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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蒸汽朋克是起源于西方的科幻文学子类，在小说《龙与地下铁》中，作者马伯庸用极具中国特色的形式，成功实现了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创作。他将蒸汽朋克的或然历史转换到盛唐时期；把其特有的机器关学嵌于古代中国科技之中，以道术和神话等东方神秘主义元素引入奇幻叙事；甚至小说渗透出的叛逆特质，也多缘于对当下生活的观照和思考。使得《龙与地下铁》在成功达成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创作目的外也具备了现实意味。
关键词：蒸汽朋克 本土化 怀旧母题 人文情怀
“蒸汽朋克”（Steampunk）是科幻文学的子类，通过描绘古老文明和现代科技的交融，建构或然历史或异质世界，通过“时空错置”的视觉渲染，营造异于当前大众审美取向的错位美感。作为日渐流行的新兴艺术概念，蒸汽朋克已演变为一种与传统科技现实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它提倡的审美形式也被扩展到工艺、时尚、娱乐等各个领域：它悖逆现实的态度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诸多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蒸汽朋克在中国也得到了一定欢迎，巨大的历史鸿沟和文化差异等不利因素并未能制约华语科幻对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尝试；在青年作家马伯庸新创作的《龙与地下铁》中，就呈现了一部与传统风格截然相左的本土化蒸汽朋克科幻小说。
一、历史背景与怀旧母题
蒸汽朋克科幻大多将历史背景定格于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或同时期相距较近的美国西部开发时代。这种定位即是受凡尔纳、威尔斯等早期科幻先驱的风格影响，也是由于蒸汽朋克的创作中心是对技术工具的视觉表现，内里却是对蒸汽时代的追忆和向往：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巅峰期，蒸汽机技术的普及应用反哺了经济結构升级，使英国完成近代工业化改造，一跃成为当时全球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蒸汽朋克作品将客观历史与或然历史的转折时间定位于此，其深层意识里洋溢着的，是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对伟大历史的追思和怀念，并汲汲渴望着这一时代能够再次降临。
然而讽刺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晚清时期中国已沦为列强铁蹄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中华民族被逼至亡国灭种的边缘；所谓民族自豪、民族独立几乎无从谈起。这段屈辱的历史既不可能引发人们的向往，也没有重演颂赞的意义，与蒸汽朋克的精神历史相去甚远。因此在《龙与地下铁》中，马伯庸没有教条地遵循蒸汽时代的客观历史.而是将故事背景定位在远离19世纪的唐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本建构。
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巅峰，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文艺，盛唐时期的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时至今日，国人对盛唐朝始终泛滥着华耀与经典、光荣与梦想的梦幻似的乌托邦崇拜，与西方蒸汽朋克创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幻想有异曲同工般之妙。相比苟延残喘的19世纪的晚清，建构盛唐背景的或然世界，显然更符合蒸汽朋克对光荣历史毫无掩饰的崇奉态度。马伯庸颠覆传统蒸汽朋克模式的建构思路，使《龙与地下铁》不再像传统蒸汽朋克文本那样充斥着陌生而疏离的西方世界图景，转而围绕盛世华庭长安都城、雄伟壮阔的壶口瀑布、巍峨神秘的骊山道观搭建文本。而他对蒸汽朋克进行全盘本土化的行为，不仅没有影响作品原本的叙事策略，反而使跨越历史和文化壁垒后的《龙与地下铁》给人以惊奇之外的耳目一新之感。在马伯庸笔下，蒸汽朋克已不是独属于西方文艺的概念，不再机械地局限于某个异质时代或某个现实区域（日本大友克洋和宫崎骏等人的蒸汽朋克作品并未完全跳出维多利亚时代樊笼），也没有被前人创作的经典作品绑架和制约；它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趋同表现，也从侧面反证了千年以来，中华文化始终具备了对不同类型和风格的文艺体例兼并各家、包罗万象的包容性。
