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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方向是搞文学评论和写作的。积习难改,我常常带着写书评的眼光读书,不论读熟人的书还是读生人的书,都要说点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毛病,就常常得罪人。我又有两癖:一是爱收集有关写作的成语、谚语癖;二是藏书癖。例如,马国凡先生的《熟语丛书》;温端正先生的《谚语》、《歇后语》以及在上海主编的《语海》;武占坤先生主编的《中华风土谚志》、自著的《中华谣谚研究》、《汉语熟语通论》(修订本)等,我都有。最近又从书市上买到王勤先生著的《汉语熟语论》(精装本)。据说,马、武、王三位前辈,在学术界被誉为“东北虎”。我收藏三位前辈的著作,是想知道三位“东北虎”到底怎么个“虎”法,是“勇猛的虎”,还是“唬”人的虎。我这个人身上也沾了些旧文人的臭习气,妒才忌能,轻易不对别人的文章说个“好”字,只把“好”留给自己。
我这次写书评,事先我特别提醒自己要注意如下四点:一、实事求是;二、历史主义地看问题;三、尽力避免用极端性的形容词;四、使用比较法,让原文站出来说话。
我对马、温、武三位老前辈的著作读多了,许多看法闷在心里,如今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程度了。至于我发得准不准,那就顾不得许多了,好在还有历史的评说为准,就是三位前辈自己的看法,也代替不了后人文化史上所作的结论。
打个比喻说,我认为马、温、武三位先生在熟语学史的进士榜上,都是“鼎甲”的地位,即状元、榜眼、探花。谁不服气,请自封。我认为,马国凡先生在熟语研究上,占了“早”、“深”、“广”三个字。君行早是一大优势。行得早,成就高,有开山意义。我读马先生熟语著作的感受是:马文如“海”——内容宽阔,深邃如海。联想到曹操的诗《观沧海》中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读马先生的著作,真有读曹操《观沧海》之感呢!读温的熟语学著作,我的观感是:温文如“原”——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的“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温书中写到的问题,确如“原上草”,那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读武的熟语学著作的感受是:武文如“泉”——文思沽沽,情思绵绵,如泉涌水泻,渊源不绝,甘洌爽口。温和武在熟语研究上,都起步较晚,晚就不如早好。武在熟语研究上有所偏,偏于谚语,但成就大。温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量到相当程度上,也表明一定的质呀!
我是搞文学评论的,好着眼于文字。就文风论,马文如“潭”,像秋水寒潭般,清澈见底;温文如“澜”,像波澜般,一浪推着一浪,流畅得如一江春水;武文如“山花”,烂漫多彩,像散文诗。我和马、温两位前辈从未谋面,我评论他们的熟语学著作,纯粹出于个人的积习。
我读了武的《汉语熟语通论》(修订本)(以下简称《通论》)后,如听一曲《春江花月夜》,“如听仙乐耳暂明”。多少天,心里不忘乐曲的韵味,耳边响着乐曲的旋律,不站出来为其鼓掌、叫好,我觉得有愧于河北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给我的“评论家”的称号。我也是不服气周围的人百口交誉武的初版书,才读修订本的。我是被书的文字吸引,一口气把这本三十多万言的《通论》读完的。我的读后感是文字优美如诗篇,所以,我的评价是“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我相信《通论》早已上市,不服气的人,请你自己翻翻看。
俗话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那么,《通论》是怎样开端的呢?武先生这样写道:
熟语是言语经过艺术加工预制的语言建筑材料,它不是寻常的砖瓦木料,而是现成的画栋雕梁,金门玉户。恰当地运用它,会使你的语言镏金溢彩,文章格外生色。人们不是常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裳”吗?熟语就是文章语言的金装、衣裳。你是佛爷,总不愿露出泥胎;你是美女,总不愿赤身裸体吧!那我就劝你学点儿熟语。(《通论》初版前言第二页)
这样“开端”,讲得多精彩啊!最后一个“劝”字,让读者感到何等的亲切!
我想,若要论证熟语的性质,首先应该回答两个“何人”的问题。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之畔览月时,还会发出幽情的哲思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那么我们站在评介熟语这条“江”畔就应该首先回答:当年何人是熟语的初创者,又是何人把熟语这颗“启明星”升上语坛夜空的呢?读了《通论》之后,我认为,武对于这两个“何人”的回答是十分明朗精彩的。他说:
熟语产生伊始,就占尽了语言风骚之运。它的诞生,是由个人言语才华的爆炸,带着诱人的闪光出世的,在流传中还要经过民族语用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和锤炼。个人的言语作品,被接纳入熟语的行列,都不是无因的,或因其内容深邃含蕴,或因其表达恰切精当,或因其形象生动,这已是经过一次筛选,百里挑一的选过了。人们不是说“钢百炼化为绕指柔”吗?百里挑一的东西,还要在流传中经全民语用的“炼”……所以,所有的熟语在各个方面,都是“炉火纯青”“化为绕指柔”的语言加工形态。……它源于生活,而又出人意表地高于生活,一派高妙的灵气。……故而熟语这个分支的出现,使人类语言这个工具更完美适用,是一次质的更大飞跃。(《通论》第3页)
这样看来,武对两个“何人”的问题,做了实质性的回答,那就是引文中所说的“民族语用集体”,也就是广大的语用群众。这也是武对熟语特色最雄辩的论证。
我说《通论》是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是包括本书的上述观点在内的。
武又说:“熟语姓‘熟’,为人们熟识、熟记、熟知、熟用,总之是以‘熟’为性就是了。熟语的熟性,根本的原因是决定它语型的稳固定型,不论是谚语、成语……都是以语形的定型为本质。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它的动态形式允许有一定的变体,但这种变体也是在定型性制约下的变,是多数不变个别变的变,因此也改变不了惯用语定型性的质。”“总之,熟语都像候鸟一样,它们年年以老样子,以人们熟悉的面孔,在现实的语用中飞来飞去。人们对它们不是‘似曾相识’,而是熟知、熟识。古往今来,创造熟语的人,有多少代人被历史的浪花淘尽了,只有熟语却‘青山依旧在,度度夕阳红’地存活着。只要民族长存,熟语的生命就不朽,便和大地的泥土同香。”(《通论》第4页)武在这里不仅对“熟语”的本质属性明晰化了,通俗化了,而且对熟语的存在做了历史的钩沉。这无疑是对创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熟语理论做出的贡献。
武继续说:
我们这里一个劲地强调熟语的定型,那么它和后面将要讲到的发展演变和可以灵活变异的运用,岂不矛盾。我们说这形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是事物在不同角度上多样性的表现。定型性是就其静态的常规形式讲的。发展演变性是就其历史的动态形式说的。静态的常规形式决定熟语的存在,历史的变化形态是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发展,得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语用上的灵活变异是具体使用时,因时、因地制宜,适应具体语境而来的,是强化其表达功能的需要。熟语是定型性和变化性的统一,是定型性和变异性的统一。静态是为了存在,动态是为了发展,变异为了力度。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表现出来的属性,各有各的作用和意义。它们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又是相成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熟语这个语言现象,表述功能更强,历史生命更久,能纯洁健康地存活下去。(《通论》第5页)
我认为,引文中的这些文字,看来不是创作都胜似创作,不算新作却让人感到十分新颖。空口无凭,我抄几段《通论》上原文的文字,请大家公论。
武在谚语界说中写道:
