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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方向是搞文学评论和写作的。积习难改，我常常带着写书评的眼光读书，不论读熟人的书还是读生人的书，都要说点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毛病，就常常得罪人。我又有两癖：一是爱收集有关写作的成语、谚语癖；二是藏书癖。例如，马国凡先生的《熟语丛书》；温端正先生的《谚语》、《歇后语》以及在上海主编的《语海》；武占坤先生主编的《中华风土谚志》、自著的《中华谣谚研究》、《汉语熟语通论》（修订本）等，我都有。最近又从书市上买到王勤先生著的《汉语熟语论》（精装本）。据说，马、武、王三位前辈，在学术界被誉为“东北虎”。我收藏三位前辈的著作，是想知道三位“东北虎”到底怎么个“虎”法，是“勇猛的虎”，还是“唬”人的虎。我这个人身上也沾了些旧文人的臭习气，妒才忌能，轻易不对别人的文章说个“好”字，只把“好”留给自己。
我这次写书评，事先我特别提醒自己要注意如下四点：一、实事求是；二、历史主义地看问题；三、尽力避免用极端性的形容词；四、使用比较法，让原文站出来说话。
我对马、温、武三位老前辈的著作读多了，许多看法闷在心里，如今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程度了。至于我发得准不准，那就顾不得许多了，好在还有历史的评说为准，就是三位前辈自己的看法，也代替不了后人文化史上所作的结论。
打个比喻说，我认为马、温、武三位先生在熟语学史的进士榜上，都是“鼎甲”的地位，即状元、榜眼、探花。谁不服气，请自封。我认为，马国凡先生在熟语研究上，占了“早”、“深”、“广”三个字。君行早是一大优势。行得早，成就高，有开山意义。我读马先生熟语著作的感受是：马文如“海”——内容宽阔，深邃如海。联想到曹操的诗《观沧海》中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读马先生的著作，真有读曹操《观沧海》之感呢！读温的熟语学著作，我的观感是：温文如“原”——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的“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温书中写到的问题，确如“原上草”，那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读武的熟语学著作的感受是：武文如“泉”——文思沽沽，情思绵绵，如泉涌水泻，渊源不绝，甘洌爽口。温和武在熟语研究上，都起步较晚，晚就不如早好。武在熟语研究上有所偏，偏于谚语，但成就大。温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量到相当程度上，也表明一定的质呀！
我是搞文学评论的，好着眼于文字。就文风论，马文如“潭”，像秋水寒潭般，清澈见底；温文如“澜”，像波澜般，一浪推着一浪，流畅得如一江春水；武文如“山花”，烂漫多彩，像散文诗。我和马、温两位前辈从未谋面，我评论他们的熟语学著作，纯粹出于个人的积习。
我读了武的《汉语熟语通论》（修订本）（以下简称《通论》）后，如听一曲《春江花月夜》，“如听仙乐耳暂明”。多少天，心里不忘乐曲的韵味，耳边响着乐曲的旋律，不站出来为其鼓掌、叫好，我觉得有愧于河北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给我的“评论家”的称号。我也是不服气周围的人百口交誉武的初版书，才读修订本的。我是被书的文字吸引，一口气把这本三十多万言的《通论》读完的。我的读后感是文字优美如诗篇，所以，我的评价是“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我相信《通论》早已上市，不服气的人，请你自己翻翻看。
俗话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那么，《通论》是怎样开端的呢？武先生这样写道：
熟语是言语经过艺术加工预制的语言建筑材料，它不是寻常的砖瓦木料，而是现成的画栋雕梁，金门玉户。恰当地运用它，会使你的语言镏金溢彩，文章格外生色。人们不是常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裳”吗？熟语就是文章语言的金装、衣裳。你是佛爷，总不愿露出泥胎；你是美女，总不愿赤身裸体吧！那我就劝你学点儿熟语。（《通论》初版前言第二页）
这样“开端”，讲得多精彩啊！最后一个“劝”字，让读者感到何等的亲切！
我想，若要论证熟语的性质，首先应该回答两个“何人”的问题。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之畔览月时，还会发出幽情的哲思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那么我们站在评介熟语这条“江”畔就应该首先回答：当年何人是熟语的初创者，又是何人把熟语这颗“启明星”升上语坛夜空的呢？读了《通论》之后，我认为，武对于这两个“何人”的回答是十分明朗精彩的。他说：
熟语产生伊始，就占尽了语言风骚之运。它的诞生，是由个人言语才华的爆炸，带着诱人的闪光出世的，在流传中还要经过民族语用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和锤炼。个人的言语作品，被接纳入熟语的行列，都不是无因的，或因其内容深邃含蕴，或因其表达恰切精当，或因其形象生动，这已是经过一次筛选，百里挑一的选过了。人们不是说“钢百炼化为绕指柔”吗？百里挑一的东西，还要在流传中经全民语用的“炼”……所以，所有的熟语在各个方面，都是“炉火纯青”“化为绕指柔”的语言加工形态。……它源于生活，而又出人意表地高于生活，一派高妙的灵气。……故而熟语这个分支的出现，使人类语言这个工具更完美适用，是一次质的更大飞跃。（《通论》第3页）
这样看来，武对两个“何人”的问题，做了实质性的回答，那就是引文中所说的“民族语用集体”，也就是广大的语用群众。这也是武对熟语特色最雄辩的论证。
我说《通论》是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是包括本书的上述观点在内的。
武又说：“熟语姓‘熟’，为人们熟识、熟记、熟知、熟用，总之是以‘熟’为性就是了。熟语的熟性，根本的原因是决定它语型的稳固定型，不论是谚语、成语……都是以语形的定型为本质。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它的动态形式允许有一定的变体，但这种变体也是在定型性制约下的变，是多数不变个别变的变，因此也改变不了惯用语定型性的质。”“总之，熟语都像候鸟一样，它们年年以老样子，以人们熟悉的面孔，在现实的语用中飞来飞去。人们对它们不是‘似曾相识’，而是熟知、熟识。古往今来，创造熟语的人，有多少代人被历史的浪花淘尽了，只有熟语却‘青山依旧在，度度夕阳红’地存活着。只要民族长存，熟语的生命就不朽，便和大地的泥土同香。”（《通论》第4页）武在这里不仅对“熟语”的本质属性明晰化了，通俗化了，而且对熟语的存在做了历史的钩沉。这无疑是对创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熟语理论做出的贡献。
武继续说：
我们这里一个劲地强调熟语的定型，那么它和后面将要讲到的发展演变和可以灵活变异的运用，岂不矛盾。我们说这形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是事物在不同角度上多样性的表现。定型性是就其静态的常规形式讲的。发展演变性是就其历史的动态形式说的。静态的常规形式决定熟语的存在，历史的变化形态是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发展，得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语用上的灵活变异是具体使用时，因时、因地制宜，适应具体语境而来的，是强化其表达功能的需要。熟语是定型性和变化性的统一，是定型性和变异性的统一。静态是为了存在，动态是为了发展，变异为了力度。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表现出来的属性，各有各的作用和意义。它们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又是相成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熟语这个语言现象，表述功能更强，历史生命更久，能纯洁健康地存活下去。（《通论》第5页）
