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作为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带来的种种变化和机遇深深影响了每一个国人。四十余年春风化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得以走出国门，感受世界的日新月异。国人感受改革开放的亲见亲闻，足以存史淑世。
新年伊始，本刊推出“我的第一次出国印象”系列专题，特邀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从不同的职业角度分享走出国门的“第一次”，这些故事将成为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侧面。本期首发著名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兆光先生的《北纬三十八度以南》一文，以飨读者。
我第一次出国，其实很晚，那是1993年1月。
好不容易结束了几年漂泊，1992年我刚刚调到清华大学，在中文系当教授。1993年1月，因為中韩建交的缘故，清华大学校方组团访问韩国，也许是我有两本著作在韩国出版了韩文版，或许还有一些学术影响的缘故，学校让我参加这个代表团，负责人还拉了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郑仁甲，一个延边朝鲜族人当联络员兼翻译。我的这位大学同学在韩国神通广大，他并不是清华大学的人，不过，据说他不仅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中国乒乓球明星焦志敏和韩国运动员安宰亨跨国联姻的牵线人，而且好像在韩国政界商界也有很广的人脉，让他参加，或许就是借助他的人脉。
金泳三给我们讲历史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们这一行似乎受到特别的礼遇。记得1月6日，我们从北京到了首尔（那时候还通行叫汉城）的金浦机场，居然出关走的是外交通道，没怎么检查，就浩浩荡荡出了关。在韩国很有名的商人成耆豪带了人手捧鲜花来接，记者的照相机也咔嚓咔嚓不断闪光。大概是因为刚刚建交，当时中国人去得还不多，清华大学也算是名校，所以仿佛也是新闻。成耆豪先生一群人簇拥着我们，上车直奔汉城大学的湖岩生活馆。我在湖岩生活馆，第一次领略到地暖、美军基地电视节目，还有要付小费的服务生。
第二天早上马上开始正式活动。清早驱车经大汉门、崇礼门，在曼哈顿酒店早餐之后，前往韩国自民党总部，去拜访即将上任当总统的金泳三。在一个颇为豪华的会客厅，金泳三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们清华大学代表团。当时的会见大约只有半小时，事后我记下的印象是，“这个即将上任的总统脸上挂着永恒不变的笑容”。不过，我也领教了这位候任总统身上韩国人传统的“仇日”情感，他在短短的会见中，就说了一段“唇亡齿寒”的故事，他说，中国和韩国就是唇齿关系，当年日本丰臣秀吉要攻打明朝，向朝鲜借道，就像中国古书里面说的“假道于虢”，朝鲜不同意，结果日本就侵略朝鲜，大打了一场，朝鲜死了很多人。同行的教授们，有的出身理科，也许并不清楚这一段历史，只是哼哼哈哈地点头。我当然知道这说的是所谓“壬辰之役”，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儿，当时丰臣秀吉确实有“一超入大明国”的想法。
匆匆会见结束，候任总统送给我们每人一个题了“大道无门”四字的花瓶及一块特制的手表，然后由教育部长，也是刚刚卸任的汉城国立大学校长赵完圭招待我们。赵完圭刚刚在山东大学获得名誉博士称号，自称祖上应是北宋赵匡胤之后人。也许有这层缘故，他对中国学者代表团非常热情。在这里，我又平生第一次吃了叫做“韩定食”的烤肉套餐。
晚上看电视新闻，居然还有金泳三会见清华大学代表团的镜头。
遗风犹在
差不多二十天中间，我们像旋风似的，走访了首尔的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建国大学，也到了中部的大邱大学、庆北大学、岭南大学、成均馆大学，也到了南端的釜山大学、东亚大学，甚至还到了整个朝鲜半岛最西南角的木浦大学。因为我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所以，接触最多的韩国学者，当然是研究中国学的，很自然，话题也多是围绕着中国宗教思想与文化史的研究。