谚语,是熟语的龙头语种,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民族语用艺术才华开出的花朵。它以人间的真、善、美为灵魂,以广泛的社会文化为背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有高度的真知卓识性。它乡土味浓,民族性显,启迪人生的意义最强,因而为广大人民口碑流传,喜闻乐道,可以说“凡有井水处”没不道谚语的。形象一点说,谚语是智慧之神的双目(认识事物有深刻穿透力),是造化之神的双手(指导实践有切实的可行性),是美神头上的花冠(有很高的美学素质),是人生夜海上的星斗(有为人生导航的作用)。汉谚则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口中吐出的语用文化星云(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性)。(《通论》第52页)
武在论证汉谚的四大特点时,出人意表地把“千手千眼佛”看作是谚语之神。他写道:
中国神殿上的“千手千眼佛”就是汉民族“智慧之神”的化身。“千手”,表示它“无所不能”的巨大创造力;“千眼”,表示它“无所不识”的深刻观察力,在它的慧眼下,万物无以逃其质,万象无以避其真。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一切的实质真相,却大都反映在民族语言的谚海之中。可以说:“谚语就是千手千眼佛手上的藏经”,或者说:千手千眼佛就是谚语之神。(《通论》59—60页)
这只是文字上运用比喻手法的恰当、确切吗?不是的。我认为,这充分表明了武对熟语性质认识的深刻准确,我们不能把表达看成是单纯的文字优美问题,如果真这么看,那就是割裂认识与表达密切联系的形而上的观点。
武也曾以散文的笔法描写“谚语”的性质说:
谚语是靠群众口碑流传的艺术瑰宝,它虽然只言片语,形式极为短小,但却凝练得像百炼的精金,纯净得如晶莹的钻石,生动得似潺潺的流水,风格质朴,韵味清新,满身泥土香,一派民族气。它的形式虽短,涵蕴却极为精深。像微雕艺术一样,在粒米大的空间内,容纳着整个大千世界。举凡人们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各种知识、经验、教训、事理情思、人生观、道德观,无不在谚语中得到艺术的升华和智慧的概括。因而在民族文苑中,它是扎根群众语言生活的最深,关联群众生活的范围最广的青松翠柏,并在历史的风刀霜剪面前,四季不凋、八节常新,生生不息,成为人们启迪智慧的百科全书,振聋发聩的醒世警钟,陶冶情操的箴言总集,礼赞乡土的抒情画卷和学习生活语言的藏经宝典。(《通论》第54页)
读了这段文字,说它像一阵“沾衣欲湿”的“杏花雨”,或一阵“吹而不寒”的“杨柳风”,说它像一句“落月摇情满江树”的诗,有何不可?
武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年,他把天津作为第二故乡,梦牵魂绕,难以忘怀。在“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这个谚条下注释道:
……和平路十里长街上的商业大厦,栉比鳞次,金碧辉煌的门面和万紫千红的橱窗,组成了一座座海市蜃楼的画廊。横贯市中心的海河,如今装点得更大有秦淮模样儿,十里河堤上的绿柳婆娑,华灯林立,每到春夜,你漫步河边听涛声细雨,感暖风入怀,看万盏葵灯映入河中,恍如银河落九天,真是人间天上啊!大观园式的“牡丹亭”、“芍药圃”、“蔷薇苑”、“茶靡架”,遍布市区的街头巷尾。每到花季,满城春色,一街香气。一个现代化、园林化的新天津,正如一轮旭日,从祖国的东海之滨,冉冉升起。(《通论》293—294页)
我们读了之后,谁不夸赞这是一首典范的抒乡恋之情的诗篇呢?
年俗文化是人们最习见的现象。但笔端饱蘸感情,表达它的不多。武在《通论》中写到年俗时说:
我们的先民从安排农业劳动的劳逸节奏出发,发挥浪漫主义情思,结合民族的传说故事,便谱写出一曲以“逸”为基调的年节乐章。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色调和韵味,让人们年年重复过来,也兴趣不减,像听“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总是铿锵的金声玉振。如“新年的爆竹潮”、“元宵的花灯海”、“清明的踏青行”、“寒食的子推燕”、“端午的龙舟赛”、“七夕的鹊桥仙”、“中秋的嫦娥祭”、“腊八的七宝粥”、“除夕的交子饭”等等,等等,或让你耳目一新,振奋身心,或情思绵绵,让你慨古慷今,或传说的文化背景娓娓动听,让人乐此忘倦。它使平凡的生活浪花朵朵,让苍白的岁月溢彩锱金。你听过“十响一咕咚”的鞭炮吧?在一片突发的串响中,夹杂着雷霆般的爆炸和刺目白热的闪光,年就是寻常岁月中的爆炸和闪光。(《通论》166页)
这段文章,是武文文情的“爆炸”和表达文字的“闪光”,是“文情”与“表达”完美结合的“鞭炮声”,是抒发对年节的愉悦和喜庆之情的小夜曲。它让你幽思如梦,柔情似水,让你朦胧,让你婉转……
评论学术著作的优劣,文字上的表达是末节,但末节也是“节”呀!总不能不承认“文字如诗”这不是一大特色吧!我评论文学作品的要求是:一部好的作品总是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
武书在内容上,忽而“惊涛拍岸”、“乱石崩云”,而在表达上,却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让人读来不能不一唱三叹,叹为观止。我也曾萌生过“狐狸没吃过葡萄,硬说葡萄酸”的闪念,再说,我也不是轻易服人的人,但我没有丧尽良知和良心,想说个“不”,却又张不开口。我可不想做《红楼梦》中的薛蟠,不管贾宝玉的《相思曲》唱得多好,他只一味地摇头说“不好”,言外之意是只有他唱的“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好,只有他唱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好。说实话,我读“哼哼韵”的文字读伤了,只要一沾“哼哼韵”文字的边,三页读不到就甩开。《通论》三十多万字,我能欲罢不能地把它一口气读完,读后合书,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论》这部书,从宏观上来看,它的构架是全新的。今年是2008年,是21世纪了。若拿《通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类著作相比,它晚出版了半个世纪。我说句公道话,《通论》的构架新是应该的——后来居上嘛!但新总比不新好吧,不算创新,也总不能说是复旧吧。“新”,说明它是无愧于时代之作,更说明著者一力创新思想的难能可贵。
我生怕我的看法不恰当,就特地把王勤先生的《汉语熟语论》阅读了一遍。王书出精装本,我想出版社此种举措,是包括对书的构架的评价在内的。我问武先生:“你的书为什么不出精装本呢?”武先生说:“包装精,内容不一定精。我的书还出版有精精装本的。”我又以好奇的心情,将两本书的纲目对照一看,我的思想上就产生一大顾虑,两本书的纲目除字面上小有区别外,在实质上简直是相同的。我认为,这绝不是智者所见略同的“同”,而是费尽心机谋划而得来的“双胞胎”似的“同”。字面上的“异”,是经过精心策划、改头换面放出的烟幕弹。正如俗话所说的“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
武的书,若是抄袭别人的大纲小目之作,这可是儒林中犯天条大罪的丑事。我虽为晚辈,为武写书评,那也是极不光彩的。武若是“謄文公”,不用说成“家”,连做个儒林中的严监生也都不够。我可不愿为一部模仿之作写书评,去背那个“瞎了眼的十字架”。于是,我一面写评论,一面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我手头有武先生《通论》的初版本,于2005年4月出版。而武的书稿早在几年之前,就寄往出版社了。武在《通论》修订本的后记中又说:《通论》的大纲和初版本,王先生都看过。我想,不用多考证了,只要武的书出在前头,至于谁影响了谁的问题,就和我写书评无关了。
武的《通论》,有两大支柱性的题目:一是“汉语熟语研究历史鸟瞰篇”,二是“汉语熟语的文化底蕴篇”。我对第一题熟语研究史,可以说毫无所知,但对写史的原则要求还是了解的。写史要做到真(真实)、全(全面)、准(评价准确)三点。我读武的《通论》,看到初版中列出的书目,在修订本中有的删掉了,我问武这是为什么?先生说,那些删掉的书,在熟语史上意义不大。我想,武先生个人的看法终究对不对呢?这一删起码影响了“史”的全,总不能是个优点吧!我读王先生的书,他在“萌芽期”里谈到《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四部古书,我不明白这四部书和熟语有什么关系?一想,武先生在《通论》第三章中,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写道:“老专家写的东西自有他专家的道理,你们还年轻,要多学习少提问题。”(《通论》第22页)说得也是,所以我评史的部分,总要拿两本书对比着评。
武先生的书在“初荣期”中,重点谈到郭绍虞。连我都知道郭绍虞先生在文化史上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读王先生的书,他在“兴盛期”(与武先生写“初荣期”同期)里却对郭绍虞只字不提。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心里暗想:王先生人家声明是写“简史”,但即使是简史,若把郭绍虞如此重量级的人物都“简”掉了,还是“史”吗?这总是一大遗憾吧!