我认为，引文中的这些文字，看来不是创作都胜似创作，不算新作却让人感到十分新颖。空口无凭，我抄几段《通论》上原文的文字，请大家公论。
武在谚语界说中写道：
谚语，是熟语的龙头语种，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民族语用艺术才华开出的花朵。它以人间的真、善、美为灵魂，以广泛的社会文化为背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有高度的真知卓识性。它乡土味浓，民族性显，启迪人生的意义最强，因而为广大人民口碑流传，喜闻乐道，可以说“凡有井水处”没不道谚语的。形象一点说，谚语是智慧之神的双目（认识事物有深刻穿透力），是造化之神的双手（指导实践有切实的可行性），是美神头上的花冠（有很高的美学素质），是人生夜海上的星斗（有为人生导航的作用）。汉谚则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口中吐出的语用文化星云（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性）。（《通论》第52页）
武在论证汉谚的四大特点时，出人意表地把“千手千眼佛”看作是谚语之神。他写道：
中国神殿上的“千手千眼佛”就是汉民族“智慧之神”的化身。“千手”，表示它“无所不能”的巨大创造力；“千眼”，表示它“无所不识”的深刻观察力，在它的慧眼下，万物无以逃其质，万象无以避其真。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一切的实质真相，却大都反映在民族语言的谚海之中。可以说：“谚语就是千手千眼佛手上的藏经”，或者说：千手千眼佛就是谚语之神。（《通论》59—60页）
这只是文字上运用比喻手法的恰当、确切吗？不是的。我认为，这充分表明了武对熟语性质认识的深刻准确，我们不能把表达看成是单纯的文字优美问题，如果真这么看，那就是割裂认识与表达密切联系的形而上的观点。
武也曾以散文的笔法描写“谚语”的性质说：
谚语是靠群众口碑流传的艺术瑰宝，它虽然只言片语，形式极为短小，但却凝练得像百炼的精金，纯净得如晶莹的钻石，生动得似潺潺的流水，风格质朴，韵味清新，满身泥土香，一派民族气。它的形式虽短，涵蕴却极为精深。像微雕艺术一样，在粒米大的空间内，容纳着整个大千世界。举凡人们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各种知识、经验、教训、事理情思、人生观、道德观，无不在谚语中得到艺术的升华和智慧的概括。因而在民族文苑中，它是扎根群众语言生活的最深，关联群众生活的范围最广的青松翠柏，并在历史的风刀霜剪面前，四季不凋、八节常新，生生不息，成为人们启迪智慧的百科全书，振聋发聩的醒世警钟，陶冶情操的箴言总集，礼赞乡土的抒情画卷和学习生活语言的藏经宝典。（《通论》第54页）
读了这段文字，说它像一阵“沾衣欲湿”的“杏花雨”，或一阵“吹而不寒”的“杨柳风”，说它像一句“落月摇情满江树”的诗，有何不可？
武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年，他把天津作为第二故乡，梦牵魂绕，难以忘怀。在“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这个谚条下注释道：
……和平路十里长街上的商业大厦，栉比鳞次，金碧辉煌的门面和万紫千红的橱窗，组成了一座座海市蜃楼的画廊。横贯市中心的海河，如今装点得更大有秦淮模样儿，十里河堤上的绿柳婆娑，华灯林立，每到春夜，你漫步河边听涛声细雨，感暖风入怀，看万盏葵灯映入河中，恍如银河落九天，真是人间天上啊！大观园式的“牡丹亭”、“芍药圃”、“蔷薇苑”、“茶靡架”，遍布市区的街头巷尾。每到花季，满城春色，一街香气。一个现代化、园林化的新天津，正如一轮旭日，从祖国的东海之滨，冉冉升起。（《通论》293—294页）
我们读了之后，谁不夸赞这是一首典范的抒乡恋之情的诗篇呢？
年俗文化是人们最习见的现象。但笔端饱蘸感情，表达它的不多。武在《通论》中写到年俗时说：
我们的先民从安排农业劳动的劳逸节奏出发，发挥浪漫主义情思，结合民族的传说故事，便谱写出一曲以“逸”为基调的年节乐章。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色调和韵味，让人们年年重复过来，也兴趣不减，像听“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总是铿锵的金声玉振。如“新年的爆竹潮”、“元宵的花灯海”、“清明的踏青行”、“寒食的子推燕”、“端午的龙舟赛”、“七夕的鹊桥仙”、“中秋的嫦娥祭”、“腊八的七宝粥”、“除夕的交子饭”等等，等等，或让你耳目一新，振奋身心，或情思绵绵，让你慨古慷今，或传说的文化背景娓娓动听，让人乐此忘倦。它使平凡的生活浪花朵朵，让苍白的岁月溢彩锱金。你听过“十响一咕咚”的鞭炮吧？在一片突发的串响中，夹杂着雷霆般的爆炸和刺目白热的闪光，年就是寻常岁月中的爆炸和闪光。（《通论》166页）
这段文章，是武文文情的“爆炸”和表达文字的“闪光”，是“文情”与“表达”完美结合的“鞭炮声”，是抒发对年节的愉悦和喜庆之情的小夜曲。它让你幽思如梦，柔情似水，让你朦胧，让你婉转……
评论学术著作的优劣，文字上的表达是末节，但末节也是“节”呀！总不能不承认“文字如诗”这不是一大特色吧！我评论文学作品的要求是：一部好的作品总是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
武书在内容上，忽而“惊涛拍岸”、“乱石崩云”，而在表达上，却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让人读来不能不一唱三叹，叹为观止。我也曾萌生过“狐狸没吃过葡萄，硬说葡萄酸”的闪念，再说，我也不是轻易服人的人，但我没有丧尽良知和良心，想说个“不”，却又张不开口。我可不想做《红楼梦》中的薛蟠，不管贾宝玉的《相思曲》唱得多好，他只一味地摇头说“不好”，言外之意是只有他唱的“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好，只有他唱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好。说实话，我读“哼哼韵”的文字读伤了，只要一沾“哼哼韵”文字的边，三页读不到就甩开。《通论》三十多万字，我能欲罢不能地把它一口气读完，读后合书，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论》这部书，从宏观上来看，它的构架是全新的。今年是2008年，是21世纪了。若拿《通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类著作相比，它晚出版了半个世纪。我说句公道话，《通论》的构架新是应该的——后来居上嘛！但新总比不新好吧，不算创新，也总不能说是复旧吧。“新”，说明它是无愧于时代之作，更说明著者一力创新思想的难能可贵。
我生怕我的看法不恰当，就特地把王勤先生的《汉语熟语论》阅读了一遍。王书出精装本，我想出版社此种举措，是包括对书的构架的评价在内的。我问武先生：“你的书为什么不出精装本呢？”武先生说：“包装精，内容不一定精。我的书还出版有精精装本的。”我又以好奇的心情，将两本书的纲目对照一看，我的思想上就产生一大顾虑，两本书的纲目除字面上小有区别外，在实质上简直是相同的。我认为，这绝不是智者所见略同的“同”，而是费尽心机谋划而得来的“双胞胎”似的“同”。字面上的“异”，是经过精心策划、改头换面放出的烟幕弹。正如俗话所说的“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
武的书，若是抄袭别人的大纲小目之作，这可是儒林中犯天条大罪的丑事。我虽为晚辈，为武写书评，那也是极不光彩的。武若是“謄文公”，不用说成“家”，连做个儒林中的严监生也都不够。我可不愿为一部模仿之作写书评，去背那个“瞎了眼的十字架”。于是，我一面写评论，一面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我手头有武先生《通论》的初版本，于2005年4月出版。而武的书稿早在几年之前，就寄往出版社了。武在《通论》修订本的后记中又说：《通论》的大纲和初版本，王先生都看过。我想，不用多考证了，只要武的书出在前头，至于谁影响了谁的问题，就和我写书评无关了。