二、机器美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形式美始终在蒸汽朋克的体系建构中占据着绝对地位；蒸汽朋克相信，19世纪的科技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转折点，超越时代限制的科技理论如“差分机”等不绝于缕。一旦某项研究获得成功，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文明时代将提前到来。这个先验性的认知也是蒸汽朋克建构或然历史的准绳，因此在呈现方式上，往往以蒸汽机技术和早期电力技术为基准，倾向于描绘超越时代能力的技术工具和科学体系；通过塑造由机械零件组装、结构外露、形态各异却嫁接现代科技的技术工具，用拼装的形式，极力表现机械结构的质感与美感，营造“纯机械化”为叙事中心的艺术表现形式。
囿于客观历史，在继承蒸汽朋克机器美学思维时，《龙与地下铁》中几乎没有出现蒸汽机械的形象，然而马伯庸却描绘了一个由牛皮筋战斗机、弩箭大炮、道术符箓、飞天剑阵、活龙地铁这些由简单弹性力、宗教仪轨、神话传说等杂糅而成的或然世界，全不见传统蒸汽朋克作品中如蒸汽机、齿轮、发条、黄铜部件等惯用的机械力形式。关于这些颠覆传统理念的建构，马伯庸在其个人微博中表示：“我一直在想，一个蒸汽朋克范儿的大唐长安，该是什么样？牛皮筋动力的天策府战斗机，每秒喷射三百道符咒的道术机关枪，在地下钻行的活龙地铁……我记得徐克的《小倩》就很有这样的范儿，看到小倩拿牌位当翻板手机的细节，真是笑死我了。”
郑文光先生曾指出，在一切文学作品中，想象力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吴岩，2011）。而在科幻小说中，这一元素的表现尤其突出，跳脱科学原本发展脉络的创作比比皆是：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韩松的《医院》等都是其中佳作。作为科幻的子类，蒸汽朋克秉持对历史进行异化的创作理念，奇幻元素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诸如魔法、巫术、神话等常见奇幻元素首先为叙事提供功能，其次才是科幻内核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几乎所有蒸汽朋克作品构建的世界里，总会出现科学与魔法、落后与先进共存的异质图景。
在《龙与地下铁》中，如果说看似原始但远超时代的弹性力科技是马伯庸为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内核搭建偏科学部分，那么技术化的道术和物种化的龙族就是这一内核中偏幻想的部分。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的发展不仅没有被中断，很多道教元素还渗入到传统生活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唐朝则是道教发展的高峰期之一，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对道教尊奉非常。基于这段史实，马伯庸将道教的仪轨、法术、修炼等极具东方特色的神秘主义形式融入本土蒸汽朋克世界观的建构中，用以替代魔法和幻术，不仅极具中华文化特色，还突破了蒸汽朋克本身固有的西方文艺概念与东方文化间的隔阂，为这一科幻亚文类的跨文化传播和本土化创作提供了全新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马伯庸对道教的“蒸汽朋克式”尝试，也反映了蒸汽朋克的多元内涵与潮流活力，这正是蒸汽朋克虽然诞生时间短、创作范围小，却能获得西方主流文化认可的原因之一。 三、叛逆精神与现实指涉
大多数蒸汽朋克小说都会强调科学技术失控的可能性，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意味。这是蒸汽朋克内核的精神指向“朋克”造成的：朋克源自摇滚乐，是一种边缘的非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朋克视阈下的一切现行社会准则都可以被反叛和超越，都可以被破坏和重建。因为朋克精神的存在，蒸汽朋克也常被误解具有反社会性和无政府主义诉求（方聿南，2013）。但蒸汽朋克的绝对核心并非朋克而是怀旧，朋克的存在，更多是为契合文本建构的异质世界的后现代表现形式。因此，相比大多数反乌托邦科幻作品对现实的决裂和悲观态度，蒸汽朋克的反叛情绪显得相对温和：它秉承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机械质感的异化基调背后，往往蕴含着奋进和积极的情绪，类似一种“理应具备”的叛逆态度。
《龙与地下铁》显然切中了蒸汽朋克叛逆精神的实质：通过主角哪吒的视角，小说叙述了地铁活龙与人类的矛盾，集中展现底层人物的反叛和抗争：哪吒对成人世界冰冷价值观的反抗、巨龙“甜筒”对被奴役的抗争、沈文约和玉环公主对陈规旧习的反感，甚至反派“大孽龙”也是对人类奴役行为的负面叛离。在叛逆话语意识的推动下，这些角色都先后冲破藩篱，走人相对理想的命运：“大孽龙”被消灭，巨龙们不再被铁链束缚，朝廷也不再每年捕捉巨龙，改为巨龙自由选择职业。而最具叛逆精神的巨龙“甜筒”，则在消灭“大孽龙”后重新化作鲤鱼游回江河，以重构的形式达成了对绝对自由的诉求。个体人物的走向虽然存在遗憾，却是对叛逆行为最温和的回敬。
