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人文思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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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法国作家雨果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位风格迥异的文学大师,一个制造了许多“完人”,一个制造了许多“超人”;一个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一个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以宽广的视野记录着社会全景,一个以深邃的笔锋刻画着人心全像,但他们都以社会底层人物为主角,关注人文,倡导自由、尊严、博爱、使命,都表现出可敬的人文思想。
  关键词:雨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文思想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
  在世界文学史上,体现人文思想的作家大行其事,他们以文学作品的形式阐释了人的尊严、使命、价值和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和俄国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风格迥异的作家在其作品中的人文思想既隐含着许多共同之处,也彰显着更多的各具特色的光芒。
  一“完人”与“超人”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他在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政论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成就,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光辉篇章。高尔基给他评价是:“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他像暴风雨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呼唤人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和真理。”
  雨果的作品,是社会的全景图。概览雨果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大多是正义、正直、勇敢、善良的“完人”。《巴黎圣母院》中女主人公爱斯梅拉达——一个波西米亚少女,天真无邪、美丽善良,集外貌美、人性美、理性美于一身。男主人公加西莫多——教堂的敲钟人,是一个相貌奇丑无比、又聋又哑的畸形人,但心灵高尚、灵魂圣洁,他内心充满着衷心的感恩、诚挚的同情和纯洁的爱情,有着敢于和邪恶势力叫板的勇气和舍己救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加西莫多一样相貌丑陋但内心美丽的还有《笑面人》中的主人公格温普兰,当他被抛弃、被毁容后,是流浪人于苏斯收养了他,靠怪脸卖艺为生;当成为爵士以后,他忘不了百姓的疾苦,痛斥了那些贵族老爷,最后情愿抛弃荣华富贵,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更是一个具有史诗般人生,善良、勇敢、智慧、坚毅的“完人”形象。他因偷面包而成为囚徒,是米里埃尔主教用爱与宽容挽救了他。在他成为富翁、当上市长后,他又以仁爱宽恕救助之心善待与帮助别人,收养了孤女柯赛特,以自首为代价救出一个毫不相干的无辜者,最终感化了代表国家机器的忠实警探沙威和卑鄙邪恶的利己主义者德纳第。《海上劳工》中的主人公吉利亚特也是一个勇敢、勤奋、机智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具有典型浪漫主义色彩的完美形象,是雨果精心编织的心目中的理想英雄,他们虽然有的相貌丑陋,但人格和精神却都是完美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走过了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如果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人的内心的全景图。其作品中塑造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梅思金公爵、基里洛夫、伊凡等一个个挣扎着的人物,他把他们放在心灵的拷问台上,一层一层地拷问他们灵魂深处的罪恶,直至把他们拷问得发疯或者自杀。于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失常者、歇斯底里者、癫痫者、发疯者、谋杀者、虐杀者、自杀者便爬满了他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作为思想者出现的,如:《死屋手记》中的“我”就是一个独白的思想者,是一个叙说自己通过痛苦所认定或肯定的有思想的人。《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罪与罚》中极其庸俗和虚伪的卢辛,《群魔》中一个“革命小组”的头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拉基金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队伍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亚类,那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痴》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亚,《少年》的主角多尔戈鲁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丽莎。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颖悟而早熟,内心世界丰富多变,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经常动摇不定。这些思想者的思想超越了社会规范,超然于善恶之外,“为所欲为”。可以说他们是思想的“超人”,是精神世界中无所不能、无所不至的“超人”。
  无论是“完人”还是“超人”,都体现了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以及人的思想的思考,体现了这两个绝然不同的文学大师在人文主义思想上的某种同向追求。
  二浪漫与现实
  雨果是法国19 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他的小说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无论是在情节的展开上,还是在语言的运用上,都体现了典型的浪漫色彩。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在对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中任意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充分抒发其爱憎情感,热切倾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这种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与对理想的热烈追求,构成了小说突出的浪漫主义特征。小说广泛地运用了对照的手法,通过强烈的对照来塑造形象、反映现实、突出主题。在《海上劳工》中,雨果用大量的篇幅写吉利亚与危险、困难的搏斗,歌颂他是“约伯和普罗米修斯的结合”,把他写成信念和意志的象征。《笑面人》更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小说,通过“笑面人”的奇异故事,揭露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幸福的人剥削不幸的人”的社会现实。当然,雨果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还是《悲惨世界》,小说围绕冉·阿让的一生遭遇展开,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政治的广阔画面,熔现实与理想于一炉,既有史诗的逼真,又有戏剧的奇巧。诚笃的冉·阿让、愁苦的芳汀、奸诈的德纳第、虎视眈眈的沙威,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们的形象都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整个作品的情节也具有浪漫主义传奇色彩,情节的发展富有戏剧性,紧张、曲折而充满离奇、巧合和突然转折。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时间为适应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展开的需要而安排得有些神秘。语言更是带有典型的雨果标签,高昂、激动和热情,经常运用多义词和排比句,有的句子类似成语格言。