不过，除了这些专门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倒是感受到那时很多韩国精英，也有很浓厚的汉文化素养。那个时候汉城也罢，釜山也罢，光州也罢，传统汉文化遗风犹在，汉城的街头时不时跳出一些汉字招牌，书报上也杂有很多汉字。成均馆大学保存的明伦堂，虽然远不如北京国子监或曲阜孔庙，但也是被韩国政府当作文化财。不像二三十年后，我们再去访问，就几乎已经成为文盲了。像2010年我再次重访首尔，满街都是韩文，完全看不懂，只有15世纪建造的昌德宫，还有各种模仿大明王朝的匾题、字画和对联。有的上面写着“高密访康成”，说的是东汉大学问家郑玄，也有的题上“闲读斜川集”，这是说读宋代苏过的文字，还有的落款“李将军神笔”，这显然是冒名顶替，而一副楹联落款居然写上“米芾”，这当然是赝品。不过，赝品归赝品，正说明当年自称“小中华”的朝鲜对中国汉文化的亦步亦趋，也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还把这种汉文化遗风视为教养。只是时代变化，这种遗风渐渐在中国丢失，在韩国也流失，最近这些年，我仍然多次去韩国访问，有一个陪同我参观佛寺的朋友看到，我能流利阅读朝鲜刻印的汉文佛经，居然大惊道，你怎么会认得“我国的”这些“汉文”！
那个时候，在韩国大学里面，中文系不少，据说有三四十个，但学生主要学的是现代中国语文。而古代朝鲜留下来的汉文史料之研读，却在为数不多的汉文系（或者历史系），记得有一个釜山大学汉文系的教授李柄赫，他完全不会讲中文，我也全然不会讲韩文，但凭着他用笔写典雅的文言，居然和我在纸上也聊了好一阵。如果你读朝鲜文献，其实几百年间朝鲜燕行使者和中国知识人打交道，都是用这种“笔谈”的方式，我们也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记得随后他还写一首诗寄给我，逼得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和了一首，有两句说道，“高士默坐抚旧籍，先辈漫语导后生”。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在1月7日赵完圭部长的宴会上，大家谈及汉文化，他就说，古朝鲜习俗，家族祭祀多用柿、枣与栗三品，我说，这是不是取“士早立”之谐音？曾经当过汉城奥运会推进委员会会长的金集便解释说，恐怕还有一层意思，韩国人认为，“柿”是两棵树各取一枝嫁接才能结果，“枣”则是百花百果，每有花必有果;“栗”则种之于地，果肉腐尽而长出新枝，象征着培育后进。这一解释也不知确否，但他们取譬引类想象，却与中国很是相像。 嫌日：强悍的民族主义感情
前面说到候任总统金泳三对日本的看法。这种看法，或者说对日本的嫌恶感，似乎在韩国精英中间很普遍。在韩国前体育部长金集家里晚宴，他是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功臣，也曾经担任1990年北京亚运会韩国代表团的团长。因为他知道我研究历史，便拿出《好太王碑》的拓片给我看，特别询问这个碑的历史解释，并且特别提及日本学者（包括白鸟库吉和今西龙）贬低三韩历史尤其是早期开国史的事情，让我说一说日本学者的看法是否正确。
我其实很尴尬，因為白鸟库吉和今西龙对于朝鲜早期开国历史，尤其是所谓“檀君”的神话的解构，其实是现代历史学的进步，也是和中国古史辨的意义相仿，但在具有强烈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的韩国朋友面前，我怎么回答才是？只好岔开话题，引用《史记》和《山海经》等，大讲朝鲜历史上箕子开国的故事。后来我才醒悟，对韩国朋友说箕子故事，恐怕也是不妥，因为朝鲜时代提出“檀君”开国之神话，恰恰是为了抵消“箕子”开国的故事。把历史拉长，让开国之祖与中国的尧舜禹相提并论，正是树立朝鲜民族历史认同的策略。
不过，说韩国人嫌日，也许这只是一种表象，只好说他们在强烈地凸显自己民族国家自尊心而已。其实，我们在韩国却处处感受到日本影响的存在，比如他们和日本人一样习惯的跪坐方式，他们很像日本的那种家庭关系，他们和日本一样对礼仪的重视，包括这里的学者也像日本人一样爱唱卡拉OK，有一次，釜山大学校长张赫灼率先开腔，就让我们感受到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差异，却和日本学者的相似。特别是，如果到了釜山，看到酒店里转播的日本电视，以及到处是日本料理店，觉得仿佛是在一个日本城市。我在大学学过日语，到了釜山，觉得原本这十几天处在韩语环境中“五音令人耳聋”，突然觉得耳朵重新发生作用，就让我理解了日本在韩国的存在。后来，读了好多朝鲜时代的历史文献，才理解釜山在朝鲜对日本的关系中的重要性，它面向海洋，过去曾经有“倭馆”，倭馆中的日本人与当地民众关系极为密切，而釜山对面不远，就是日本的对马岛。