在继承并发扬蒸汽朋克叛逆精神的同时，马伯庸出人意料地为这一精神特质注入典型的现代社会的现实意味。“甜筒”和众多地铁活龙的形象，更类似于大中型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变形：不见天日的繁重工作、拥挤的居住空间、缺少梦想和希望。而且不同的阶层所身处的环境也不同：哪吒是大将军的幼子，可以得到王牌飞行员沈文约的服务，却依旧是大人眼中不懂是非的孩子。沈文约与玉环公主两情相悦，却被对方的皇族身份牵绊，无法公开恋爱关系：后者则因女人的性别身份，即使谏言天子也得不到信任。近乎白描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小说将人物与现实生活进行对比的意识。马伯庸本人则直白道：“当我还是个苦逼上班族时，有一次下班疲惫地等地铁，恍惚中看到地铁进站好似一条龙。我想，如果地铁都是龙变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眼前出现一幅画面：数年苦修的鲤鱼们跃过龙门，高高兴兴来到帝都，满怀着变成龙的自豪和对未来的憧憬，结果发现每天的生活就是作地铁……”②（马伯庸，2016）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隐含的本土化影像和生活质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情绪，表现的是作者对当今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收入差距两极化、不同社会收入阶层间流动性弱化等问题的忧虑心情。而小说中毫不掩饰地对白云观道士的嘲讽意味，则是对滥用科学技术行为的无情驳斥：道士们竭泽而渔，不断开发更强大的法器和道术，为了升级技术和争取利益而不顾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催生了巨龙逆鳞怨念化成的“大孽龙”，结果玉石俱焚。“自食恶果”的可能性同样是高悬在现代化进程头顶的警钟，如何调和人与自然、与科技的关系，确保科技为人所善用，保证自然与人和睦相处，长久以来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议题，而当《龙与地下铁》展现龙族与人类共同生活的结局时，表现的却不只是质疑和担忧，还有蒸汽朋克不对困境低头、始终保持信念与希望的昂扬精神。这种超然却不跳脱的观照思维，显然要高于一味警示的悲观情绪。
四、结语
马伯庸在《龙与地下铁》中对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创作实验，不仅成功坚守了蒸汽朋克怀旧、异化、机器美学，还有叛逆精神等核心理念。他立足于跨文化现状，以大胆且巧妙的形式，完美地将中国元素灌注其中，清晰全面地表现本土化后的蒸汽朋克精神的思想價值和现实魅力。在融合蒸汽朋克理念的同时，马伯庸也保持着华语科幻始对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清醒认识，既对蒸汽朋克追忆荣耀精神进行主动吸纳，又明确杜绝蒸汽朋克与生俱来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倾向，以传统中华历史进行替换，使《龙与地下铁》不仅仅再停留在简单的文化符号层面。在华语科幻掀起创作浪潮的当今，马伯庸积极对蒸汽朋克的改良精神显得难能可贵。
关键词：蒸汽朋克 本土化 怀旧母题 人文情怀
“蒸汽朋克”（Steampunk）是科幻文学的子类，通过描绘古老文明和现代科技的交融，建构或然历史或异质世界，通过“时空错置”的视觉渲染，营造异于当前大众审美取向的错位美感。作为日渐流行的新兴艺术概念，蒸汽朋克已演变为一种与传统科技现实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它提倡的审美形式也被扩展到工艺、时尚、娱乐等各个领域：它悖逆现实的态度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诸多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蒸汽朋克在中国也得到了一定欢迎，巨大的历史鸿沟和文化差异等不利因素并未能制约华语科幻对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尝试；在青年作家马伯庸新创作的《龙与地下铁》中，就呈现了一部与传统风格截然相左的本土化蒸汽朋克科幻小说。
一、历史背景与怀旧母题
蒸汽朋克科幻大多将历史背景定格于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或同时期相距较近的美国西部开发时代。这种定位即是受凡尔纳、威尔斯等早期科幻先驱的风格影响，也是由于蒸汽朋克的创作中心是对技术工具的视觉表现，内里却是对蒸汽时代的追忆和向往：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巅峰期，蒸汽机技术的普及应用反哺了经济結构升级，使英国完成近代工业化改造，一跃成为当时全球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蒸汽朋克作品将客观历史与或然历史的转折时间定位于此，其深层意识里洋溢着的，是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对伟大历史的追思和怀念，并汲汲渴望着这一时代能够再次降临。
