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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福建省市九地市300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以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t回归方法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农民工的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事行业、是否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情况以及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7个变量对农民工的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农民工参保率要充分考虑农民工自身特征，企业应积极为农民工参保，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宣传。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养老保险； 参保行为； 影响因素； 二元Logit回归
1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就业，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优势，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成就的重要名片。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新兴工人阶级的同时，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仍未有松动，制造出了“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在这2.87亿的农民工中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16.7%。报告也指出受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各年龄段特别是50岁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程度提高、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增加的影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提高较快。2017年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可见当前农民工年龄结构老龄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其养老问题也日渐紧迫，但目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依旧很低。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比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2]，参保率低、覆盖面窄和退保率高，转移接续困难[2]，政府缺乏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漠视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3]，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农民工自身参保意愿不强是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
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过低的问题，学者们大多从外部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王翠琴、韦翠娜（2015）在基于对武汉市和南宁市两地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调查发现在影响参保意愿的因素中，主要有工龄、年龄、企业是否为职工参保、家里是否有人参保4个因素[4]。戴俊杰、吕晨曦、吴铱佳、陈昭元（2018）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结果显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单位类型、单位态度、对制度的了解程度和满意程度、受教育年限、有无换过工作等因素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工资、婚姻等因素影响不显著，说明农民工是否参保主要取决于企业特征和制度认知，農民工个体特征与参保行为没有明显联系[5]。陈野（2015）和唐一素（2015）等将参保行为和参保意愿区分开，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职业、工作年限、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周围是否有人参加保险、是否了解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关政策5个因素对农民工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文化程度、换工作次数、对基本养老保险有无用处的认识3个因素对农民工参保意愿影响显著[6]。陈东梅、袁艺豪（2014）利用上海市杨浦区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是否参保主要取决于企业而不是农民工本身。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低的原因有二，一是企业与员工合谋逃费，通过劳务派遣、返聘等用工方法合理避费；二是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减少登记职工人数[7]。杨桂宏、康晓曦、杨琪（2016）利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农民工的数据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越年轻的农民工，其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也越高[8]。
本文利用福建省九地市的外来务工人员问卷调查所得样本数据，使用微观计量的方法考察自身特征、企业行为、认知因素、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找出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原因。首先，本文对变量的含义和数据进行简单说明后进行计量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工参保行为的显著因素，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其次，在总结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层面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于2018年2月至3月，在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三明、南平、宁德九地市， 对年龄在20岁以上的农民工，以当面问卷访谈方式开展调查。共发放问卷303份。其中有效问卷300份，有效问卷率为99.01%。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2.2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社会学家科尔曼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农民工对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对社会养老保险种类的选择是基于效用最大化和自身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假设农民工是否参保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年龄>60岁人口数、年龄<18岁人口数、从事行业月平均收入、月均月支出、是否担心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情况、当前政策是否保障权益、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等因素。
2.3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分析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行为，是指农民是否选择了以农民工个人缴费、用工单位缴费以及政府财政收入共同缴费的方式参加养老保险，以获得退休时享受更多的养老金权益。根据前文分析， 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 但最终结果只可能有两个， 即“投保”和“不投保”， 是一个[0， 1]二分类变量， 因此， 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分析属于离散选择问题， 采用概率模型比较理想。而二元Logistic模型是对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有效模型。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2.4 具体变量及其赋值情况
本次研究旨在分析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农民工是否参保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年龄>60岁人口数、年龄<80岁人口数、从事行业、单位性质、收入来源、月平均收入、月均月支出、是否担心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情况、当前政策是否保障权益、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等因素的。表2为本次研究的具体变量及其赋值情况。