过去几百年中，蒙古大军两度攻打日本，都是从釜山下海，前往对马岛和一岐岛;后来朝鲜通信使去日本，也是从京城南下，到釜山下海去对马岛，再经过一岐岛，然后到达日本的九州。
在木浦看沉船
最后一站是木浦。
这个原来叫做新安的，偏在韩国南方偏西的城市，距离中国最近。据说，过去韩国统治者大都出身于东部，也就是首尔到釜山一线，他们总是关注东部建设，因此东部比较富裕，而西部相对比较落后。我们从大邱到光州，车行四个小时，而从光州再到木浦，又是几个小时。到达的时候正好是木浦的黄昏，从车窗里看出去，城里的灯光昏暗，各种小商铺似乎也显得破旧，和首尔、釜山的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确实像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但木浦对中国人相当欢迎，据木浦市长说，这是因为木浦本来就是朝鲜和中国贸易的前沿，现在中韩建交，他们希望恢复往日的繁华。在中午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居然通过翻译和我们几位教授大谈汉字问题;而晚上木浦大学校长举行的宴会上，校长也反复强调，木浦大学愿意和中国的大学，当然首先是清华大学建立交流关系。
建立交流关系的事情，由代表团中的副校长负责。我的兴趣却完全被木浦发掘的宋代沉船吸引。在木浦沉船管理处，我用几个小时细细地看了沉船，也看了沉船上出土的瓷器、石锚、家具。特别是沉船打捞出来的物品中，有写着“太一”和“天六”字样的东西，让我想了很久，这是标志方位，还是表达信仰？标志方位，它并不是罗盘，表达信仰，它也不是神像，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很久以后，我看爪哇附近唐代沉船黑石号，看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宋元沉船，各种打捞出来的物品主要是瓷器，但都没有看到写了这两个字样的物品。
（标题书法：杨建臣）
责任编辑 章洁
新年伊始，本刊推出“我的第一次出国印象”系列专题，特邀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从不同的职业角度分享走出国门的“第一次”，这些故事将成为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侧面。本期首发著名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兆光先生的《北纬三十八度以南》一文，以飨读者。
我第一次出国，其实很晚，那是1993年1月。
好不容易结束了几年漂泊，1992年我刚刚调到清华大学，在中文系当教授。1993年1月，因為中韩建交的缘故，清华大学校方组团访问韩国，也许是我有两本著作在韩国出版了韩文版，或许还有一些学术影响的缘故，学校让我参加这个代表团，负责人还拉了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郑仁甲，一个延边朝鲜族人当联络员兼翻译。我的这位大学同学在韩国神通广大，他并不是清华大学的人，不过，据说他不仅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中国乒乓球明星焦志敏和韩国运动员安宰亨跨国联姻的牵线人，而且好像在韩国政界商界也有很广的人脉，让他参加，或许就是借助他的人脉。
金泳三给我们讲历史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们这一行似乎受到特别的礼遇。记得1月6日，我们从北京到了首尔（那时候还通行叫汉城）的金浦机场，居然出关走的是外交通道，没怎么检查，就浩浩荡荡出了关。在韩国很有名的商人成耆豪带了人手捧鲜花来接，记者的照相机也咔嚓咔嚓不断闪光。大概是因为刚刚建交，当时中国人去得还不多，清华大学也算是名校，所以仿佛也是新闻。成耆豪先生一群人簇拥着我们，上车直奔汉城大学的湖岩生活馆。我在湖岩生活馆，第一次领略到地暖、美军基地电视节目，还有要付小费的服务生。