然而讽刺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晚清时期中国已沦为列强铁蹄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中华民族被逼至亡国灭种的边缘；所谓民族自豪、民族独立几乎无从谈起。这段屈辱的历史既不可能引发人们的向往，也没有重演颂赞的意义，与蒸汽朋克的精神历史相去甚远。因此在《龙与地下铁》中，马伯庸没有教条地遵循蒸汽时代的客观历史.而是将故事背景定位在远离19世纪的唐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本建构。
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巅峰，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文艺，盛唐时期的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时至今日，国人对盛唐朝始终泛滥着华耀与经典、光荣与梦想的梦幻似的乌托邦崇拜，与西方蒸汽朋克创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幻想有异曲同工般之妙。相比苟延残喘的19世纪的晚清，建构盛唐背景的或然世界，显然更符合蒸汽朋克对光荣历史毫无掩饰的崇奉态度。马伯庸颠覆传统蒸汽朋克模式的建构思路，使《龙与地下铁》不再像传统蒸汽朋克文本那样充斥着陌生而疏离的西方世界图景，转而围绕盛世华庭长安都城、雄伟壮阔的壶口瀑布、巍峨神秘的骊山道观搭建文本。而他对蒸汽朋克进行全盘本土化的行为，不仅没有影响作品原本的叙事策略，反而使跨越历史和文化壁垒后的《龙与地下铁》给人以惊奇之外的耳目一新之感。在马伯庸笔下，蒸汽朋克已不是独属于西方文艺的概念，不再机械地局限于某个异质时代或某个现实区域（日本大友克洋和宫崎骏等人的蒸汽朋克作品并未完全跳出维多利亚时代樊笼），也没有被前人创作的经典作品绑架和制约；它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趋同表现，也从侧面反证了千年以来，中华文化始终具备了对不同类型和风格的文艺体例兼并各家、包罗万象的包容性。
二、机器美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形式美始终在蒸汽朋克的体系建构中占据着绝对地位；蒸汽朋克相信，19世纪的科技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转折点，超越时代限制的科技理论如“差分机”等不绝于缕。一旦某项研究获得成功，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文明时代将提前到来。这个先验性的认知也是蒸汽朋克建构或然历史的准绳，因此在呈现方式上，往往以蒸汽机技术和早期电力技术为基准，倾向于描绘超越时代能力的技术工具和科学体系；通过塑造由机械零件组装、结构外露、形态各异却嫁接现代科技的技术工具，用拼装的形式，极力表现机械结构的质感与美感，营造“纯机械化”为叙事中心的艺术表现形式。
囿于客观历史，在继承蒸汽朋克机器美学思维时，《龙与地下铁》中几乎没有出现蒸汽机械的形象，然而马伯庸却描绘了一个由牛皮筋战斗机、弩箭大炮、道术符箓、飞天剑阵、活龙地铁这些由简单弹性力、宗教仪轨、神话传说等杂糅而成的或然世界，全不见传统蒸汽朋克作品中如蒸汽机、齿轮、发条、黄铜部件等惯用的机械力形式。关于这些颠覆传统理念的建构，马伯庸在其个人微博中表示：“我一直在想，一个蒸汽朋克范儿的大唐长安，该是什么样？牛皮筋动力的天策府战斗机，每秒喷射三百道符咒的道术机关枪，在地下钻行的活龙地铁……我记得徐克的《小倩》就很有这样的范儿，看到小倩拿牌位当翻板手机的细节，真是笑死我了。”
郑文光先生曾指出，在一切文学作品中，想象力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吴岩，2011）。而在科幻小说中，这一元素的表现尤其突出，跳脱科学原本发展脉络的创作比比皆是：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韩松的《医院》等都是其中佳作。作为科幻的子类，蒸汽朋克秉持对历史进行异化的创作理念，奇幻元素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诸如魔法、巫术、神话等常见奇幻元素首先为叙事提供功能，其次才是科幻内核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几乎所有蒸汽朋克作品构建的世界里，总会出现科学与魔法、落后与先进共存的异质图景。
在《龙与地下铁》中，如果说看似原始但远超时代的弹性力科技是马伯庸为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内核搭建偏科学部分，那么技术化的道术和物种化的龙族就是这一内核中偏幻想的部分。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的发展不仅没有被中断，很多道教元素还渗入到传统生活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唐朝则是道教发展的高峰期之一，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对道教尊奉非常。基于这段史实，马伯庸将道教的仪轨、法术、修炼等极具东方特色的神秘主义形式融入本土蒸汽朋克世界观的建构中，用以替代魔法和幻术，不仅极具中华文化特色，还突破了蒸汽朋克本身固有的西方文艺概念与东方文化间的隔阂，为这一科幻亚文类的跨文化传播和本土化创作提供了全新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马伯庸对道教的“蒸汽朋克式”尝试，也反映了蒸汽朋克的多元内涵与潮流活力，这正是蒸汽朋克虽然诞生时间短、创作范围小，却能获得西方主流文化认可的原因之一。 三、叛逆精神与现实指涉