3 检验结果
本研究利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对样本分别采用Enter方式和ForwardStepwise（Wald）方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3。由ForwardStepwise（Wald）方式得知大多数变量的作用方向与预期一致，方程表示为：Logit（P）=ln[p/（1p）]=20.776-0.705×X1+1.540×X2+1.751×X3+2.578×X4+1.011×X5+1.577×X6+1.765×X7，其中变量是X1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 X2是从事制造业，X3变量是担心晚年生活，X4 变量是比较了解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X5 是企业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X6 是个人、企业均按时缴纳养老保险费， X7 是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结果见表3。
（1）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差异有极为显著性的影响，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47，回归系数（0.705）符号为负，Exp（B）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农民工参保的发生比是初中及高中农民工的0.494倍，这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参保，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更趋向于放弃参保。这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也一般较高，同时更加具有接受新事物和新理念的能力，因此实际参保的概率要更高。
（2）从事行业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相比其他行业有更为显著的参保行为，显著性水平别为0.006，回归系数（1.540）符号为正。Exp（B）结果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参保的发生比是其他行业的4.666倍。这一结果与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8年中国农村养老保险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运营态势与发展趋势研究》[9]中制造业农民工参保率相对较高而建筑业参保率最低的结果相一致。这与制造业的就业更为稳定、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流动频率较高有关[10]。制造行业中的农民工大多会与用工单位签订合法合同，且近年来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规范的陆续出台，不仅规定了用工单位的职责，且对企业和个人都进行了补贴。这样一下制造业企业无法甩开农民工养老保险这一“包袱”，承担起社会责任，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权益也得到了保障，因此愿意投保养老保险。
（3）是否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参保行为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担心晚年生活的来源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参与农民工养老保险，显著性水平为0.008回归系数（1.751）符号为正。Exp（B）结果显示，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的农民工比不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的农民工选择参加养老保险的发生比是5.761倍。这说明了农民工的晚年生活问题已经显现，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推进，养老问题最难解决的，是那些现已步入中年（40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包括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面对着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向养老保险的转换，他们陷入了“养老保险靠不着、养儿防老靠不住”的两难困境中。
（4）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对社会保险了解程度高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险参与意愿，是否了解社会保险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2，回归系数（2.578）符号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对社会保險越关注、越了解，会更多参与社会保险。因为农民工对社会保险政策越了解，说明其对社会保险的惠民作用认可度越高，所以更愿意参与社会保险。
（5）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按规定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显著性水平为0.043，回归系数（1.011）符号为正，Exp（B）结果显示，农民工在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企业比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企业工作参与养老保险的发生比为2.043。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农民工所在企业如果按时缴纳养老保险，则农民工便具有较高的社会保险参与意愿。因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不仅受到个体特征和制度认知的影响，还取决于其所在企业对其参与养老保险的态度，所以如果企业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持积极态度，鼓励农民工参保，则农民工理所当然愿意参与社会保险。
（6）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情况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情况对农民工的参保行为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个人、企业均按时缴纳的显著性水平为0.003，回归系数（1.577）符号为正，Exp（B）结果显示，个人、企业均按时缴纳养老保险的参保的概率是个人未交纳养老保险费用农民工的4.842倍。这说明个人、企业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将会增强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持续性。原因可能是未交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所在的企业不愿意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加上农民工缺乏相关知识，导致了转移难、保险意识薄弱等问题，从而影响其参保的意愿。
（7）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的显著性水平为0.003回归系数（1.765）符号为正。这说明，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额度越多的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概率也越大。原因可能是收入较高的农民工相对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养老保险政策更为了解，因此更愿意为今后的老年生活做准备。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结论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分析农民工参保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由此探讨农民工的参保行为。本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事行业、是否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情况以及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7个变量对农民工的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
具体结论如下：
（1）农民工参保率较低，参保率只有48%。不参加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原因主要按重要程度依次是是对制度的不了解、工作不稳定的因素、费率太高、政策不能足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参保时间太长、转移难。大多数人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额度仅为300元及以下。
（2）从农民的自身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和从事行业对农民工参保行为有极为显著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也一般较高，同时更加具有接受新事物和新理念的能力，因此实际参保的概率要更高。另外调查中还发现，男性参保的行为比女性多，原因在于，男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更为主导的地位，更有机会和能力参与养老保险。