我评论的是《通论》,为什么总提王书呢?大家知道,有比较才有鉴别,比比看看,好坏自见。不比较,我凭什么说《通论》好呢?我说《通论》是一部勇于创新的学术专著。那么,什么叫创新呢?我认为,言他人所未言,道他人所未道,而且言得合情,道得有理,刷新了熟语研究“史”的面貌,推动了研究史的前进,不论是观点还是举措,都是创新之处。即使都属创新,相互比较,有的是解决了主要矛盾,有的是解决了次要矛盾,这里也有个轻重大小之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把“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识庐山真面目”……从词典到研究者个人,都把它们当做成语来看待。这样做能说对吗?不对。我认为这是扰乱成语阵脚的权宜作法。权宜者,不得已而为之也。收这样的“流浪汉”做成语,只能乱成语血统,模糊成语面目。阵脚一乱,似是而非的现象,就会乘虚而入。我果真在有的成语词典中,看到了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竟然鱼目混珠地混在成语里了。武书对此类棘手的问题,是这样处理的,他办了一个无户籍“流浪汉”收容所,让它们“独立门户”,门头上大书“锦句”二字,并为它们写了“户籍申请书”。武书在《通论》第四章第五节“汉语锦句”下写道:
锦句的形成,是人们继承语用文化成果的产物。人类总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锦句的出现,就是语用生活的前进。
语用文化,是历史的存在。继承语用文化,可得有点“古为今用”的气度,不能持有“虎踞龙盘今胜昔”的观点。古人为文不懂为政治服务,不懂典型塑造,不讲歌颂人民,这当然不足取,可在个别具有超常艺术美语句的创造上,就不是今人可以轻易胜过的。古典诗词中,有些锦心绣口说出的“名言警句”,至今仍是“金声玉振,熠熠闪光”,不失其修辞上的强大震撼力。后人在切合自己表情达意修辞需要时,乘其使用上的“现成方便”把这类名言警句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地镶嵌在自己的行文中,最初这只是个人偶一为之的“引用”行为,后来引用的人多了,便省去“引用”这个环节,直接拿来加以运用,重复习用的人多了,频率到了相当程度,便由一般的诗词名句,转化为熟语了。由于它修辞上的“诗情画意”,所以我们称之为“锦句”,修辞意义上的功能如花似锦也。(《通论》141—142页)
武书说得太好了!我读了这一段论述,感到如李贺在《李凭箜篌引》诗中所言:“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把武书此举誉为有“炼石”补熟语这个“天”的意义,不为过甚其词吧!
武不但为“锦句”设立新户头,而且指出锦句的类型有“单部句”和“双部句”两种。《通论》还指出锦句的主要修辞作用是诗情画意。“如果能巧妙地把一般锦句比喻引申的加以生发的运用,那它生发出来的修辞效果,可非一般的熟语所能比拟的。”(《通论》348—349页)武先生接着举出《都市青年报》第55期刊登的《校园民谣》为例: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要到大学找;
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质量也不好;
天涯何处无芳草,千万别去某大找;
某大本来草就少,今年收成又不好。
人们读了此例,怎能不觉得它又俏皮而又别有一番情趣呢!因而,如果说为锦句设立“户头”是“补天”,那么这些内容与看法就应当是“铺地”了。
武书在“汉语锦句”一节中又说:
反对把锦句列为熟语一种的人,理由不外如下两个:(1)为广大人民不熟知习用。我们认为熟语的语种不同,使用起来是有文化层次区别的。成语和锦句以书面形式存在,原本就是文人圈子里的东西。冷僻的成语,普通老百姓一辈子也不见得用到一回,这不影响我们认为它是熟语,把它收入《成语辞典》。为什么在锦句身上就成了问题呢?不成其为理由!(2)是今天使用的频率并不高,不熟。我们认为熟语的习用性,是和个人言语行为的“偶发句”比较而言的,并不是和熟语下位语种间比较说的。锦句与谚语、成语、俗语比使用的频率固然少了些,但这种差别只能决定它们是同一熟语下位的不同语种,不能决定它们不是熟语。个人言语的“偶发句”就不同了,个人说过以后,就像“落花”一样凋谢了,不能重上枝头……这才叫缺乏使用频率。锦句的习用性,像候鸟,年年以大致相同的面目,飞来飞去和你见面,这才有熟知习用问题。我们说锦句的习用性少于谚语、成语、俗语、歇后语,这是就通常的情况说的,其实在特定历史时期,它的使用频率大着呢,大得惊人!……(《通论》142页)
“文革”十年的总指挥,刑满释放后,接受别人采访时,评价“文革”十年说:“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疯狂”二字说得太好了……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也就一变而为揭露对立派的大字报。为了提高派性斗争大字报的战斗力,一是疯狂引用《毛泽东语录》,二是直接使用“锦句”……甲派说乙派是“沉舟”,“沉舟侧畔千帆过”,乙派就要回敬说甲派是“病树”,“病树前头万木春”……甲派拍胸脯说:“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泽捉鳖”。乙派就要讽之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大字报的高峰期,贴得铺天盖地,要一张张单开来,几乎把整个地球都能糊满,就算平均每二十张用一句“锦句”吧,统计起来怕也是个天文数字,你说这个时代锦句使用的频率高不高,大不大?……所以,我劝反对把锦句拉出来另立门户的人,不要以锦句不为群众习用为理由反对之。(《通论》143页)
武在熟语中创立一个新户头,你说这是不是创新?我认为是。武把熟语中多年来让人棘手的问题,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我认为,武这样做就是创新!