大多数蒸汽朋克小说都会强调科学技术失控的可能性，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意味。这是蒸汽朋克内核的精神指向“朋克”造成的：朋克源自摇滚乐，是一种边缘的非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朋克视阈下的一切现行社会准则都可以被反叛和超越，都可以被破坏和重建。因为朋克精神的存在，蒸汽朋克也常被误解具有反社会性和无政府主义诉求（方聿南，2013）。但蒸汽朋克的绝对核心并非朋克而是怀旧，朋克的存在，更多是为契合文本建构的异质世界的后现代表现形式。因此，相比大多数反乌托邦科幻作品对现实的决裂和悲观态度，蒸汽朋克的反叛情绪显得相对温和：它秉承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机械质感的异化基调背后，往往蕴含着奋进和积极的情绪，类似一种“理应具备”的叛逆态度。
《龙与地下铁》显然切中了蒸汽朋克叛逆精神的实质：通过主角哪吒的视角，小说叙述了地铁活龙与人类的矛盾，集中展现底层人物的反叛和抗争：哪吒对成人世界冰冷价值观的反抗、巨龙“甜筒”对被奴役的抗争、沈文约和玉环公主对陈规旧习的反感，甚至反派“大孽龙”也是对人类奴役行为的负面叛离。在叛逆话语意识的推动下，这些角色都先后冲破藩篱，走人相对理想的命运：“大孽龙”被消灭，巨龙们不再被铁链束缚，朝廷也不再每年捕捉巨龙，改为巨龙自由选择职业。而最具叛逆精神的巨龙“甜筒”，则在消灭“大孽龙”后重新化作鲤鱼游回江河，以重构的形式达成了对绝对自由的诉求。个体人物的走向虽然存在遗憾，却是对叛逆行为最温和的回敬。
在继承并发扬蒸汽朋克叛逆精神的同时，马伯庸出人意料地为这一精神特质注入典型的现代社会的现实意味。“甜筒”和众多地铁活龙的形象，更类似于大中型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变形：不见天日的繁重工作、拥挤的居住空间、缺少梦想和希望。而且不同的阶层所身处的环境也不同：哪吒是大将军的幼子，可以得到王牌飞行员沈文约的服务，却依旧是大人眼中不懂是非的孩子。沈文约与玉环公主两情相悦，却被对方的皇族身份牵绊，无法公开恋爱关系：后者则因女人的性别身份，即使谏言天子也得不到信任。近乎白描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小说将人物与现实生活进行对比的意识。马伯庸本人则直白道：“当我还是个苦逼上班族时，有一次下班疲惫地等地铁，恍惚中看到地铁进站好似一条龙。我想，如果地铁都是龙变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眼前出现一幅画面：数年苦修的鲤鱼们跃过龙门，高高兴兴来到帝都，满怀着变成龙的自豪和对未来的憧憬，结果发现每天的生活就是作地铁……”②（马伯庸，2016）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隐含的本土化影像和生活质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情绪，表现的是作者对当今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收入差距两极化、不同社会收入阶层间流动性弱化等问题的忧虑心情。而小说中毫不掩饰地对白云观道士的嘲讽意味，则是对滥用科学技术行为的无情驳斥：道士们竭泽而渔，不断开发更强大的法器和道术，为了升级技术和争取利益而不顾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催生了巨龙逆鳞怨念化成的“大孽龙”，结果玉石俱焚。“自食恶果”的可能性同样是高悬在现代化进程头顶的警钟，如何调和人与自然、与科技的关系，确保科技为人所善用，保证自然与人和睦相处，长久以来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议题，而当《龙与地下铁》展现龙族与人类共同生活的结局时，表现的却不只是质疑和担忧，还有蒸汽朋克不对困境低头、始终保持信念与希望的昂扬精神。这种超然却不跳脱的观照思维，显然要高于一味警示的悲观情绪。
四、结语
马伯庸在《龙与地下铁》中对蒸汽朋克的本土化创作实验，不仅成功坚守了蒸汽朋克怀旧、异化、机器美学，还有叛逆精神等核心理念。他立足于跨文化现状，以大胆且巧妙的形式，完美地将中国元素灌注其中，清晰全面地表现本土化后的蒸汽朋克精神的思想價值和现实魅力。在融合蒸汽朋克理念的同时，马伯庸也保持着华语科幻始对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清醒认识，既对蒸汽朋克追忆荣耀精神进行主动吸纳，又明确杜绝蒸汽朋克与生俱来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倾向，以传统中华历史进行替换，使《龙与地下铁》不仅仅再停留在简单的文化符号层面。在华语科幻掀起创作浪潮的当今，马伯庸积极对蒸汽朋克的改良精神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