（3）从对制度的认知来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高、个人坚持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高的农民的农民工更容易选择参与到养老保险中来。说明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惠民作用认可度越高，越愿意参与社会保险。
（4）从企业行为来看，农民工所在企业如果按时缴纳养老保险，则农民工便具有较高的社会保险参与意愿。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鼓励农民工参保，那么农民工的权益也得到了保障，因此更加愿意投保养老保险。
（5）从对社会环境的认知来看，当前农民工年龄结构老龄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养老问题也日渐紧迫。多数农民工面对着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向养老保险的转换，他们陷入了“养老保险靠不着、养儿防老靠不住”的两难困境中。因此担心晚年生活的来源的农民工会更倾向于参与农民工养老保险，
4.2建议
（1）农民工需增强参保意识，提高自身参保能力
农民工群体普遍教育程度不高，意识不到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要积极利用身边资源，主动寻求政府帮助，提升自我维权意识，主动学习养老保險政策。许多年龄较大的农民工都有传统观念，积极接受新事物，参与政府举办的普及活动，从“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向保险养老观念转变，与时代接轨。
（2）企业积极为农民工参保
企业作为主体之一，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增强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观念。用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等措施，来实现企业更高的经济效益，进而提升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同时，鉴于我国劳动力已经出现用工荒的就业形势，企业更应培养长期竞争力意识，积极为农民工参加保险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望，从而吸引农民工就业。不为农民工参保的短视行为既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有害，也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与活力，职工不愿尽力完成职责、人心不齐，企业声望不佳，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3）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宣传教育
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通过宣传，使农民工对社会保险政策的认识得以提升，增强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信任度，加大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制度认知，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与意愿。
（4）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
政府在推行养老保险政策时， 需着重提高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和信任程度， 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工参保、更好地享受养老保障权益； 此外， 应大力宣传社会养老保险政策， 例如在农民工流量大的汽车站、火车站设置宣传点， 在企业内部定期举办宣讲会。同时， 大力开展 “普法下乡” 活动， 详细说明缴费方法以及参保收益， 使农民工真正认识到养老保险的重要性， 提高风险管理意识。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2]张文学，张立.中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研究述评[J].西北人口，2011，（2）：1-5.
[3]李高芬.构建面向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J].农业经济，2014，（5）：83-84.
[4]王翠琴，韦翠娜.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和南宁市的实地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39-47.
[5]戴俊杰、吕晨曦、吴铱佳、陈昭元.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的调研数据[J].财政与金融，2018，（7）：58-63.
[6]唐一素，陈野，刘珂应，等.浙江省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人力资源管理，2016，（7）：330-332.
[7]陈冬梅，袁艺豪.为什么社保改革后农民工参保率依然相对低？——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10）：109-116
[8]杨桂宏，康晓曦，杨琪.一线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3）：19-27.
[9]中国报告网. 《2018年中国农村养老保险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运营态势与发展趋势研究》http：//market.chinabaogao.com/gonggongfuwu/05I34TH018.html
[10]郭庆.从意愿到事实：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和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人口，2017，（5）：58-63.
作者简介：
张小芹 （1974.6-），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2年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A12143S）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养老保险； 参保行为； 影响因素； 二元Logit回归
1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就业，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优势，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成就的重要名片。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新兴工人阶级的同时，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仍未有松动，制造出了“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在这2.87亿的农民工中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16.7%。报告也指出受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各年龄段特别是50岁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程度提高、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增加的影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提高较快。2017年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可见当前农民工年龄结构老龄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其养老问题也日渐紧迫，但目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依旧很低。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比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2]，参保率低、覆盖面窄和退保率高，转移接续困难[2]，政府缺乏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漠视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3]，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农民工自身参保意愿不强是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