第二天早上马上开始正式活动。清早驱车经大汉门、崇礼门，在曼哈顿酒店早餐之后，前往韩国自民党总部，去拜访即将上任当总统的金泳三。在一个颇为豪华的会客厅，金泳三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们清华大学代表团。当时的会见大约只有半小时，事后我记下的印象是，“这个即将上任的总统脸上挂着永恒不变的笑容”。不过，我也领教了这位候任总统身上韩国人传统的“仇日”情感，他在短短的会见中，就说了一段“唇亡齿寒”的故事，他说，中国和韩国就是唇齿关系，当年日本丰臣秀吉要攻打明朝，向朝鲜借道，就像中国古书里面说的“假道于虢”，朝鲜不同意，结果日本就侵略朝鲜，大打了一场，朝鲜死了很多人。同行的教授们，有的出身理科，也许并不清楚这一段历史，只是哼哼哈哈地点头。我当然知道这说的是所谓“壬辰之役”，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儿，当时丰臣秀吉确实有“一超入大明国”的想法。
匆匆会见结束，候任总统送给我们每人一个题了“大道无门”四字的花瓶及一块特制的手表，然后由教育部长，也是刚刚卸任的汉城国立大学校长赵完圭招待我们。赵完圭刚刚在山东大学获得名誉博士称号，自称祖上应是北宋赵匡胤之后人。也许有这层缘故，他对中国学者代表团非常热情。在这里，我又平生第一次吃了叫做“韩定食”的烤肉套餐。
晚上看电视新闻，居然还有金泳三会见清华大学代表团的镜头。
遗风犹在
差不多二十天中间，我们像旋风似的，走访了首尔的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建国大学，也到了中部的大邱大学、庆北大学、岭南大学、成均馆大学，也到了南端的釜山大学、东亚大学，甚至还到了整个朝鲜半岛最西南角的木浦大学。因为我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所以，接触最多的韩国学者，当然是研究中国学的，很自然，话题也多是围绕着中国宗教思想与文化史的研究。
不过，除了这些专门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倒是感受到那时很多韩国精英，也有很浓厚的汉文化素养。那个时候汉城也罢，釜山也罢，光州也罢，传统汉文化遗风犹在，汉城的街头时不时跳出一些汉字招牌，书报上也杂有很多汉字。成均馆大学保存的明伦堂，虽然远不如北京国子监或曲阜孔庙，但也是被韩国政府当作文化财。不像二三十年后，我们再去访问，就几乎已经成为文盲了。像2010年我再次重访首尔，满街都是韩文，完全看不懂，只有15世纪建造的昌德宫，还有各种模仿大明王朝的匾题、字画和对联。有的上面写着“高密访康成”，说的是东汉大学问家郑玄，也有的题上“闲读斜川集”，这是说读宋代苏过的文字，还有的落款“李将军神笔”，这显然是冒名顶替，而一副楹联落款居然写上“米芾”，这当然是赝品。不过，赝品归赝品，正说明当年自称“小中华”的朝鲜对中国汉文化的亦步亦趋，也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还把这种汉文化遗风视为教养。只是时代变化，这种遗风渐渐在中国丢失，在韩国也流失，最近这些年，我仍然多次去韩国访问，有一个陪同我参观佛寺的朋友看到，我能流利阅读朝鲜刻印的汉文佛经，居然大惊道，你怎么会认得“我国的”这些“汉文”！
那个时候，在韩国大学里面，中文系不少，据说有三四十个，但学生主要学的是现代中国语文。而古代朝鲜留下来的汉文史料之研读，却在为数不多的汉文系（或者历史系），记得有一个釜山大学汉文系的教授李柄赫，他完全不会讲中文，我也全然不会讲韩文，但凭着他用笔写典雅的文言，居然和我在纸上也聊了好一阵。如果你读朝鲜文献，其实几百年间朝鲜燕行使者和中国知识人打交道，都是用这种“笔谈”的方式，我们也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记得随后他还写一首诗寄给我，逼得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和了一首，有两句说道，“高士默坐抚旧籍，先辈漫语导后生”。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在1月7日赵完圭部长的宴会上，大家谈及汉文化，他就说，古朝鲜习俗，家族祭祀多用柿、枣与栗三品，我说，这是不是取“士早立”之谐音？曾经当过汉城奥运会推进委员会会长的金集便解释说，恐怕还有一层意思，韩国人认为，“柿”是两棵树各取一枝嫁接才能结果，“枣”则是百花百果，每有花必有果;“栗”则种之于地，果肉腐尽而长出新枝，象征着培育后进。这一解释也不知确否，但他们取譬引类想象，却与中国很是相像。 嫌日：强悍的民族主义感情