也许有人认为,叫“锦句”有点过分了。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种锦句从头上到脚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锦”。武书在此节最后毅然断言:“锦句的使用现在已不是‘星星之火’,随着我们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锦句被使用的频率,必将与日俱增。”(《通论》146页)
武书的另一创新见解,是把名城、古物、名山胜水都认为是文化现象。我认为名城、古物是文化产品没问题,甚至把雄关看成是文化结果也没问题。黄帝战蚩尤时,那时肯定还没有函谷关,函谷关是中国军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我都能理解。若把名山胜水也看成是经过前人文化打造的产物,我就有点犯嘀咕了。我看罢武的论述,经过自己斟酌,我认为是可信的。前人的熟语著作里,人家没有设“文化底蕴”这个题目,别人当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王书中同样有这个题目,可他却没有这个提法。和王书比,武书当然是个创新的观点。武书在“名物景观文化对熟语的影响”一题下写道:
我国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名山大川星罗棋布,我国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历代的能工巧匠,人才辈出,周钟秦俑,巧夺天工的古物,也代有遗留。这些名胜古迹,有的就是我国文明史的见证,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骄傲与光荣。至于自然风物,它在没被我们民族认识之前,当然只能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它们一旦被我们认识,进入我们精神世界,就成为我国的精神财富了。因为此时就有我们的精神观感参加打造了,如一处西湖景观,就被我们打造有十景之多。第一景就是“苏堤春晓”……(《通论》241页)
抄到这儿,书上字迹有些模糊不清,我想请武先生再另给我一本书,武哪里肯给,我就问武:“西湖十景”除‘苏堤春晓’外,还有哪几景?”武说:“你去问西湖吧。”我最初理解这是武不愿意再给我书的玩笑话。其实武的玩笑话是有深义暗示的,是暗示“西湖十景”本身实有这个景观特色为物质基础,物质决定精神这个原则不能忘,这就是先生让我问西湖的实质所在。若没有西湖“十景”本身景的根基的存在,谁也打造不出来。武先生接着写道:
苏轼有诗赞西湖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就是我国文人颇爱参与打造风光雪月景观的一例。故而反映我国景观的熟语相当之多。俗谚说:“看景不如听景”。因为听景有讲景的人主观打造景观之美在内,再加上听景的人想象景观之美补充在内,自然是美上加美了。所以才有“看景不如听景”之说。……文物和古迹是我们先民在一定历史阶段智慧才华的物化,它能表示我们人民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智慧创造和文化结晶。(《通论》242页)
武先生又引证崔颢的《题黄鹤楼诗》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的存在可不像白云那样空幻无言,它告诉了我们道家的信念(人能通过道教的修行成仙,白日乘鹤飞升——笔者注)和当年人们建筑的技术水平。历史文物是无言的史志,是广大人民智慧的化身和文明水平的物证,远比历史的文字记载要雄辩。(《通论》242页)
这两段文字中,武先生寻本溯源,娓娓道来,增添了著作的历史厚度感和形象美,使著作行文又有一番张力,更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武书另外两个创新之见,一是第五章第三节,不同类型熟语和不同性质文化的对应关系题目的设置,我认为此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双胞胎”样同类著作所没有的,这起码说明此课题的新,如果对应得不恰当,不全面,不科学,也很难说是成功的创新。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本应引原文来说话,我怕引原文太多在笔法上受“老一套”之讥。这里就不引原文了。就是我引了原文,让害“自大狂”的人看了,他认为天下只有他是第一,不服气,我也没辙。二是第七章第二节,把熟语常规的修辞功能概括为“五美”,即:(1)生动活泼的鲜明美;(2)言近旨远的精警美;(3)言简意赅的恰切美;(4)幽默俏皮的风趣美;(5)诗情画意的含蕴美。武书在具体语类上,各有所专,又各有所兼。这是全方位的观察问题,又不失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精神。在前人的著作里,单独看来都有所论述。但在武的《通论》中,对这“五美”的总的论述,认识比前人要深刻、全面、透彻。这就不能说是述旧。所以,我认为这是创新之举。
在熟语的超常语用中,武又提出“生发”的用法。所谓“生发”就是切旨(题旨)、切境(语境),因文制宜改变熟语定型,巧妙得用。也就是我们前面谈过的加强熟语表达力度灵活运用的方法之“生”和随机应变之“发”。这也不失为高明的见解。
上述提到的创新之处,是就其主要创新的见解而言的。至于只言片语,闪光爆炸的新观点,我这里只能点点而已。如武对谚语双重金质价的评价,说谚语是“无篇的国风,点睛的史志”。说“诗的谚化”和“谚化的诗”。我认为都是一字千钧的看法。
我个人的眼界所及是有限的,但若拿武书和新出版的同类书相比较,我认为武书对熟语文化底蕴的揭示是相当全面,相当深刻,相当系统的。我曾经问武先生:“你为什么不设政治文化项,你不知道政治文化项重要吗?”先生回答说:“我学了一辈子‘政治挂帅’,岂能不知设这项目的重要性?因为我嘴上政治性熟语条目太少。我能想到的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家将兴,必有贞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等。我手中纯粹的政治谚,只有这几条。我立了政治文化项,这不是‘光杆司令’项吗?”
武先生在书中已有论证说:
新中国诞生之前,一部中国通史完全是统治王朝的“兴衰史”……封建独夫与人民的利益是矛盾的,他们的龙椅是坐在压榨人民的火山口上的,因而到头来终究都免不掉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的下场。在这里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三个代表”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只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不就改变了政权兴衰的“历史轮回”观了吗?这不值得人们思考吗?(《通论》336页)
这不是立项类似立项,这样,武先生也突出政治文化了。我还说什么呢!
我的认识是,武书除在政治文化上没立项字样外,还是一部对文化基础认识深,列项全,安排系统的好书。例如,有的书就没有列“科举文化”、“珠算文化”、“天文地理文化”、“小农经济文化”等(武书全有)。我想,他们不列“科举文化”,可能出于他们认为是糟粕文化的考虑。但禁忌文化不是比科举更糟吗?为什么又列呢?而且糟粕也是客观存在呀!即使是糟粕,你指出它的糟粕性,也应该列上嘛。他们为什么不列?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认为他们是有意回避。为什么回避?我找不出答案。但我嗅出点猫腻味道。我不是侠士,没有拔刀相助的勇气。受害人都装聋作哑不讲话,我何必“狗咬耗子”呢!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武书反映得全,认识得广,揭示得深。你不说这是创见,总不能不承认这是武书的一大优点吧!