武的《通论》，有两大支柱性的题目：一是“汉语熟语研究历史鸟瞰篇”，二是“汉语熟语的文化底蕴篇”。我对第一题熟语研究史，可以说毫无所知，但对写史的原则要求还是了解的。写史要做到真（真实）、全（全面）、准（评价准确）三点。我读武的《通论》，看到初版中列出的书目，在修订本中有的删掉了，我问武这是为什么？先生说，那些删掉的书，在熟语史上意义不大。我想，武先生个人的看法终究对不对呢？这一删起码影响了“史”的全，总不能是个优点吧！我读王先生的书，他在“萌芽期”里谈到《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四部古书，我不明白这四部书和熟语有什么关系？一想，武先生在《通论》第三章中，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写道：“老专家写的东西自有他专家的道理，你们还年轻，要多学习少提问题。”（《通论》第22页）说得也是，所以我评史的部分，总要拿两本书对比着评。
武先生的书在“初荣期”中，重点谈到郭绍虞。连我都知道郭绍虞先生在文化史上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读王先生的书，他在“兴盛期”（与武先生写“初荣期”同期）里却对郭绍虞只字不提。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心里暗想：王先生人家声明是写“简史”，但即使是简史，若把郭绍虞如此重量级的人物都“简”掉了，还是“史”吗？这总是一大遗憾吧！
我评论的是《通论》，为什么总提王书呢？大家知道，有比较才有鉴别，比比看看，好坏自见。不比较，我凭什么说《通论》好呢？我说《通论》是一部勇于创新的学术专著。那么，什么叫创新呢？我认为，言他人所未言，道他人所未道，而且言得合情，道得有理，刷新了熟语研究“史”的面貌，推动了研究史的前进，不论是观点还是举措，都是创新之处。即使都属创新，相互比较，有的是解决了主要矛盾，有的是解决了次要矛盾，这里也有个轻重大小之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把“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识庐山真面目”……从词典到研究者个人，都把它们当做成语来看待。这样做能说对吗？不对。我认为这是扰乱成语阵脚的权宜作法。权宜者，不得已而为之也。收这样的“流浪汉”做成语，只能乱成语血统，模糊成语面目。阵脚一乱，似是而非的现象，就会乘虚而入。我果真在有的成语词典中，看到了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竟然鱼目混珠地混在成语里了。武书对此类棘手的问题，是这样处理的，他办了一个无户籍“流浪汉”收容所，让它们“独立门户”，门头上大书“锦句”二字，并为它们写了“户籍申请书”。武书在《通论》第四章第五节“汉语锦句”下写道：
锦句的形成，是人们继承语用文化成果的产物。人类总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锦句的出现，就是语用生活的前进。
语用文化，是历史的存在。继承语用文化，可得有点“古为今用”的气度，不能持有“虎踞龙盘今胜昔”的观点。古人为文不懂为政治服务，不懂典型塑造，不讲歌颂人民，这当然不足取，可在个别具有超常艺术美语句的创造上，就不是今人可以轻易胜过的。古典诗词中，有些锦心绣口说出的“名言警句”，至今仍是“金声玉振，熠熠闪光”，不失其修辞上的强大震撼力。后人在切合自己表情达意修辞需要时，乘其使用上的“现成方便”把这类名言警句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地镶嵌在自己的行文中，最初这只是个人偶一为之的“引用”行为，后来引用的人多了，便省去“引用”这个环节，直接拿来加以运用，重复习用的人多了，频率到了相当程度，便由一般的诗词名句，转化为熟语了。由于它修辞上的“诗情画意”，所以我们称之为“锦句”，修辞意义上的功能如花似锦也。（《通论》141—142页）
武书说得太好了！我读了这一段论述，感到如李贺在《李凭箜篌引》诗中所言：“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把武书此举誉为有“炼石”补熟语这个“天”的意义，不为过甚其词吧！
武不但为“锦句”设立新户头，而且指出锦句的类型有“单部句”和“双部句”两种。《通论》还指出锦句的主要修辞作用是诗情画意。“如果能巧妙地把一般锦句比喻引申的加以生发的运用，那它生发出来的修辞效果，可非一般的熟语所能比拟的。”（《通论》348—349页）武先生接着举出《都市青年报》第55期刊登的《校园民谣》为例：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要到大学找；
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质量也不好；
天涯何处无芳草，千万别去某大找；
某大本来草就少，今年收成又不好。
人们读了此例，怎能不觉得它又俏皮而又别有一番情趣呢！因而，如果说为锦句设立“户头”是“补天”，那么这些内容与看法就应当是“铺地”了。
武书在“汉语锦句”一节中又说：
反对把锦句列为熟语一种的人，理由不外如下两个：（1）为广大人民不熟知习用。我们认为熟语的语种不同，使用起来是有文化层次区别的。成语和锦句以书面形式存在，原本就是文人圈子里的东西。冷僻的成语，普通老百姓一辈子也不见得用到一回，这不影响我们认为它是熟语，把它收入《成语辞典》。为什么在锦句身上就成了问题呢？不成其为理由！（2）是今天使用的频率并不高，不熟。我们认为熟语的习用性，是和个人言语行为的“偶发句”比较而言的，并不是和熟语下位语种间比较说的。锦句与谚语、成语、俗语比使用的频率固然少了些，但这种差别只能决定它们是同一熟语下位的不同语种，不能决定它们不是熟语。个人言语的“偶发句”就不同了，个人说过以后，就像“落花”一样凋谢了，不能重上枝头……这才叫缺乏使用频率。锦句的习用性，像候鸟，年年以大致相同的面目，飞来飞去和你见面，这才有熟知习用问题。我们说锦句的习用性少于谚语、成语、俗语、歇后语，这是就通常的情况说的，其实在特定历史时期，它的使用频率大着呢，大得惊人！……（《通论》142页）
“文革”十年的总指挥，刑满释放后，接受别人采访时，评价“文革”十年说：“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疯狂”二字说得太好了……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也就一变而为揭露对立派的大字报。为了提高派性斗争大字报的战斗力，一是疯狂引用《毛泽东语录》，二是直接使用“锦句”……甲派说乙派是“沉舟”，“沉舟侧畔千帆过”，乙派就要回敬说甲派是“病树”，“病树前头万木春”……甲派拍胸脯说：“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泽捉鳖”。乙派就要讽之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大字报的高峰期，贴得铺天盖地，要一张张单开来，几乎把整个地球都能糊满，就算平均每二十张用一句“锦句”吧，统计起来怕也是个天文数字，你说这个时代锦句使用的频率高不高，大不大？……所以，我劝反对把锦句拉出来另立门户的人，不要以锦句不为群众习用为理由反对之。（《通论》143页）
武在熟语中创立一个新户头，你说这是不是创新？我认为是。武把熟语中多年来让人棘手的问题，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我认为，武这样做就是创新！
也许有人认为，叫“锦句”有点过分了。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种锦句从头上到脚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锦”。武书在此节最后毅然断言：“锦句的使用现在已不是‘星星之火’，随着我们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锦句被使用的频率，必将与日俱增。”（《通论》146页）
