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说诗啐语》按照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长律的顺序，对杜甫各种诗歌体制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杜甫诗歌风格的评价，作诗方法的解析，杜诗各体的评论，以及杜甫接受皆有涉及，对于我们研究杜诗以及作者的文学观都有着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沈德潜《说诗晬语》 杜甫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清代诗人、诗评家。其著作《说诗啐语》。以松散的笔记体行文，论诗开宗明义，标举诗教，仰溯《风》《骚》，乃至汉魏六朝、唐宋而下。清代是杜甫研究的高峰时代。而作者沈德潜自身论诗，一方面高举“格调”论，主张诗歌“温柔敦厚”准则，另一方面尊崇唐诗诗歌，“诗圣”杜甫自然成为其标榜的对象。此外，其师叶燮论诗也极推杜甫，《原诗》曾论：“杜甫之诗独贯古今”。故而，沈德潜对于杜甫之论，可初窥其态度。《说诗啐语》是清代沈德潜讨论诗歌艺术的著作。本文研究所参照以霍松林先生校注的《说诗啐语》为基础文本。“遇物杂陈，略无诠次”，这是沈德潜在《说诗啐语》自序中对创作此书的评价。然而细读之，不难发现，看似无章的内容，实则有着较为分明的结构。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诗人杜甫的谈及，可谓是贯穿了整本诗论，是值得考察加以研究的。
　　据笔者粗略统计，全书217则，其中共有44则谈及杜甫。本文针对这些相关与杜甫的条目加以论述，拟分三个方面。
　　一、论杜诗各体
　　沈德潜《说诗啐语》上卷中，从第七十四则起至上卷结束，是对唐代诗歌的评述。沈德潜在这一部分中，从诗歌体裁的角度，对各体特色进行概括，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佐以多位诗人诗篇，理尽而翔实。若单看其论杜之语，更可谓详尽。
　　首先是对于五言诗歌的论述。上卷七十五则云：“苏李、十九首后，五言最胜，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讽。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契，生平抱负，悉流露于楮墨间；诗之变，情之正也。”
　　沈德潜认为，杜甫使得五言这一题材一改唐以其的婉约风气，其原因在于以其独特的才力与中正的感情注入五言诗创作中，诗风的转变正是情感的作用。接下来，第七十六条，沈德潜论道，杜甫在五言诗创作中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他解释为：“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而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连左史法于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对此，他评价：“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独步”一词，可见沈德潜对杜甫至高评价。他随后连举《新婚别》、《羌村三首》二例加以证明。
　　其次是对于杜甫歌行体的论述。见于上卷八十八则：“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钜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沈德潜在此，用同样饱含诗情、写意的词语“建章之宫”、“长风鼓浪”等，将杜甫歌行体的壮美刻画出来。这意味着沈德潜对于杜甫歌行的深切体认，“灵蠢毕集”，不仅大气磅礴，而又韵味深厚。紧接着，沈德潜论析了杜甫歌行体几大独特之法：“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砅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人，而下倒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牖。’此其法也。《丽人行》篇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稗。’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东亭’，《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处。”这一段精彩的论述犀利的点出了杜甫歌行创作与众不同的独特技法。作诗之法包括章法与句法。章法即诗歌的谋篇布局，而具体的格律与平仄，则属于句法，或日字法。上面所述为杜诗歌行之章法，对于其章法的特点，沈德潜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而再次举杜甫为例，则是在论述歌行体转韵问题上的时候。他认为，歌行体在创作时要尤为把握转韵的问题，“歌行转韵者，可以杂入律句……软中自有力也。一韵到底者，必须铿金锵石，一片宫商……不转韵者，李杜十之一二。”霍松林先生在此处注：“杜如哀王孙、瘦马行类。”最后是对杜甫律诗的评价。律诗是杜甫诗歌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体裁，千百年来学之论之者不胜繁举，而摘出此书中论杜之语，沈德潜在此可谓是作出了一个较为系统而又独到的论述。
　　二、论杜诗题材
　　《说诗啐语》上卷多论题材，而在下卷后半段，结束了之前的思辨性较强的诗论，也探讨了几种题材的问题，同样列出了杜甫所作的贡献，亦可看出沈德潜对杜甫诗歌至高地位的肯定。
　　第一是怀古诗，他认为“怀古必切时地”，更具真实性，“老杜《公安县怀古》中云：‘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简而能该，真史笔也。”亦可作为杜甫“诗史”笔法另一解读。第二是咏物诗。下卷四十五则云：“咏物，小小体也。而老杜《咏房兵曹胡马》则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德性之调良，俱为传出。”他认为，咏物本是极小的诗歌题材，无甚格调，而杜甫之妙笔下，则能同样做到高论，凸显了杜甫的才力独卓。第三，沈德潜认为题画诗是杜甫有一大贡献：“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本老杜法推广之，才是作手。”
　　三、后世诗人的接受
　　其一，李商隐对杜甫的接受。李商隐是晚唐最得杜甫真传的诗人。沈德潜在谈论李商隐的诗歌时，具体分析其承杜之处：“义山近体，襞绩重重……咏史十数章，得杜陵一体。”
　　其二，陆游对杜甫的接受。在下卷谈论陆游时，第四则云：“剑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独造境地。但古体近粗，今体近滑，逊于杜之沉雄腾绰耳。”沈德潜认为，陆游作诗学杜，当是颇有成就，然而在诗歌风格上，略显格调不高，后期多叹老嗟卑之情，没有上升到杜甫的深沉，所谓“沉郁顿挫”，真非凡人之境。
　　其三，江西诗派。杜甫被江西诗派奉为作诗之“祖”，其人学杜自不当论。然沈德潜在此却对江西之宗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他说：“江西派黄鲁直太生，陈无己太直，皆学杜而未哜其？者。”认为江西二宗并未学到杜甫诗歌的精髓与神理。同时，他对其肯定：“然神理未浃，风骨独存。”
　　其四，明代诗人对杜甫的接受。沈德潜认为：“元季都尚词华，刘伯温独标骨干，时能规模杜韩。”劉基历经元明战乱，其作诗常怀感战事、伤民情之意，其《项伯高诗序》云：“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可见其对杜诗的一种逐渐接受的过程，经历过诗中所述的情感经历，更能深切的领悟，沈德潜如此赞许，难以之怪。
　　其五，小论杜诗的后世解读。在《说诗啐语》下卷三十五则中，沈德潜批评了后世人读诗易牵强附会的问题：“朱子云：‘楚辞不皆是怨君，被后人多说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故多忠爱之词……，然必动辄牵入，即偶尔赋物，随境写怀，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镜花水月，多成粘皮带骨，亦何取耶？”这是诗歌鉴赏中常见的一种误区。
　　四、结语
　　沈德潜的《说诗啐语》卷下六十七则曾说：“子美诗每从风雅中出”。在《说诗啐语》首则，沈德表达了自己对诗歌最本质的看法。他论到：“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而随着诗歌的发展，虽诗法渐精，然而“‘诗教’远矣”，继而，他认为学诗者尊唐固然可取，但如不知“上穷其源”，则是非常狭隘的眼光，如“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最后他提出“追溯风雅，诗道始尊。”可以见得，沈德潜总体上认为，诗歌创作以唐最为盛，但诗之精神要回溯诗经风雅。可见，在沈德潜看来，杜甫的诗歌是能够紧紧把握诗歌的源头的，这在沈德潜看来是学诗最重要的。这表明了沈德潜在总体上对杜诗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