要说精华,应当首推“珠算文化”。因为“珠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瑰宝,当然应该列入。有的书对此却有意回避,不列入。但这一回避,就更显得武书格外的详尽了。
甘瓜苦蒂,物无全美。这是个一般规律,三十多万字的书里头,没硬伤,文字表达上没有不平衡的地方,这就难以想象了。我不愿让人说我“形而上学”,我用放大镜的眼光,在书的畸角旮旯处找不足,在书的342页终于发现“淡妆浓抹”的“妆”错印为“装”,241页“人才辈出”的“才”错写为“材”了。这两个字算是漏改。也许别人认为个把漏改的字,对书是小事一桩,校书如扫落叶,实难扫净。但是,我认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看到的是两个没看到的还不知有多少。这是硬伤,总不能不说是白璧之疵吧。
武书在谚语分类中关于“事理谚”的设置,“风土谚”的设置,“写作经验谚”的设置,都是很有见地的设类。但关于“修养谚”、“生活谚”、“商业谚”的设置,就显得特色不足,而且在文字上对谚语分类也写得比较平淡。
“东北三虎”之作,我重点读了“两虎”的书。我确知东北的确出虎,但我也知道,当年东北的狼和土匪也不少。俗谚说:“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奉劝两位“真虎”,千万别忘掉这句俗谚古训,别太自持艺高人胆大和老大狼(娘)长期睡在一个坑(炕)上,小心在梦中糊里糊涂被狼吃掉。你们在知识上都是“百万富翁”,即古人讲的“学富五车”,要知道东北文化上的“红胡子”惦记的就是你们。姑且用这句玩笑话结束本文吧。
(通讯地址:071002河北大学三区宿舍8-2-201室,作者为副教授)
我这次写书评,事先我特别提醒自己要注意如下四点:一、实事求是;二、历史主义地看问题;三、尽力避免用极端性的形容词;四、使用比较法,让原文站出来说话。
我对马、温、武三位老前辈的著作读多了,许多看法闷在心里,如今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程度了。至于我发得准不准,那就顾不得许多了,好在还有历史的评说为准,就是三位前辈自己的看法,也代替不了后人文化史上所作的结论。
打个比喻说,我认为马、温、武三位先生在熟语学史的进士榜上,都是“鼎甲”的地位,即状元、榜眼、探花。谁不服气,请自封。我认为,马国凡先生在熟语研究上,占了“早”、“深”、“广”三个字。君行早是一大优势。行得早,成就高,有开山意义。我读马先生熟语著作的感受是:马文如“海”——内容宽阔,深邃如海。联想到曹操的诗《观沧海》中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读马先生的著作,真有读曹操《观沧海》之感呢!读温的熟语学著作,我的观感是:温文如“原”——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的“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温书中写到的问题,确如“原上草”,那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读武的熟语学著作的感受是:武文如“泉”——文思沽沽,情思绵绵,如泉涌水泻,渊源不绝,甘洌爽口。温和武在熟语研究上,都起步较晚,晚就不如早好。武在熟语研究上有所偏,偏于谚语,但成就大。温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量到相当程度上,也表明一定的质呀!
我是搞文学评论的,好着眼于文字。就文风论,马文如“潭”,像秋水寒潭般,清澈见底;温文如“澜”,像波澜般,一浪推着一浪,流畅得如一江春水;武文如“山花”,烂漫多彩,像散文诗。我和马、温两位前辈从未谋面,我评论他们的熟语学著作,纯粹出于个人的积习。
我读了武的《汉语熟语通论》(修订本)(以下简称《通论》)后,如听一曲《春江花月夜》,“如听仙乐耳暂明”。多少天,心里不忘乐曲的韵味,耳边响着乐曲的旋律,不站出来为其鼓掌、叫好,我觉得有愧于河北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给我的“评论家”的称号。我也是不服气周围的人百口交誉武的初版书,才读修订本的。我是被书的文字吸引,一口气把这本三十多万言的《通论》读完的。我的读后感是文字优美如诗篇,所以,我的评价是“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我相信《通论》早已上市,不服气的人,请你自己翻翻看。
俗话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那么,《通论》是怎样开端的呢?武先生这样写道:
熟语是言语经过艺术加工预制的语言建筑材料,它不是寻常的砖瓦木料,而是现成的画栋雕梁,金门玉户。恰当地运用它,会使你的语言镏金溢彩,文章格外生色。人们不是常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裳”吗?熟语就是文章语言的金装、衣裳。你是佛爷,总不愿露出泥胎;你是美女,总不愿赤身裸体吧!那我就劝你学点儿熟语。(《通论》初版前言第二页)
这样“开端”,讲得多精彩啊!最后一个“劝”字,让读者感到何等的亲切!
我想,若要论证熟语的性质,首先应该回答两个“何人”的问题。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之畔览月时,还会发出幽情的哲思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那么我们站在评介熟语这条“江”畔就应该首先回答:当年何人是熟语的初创者,又是何人把熟语这颗“启明星”升上语坛夜空的呢?读了《通论》之后,我认为,武对于这两个“何人”的回答是十分明朗精彩的。他说:
熟语产生伊始,就占尽了语言风骚之运。它的诞生,是由个人言语才华的爆炸,带着诱人的闪光出世的,在流传中还要经过民族语用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和锤炼。个人的言语作品,被接纳入熟语的行列,都不是无因的,或因其内容深邃含蕴,或因其表达恰切精当,或因其形象生动,这已是经过一次筛选,百里挑一的选过了。人们不是说“钢百炼化为绕指柔”吗?百里挑一的东西,还要在流传中经全民语用的“炼”……所以,所有的熟语在各个方面,都是“炉火纯青”“化为绕指柔”的语言加工形态。……它源于生活,而又出人意表地高于生活,一派高妙的灵气。……故而熟语这个分支的出现,使人类语言这个工具更完美适用,是一次质的更大飞跃。(《通论》第3页)
这样看来,武对两个“何人”的问题,做了实质性的回答,那就是引文中所说的“民族语用集体”,也就是广大的语用群众。这也是武对熟语特色最雄辩的论证。
我说《通论》是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是包括本书的上述观点在内的。
武又说:“熟语姓‘熟’,为人们熟识、熟记、熟知、熟用,总之是以‘熟’为性就是了。熟语的熟性,根本的原因是决定它语型的稳固定型,不论是谚语、成语……都是以语形的定型为本质。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它的动态形式允许有一定的变体,但这种变体也是在定型性制约下的变,是多数不变个别变的变,因此也改变不了惯用语定型性的质。”“总之,熟语都像候鸟一样,它们年年以老样子,以人们熟悉的面孔,在现实的语用中飞来飞去。人们对它们不是‘似曾相识’,而是熟知、熟识。古往今来,创造熟语的人,有多少代人被历史的浪花淘尽了,只有熟语却‘青山依旧在,度度夕阳红’地存活着。只要民族长存,熟语的生命就不朽,便和大地的泥土同香。”(《通论》第4页)武在这里不仅对“熟语”的本质属性明晰化了,通俗化了,而且对熟语的存在做了历史的钩沉。这无疑是对创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熟语理论做出的贡献。
武继续说:
我们这里一个劲地强调熟语的定型,那么它和后面将要讲到的发展演变和可以灵活变异的运用,岂不矛盾。我们说这形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是事物在不同角度上多样性的表现。定型性是就其静态的常规形式讲的。发展演变性是就其历史的动态形式说的。静态的常规形式决定熟语的存在,历史的变化形态是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发展,得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语用上的灵活变异是具体使用时,因时、因地制宜,适应具体语境而来的,是强化其表达功能的需要。熟语是定型性和变化性的统一,是定型性和变异性的统一。静态是为了存在,动态是为了发展,变异为了力度。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表现出来的属性,各有各的作用和意义。它们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又是相成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熟语这个语言现象,表述功能更强,历史生命更久,能纯洁健康地存活下去。(《通论》第5页)
我认为,引文中的这些文字,看来不是创作都胜似创作,不算新作却让人感到十分新颖。空口无凭,我抄几段《通论》上原文的文字,请大家公论。
武在谚语界说中写道:
谚语,是熟语的龙头语种,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民族语用艺术才华开出的花朵。它以人间的真、善、美为灵魂,以广泛的社会文化为背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有高度的真知卓识性。它乡土味浓,民族性显,启迪人生的意义最强,因而为广大人民口碑流传,喜闻乐道,可以说“凡有井水处”没不道谚语的。形象一点说,谚语是智慧之神的双目(认识事物有深刻穿透力),是造化之神的双手(指导实践有切实的可行性),是美神头上的花冠(有很高的美学素质),是人生夜海上的星斗(有为人生导航的作用)。汉谚则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口中吐出的语用文化星云(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性)。(《通论》第52页)
武在论证汉谚的四大特点时,出人意表地把“千手千眼佛”看作是谚语之神。他写道:
中国神殿上的“千手千眼佛”就是汉民族“智慧之神”的化身。“千手”,表示它“无所不能”的巨大创造力;“千眼”,表示它“无所不识”的深刻观察力,在它的慧眼下,万物无以逃其质,万象无以避其真。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一切的实质真相,却大都反映在民族语言的谚海之中。可以说:“谚语就是千手千眼佛手上的藏经”,或者说:千手千眼佛就是谚语之神。(《通论》59—60页)
这只是文字上运用比喻手法的恰当、确切吗?不是的。我认为,这充分表明了武对熟语性质认识的深刻准确,我们不能把表达看成是单纯的文字优美问题,如果真这么看,那就是割裂认识与表达密切联系的形而上的观点。
武也曾以散文的笔法描写“谚语”的性质说:
谚语是靠群众口碑流传的艺术瑰宝,它虽然只言片语,形式极为短小,但却凝练得像百炼的精金,纯净得如晶莹的钻石,生动得似潺潺的流水,风格质朴,韵味清新,满身泥土香,一派民族气。它的形式虽短,涵蕴却极为精深。像微雕艺术一样,在粒米大的空间内,容纳着整个大千世界。举凡人们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各种知识、经验、教训、事理情思、人生观、道德观,无不在谚语中得到艺术的升华和智慧的概括。因而在民族文苑中,它是扎根群众语言生活的最深,关联群众生活的范围最广的青松翠柏,并在历史的风刀霜剪面前,四季不凋、八节常新,生生不息,成为人们启迪智慧的百科全书,振聋发聩的醒世警钟,陶冶情操的箴言总集,礼赞乡土的抒情画卷和学习生活语言的藏经宝典。(《通论》第54页)
读了这段文字,说它像一阵“沾衣欲湿”的“杏花雨”,或一阵“吹而不寒”的“杨柳风”,说它像一句“落月摇情满江树”的诗,有何不可?