武书的另一创新见解，是把名城、古物、名山胜水都认为是文化现象。我认为名城、古物是文化产品没问题，甚至把雄关看成是文化结果也没问题。黄帝战蚩尤时，那时肯定还没有函谷关，函谷关是中国军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我都能理解。若把名山胜水也看成是经过前人文化打造的产物，我就有点犯嘀咕了。我看罢武的论述，经过自己斟酌，我认为是可信的。前人的熟语著作里，人家没有设“文化底蕴”这个题目，别人当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王书中同样有这个题目，可他却没有这个提法。和王书比，武书当然是个创新的观点。武书在“名物景观文化对熟语的影响”一题下写道：
我国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名山大川星罗棋布，我国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历代的能工巧匠，人才辈出，周钟秦俑，巧夺天工的古物，也代有遗留。这些名胜古迹，有的就是我国文明史的见证，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骄傲与光荣。至于自然风物，它在没被我们民族认识之前，当然只能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它们一旦被我们认识，进入我们精神世界，就成为我国的精神财富了。因为此时就有我们的精神观感参加打造了，如一处西湖景观，就被我们打造有十景之多。第一景就是“苏堤春晓”……（《通论》241页）
抄到这儿，书上字迹有些模糊不清，我想请武先生再另给我一本书，武哪里肯给，我就问武：“西湖十景”除‘苏堤春晓’外，还有哪几景？”武说：“你去问西湖吧。”我最初理解这是武不愿意再给我书的玩笑话。其实武的玩笑话是有深义暗示的，是暗示“西湖十景”本身实有这个景观特色为物质基础，物质决定精神这个原则不能忘，这就是先生让我问西湖的实质所在。若没有西湖“十景”本身景的根基的存在，谁也打造不出来。武先生接着写道：
苏轼有诗赞西湖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就是我国文人颇爱参与打造风光雪月景观的一例。故而反映我国景观的熟语相当之多。俗谚说：“看景不如听景”。因为听景有讲景的人主观打造景观之美在内，再加上听景的人想象景观之美补充在内，自然是美上加美了。所以才有“看景不如听景”之说。……文物和古迹是我们先民在一定历史阶段智慧才华的物化，它能表示我们人民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智慧创造和文化结晶。（《通论》242页）
武先生又引证崔颢的《题黄鹤楼诗》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的存在可不像白云那样空幻无言，它告诉了我们道家的信念（人能通过道教的修行成仙，白日乘鹤飞升——笔者注）和当年人们建筑的技术水平。历史文物是无言的史志，是广大人民智慧的化身和文明水平的物证，远比历史的文字记载要雄辩。（《通论》242页）
这两段文字中，武先生寻本溯源，娓娓道来，增添了著作的历史厚度感和形象美，使著作行文又有一番张力，更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武书另外两个创新之见，一是第五章第三节，不同类型熟语和不同性质文化的对应关系题目的设置，我认为此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双胞胎”样同类著作所没有的，这起码说明此课题的新，如果对应得不恰当，不全面，不科学，也很难说是成功的创新。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本应引原文来说话，我怕引原文太多在笔法上受“老一套”之讥。这里就不引原文了。就是我引了原文，让害“自大狂”的人看了，他认为天下只有他是第一，不服气，我也没辙。二是第七章第二节，把熟语常规的修辞功能概括为“五美”，即：（1）生动活泼的鲜明美；（2）言近旨远的精警美；（3）言简意赅的恰切美；（4）幽默俏皮的风趣美；（5）诗情画意的含蕴美。武书在具体语类上，各有所专，又各有所兼。这是全方位的观察问题，又不失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精神。在前人的著作里，单独看来都有所论述。但在武的《通论》中，对这“五美”的总的论述，认识比前人要深刻、全面、透彻。这就不能说是述旧。所以，我认为这是创新之举。
在熟语的超常语用中，武又提出“生发”的用法。所谓“生发”就是切旨（题旨）、切境（语境），因文制宜改变熟语定型，巧妙得用。也就是我们前面谈过的加强熟语表达力度灵活运用的方法之“生”和随机应变之“发”。这也不失为高明的见解。
上述提到的创新之处，是就其主要创新的见解而言的。至于只言片语，闪光爆炸的新观点，我这里只能点点而已。如武对谚语双重金质价的评价，说谚语是“无篇的国风，点睛的史志”。说“诗的谚化”和“谚化的诗”。我认为都是一字千钧的看法。
我个人的眼界所及是有限的，但若拿武书和新出版的同类书相比较，我认为武书对熟语文化底蕴的揭示是相当全面，相当深刻，相当系统的。我曾经问武先生：“你为什么不设政治文化项，你不知道政治文化项重要吗？”先生回答说：“我学了一辈子‘政治挂帅’，岂能不知设这项目的重要性？因为我嘴上政治性熟语条目太少。我能想到的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家将兴，必有贞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等。我手中纯粹的政治谚，只有这几条。我立了政治文化项，这不是‘光杆司令’项吗？”
武先生在书中已有论证说：
新中国诞生之前，一部中国通史完全是统治王朝的“兴衰史”……封建独夫与人民的利益是矛盾的，他们的龙椅是坐在压榨人民的火山口上的，因而到头来终究都免不掉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的下场。在这里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三个代表”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只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不就改变了政权兴衰的“历史轮回”观了吗？这不值得人们思考吗？（《通论》336页）
这不是立项类似立项，这样，武先生也突出政治文化了。我还说什么呢！
我的认识是，武书除在政治文化上没立项字样外，还是一部对文化基础认识深，列项全，安排系统的好书。例如，有的书就没有列“科举文化”、“珠算文化”、“天文地理文化”、“小农经济文化”等（武书全有）。我想，他们不列“科举文化”，可能出于他们认为是糟粕文化的考虑。但禁忌文化不是比科举更糟吗？为什么又列呢？而且糟粕也是客观存在呀！即使是糟粕，你指出它的糟粕性，也应该列上嘛。他们为什么不列？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认为他们是有意回避。为什么回避？我找不出答案。但我嗅出点猫腻味道。我不是侠士，没有拔刀相助的勇气。受害人都装聋作哑不讲话，我何必“狗咬耗子”呢！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武书反映得全，认识得广，揭示得深。你不说这是创见，总不能不承认这是武书的一大优点吧！
要说精华，应当首推“珠算文化”。因为“珠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瑰宝，当然应该列入。有的书对此却有意回避，不列入。但这一回避，就更显得武书格外的详尽了。
甘瓜苦蒂，物无全美。这是个一般规律，三十多万字的书里头，没硬伤，文字表达上没有不平衡的地方，这就难以想象了。我不愿让人说我“形而上学”，我用放大镜的眼光，在书的畸角旮旯处找不足，在书的342页终于发现“淡妆浓抹”的“妆”错印为“装”，241页“人才辈出”的“才”错写为“材”了。这两个字算是漏改。也许别人认为个把漏改的字，对书是小事一桩，校书如扫落叶，实难扫净。但是，我认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看到的是两个没看到的还不知有多少。这是硬伤，总不能不说是白璧之疵吧。
武书在谚语分类中关于“事理谚”的设置，“风土谚”的设置，“写作经验谚”的设置，都是很有见地的设类。但关于“修养谚”、“生活谚”、“商业谚”的设置，就显得特色不足，而且在文字上对谚语分类也写得比较平淡。