前面说到候任总统金泳三对日本的看法。这种看法，或者说对日本的嫌恶感，似乎在韩国精英中间很普遍。在韩国前体育部长金集家里晚宴，他是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功臣，也曾经担任1990年北京亚运会韩国代表团的团长。因为他知道我研究历史，便拿出《好太王碑》的拓片给我看，特别询问这个碑的历史解释，并且特别提及日本学者（包括白鸟库吉和今西龙）贬低三韩历史尤其是早期开国史的事情，让我说一说日本学者的看法是否正确。
我其实很尴尬，因為白鸟库吉和今西龙对于朝鲜早期开国历史，尤其是所谓“檀君”的神话的解构，其实是现代历史学的进步，也是和中国古史辨的意义相仿，但在具有强烈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的韩国朋友面前，我怎么回答才是？只好岔开话题，引用《史记》和《山海经》等，大讲朝鲜历史上箕子开国的故事。后来我才醒悟，对韩国朋友说箕子故事，恐怕也是不妥，因为朝鲜时代提出“檀君”开国之神话，恰恰是为了抵消“箕子”开国的故事。把历史拉长，让开国之祖与中国的尧舜禹相提并论，正是树立朝鲜民族历史认同的策略。
不过，说韩国人嫌日，也许这只是一种表象，只好说他们在强烈地凸显自己民族国家自尊心而已。其实，我们在韩国却处处感受到日本影响的存在，比如他们和日本人一样习惯的跪坐方式，他们很像日本的那种家庭关系，他们和日本一样对礼仪的重视，包括这里的学者也像日本人一样爱唱卡拉OK，有一次，釜山大学校长张赫灼率先开腔，就让我们感受到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差异，却和日本学者的相似。特别是，如果到了釜山，看到酒店里转播的日本电视，以及到处是日本料理店，觉得仿佛是在一个日本城市。我在大学学过日语，到了釜山，觉得原本这十几天处在韩语环境中“五音令人耳聋”，突然觉得耳朵重新发生作用，就让我理解了日本在韩国的存在。后来，读了好多朝鲜时代的历史文献，才理解釜山在朝鲜对日本的关系中的重要性，它面向海洋，过去曾经有“倭馆”，倭馆中的日本人与当地民众关系极为密切，而釜山对面不远，就是日本的对马岛。
过去几百年中，蒙古大军两度攻打日本，都是从釜山下海，前往对马岛和一岐岛;后来朝鲜通信使去日本，也是从京城南下，到釜山下海去对马岛，再经过一岐岛，然后到达日本的九州。
在木浦看沉船
最后一站是木浦。
这个原来叫做新安的，偏在韩国南方偏西的城市，距离中国最近。据说，过去韩国统治者大都出身于东部，也就是首尔到釜山一线，他们总是关注东部建设，因此东部比较富裕，而西部相对比较落后。我们从大邱到光州，车行四个小时，而从光州再到木浦，又是几个小时。到达的时候正好是木浦的黄昏，从车窗里看出去，城里的灯光昏暗，各种小商铺似乎也显得破旧，和首尔、釜山的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确实像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但木浦对中国人相当欢迎，据木浦市长说，这是因为木浦本来就是朝鲜和中国贸易的前沿，现在中韩建交，他们希望恢复往日的繁华。在中午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居然通过翻译和我们几位教授大谈汉字问题;而晚上木浦大学校长举行的宴会上，校长也反复强调，木浦大学愿意和中国的大学，当然首先是清华大学建立交流关系。
建立交流关系的事情，由代表团中的副校长负责。我的兴趣却完全被木浦发掘的宋代沉船吸引。在木浦沉船管理处，我用几个小时细细地看了沉船，也看了沉船上出土的瓷器、石锚、家具。特别是沉船打捞出来的物品中，有写着“太一”和“天六”字样的东西，让我想了很久，这是标志方位，还是表达信仰？标志方位，它并不是罗盘，表达信仰，它也不是神像，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很久以后，我看爪哇附近唐代沉船黑石号，看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宋元沉船，各种打捞出来的物品主要是瓷器，但都没有看到写了这两个字样的物品。
（标题书法：杨建臣）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