武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年,他把天津作为第二故乡,梦牵魂绕,难以忘怀。在“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这个谚条下注释道:
……和平路十里长街上的商业大厦,栉比鳞次,金碧辉煌的门面和万紫千红的橱窗,组成了一座座海市蜃楼的画廊。横贯市中心的海河,如今装点得更大有秦淮模样儿,十里河堤上的绿柳婆娑,华灯林立,每到春夜,你漫步河边听涛声细雨,感暖风入怀,看万盏葵灯映入河中,恍如银河落九天,真是人间天上啊!大观园式的“牡丹亭”、“芍药圃”、“蔷薇苑”、“茶靡架”,遍布市区的街头巷尾。每到花季,满城春色,一街香气。一个现代化、园林化的新天津,正如一轮旭日,从祖国的东海之滨,冉冉升起。(《通论》293—294页)
我们读了之后,谁不夸赞这是一首典范的抒乡恋之情的诗篇呢?
年俗文化是人们最习见的现象。但笔端饱蘸感情,表达它的不多。武在《通论》中写到年俗时说:
我们的先民从安排农业劳动的劳逸节奏出发,发挥浪漫主义情思,结合民族的传说故事,便谱写出一曲以“逸”为基调的年节乐章。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色调和韵味,让人们年年重复过来,也兴趣不减,像听“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总是铿锵的金声玉振。如“新年的爆竹潮”、“元宵的花灯海”、“清明的踏青行”、“寒食的子推燕”、“端午的龙舟赛”、“七夕的鹊桥仙”、“中秋的嫦娥祭”、“腊八的七宝粥”、“除夕的交子饭”等等,等等,或让你耳目一新,振奋身心,或情思绵绵,让你慨古慷今,或传说的文化背景娓娓动听,让人乐此忘倦。它使平凡的生活浪花朵朵,让苍白的岁月溢彩锱金。你听过“十响一咕咚”的鞭炮吧?在一片突发的串响中,夹杂着雷霆般的爆炸和刺目白热的闪光,年就是寻常岁月中的爆炸和闪光。(《通论》166页)
这段文章,是武文文情的“爆炸”和表达文字的“闪光”,是“文情”与“表达”完美结合的“鞭炮声”,是抒发对年节的愉悦和喜庆之情的小夜曲。它让你幽思如梦,柔情似水,让你朦胧,让你婉转……
评论学术著作的优劣,文字上的表达是末节,但末节也是“节”呀!总不能不承认“文字如诗”这不是一大特色吧!我评论文学作品的要求是:一部好的作品总是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
武书在内容上,忽而“惊涛拍岸”、“乱石崩云”,而在表达上,却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让人读来不能不一唱三叹,叹为观止。我也曾萌生过“狐狸没吃过葡萄,硬说葡萄酸”的闪念,再说,我也不是轻易服人的人,但我没有丧尽良知和良心,想说个“不”,却又张不开口。我可不想做《红楼梦》中的薛蟠,不管贾宝玉的《相思曲》唱得多好,他只一味地摇头说“不好”,言外之意是只有他唱的“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好,只有他唱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好。说实话,我读“哼哼韵”的文字读伤了,只要一沾“哼哼韵”文字的边,三页读不到就甩开。《通论》三十多万字,我能欲罢不能地把它一口气读完,读后合书,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论》这部书,从宏观上来看,它的构架是全新的。今年是2008年,是21世纪了。若拿《通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类著作相比,它晚出版了半个世纪。我说句公道话,《通论》的构架新是应该的——后来居上嘛!但新总比不新好吧,不算创新,也总不能说是复旧吧。“新”,说明它是无愧于时代之作,更说明著者一力创新思想的难能可贵。
我生怕我的看法不恰当,就特地把王勤先生的《汉语熟语论》阅读了一遍。王书出精装本,我想出版社此种举措,是包括对书的构架的评价在内的。我问武先生:“你的书为什么不出精装本呢?”武先生说:“包装精,内容不一定精。我的书还出版有精精装本的。”我又以好奇的心情,将两本书的纲目对照一看,我的思想上就产生一大顾虑,两本书的纲目除字面上小有区别外,在实质上简直是相同的。我认为,这绝不是智者所见略同的“同”,而是费尽心机谋划而得来的“双胞胎”似的“同”。字面上的“异”,是经过精心策划、改头换面放出的烟幕弹。正如俗话所说的“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
武的书,若是抄袭别人的大纲小目之作,这可是儒林中犯天条大罪的丑事。我虽为晚辈,为武写书评,那也是极不光彩的。武若是“謄文公”,不用说成“家”,连做个儒林中的严监生也都不够。我可不愿为一部模仿之作写书评,去背那个“瞎了眼的十字架”。于是,我一面写评论,一面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我手头有武先生《通论》的初版本,于2005年4月出版。而武的书稿早在几年之前,就寄往出版社了。武在《通论》修订本的后记中又说:《通论》的大纲和初版本,王先生都看过。我想,不用多考证了,只要武的书出在前头,至于谁影响了谁的问题,就和我写书评无关了。
武的《通论》,有两大支柱性的题目:一是“汉语熟语研究历史鸟瞰篇”,二是“汉语熟语的文化底蕴篇”。我对第一题熟语研究史,可以说毫无所知,但对写史的原则要求还是了解的。写史要做到真(真实)、全(全面)、准(评价准确)三点。我读武的《通论》,看到初版中列出的书目,在修订本中有的删掉了,我问武这是为什么?先生说,那些删掉的书,在熟语史上意义不大。我想,武先生个人的看法终究对不对呢?这一删起码影响了“史”的全,总不能是个优点吧!我读王先生的书,他在“萌芽期”里谈到《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四部古书,我不明白这四部书和熟语有什么关系?一想,武先生在《通论》第三章中,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写道:“老专家写的东西自有他专家的道理,你们还年轻,要多学习少提问题。”(《通论》第22页)说得也是,所以我评史的部分,总要拿两本书对比着评。
武先生的书在“初荣期”中,重点谈到郭绍虞。连我都知道郭绍虞先生在文化史上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读王先生的书,他在“兴盛期”(与武先生写“初荣期”同期)里却对郭绍虞只字不提。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心里暗想:王先生人家声明是写“简史”,但即使是简史,若把郭绍虞如此重量级的人物都“简”掉了,还是“史”吗?这总是一大遗憾吧!