“东北三虎”之作，我重点读了“两虎”的书。我确知东北的确出虎，但我也知道，当年东北的狼和土匪也不少。俗谚说：“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奉劝两位“真虎”，千万别忘掉这句俗谚古训，别太自持艺高人胆大和老大狼（娘）长期睡在一个坑（炕）上，小心在梦中糊里糊涂被狼吃掉。你们在知识上都是“百万富翁”，即古人讲的“学富五车”，要知道东北文化上的“红胡子”惦记的就是你们。姑且用这句玩笑话结束本文吧。
（通讯地址：071002河北大学三区宿舍8-2-201室，作者为副教授）
我这次写书评，事先我特别提醒自己要注意如下四点：一、实事求是；二、历史主义地看问题；三、尽力避免用极端性的形容词；四、使用比较法，让原文站出来说话。
我对马、温、武三位老前辈的著作读多了，许多看法闷在心里，如今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程度了。至于我发得准不准，那就顾不得许多了，好在还有历史的评说为准，就是三位前辈自己的看法，也代替不了后人文化史上所作的结论。
打个比喻说，我认为马、温、武三位先生在熟语学史的进士榜上，都是“鼎甲”的地位，即状元、榜眼、探花。谁不服气，请自封。我认为，马国凡先生在熟语研究上，占了“早”、“深”、“广”三个字。君行早是一大优势。行得早，成就高，有开山意义。我读马先生熟语著作的感受是：马文如“海”——内容宽阔，深邃如海。联想到曹操的诗《观沧海》中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读马先生的著作，真有读曹操《观沧海》之感呢！读温的熟语学著作，我的观感是：温文如“原”——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的“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温书中写到的问题，确如“原上草”，那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读武的熟语学著作的感受是：武文如“泉”——文思沽沽，情思绵绵，如泉涌水泻，渊源不绝，甘洌爽口。温和武在熟语研究上，都起步较晚，晚就不如早好。武在熟语研究上有所偏，偏于谚语，但成就大。温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量到相当程度上，也表明一定的质呀！
我是搞文学评论的，好着眼于文字。就文风论，马文如“潭”，像秋水寒潭般，清澈见底；温文如“澜”，像波澜般，一浪推着一浪，流畅得如一江春水；武文如“山花”，烂漫多彩，像散文诗。我和马、温两位前辈从未谋面，我评论他们的熟语学著作，纯粹出于个人的积习。
我读了武的《汉语熟语通论》（修订本）（以下简称《通论》）后，如听一曲《春江花月夜》，“如听仙乐耳暂明”。多少天，心里不忘乐曲的韵味，耳边响着乐曲的旋律，不站出来为其鼓掌、叫好，我觉得有愧于河北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给我的“评论家”的称号。我也是不服气周围的人百口交誉武的初版书，才读修订本的。我是被书的文字吸引，一口气把这本三十多万言的《通论》读完的。我的读后感是文字优美如诗篇，所以，我的评价是“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我相信《通论》早已上市，不服气的人，请你自己翻翻看。
俗话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那么，《通论》是怎样开端的呢？武先生这样写道：
熟语是言语经过艺术加工预制的语言建筑材料，它不是寻常的砖瓦木料，而是现成的画栋雕梁，金门玉户。恰当地运用它，会使你的语言镏金溢彩，文章格外生色。人们不是常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裳”吗？熟语就是文章语言的金装、衣裳。你是佛爷，总不愿露出泥胎；你是美女，总不愿赤身裸体吧！那我就劝你学点儿熟语。（《通论》初版前言第二页）
这样“开端”，讲得多精彩啊！最后一个“劝”字，让读者感到何等的亲切！
我想，若要论证熟语的性质，首先应该回答两个“何人”的问题。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之畔览月时，还会发出幽情的哲思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那么我们站在评介熟语这条“江”畔就应该首先回答：当年何人是熟语的初创者，又是何人把熟语这颗“启明星”升上语坛夜空的呢？读了《通论》之后，我认为，武对于这两个“何人”的回答是十分明朗精彩的。他说：
熟语产生伊始，就占尽了语言风骚之运。它的诞生，是由个人言语才华的爆炸，带着诱人的闪光出世的，在流传中还要经过民族语用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和锤炼。个人的言语作品，被接纳入熟语的行列，都不是无因的，或因其内容深邃含蕴，或因其表达恰切精当，或因其形象生动，这已是经过一次筛选，百里挑一的选过了。人们不是说“钢百炼化为绕指柔”吗？百里挑一的东西，还要在流传中经全民语用的“炼”……所以，所有的熟语在各个方面，都是“炉火纯青”“化为绕指柔”的语言加工形态。……它源于生活，而又出人意表地高于生活，一派高妙的灵气。……故而熟语这个分支的出现，使人类语言这个工具更完美适用，是一次质的更大飞跃。（《通论》第3页）
这样看来，武对两个“何人”的问题，做了实质性的回答，那就是引文中所说的“民族语用集体”，也就是广大的语用群众。这也是武对熟语特色最雄辩的论证。
我说《通论》是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是包括本书的上述观点在内的。
武又说：“熟语姓‘熟’，为人们熟识、熟记、熟知、熟用，总之是以‘熟’为性就是了。熟语的熟性，根本的原因是决定它语型的稳固定型，不论是谚语、成语……都是以语形的定型为本质。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它的动态形式允许有一定的变体，但这种变体也是在定型性制约下的变，是多数不变个别变的变，因此也改变不了惯用语定型性的质。”“总之，熟语都像候鸟一样，它们年年以老样子，以人们熟悉的面孔，在现实的语用中飞来飞去。人们对它们不是‘似曾相识’，而是熟知、熟识。古往今来，创造熟语的人，有多少代人被历史的浪花淘尽了，只有熟语却‘青山依旧在，度度夕阳红’地存活着。只要民族长存，熟语的生命就不朽，便和大地的泥土同香。”（《通论》第4页）武在这里不仅对“熟语”的本质属性明晰化了，通俗化了，而且对熟语的存在做了历史的钩沉。这无疑是对创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熟语理论做出的贡献。
武继续说：
我们这里一个劲地强调熟语的定型，那么它和后面将要讲到的发展演变和可以灵活变异的运用，岂不矛盾。我们说这形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是事物在不同角度上多样性的表现。定型性是就其静态的常规形式讲的。发展演变性是就其历史的动态形式说的。静态的常规形式决定熟语的存在，历史的变化形态是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发展，得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语用上的灵活变异是具体使用时，因时、因地制宜，适应具体语境而来的，是强化其表达功能的需要。熟语是定型性和变化性的统一，是定型性和变异性的统一。静态是为了存在，动态是为了发展，变异为了力度。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表现出来的属性，各有各的作用和意义。它们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又是相成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熟语这个语言现象，表述功能更强，历史生命更久，能纯洁健康地存活下去。（《通论》第5页）
我认为，引文中的这些文字，看来不是创作都胜似创作，不算新作却让人感到十分新颖。空口无凭，我抄几段《通论》上原文的文字，请大家公论。
武在谚语界说中写道：
