼、单培根两兄同来南浔顾我。与之游小莲庄，访王孙乐兄。两兄虽不能饮，但杯酒之欢，在所难免。吟诗作画，以至三鼓。……次日两兄去苏州，我有《岁寒三友》词“送侗楼、了叟之吴门”云：“丹青遇合度深宵，鸡唱来朝。蒙蒙细雨，昧昧薄晴，分手河桥。甚处折杨，眼明枝上飘。匆匆聚首别魂消，去路迢迢。那得思君梦里，香雪纷纷满岭坳。目送转轮，茫茫无所聊。”
　　可以想见，他们那时穷愁潦倒，酒不会是上等的，菜肴也不会是高档的，但诗书画印，吟诵唱酬至三鼓，次日又在蒙蒙细雨中，送别诸友于河桥边流水旁……而在吴老的一篇篇诗文中，类似这样的从愁肠处升腾出境界的段落俯拾皆是。
　　70岁时，他有一首《阮郎归》词：
　　光阴眼看飞驰，莫言催老衰。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但解颐。夕阳晚，晓鸡啼，相逢非昔时。排除烦恼望春归，放歌一阕词。
　　人生七十后，他从寂寞中走出，并以人生从头越之精神，走向更高的境地。他对金钱与名利淡如烟云，曾说：
　　我出身于较为富裕之家，钱我见者多矣。视金银之类，不觉其贵。得之漠然，失之亦不丧然。真可以说不知稼穑之不易，不信财物之不贱。虽遭劫运，性犹未改。诚无饭可以不吃，无衣可以不穿之念，故争名夺利，想也未曾想到。张心逸兄初次见面就说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没有做到，真有愧也。雨人、锦郎虽属新交，实同旧友。经常劝我卖画，能得薄酬，亦合情合理。我也知道，能得“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何尝不好。以俊秀的作品，换取低廉的代价，是正当的。倘使用拙劣的东西，骗取高价的行为，那是耻辱的。不过一般看来，仍以售高价为荣，取廉值为耻，此己根深柢固，不可逾越的了。但是我行我素，人言亦无可畏也。
　　我想，一个人雅到了家，或俗到了底，反而能走出象牙之塔，写出人人都能心领神会之妙文，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吴藕汀在他的《十年鸿迹》里，所取大多是琐语偶谈，但令我们从中读出另一种中国文化，其涵盖了历史、民俗、考古、文字学、宗教等领域；初读之下，只觉是谈诗作画、友人酬唱、谈己评人，但从细微处以及字里行间，不时闪现出人生哲思、达人睿智，足见精神内涵之丰富。字里行间不仅充满独到见解，时有喟叹与对人生之幽默，其翔实的史料、引经据典与清词丽句，足让人神怡，还能读出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它反映了时代风雨，是对社会的一个局部透视，更是折射时代的一面镜子。
　　
　　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
　　
　　生于上世纪之初的那些文化老人，无论遭遇多少坎坷，何种阻隔，他们总是在接续一脉相承的文化之源，按照自己的个性精神，执著地向前流淌，直至渐成大观。吴藕汀无疑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吴藕汀与众多文化老人自有不同处，那就是他的特立独行，是文化生态上独树一帜的狂狷之士。如在《十年鸿迹》一书中，他常会发出一段与众不同之语，比如他对《三国演义》的看法：
　　我对曹操并无好感。《捉放曹》里杀吕伯奢，当然不是实事，而酰荀或、杀华陀却不是虚造。曹操之赎回蔡文姬，使其母子分离，匈奴此时无可奈何，实为势力所迫也。只得母子生离，夫妻诀别。《胡笳十八拍》犹在怀念自己生离的儿子，故在后部八拍之中，无一不流露她思念儿子的哀吟。故而曹操强迫文姬归汉，是为他粉饰太平，哪里是件好事，实质是一件万恶的恶事。同情曹操者并不是郭沫若一人，鲁迅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说过：“……因当时正在黄巾兵乱之后，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讲到曹操，很容易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 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以为说曹操好话的人，都不是本份的人，鲁迅、郭沫若等等系一路之货也。曹操虽然文经武略，不可一世，自以深究兵术，熟读兵书。可只见了《孙子兵法》，这是吴孙子。偏偏齐孙子的《孙膑兵法》没有见过。我的书架上倒插有一本，真是见其未见之书，任你本事再大，这一点你就比不上人也，哈哈，好不得已煞人也么哥。
　　又如吴老对中国画坛的看法，也独树一帜：
　　我很想写一本《百年来中国画的动态》。但是年纪老了，又僻居一隅，资料难寻。沈侗楼兄(注：时任安徽阜阳师院美术系副教授)笔墨锋利，足可当得。他的条件，又可谓足够。但是他喜欢在画法上下功夫，对中国画的兴衰，则置之不顾，真使我非常遗憾。
　　百年以来，也可算是洪杨以后，中国画处于脱离政治的方向。一些人，有家有当，自命清高，不与外闻。闭门造车，专以仿古为事。一些人，宛如工匠，迎合主顾，不卖金钱，无以为生，专以鬻画为事。尽皆是“闭门不问窗外事”的人，任凭画坛，群魔乱舞，与己无干，毋动于心。此时就有一些画西洋画的人，在国外无人顾问，回到国里，招摇撞骗，也以中国画来抬高自己，作为骗人的手段。这些人既然已经不要中国画，而去学西洋画。到了国外，又回到中国来画中国画，你想还有什么好的东西。倘使洋画画得好，早在西洋立定了脚跟，回来作什么。可见在国外没有了出路，还有何说。好在国内的画家，都是昏庸之辈。只顾自己，不知画学之兴亡。于是被这伙懂得政治的艺术骗子，霸占了中国画坛，以致真正的中国画，已失去了地盘，被排挤出画坛之外，出现了用线条来改变中国画的怪现象。刘海粟、徐悲鸿等等，都是西洋画的失败者，中国画的破坏者。虽然现在要想有所改变中国画坛，恐已是无药可治的了。
　　又如，他对鲁迅于传统文化上之看法，也另有见解：
　　鲁迅非但不懂中医和中国画，他对中国戏剧也不懂。看他《南腔北调集》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里说：“……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的接受了。”这几句话，颇有轻视的味道。与他的《花边文学》里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二篇，很有异曲同工之谬。
　　有人说他“偏执怪异”，有人说他多“怪话”，也有人称他“逸士”，我都不敢苟同。我认为，在半个多世纪里，吴老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于“斗室中的天下”心无旁骛，惟有诗书印画、诸子百家伴着他。他心中自有一盏灯，在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年代，他是一位清醒的思想者，也是一位痛苦的思考者。他于无奈与自觉中留下之文字，他对于人世间一切的拷问，你不论赞同或反对，足可启发人们。
　　在历史长河中，十年仅仅是一瞬间。《十年鸿迹》这部书让我们读到了一个文化老人真实平常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每一位伟大人物，和我们同一空间呼吸的时刻，未必能理解他的价值；等到一朝谢世，时间造成了历史的距离，后辈才能看出他的精光异彩。”我非常认同。在我心里，吴老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