我评论的是《通论》,为什么总提王书呢?大家知道,有比较才有鉴别,比比看看,好坏自见。不比较,我凭什么说《通论》好呢?我说《通论》是一部勇于创新的学术专著。那么,什么叫创新呢?我认为,言他人所未言,道他人所未道,而且言得合情,道得有理,刷新了熟语研究“史”的面貌,推动了研究史的前进,不论是观点还是举措,都是创新之处。即使都属创新,相互比较,有的是解决了主要矛盾,有的是解决了次要矛盾,这里也有个轻重大小之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把“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识庐山真面目”……从词典到研究者个人,都把它们当做成语来看待。这样做能说对吗?不对。我认为这是扰乱成语阵脚的权宜作法。权宜者,不得已而为之也。收这样的“流浪汉”做成语,只能乱成语血统,模糊成语面目。阵脚一乱,似是而非的现象,就会乘虚而入。我果真在有的成语词典中,看到了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竟然鱼目混珠地混在成语里了。武书对此类棘手的问题,是这样处理的,他办了一个无户籍“流浪汉”收容所,让它们“独立门户”,门头上大书“锦句”二字,并为它们写了“户籍申请书”。武书在《通论》第四章第五节“汉语锦句”下写道:
锦句的形成,是人们继承语用文化成果的产物。人类总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锦句的出现,就是语用生活的前进。
语用文化,是历史的存在。继承语用文化,可得有点“古为今用”的气度,不能持有“虎踞龙盘今胜昔”的观点。古人为文不懂为政治服务,不懂典型塑造,不讲歌颂人民,这当然不足取,可在个别具有超常艺术美语句的创造上,就不是今人可以轻易胜过的。古典诗词中,有些锦心绣口说出的“名言警句”,至今仍是“金声玉振,熠熠闪光”,不失其修辞上的强大震撼力。后人在切合自己表情达意修辞需要时,乘其使用上的“现成方便”把这类名言警句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地镶嵌在自己的行文中,最初这只是个人偶一为之的“引用”行为,后来引用的人多了,便省去“引用”这个环节,直接拿来加以运用,重复习用的人多了,频率到了相当程度,便由一般的诗词名句,转化为熟语了。由于它修辞上的“诗情画意”,所以我们称之为“锦句”,修辞意义上的功能如花似锦也。(《通论》141—142页)
武书说得太好了!我读了这一段论述,感到如李贺在《李凭箜篌引》诗中所言:“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把武书此举誉为有“炼石”补熟语这个“天”的意义,不为过甚其词吧!
武不但为“锦句”设立新户头,而且指出锦句的类型有“单部句”和“双部句”两种。《通论》还指出锦句的主要修辞作用是诗情画意。“如果能巧妙地把一般锦句比喻引申的加以生发的运用,那它生发出来的修辞效果,可非一般的熟语所能比拟的。”(《通论》348—349页)武先生接着举出《都市青年报》第55期刊登的《校园民谣》为例: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要到大学找;
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质量也不好;
天涯何处无芳草,千万别去某大找;
某大本来草就少,今年收成又不好。
人们读了此例,怎能不觉得它又俏皮而又别有一番情趣呢!因而,如果说为锦句设立“户头”是“补天”,那么这些内容与看法就应当是“铺地”了。
武书在“汉语锦句”一节中又说:
反对把锦句列为熟语一种的人,理由不外如下两个:(1)为广大人民不熟知习用。我们认为熟语的语种不同,使用起来是有文化层次区别的。成语和锦句以书面形式存在,原本就是文人圈子里的东西。冷僻的成语,普通老百姓一辈子也不见得用到一回,这不影响我们认为它是熟语,把它收入《成语辞典》。为什么在锦句身上就成了问题呢?不成其为理由!(2)是今天使用的频率并不高,不熟。我们认为熟语的习用性,是和个人言语行为的“偶发句”比较而言的,并不是和熟语下位语种间比较说的。锦句与谚语、成语、俗语比使用的频率固然少了些,但这种差别只能决定它们是同一熟语下位的不同语种,不能决定它们不是熟语。个人言语的“偶发句”就不同了,个人说过以后,就像“落花”一样凋谢了,不能重上枝头……这才叫缺乏使用频率。锦句的习用性,像候鸟,年年以大致相同的面目,飞来飞去和你见面,这才有熟知习用问题。我们说锦句的习用性少于谚语、成语、俗语、歇后语,这是就通常的情况说的,其实在特定历史时期,它的使用频率大着呢,大得惊人!……(《通论》142页)
“文革”十年的总指挥,刑满释放后,接受别人采访时,评价“文革”十年说:“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疯狂”二字说得太好了……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也就一变而为揭露对立派的大字报。为了提高派性斗争大字报的战斗力,一是疯狂引用《毛泽东语录》,二是直接使用“锦句”……甲派说乙派是“沉舟”,“沉舟侧畔千帆过”,乙派就要回敬说甲派是“病树”,“病树前头万木春”……甲派拍胸脯说:“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泽捉鳖”。乙派就要讽之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大字报的高峰期,贴得铺天盖地,要一张张单开来,几乎把整个地球都能糊满,就算平均每二十张用一句“锦句”吧,统计起来怕也是个天文数字,你说这个时代锦句使用的频率高不高,大不大?……所以,我劝反对把锦句拉出来另立门户的人,不要以锦句不为群众习用为理由反对之。(《通论》143页)
武在熟语中创立一个新户头,你说这是不是创新?我认为是。武把熟语中多年来让人棘手的问题,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我认为,武这样做就是创新!