谚语，是熟语的龙头语种，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民族语用艺术才华开出的花朵。它以人间的真、善、美为灵魂，以广泛的社会文化为背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有高度的真知卓识性。它乡土味浓，民族性显，启迪人生的意义最强，因而为广大人民口碑流传，喜闻乐道，可以说“凡有井水处”没不道谚语的。形象一点说，谚语是智慧之神的双目（认识事物有深刻穿透力），是造化之神的双手（指导实践有切实的可行性），是美神头上的花冠（有很高的美学素质），是人生夜海上的星斗（有为人生导航的作用）。汉谚则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条东方巨龙口中吐出的语用文化星云（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性）。（《通论》第52页）
武在论证汉谚的四大特点时，出人意表地把“千手千眼佛”看作是谚语之神。他写道：
中国神殿上的“千手千眼佛”就是汉民族“智慧之神”的化身。“千手”，表示它“无所不能”的巨大创造力；“千眼”，表示它“无所不识”的深刻观察力，在它的慧眼下，万物无以逃其质，万象无以避其真。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一切的实质真相，却大都反映在民族语言的谚海之中。可以说：“谚语就是千手千眼佛手上的藏经”，或者说：千手千眼佛就是谚语之神。（《通论》59—60页）
这只是文字上运用比喻手法的恰当、确切吗？不是的。我认为，这充分表明了武对熟语性质认识的深刻准确，我们不能把表达看成是单纯的文字优美问题，如果真这么看，那就是割裂认识与表达密切联系的形而上的观点。
武也曾以散文的笔法描写“谚语”的性质说：
谚语是靠群众口碑流传的艺术瑰宝，它虽然只言片语，形式极为短小，但却凝练得像百炼的精金，纯净得如晶莹的钻石，生动得似潺潺的流水，风格质朴，韵味清新，满身泥土香，一派民族气。它的形式虽短，涵蕴却极为精深。像微雕艺术一样，在粒米大的空间内，容纳着整个大千世界。举凡人们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各种知识、经验、教训、事理情思、人生观、道德观，无不在谚语中得到艺术的升华和智慧的概括。因而在民族文苑中，它是扎根群众语言生活的最深，关联群众生活的范围最广的青松翠柏，并在历史的风刀霜剪面前，四季不凋、八节常新，生生不息，成为人们启迪智慧的百科全书，振聋发聩的醒世警钟，陶冶情操的箴言总集，礼赞乡土的抒情画卷和学习生活语言的藏经宝典。（《通论》第54页）
读了这段文字，说它像一阵“沾衣欲湿”的“杏花雨”，或一阵“吹而不寒”的“杨柳风”，说它像一句“落月摇情满江树”的诗，有何不可？
武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年，他把天津作为第二故乡，梦牵魂绕，难以忘怀。在“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这个谚条下注释道：
……和平路十里长街上的商业大厦，栉比鳞次，金碧辉煌的门面和万紫千红的橱窗，组成了一座座海市蜃楼的画廊。横贯市中心的海河，如今装点得更大有秦淮模样儿，十里河堤上的绿柳婆娑，华灯林立，每到春夜，你漫步河边听涛声细雨，感暖风入怀，看万盏葵灯映入河中，恍如银河落九天，真是人间天上啊！大观园式的“牡丹亭”、“芍药圃”、“蔷薇苑”、“茶靡架”，遍布市区的街头巷尾。每到花季，满城春色，一街香气。一个现代化、园林化的新天津，正如一轮旭日，从祖国的东海之滨，冉冉升起。（《通论》293—294页）
我们读了之后，谁不夸赞这是一首典范的抒乡恋之情的诗篇呢？
年俗文化是人们最习见的现象。但笔端饱蘸感情，表达它的不多。武在《通论》中写到年俗时说：
我们的先民从安排农业劳动的劳逸节奏出发，发挥浪漫主义情思，结合民族的传说故事，便谱写出一曲以“逸”为基调的年节乐章。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色调和韵味，让人们年年重复过来，也兴趣不减，像听“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总是铿锵的金声玉振。如“新年的爆竹潮”、“元宵的花灯海”、“清明的踏青行”、“寒食的子推燕”、“端午的龙舟赛”、“七夕的鹊桥仙”、“中秋的嫦娥祭”、“腊八的七宝粥”、“除夕的交子饭”等等，等等，或让你耳目一新，振奋身心，或情思绵绵，让你慨古慷今，或传说的文化背景娓娓动听，让人乐此忘倦。它使平凡的生活浪花朵朵，让苍白的岁月溢彩锱金。你听过“十响一咕咚”的鞭炮吧？在一片突发的串响中，夹杂着雷霆般的爆炸和刺目白热的闪光，年就是寻常岁月中的爆炸和闪光。（《通论》166页）
这段文章，是武文文情的“爆炸”和表达文字的“闪光”，是“文情”与“表达”完美结合的“鞭炮声”，是抒发对年节的愉悦和喜庆之情的小夜曲。它让你幽思如梦，柔情似水，让你朦胧，让你婉转……
评论学术著作的优劣，文字上的表达是末节，但末节也是“节”呀！总不能不承认“文字如诗”这不是一大特色吧！我评论文学作品的要求是：一部好的作品总是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
武书在内容上，忽而“惊涛拍岸”、“乱石崩云”，而在表达上，却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让人读来不能不一唱三叹，叹为观止。我也曾萌生过“狐狸没吃过葡萄，硬说葡萄酸”的闪念，再说，我也不是轻易服人的人，但我没有丧尽良知和良心，想说个“不”，却又张不开口。我可不想做《红楼梦》中的薛蟠，不管贾宝玉的《相思曲》唱得多好，他只一味地摇头说“不好”，言外之意是只有他唱的“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好，只有他唱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好。说实话，我读“哼哼韵”的文字读伤了，只要一沾“哼哼韵”文字的边，三页读不到就甩开。《通论》三十多万字，我能欲罢不能地把它一口气读完，读后合书，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论》这部书，从宏观上来看，它的构架是全新的。今年是2008年，是21世纪了。若拿《通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类著作相比，它晚出版了半个世纪。我说句公道话，《通论》的构架新是应该的——后来居上嘛！但新总比不新好吧，不算创新，也总不能说是复旧吧。“新”，说明它是无愧于时代之作，更说明著者一力创新思想的难能可贵。
我生怕我的看法不恰当，就特地把王勤先生的《汉语熟语论》阅读了一遍。王书出精装本，我想出版社此种举措，是包括对书的构架的评价在内的。我问武先生：“你的书为什么不出精装本呢？”武先生说：“包装精，内容不一定精。我的书还出版有精精装本的。”我又以好奇的心情，将两本书的纲目对照一看，我的思想上就产生一大顾虑，两本书的纲目除字面上小有区别外，在实质上简直是相同的。我认为，这绝不是智者所见略同的“同”，而是费尽心机谋划而得来的“双胞胎”似的“同”。字面上的“异”，是经过精心策划、改头换面放出的烟幕弹。正如俗话所说的“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
武的书，若是抄袭别人的大纲小目之作，这可是儒林中犯天条大罪的丑事。我虽为晚辈，为武写书评，那也是极不光彩的。武若是“謄文公”，不用说成“家”，连做个儒林中的严监生也都不够。我可不愿为一部模仿之作写书评，去背那个“瞎了眼的十字架”。于是，我一面写评论，一面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我手头有武先生《通论》的初版本，于2005年4月出版。而武的书稿早在几年之前，就寄往出版社了。武在《通论》修订本的后记中又说：《通论》的大纲和初版本，王先生都看过。我想，不用多考证了，只要武的书出在前头，至于谁影响了谁的问题，就和我写书评无关了。
武的《通论》，有两大支柱性的题目：一是“汉语熟语研究历史鸟瞰篇”，二是“汉语熟语的文化底蕴篇”。我对第一题熟语研究史，可以说毫无所知，但对写史的原则要求还是了解的。写史要做到真（真实）、全（全面）、准（评价准确）三点。我读武的《通论》，看到初版中列出的书目，在修订本中有的删掉了，我问武这是为什么？先生说，那些删掉的书，在熟语史上意义不大。我想，武先生个人的看法终究对不对呢？这一删起码影响了“史”的全，总不能是个优点吧！我读王先生的书，他在“萌芽期”里谈到《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四部古书，我不明白这四部书和熟语有什么关系？一想，武先生在《通论》第三章中，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写道：“老专家写的东西自有他专家的道理，你们还年轻，要多学习少提问题。”（《通论》第22页）说得也是，所以我评史的部分，总要拿两本书对比着评。