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过低的问题，学者们大多从外部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王翠琴、韦翠娜（2015）在基于对武汉市和南宁市两地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调查发现在影响参保意愿的因素中，主要有工龄、年龄、企业是否为职工参保、家里是否有人参保4个因素[4]。戴俊杰、吕晨曦、吴铱佳、陈昭元（2018）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结果显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单位类型、单位态度、对制度的了解程度和满意程度、受教育年限、有无换过工作等因素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工资、婚姻等因素影响不显著，说明农民工是否参保主要取决于企业特征和制度认知，農民工个体特征与参保行为没有明显联系[5]。陈野（2015）和唐一素（2015）等将参保行为和参保意愿区分开，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职业、工作年限、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周围是否有人参加保险、是否了解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关政策5个因素对农民工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文化程度、换工作次数、对基本养老保险有无用处的认识3个因素对农民工参保意愿影响显著[6]。陈东梅、袁艺豪（2014）利用上海市杨浦区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是否参保主要取决于企业而不是农民工本身。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低的原因有二，一是企业与员工合谋逃费，通过劳务派遣、返聘等用工方法合理避费；二是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减少登记职工人数[7]。杨桂宏、康晓曦、杨琪（2016）利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农民工的数据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越年轻的农民工，其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也越高[8]。
本文利用福建省九地市的外来务工人员问卷调查所得样本数据，使用微观计量的方法考察自身特征、企业行为、认知因素、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找出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原因。首先，本文对变量的含义和数据进行简单说明后进行计量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工参保行为的显著因素，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其次，在总结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层面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于2018年2月至3月，在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三明、南平、宁德九地市， 对年龄在20岁以上的农民工，以当面问卷访谈方式开展调查。共发放问卷303份。其中有效问卷300份，有效问卷率为99.01%。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2.2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社会学家科尔曼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农民工对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对社会养老保险种类的选择是基于效用最大化和自身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假设农民工是否参保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年龄>60岁人口数、年龄<18岁人口数、从事行业月平均收入、月均月支出、是否担心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情况、当前政策是否保障权益、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等因素。
2.3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分析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行为，是指农民是否选择了以农民工个人缴费、用工单位缴费以及政府财政收入共同缴费的方式参加养老保险，以获得退休时享受更多的养老金权益。根据前文分析， 农民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 但最终结果只可能有两个， 即“投保”和“不投保”， 是一个[0， 1]二分类变量， 因此， 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分析属于离散选择问题， 采用概率模型比较理想。而二元Logistic模型是对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有效模型。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2.4 具体变量及其赋值情况
本次研究旨在分析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农民工是否参保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年龄>60岁人口数、年龄<80岁人口数、从事行业、单位性质、收入来源、月平均收入、月均月支出、是否担心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情况、当前政策是否保障权益、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等因素的。表2为本次研究的具体变量及其赋值情况。
3 检验结果
本研究利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对样本分别采用Enter方式和ForwardStepwise（Wald）方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3。由ForwardStepwise（Wald）方式得知大多数变量的作用方向与预期一致，方程表示为：Logit（P）=ln[p/（1p）]=20.776-0.705×X1+1.540×X2+1.751×X3+2.578×X4+1.011×X5+1.577×X6+1.765×X7，其中变量是X1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 X2是从事制造业，X3变量是担心晚年生活，X4 变量是比较了解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X5 是企业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X6 是个人、企业均按时缴纳养老保险费， X7 是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结果见表3。
（1）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差异有极为显著性的影响，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47，回归系数（0.705）符号为负，Exp（B）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农民工参保的发生比是初中及高中农民工的0.494倍，这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参保，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更趋向于放弃参保。这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也一般较高，同时更加具有接受新事物和新理念的能力，因此实际参保的概率要更高。
（2）从事行业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相比其他行业有更为显著的参保行为，显著性水平别为0.006，回归系数（1.540）符号为正。Exp（B）结果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参保的发生比是其他行业的4.666倍。这一结果与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8年中国农村养老保险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运营态势与发展趋势研究》[9]中制造业农民工参保率相对较高而建筑业参保率最低的结果相一致。这与制造业的就业更为稳定、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流动频率较高有关[10]。制造行业中的农民工大多会与用工单位签订合法合同，且近年来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规范的陆续出台，不仅规定了用工单位的职责，且对企业和个人都进行了补贴。这样一下制造业企业无法甩开农民工养老保险这一“包袱”，承担起社会责任，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权益也得到了保障，因此愿意投保养老保险。
（3）是否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参保行为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担心晚年生活的来源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参与农民工养老保险，显著性水平为0.008回归系数（1.751）符号为正。Exp（B）结果显示，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的农民工比不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的农民工选择参加养老保险的发生比是5.761倍。这说明了农民工的晚年生活问题已经显现，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推进，养老问题最难解决的，是那些现已步入中年（40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包括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面对着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向养老保险的转换，他们陷入了“养老保险靠不着、养儿防老靠不住”的两难困境中。