也许有人认为,叫“锦句”有点过分了。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种锦句从头上到脚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锦”。武书在此节最后毅然断言:“锦句的使用现在已不是‘星星之火’,随着我们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锦句被使用的频率,必将与日俱增。”(《通论》146页)
武书的另一创新见解,是把名城、古物、名山胜水都认为是文化现象。我认为名城、古物是文化产品没问题,甚至把雄关看成是文化结果也没问题。黄帝战蚩尤时,那时肯定还没有函谷关,函谷关是中国军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我都能理解。若把名山胜水也看成是经过前人文化打造的产物,我就有点犯嘀咕了。我看罢武的论述,经过自己斟酌,我认为是可信的。前人的熟语著作里,人家没有设“文化底蕴”这个题目,别人当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王书中同样有这个题目,可他却没有这个提法。和王书比,武书当然是个创新的观点。武书在“名物景观文化对熟语的影响”一题下写道:
我国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名山大川星罗棋布,我国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历代的能工巧匠,人才辈出,周钟秦俑,巧夺天工的古物,也代有遗留。这些名胜古迹,有的就是我国文明史的见证,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骄傲与光荣。至于自然风物,它在没被我们民族认识之前,当然只能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它们一旦被我们认识,进入我们精神世界,就成为我国的精神财富了。因为此时就有我们的精神观感参加打造了,如一处西湖景观,就被我们打造有十景之多。第一景就是“苏堤春晓”……(《通论》241页)
抄到这儿,书上字迹有些模糊不清,我想请武先生再另给我一本书,武哪里肯给,我就问武:“西湖十景”除‘苏堤春晓’外,还有哪几景?”武说:“你去问西湖吧。”我最初理解这是武不愿意再给我书的玩笑话。其实武的玩笑话是有深义暗示的,是暗示“西湖十景”本身实有这个景观特色为物质基础,物质决定精神这个原则不能忘,这就是先生让我问西湖的实质所在。若没有西湖“十景”本身景的根基的存在,谁也打造不出来。武先生接着写道:
苏轼有诗赞西湖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就是我国文人颇爱参与打造风光雪月景观的一例。故而反映我国景观的熟语相当之多。俗谚说:“看景不如听景”。因为听景有讲景的人主观打造景观之美在内,再加上听景的人想象景观之美补充在内,自然是美上加美了。所以才有“看景不如听景”之说。……文物和古迹是我们先民在一定历史阶段智慧才华的物化,它能表示我们人民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智慧创造和文化结晶。(《通论》242页)
武先生又引证崔颢的《题黄鹤楼诗》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的存在可不像白云那样空幻无言,它告诉了我们道家的信念(人能通过道教的修行成仙,白日乘鹤飞升——笔者注)和当年人们建筑的技术水平。历史文物是无言的史志,是广大人民智慧的化身和文明水平的物证,远比历史的文字记载要雄辩。(《通论》242页)
这两段文字中,武先生寻本溯源,娓娓道来,增添了著作的历史厚度感和形象美,使著作行文又有一番张力,更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武书另外两个创新之见,一是第五章第三节,不同类型熟语和不同性质文化的对应关系题目的设置,我认为此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双胞胎”样同类著作所没有的,这起码说明此课题的新,如果对应得不恰当,不全面,不科学,也很难说是成功的创新。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本应引原文来说话,我怕引原文太多在笔法上受“老一套”之讥。这里就不引原文了。就是我引了原文,让害“自大狂”的人看了,他认为天下只有他是第一,不服气,我也没辙。二是第七章第二节,把熟语常规的修辞功能概括为“五美”,即:(1)生动活泼的鲜明美;(2)言近旨远的精警美;(3)言简意赅的恰切美;(4)幽默俏皮的风趣美;(5)诗情画意的含蕴美。武书在具体语类上,各有所专,又各有所兼。这是全方位的观察问题,又不失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精神。在前人的著作里,单独看来都有所论述。但在武的《通论》中,对这“五美”的总的论述,认识比前人要深刻、全面、透彻。这就不能说是述旧。所以,我认为这是创新之举。
在熟语的超常语用中,武又提出“生发”的用法。所谓“生发”就是切旨(题旨)、切境(语境),因文制宜改变熟语定型,巧妙得用。也就是我们前面谈过的加强熟语表达力度灵活运用的方法之“生”和随机应变之“发”。这也不失为高明的见解。
上述提到的创新之处,是就其主要创新的见解而言的。至于只言片语,闪光爆炸的新观点,我这里只能点点而已。如武对谚语双重金质价的评价,说谚语是“无篇的国风,点睛的史志”。说“诗的谚化”和“谚化的诗”。我认为都是一字千钧的看法。
我个人的眼界所及是有限的,但若拿武书和新出版的同类书相比较,我认为武书对熟语文化底蕴的揭示是相当全面,相当深刻,相当系统的。我曾经问武先生:“你为什么不设政治文化项,你不知道政治文化项重要吗?”先生回答说:“我学了一辈子‘政治挂帅’,岂能不知设这项目的重要性?因为我嘴上政治性熟语条目太少。我能想到的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家将兴,必有贞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等。我手中纯粹的政治谚,只有这几条。我立了政治文化项,这不是‘光杆司令’项吗?”
武先生在书中已有论证说:
新中国诞生之前,一部中国通史完全是统治王朝的“兴衰史”……封建独夫与人民的利益是矛盾的,他们的龙椅是坐在压榨人民的火山口上的,因而到头来终究都免不掉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的下场。在这里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三个代表”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只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不就改变了政权兴衰的“历史轮回”观了吗?这不值得人们思考吗?(《通论》336页)
这不是立项类似立项,这样,武先生也突出政治文化了。我还说什么呢!
我的认识是,武书除在政治文化上没立项字样外,还是一部对文化基础认识深,列项全,安排系统的好书。例如,有的书就没有列“科举文化”、“珠算文化”、“天文地理文化”、“小农经济文化”等(武书全有)。我想,他们不列“科举文化”,可能出于他们认为是糟粕文化的考虑。但禁忌文化不是比科举更糟吗?为什么又列呢?而且糟粕也是客观存在呀!即使是糟粕,你指出它的糟粕性,也应该列上嘛。他们为什么不列?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认为他们是有意回避。为什么回避?我找不出答案。但我嗅出点猫腻味道。我不是侠士,没有拔刀相助的勇气。受害人都装聋作哑不讲话,我何必“狗咬耗子”呢!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武书反映得全,认识得广,揭示得深。你不说这是创见,总不能不承认这是武书的一大优点吧!
要说精华,应当首推“珠算文化”。因为“珠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瑰宝,当然应该列入。有的书对此却有意回避,不列入。但这一回避,就更显得武书格外的详尽了。
甘瓜苦蒂,物无全美。这是个一般规律,三十多万字的书里头,没硬伤,文字表达上没有不平衡的地方,这就难以想象了。我不愿让人说我“形而上学”,我用放大镜的眼光,在书的畸角旮旯处找不足,在书的342页终于发现“淡妆浓抹”的“妆”错印为“装”,241页“人才辈出”的“才”错写为“材”了。这两个字算是漏改。也许别人认为个把漏改的字,对书是小事一桩,校书如扫落叶,实难扫净。但是,我认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看到的是两个没看到的还不知有多少。这是硬伤,总不能不说是白璧之疵吧。
武书在谚语分类中关于“事理谚”的设置,“风土谚”的设置,“写作经验谚”的设置,都是很有见地的设类。但关于“修养谚”、“生活谚”、“商业谚”的设置,就显得特色不足,而且在文字上对谚语分类也写得比较平淡。
“东北三虎”之作,我重点读了“两虎”的书。我确知东北的确出虎,但我也知道,当年东北的狼和土匪也不少。俗谚说:“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奉劝两位“真虎”,千万别忘掉这句俗谚古训,别太自持艺高人胆大和老大狼(娘)长期睡在一个坑(炕)上,小心在梦中糊里糊涂被狼吃掉。你们在知识上都是“百万富翁”,即古人讲的“学富五车”,要知道东北文化上的“红胡子”惦记的就是你们。姑且用这句玩笑话结束本文吧。
(通讯地址:071002河北大学三区宿舍8-2-201室,作者为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