武先生的书在“初荣期”中，重点谈到郭绍虞。连我都知道郭绍虞先生在文化史上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读王先生的书，他在“兴盛期”（与武先生写“初荣期”同期）里却对郭绍虞只字不提。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心里暗想：王先生人家声明是写“简史”，但即使是简史，若把郭绍虞如此重量级的人物都“简”掉了，还是“史”吗？这总是一大遗憾吧！
我评论的是《通论》，为什么总提王书呢？大家知道，有比较才有鉴别，比比看看，好坏自见。不比较，我凭什么说《通论》好呢？我说《通论》是一部勇于创新的学术专著。那么，什么叫创新呢？我认为，言他人所未言，道他人所未道，而且言得合情，道得有理，刷新了熟语研究“史”的面貌，推动了研究史的前进，不论是观点还是举措，都是创新之处。即使都属创新，相互比较，有的是解决了主要矛盾，有的是解决了次要矛盾，这里也有个轻重大小之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把“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识庐山真面目”……从词典到研究者个人，都把它们当做成语来看待。这样做能说对吗？不对。我认为这是扰乱成语阵脚的权宜作法。权宜者，不得已而为之也。收这样的“流浪汉”做成语，只能乱成语血统，模糊成语面目。阵脚一乱，似是而非的现象，就会乘虚而入。我果真在有的成语词典中，看到了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竟然鱼目混珠地混在成语里了。武书对此类棘手的问题，是这样处理的，他办了一个无户籍“流浪汉”收容所，让它们“独立门户”，门头上大书“锦句”二字，并为它们写了“户籍申请书”。武书在《通论》第四章第五节“汉语锦句”下写道：
锦句的形成，是人们继承语用文化成果的产物。人类总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锦句的出现，就是语用生活的前进。
语用文化，是历史的存在。继承语用文化，可得有点“古为今用”的气度，不能持有“虎踞龙盘今胜昔”的观点。古人为文不懂为政治服务，不懂典型塑造，不讲歌颂人民，这当然不足取，可在个别具有超常艺术美语句的创造上，就不是今人可以轻易胜过的。古典诗词中，有些锦心绣口说出的“名言警句”，至今仍是“金声玉振，熠熠闪光”，不失其修辞上的强大震撼力。后人在切合自己表情达意修辞需要时，乘其使用上的“现成方便”把这类名言警句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地镶嵌在自己的行文中，最初这只是个人偶一为之的“引用”行为，后来引用的人多了，便省去“引用”这个环节，直接拿来加以运用，重复习用的人多了，频率到了相当程度，便由一般的诗词名句，转化为熟语了。由于它修辞上的“诗情画意”，所以我们称之为“锦句”，修辞意义上的功能如花似锦也。（《通论》141—142页）
武书说得太好了！我读了这一段论述，感到如李贺在《李凭箜篌引》诗中所言：“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把武书此举誉为有“炼石”补熟语这个“天”的意义，不为过甚其词吧！
武不但为“锦句”设立新户头，而且指出锦句的类型有“单部句”和“双部句”两种。《通论》还指出锦句的主要修辞作用是诗情画意。“如果能巧妙地把一般锦句比喻引申的加以生发的运用，那它生发出来的修辞效果，可非一般的熟语所能比拟的。”（《通论》348—349页）武先生接着举出《都市青年报》第55期刊登的《校园民谣》为例：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要到大学找；
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质量也不好；
天涯何处无芳草，千万别去某大找；
某大本来草就少，今年收成又不好。
人们读了此例，怎能不觉得它又俏皮而又别有一番情趣呢！因而，如果说为锦句设立“户头”是“补天”，那么这些内容与看法就应当是“铺地”了。
武书在“汉语锦句”一节中又说：
反对把锦句列为熟语一种的人，理由不外如下两个：（1）为广大人民不熟知习用。我们认为熟语的语种不同，使用起来是有文化层次区别的。成语和锦句以书面形式存在，原本就是文人圈子里的东西。冷僻的成语，普通老百姓一辈子也不见得用到一回，这不影响我们认为它是熟语，把它收入《成语辞典》。为什么在锦句身上就成了问题呢？不成其为理由！（2）是今天使用的频率并不高，不熟。我们认为熟语的习用性，是和个人言语行为的“偶发句”比较而言的，并不是和熟语下位语种间比较说的。锦句与谚语、成语、俗语比使用的频率固然少了些，但这种差别只能决定它们是同一熟语下位的不同语种，不能决定它们不是熟语。个人言语的“偶发句”就不同了，个人说过以后，就像“落花”一样凋谢了，不能重上枝头……这才叫缺乏使用频率。锦句的习用性，像候鸟，年年以大致相同的面目，飞来飞去和你见面，这才有熟知习用问题。我们说锦句的习用性少于谚语、成语、俗语、歇后语，这是就通常的情况说的，其实在特定历史时期，它的使用频率大着呢，大得惊人！……（《通论》142页）
“文革”十年的总指挥，刑满释放后，接受别人采访时，评价“文革”十年说：“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疯狂”二字说得太好了……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也就一变而为揭露对立派的大字报。为了提高派性斗争大字报的战斗力，一是疯狂引用《毛泽东语录》，二是直接使用“锦句”……甲派说乙派是“沉舟”，“沉舟侧畔千帆过”，乙派就要回敬说甲派是“病树”，“病树前头万木春”……甲派拍胸脯说：“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泽捉鳖”。乙派就要讽之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大字报的高峰期，贴得铺天盖地，要一张张单开来，几乎把整个地球都能糊满，就算平均每二十张用一句“锦句”吧，统计起来怕也是个天文数字，你说这个时代锦句使用的频率高不高，大不大？……所以，我劝反对把锦句拉出来另立门户的人，不要以锦句不为群众习用为理由反对之。（《通论》143页）
武在熟语中创立一个新户头，你说这是不是创新？我认为是。武把熟语中多年来让人棘手的问题，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我认为，武这样做就是创新！
也许有人认为，叫“锦句”有点过分了。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种锦句从头上到脚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锦”。武书在此节最后毅然断言：“锦句的使用现在已不是‘星星之火’，随着我们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锦句被使用的频率，必将与日俱增。”（《通论》146页）
武书的另一创新见解，是把名城、古物、名山胜水都认为是文化现象。我认为名城、古物是文化产品没问题，甚至把雄关看成是文化结果也没问题。黄帝战蚩尤时，那时肯定还没有函谷关，函谷关是中国军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我都能理解。若把名山胜水也看成是经过前人文化打造的产物，我就有点犯嘀咕了。我看罢武的论述，经过自己斟酌，我认为是可信的。前人的熟语著作里，人家没有设“文化底蕴”这个题目，别人当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王书中同样有这个题目，可他却没有这个提法。和王书比，武书当然是个创新的观点。武书在“名物景观文化对熟语的影响”一题下写道：