（4）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对社会保险了解程度高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险参与意愿，是否了解社会保险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2，回归系数（2.578）符号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对社会保險越关注、越了解，会更多参与社会保险。因为农民工对社会保险政策越了解，说明其对社会保险的惠民作用认可度越高，所以更愿意参与社会保险。
（5）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按规定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显著性水平为0.043，回归系数（1.011）符号为正，Exp（B）结果显示，农民工在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企业比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企业工作参与养老保险的发生比为2.043。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农民工所在企业如果按时缴纳养老保险，则农民工便具有较高的社会保险参与意愿。因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不仅受到个体特征和制度认知的影响，还取决于其所在企业对其参与养老保险的态度，所以如果企业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持积极态度，鼓励农民工参保，则农民工理所当然愿意参与社会保险。
（6）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情况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情况对农民工的参保行为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个人、企业均按时缴纳的显著性水平为0.003，回归系数（1.577）符号为正，Exp（B）结果显示，个人、企业均按时缴纳养老保险的参保的概率是个人未交纳养老保险费用农民工的4.842倍。这说明个人、企业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将会增强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持续性。原因可能是未交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所在的企业不愿意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加上农民工缺乏相关知识，导致了转移难、保险意识薄弱等问题，从而影响其参保的意愿。
（7）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的显著性水平为0.003回归系数（1.765）符号为正。这说明，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额度越多的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概率也越大。原因可能是收入较高的农民工相对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养老保险政策更为了解，因此更愿意为今后的老年生活做准备。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结论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分析农民工参保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由此探讨农民工的参保行为。本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事行业、是否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来源、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企业是否按月足额交纳养老保险费、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情况以及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7个变量对农民工的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
具体结论如下：
（1）农民工参保率较低，参保率只有48%。不参加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原因主要按重要程度依次是是对制度的不了解、工作不稳定的因素、费率太高、政策不能足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参保时间太长、转移难。大多数人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额度仅为300元及以下。
（2）从农民的自身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和从事行业对农民工参保行为有极为显著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也一般较高，同时更加具有接受新事物和新理念的能力，因此实际参保的概率要更高。另外调查中还发现，男性参保的行为比女性多，原因在于，男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更为主导的地位，更有机会和能力参与养老保险。
（3）从对制度的认知来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高、个人坚持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每年愿意拿出的养老保险的额度高的农民的农民工更容易选择参与到养老保险中来。说明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惠民作用认可度越高，越愿意参与社会保险。
（4）从企业行为来看，农民工所在企业如果按时缴纳养老保险，则农民工便具有较高的社会保险参与意愿。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鼓励农民工参保，那么农民工的权益也得到了保障，因此更加愿意投保养老保险。
（5）从对社会环境的认知来看，当前农民工年龄结构老龄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养老问题也日渐紧迫。多数农民工面对着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向养老保险的转换，他们陷入了“养老保险靠不着、养儿防老靠不住”的两难困境中。因此担心晚年生活的来源的农民工会更倾向于参与农民工养老保险，
4.2建议
（1）农民工需增强参保意识，提高自身参保能力
农民工群体普遍教育程度不高，意识不到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要积极利用身边资源，主动寻求政府帮助，提升自我维权意识，主动学习养老保險政策。许多年龄较大的农民工都有传统观念，积极接受新事物，参与政府举办的普及活动，从“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向保险养老观念转变，与时代接轨。
（2）企业积极为农民工参保
企业作为主体之一，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增强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观念。用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等措施，来实现企业更高的经济效益，进而提升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同时，鉴于我国劳动力已经出现用工荒的就业形势，企业更应培养长期竞争力意识，积极为农民工参加保险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望，从而吸引农民工就业。不为农民工参保的短视行为既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有害，也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与活力，职工不愿尽力完成职责、人心不齐，企业声望不佳，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3）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宣传教育
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通过宣传，使农民工对社会保险政策的认识得以提升，增强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信任度，加大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制度认知，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与意愿。
（4）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
政府在推行养老保险政策时， 需着重提高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和信任程度， 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工参保、更好地享受养老保障权益； 此外， 应大力宣传社会养老保险政策， 例如在农民工流量大的汽车站、火车站设置宣传点， 在企业内部定期举办宣讲会。同时， 大力开展 “普法下乡” 活动， 详细说明缴费方法以及参保收益， 使农民工真正认识到养老保险的重要性， 提高风险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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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小芹 （1974.6-），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2年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A12143S）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