  与雨果的浪漫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近乎窒息的现实主义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长期监禁、流放,受尽了身心的折磨,深刻地体验到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他始终把目光投射在那些小人物身上,受难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人格分裂者、疯狂者、犯罪者……写梦魇、写呓语、写幻觉、写直觉、写变态心理、写歇斯底里、写孤独、写黑夜、写死亡、写鬼魂……总之,描写世间最痛苦、最绝望的人,揭示人心最黑暗、最隐秘的潜意识,展示复杂混乱的非理性世界,反映了贫与富的尖锐对立、金钱的罪恶、家庭关系的毁坏、犯罪现象的增多等病态社会现象,揭露了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腐朽与黑暗。从他的处女作《穷人》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都是用细腻的笔法描述“小人物”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他的最后一部也是最成熟的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通过弑父故事揭示了一个罪恶家族的精神史,在包括一个父亲和四个儿子组成的偶合的家庭里,全部都是脾气古怪的好色之徒,是一群被内心的欲望与邪恶所驱使的怪物,是在魔性、神性与人性交织下孤独的灵魂。文学史将这一类人物性格命名为“卡拉马佐夫性格:邪恶自私、野蛮残忍、卑鄙堕落,是人类罪恶的集中营。”小说充满了善与恶的冲突,恶与恶的较量。但在这场人心的战争里,没有赢家,因为恶者因其邪恶而疯狂毁灭,善者因其渺小而无能为力。这些体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绝望。
  无论是浪漫还是现实,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用他们深邃的眼神注视着劳苦大众,关注着推动历史巨轮前进的主导者——人民大众,在他们的作品中,主角永远是“小人物”,永远是弱势群体,但这些弱势者,却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勇者。这也是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体现出的人文思想的又一个共同点。
  三宽广与深邃
  雨果的视角是广角镜,他的小说全面反映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他的视角从流浪汉、乞丐、孤儿到社会渣滓、共和党人、上层社会名流,视野非常宽广,内容极其丰富,意蕴十分厚实。他的伟大作品《悲惨世界》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小说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法庭、监狱、贼窝、城市、社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19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卷,冉·阿让为取得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而受尽磨难,在狭缝中坚毅地生存,可谓是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笑面人》中格温普兰在贵族院慷慨激昂的控诉词“人民过着凄惨的日子,无罪的人被定了罪,八岁的小姑娘开始卖淫,煤矿工人拿煤块填肚子,渔人吃的是树皮草根,婴儿睡在地上挖出来的土洞里。除了贫穷、失业、饥荒、疾病以外,我们看到压在百姓头上的还有警察、法律、宗教、秘密逮捕、监狱、酷刑,等等。沉默是穷人惟一的朋友……”更是将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平等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宽广的视野可见一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角则是显微镜,他总是代表着人类最消极、也是最深刻的思想,最颓废、也是最真实的感受,最凌厉、也是最饱含悲悯的自我批判。他是真正的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来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除了人,别无他物。没有自然,没有物质世界,在人的内部,也不存在使之与自然界、与物质世界、与日常生活、与客观的生活结构连接的东西。存在的只是人的精神,他只对此感兴趣,只研究它。他那里也有城市,也有城市贫民区,也有肮脏的酒吧和发臭的出租屋。但这些只是人的环境,只是人的悲剧性命运的一个因素。城市充满了人,但城市不是独立的存在,它只是人的背景。人脱离大自然,扯断了有机的联系,陷入恶劣的贫民区,在那里痛苦地蠕动。
  不论是宽广还是深邃,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旨都是为在社会底层受苦受难、为生存而挣扎、受凌辱受欺侮、受迫害受压迫的劳苦人鸣不平。正如雨果说:“只要依仗法律和习俗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神圣使命制造苦难;只要社会上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人沉沦,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产生社会压制,换言之,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我的这类作品就不是无用的。”清晰地表述了他们可敬的人文关怀思想。
  总而言之,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各自的经历迥然相异,但却几乎生在同一时期;他们的写作风格迥然相异,但主旨却是不谋而合;他们刻画的人物迥然相异,但主角都是社会底层人物。两个迥然相异的作家却有着高度统一的共同点,那就是体现博爱、自由、尊严的人文思想。正是这两个迥然相异的伟大作家,为我们树立了两个人文思想的文学丰碑。
  
   参考文献:
   [1] 贺萍:《屹立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 雨果,鲁膺译:《笑面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3] 雨果,郑克鲁译:《悲惨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孔凤华,女,1968—,江西九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商务英语,工作单位: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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