我国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名山大川星罗棋布，我国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历代的能工巧匠，人才辈出，周钟秦俑，巧夺天工的古物，也代有遗留。这些名胜古迹，有的就是我国文明史的见证，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骄傲与光荣。至于自然风物，它在没被我们民族认识之前，当然只能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它们一旦被我们认识，进入我们精神世界，就成为我国的精神财富了。因为此时就有我们的精神观感参加打造了，如一处西湖景观，就被我们打造有十景之多。第一景就是“苏堤春晓”……（《通论》241页）
抄到这儿，书上字迹有些模糊不清，我想请武先生再另给我一本书，武哪里肯给，我就问武：“西湖十景”除‘苏堤春晓’外，还有哪几景？”武说：“你去问西湖吧。”我最初理解这是武不愿意再给我书的玩笑话。其实武的玩笑话是有深义暗示的，是暗示“西湖十景”本身实有这个景观特色为物质基础，物质决定精神这个原则不能忘，这就是先生让我问西湖的实质所在。若没有西湖“十景”本身景的根基的存在，谁也打造不出来。武先生接着写道：
苏轼有诗赞西湖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就是我国文人颇爱参与打造风光雪月景观的一例。故而反映我国景观的熟语相当之多。俗谚说：“看景不如听景”。因为听景有讲景的人主观打造景观之美在内，再加上听景的人想象景观之美补充在内，自然是美上加美了。所以才有“看景不如听景”之说。……文物和古迹是我们先民在一定历史阶段智慧才华的物化，它能表示我们人民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智慧创造和文化结晶。（《通论》242页）
武先生又引证崔颢的《题黄鹤楼诗》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的存在可不像白云那样空幻无言，它告诉了我们道家的信念（人能通过道教的修行成仙，白日乘鹤飞升——笔者注）和当年人们建筑的技术水平。历史文物是无言的史志，是广大人民智慧的化身和文明水平的物证，远比历史的文字记载要雄辩。（《通论》242页）
这两段文字中，武先生寻本溯源，娓娓道来，增添了著作的历史厚度感和形象美，使著作行文又有一番张力，更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武书另外两个创新之见，一是第五章第三节，不同类型熟语和不同性质文化的对应关系题目的设置，我认为此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双胞胎”样同类著作所没有的，这起码说明此课题的新，如果对应得不恰当，不全面，不科学，也很难说是成功的创新。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本应引原文来说话，我怕引原文太多在笔法上受“老一套”之讥。这里就不引原文了。就是我引了原文，让害“自大狂”的人看了，他认为天下只有他是第一，不服气，我也没辙。二是第七章第二节，把熟语常规的修辞功能概括为“五美”，即：（1）生动活泼的鲜明美；（2）言近旨远的精警美；（3）言简意赅的恰切美；（4）幽默俏皮的风趣美；（5）诗情画意的含蕴美。武书在具体语类上，各有所专，又各有所兼。这是全方位的观察问题，又不失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精神。在前人的著作里，单独看来都有所论述。但在武的《通论》中，对这“五美”的总的论述，认识比前人要深刻、全面、透彻。这就不能说是述旧。所以，我认为这是创新之举。
在熟语的超常语用中，武又提出“生发”的用法。所谓“生发”就是切旨（题旨）、切境（语境），因文制宜改变熟语定型，巧妙得用。也就是我们前面谈过的加强熟语表达力度灵活运用的方法之“生”和随机应变之“发”。这也不失为高明的见解。
上述提到的创新之处，是就其主要创新的见解而言的。至于只言片语，闪光爆炸的新观点，我这里只能点点而已。如武对谚语双重金质价的评价，说谚语是“无篇的国风，点睛的史志”。说“诗的谚化”和“谚化的诗”。我认为都是一字千钧的看法。
我个人的眼界所及是有限的，但若拿武书和新出版的同类书相比较，我认为武书对熟语文化底蕴的揭示是相当全面，相当深刻，相当系统的。我曾经问武先生：“你为什么不设政治文化项，你不知道政治文化项重要吗？”先生回答说：“我学了一辈子‘政治挂帅’，岂能不知设这项目的重要性？因为我嘴上政治性熟语条目太少。我能想到的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家将兴，必有贞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等。我手中纯粹的政治谚，只有这几条。我立了政治文化项，这不是‘光杆司令’项吗？”
武先生在书中已有论证说：
新中国诞生之前，一部中国通史完全是统治王朝的“兴衰史”……封建独夫与人民的利益是矛盾的，他们的龙椅是坐在压榨人民的火山口上的，因而到头来终究都免不掉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的下场。在这里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三个代表”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只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不就改变了政权兴衰的“历史轮回”观了吗？这不值得人们思考吗？（《通论》336页）
这不是立项类似立项，这样，武先生也突出政治文化了。我还说什么呢！
我的认识是，武书除在政治文化上没立项字样外，还是一部对文化基础认识深，列项全，安排系统的好书。例如，有的书就没有列“科举文化”、“珠算文化”、“天文地理文化”、“小农经济文化”等（武书全有）。我想，他们不列“科举文化”，可能出于他们认为是糟粕文化的考虑。但禁忌文化不是比科举更糟吗？为什么又列呢？而且糟粕也是客观存在呀！即使是糟粕，你指出它的糟粕性，也应该列上嘛。他们为什么不列？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认为他们是有意回避。为什么回避？我找不出答案。但我嗅出点猫腻味道。我不是侠士，没有拔刀相助的勇气。受害人都装聋作哑不讲话，我何必“狗咬耗子”呢！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武书反映得全，认识得广，揭示得深。你不说这是创见，总不能不承认这是武书的一大优点吧！
要说精华，应当首推“珠算文化”。因为“珠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瑰宝，当然应该列入。有的书对此却有意回避，不列入。但这一回避，就更显得武书格外的详尽了。
甘瓜苦蒂，物无全美。这是个一般规律，三十多万字的书里头，没硬伤，文字表达上没有不平衡的地方，这就难以想象了。我不愿让人说我“形而上学”，我用放大镜的眼光，在书的畸角旮旯处找不足，在书的342页终于发现“淡妆浓抹”的“妆”错印为“装”，241页“人才辈出”的“才”错写为“材”了。这两个字算是漏改。也许别人认为个把漏改的字，对书是小事一桩，校书如扫落叶，实难扫净。但是，我认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看到的是两个没看到的还不知有多少。这是硬伤，总不能不说是白璧之疵吧。
武书在谚语分类中关于“事理谚”的设置，“风土谚”的设置，“写作经验谚”的设置，都是很有见地的设类。但关于“修养谚”、“生活谚”、“商业谚”的设置，就显得特色不足，而且在文字上对谚语分类也写得比较平淡。
“东北三虎”之作，我重点读了“两虎”的书。我确知东北的确出虎，但我也知道，当年东北的狼和土匪也不少。俗谚说：“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奉劝两位“真虎”，千万别忘掉这句俗谚古训，别太自持艺高人胆大和老大狼（娘）长期睡在一个坑（炕）上，小心在梦中糊里糊涂被狼吃掉。你们在知识上都是“百万富翁”，即古人讲的“学富五车”，要知道东北文化上的“红胡子”惦记的就是你们。姑且用这句玩笑话结束本文吧。
（通讯地址：071002河北大学三区宿舍8-2-201室，作者为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