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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是党的十六大在综合分析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判断，中国也已经成为“战略机遇期”的最大受益者。
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紧紧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并取得了巨大发展。2003年-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也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并且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由2002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二位，所占世界的份额由 2002年的 4.4%提高到了2011年的10.4%。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新车消费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
党的十八大再次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与过去30年，甚至是过去十年相比，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将伴随着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必须深刻认识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国际经济关系中一些重大变化，以新的判断、新的思路应对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
未来十年出现的新变化
变化之一：中国正在从国际经济体系的外围走向中心。1980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总量的1.9%，位居第七位，而今中国GDP总量已升至全球的10.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全球发展大势看，新兴大国崛起、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东移、西方发达国家总体处于困顿之势未改，这是中国继续保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代条件。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积重难返，经济复苏前景堪忧，尽管中国也面临相当多的内部结构性矛盾，增长势头有所减弱，但依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力量。
变化之二：中国由利用战略机遇期向创造战略机遇期转变。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较好地利用了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融入和适应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抓住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深度融入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从消极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外生变量转变为了能够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内生变量。中国已经具备了创造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并应该去积极创造战略机遇期。
变化之三：发达国家由关注“中国崛起”转向“制衡中国”。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显著提升，以及从“跟跑者”逐渐成为“领跑者”，未来十年中国要把握和面对的挑战和风险更多，也更复杂。发达国家将倾向于采取投资贸易保护、技术管制、规制约束等方式遏制和制衡中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形成挤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和新增长过程中，美国、欧盟以及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使出各种手段同中国争夺有限的外部市场资源，经济摩擦升级在所难免。
战略的重中之重
未来十年，中国将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市化将进入中期加速阶段，但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会受到更多制约条件。由于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还将依赖资源投入，因此，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目前，中国的战略短缺资源基本分为三类：一是严重短缺，主要依赖进口，例如铬、钾、钴、铂、金刚石等；二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进口补缺，例如石油、天然气等；三是具有储量优势，但由于乱挖滥采、需求加大、大量廉价出口等导致潜在短缺风险，例如稀土等。
资源短缺、资源依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能源的开采权、控制资源/能源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对全球资源/能源供应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中国进口石油最多的三个国家为沙特、安哥拉和伊朗。2010年前3位进口国进口量占总量的四成。按地区分布，中东地区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比例的50.1%，居第一位；非洲为30.2%，居第二位，以下依次为拉美、独联体和东南亚。2011年以后，尽管非洲国家出口比率明显上升，但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风险依然过于集中。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2008年进口总量高达4.4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比重的52%，而且其来源高度垄断，仅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几个国家。
中国天然气进口的8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而管道天然气进口至今尚未全面展开，不论是中俄、中亚还是中国-缅甸、伊朗-中国天然气管道，都处于筹划、勘探、建设或调试中。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铜消费国和铜精矿进口国。
中国原本铝土资源并不匮乏，但由于近年来各地大量上马电解铝项目，造成铝消耗量剧增，中国已迅速由铝土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煤炭进口国，2011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中国目前主要煤炭进口国有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印尼、蒙古、越南、俄罗斯等。
石油、铁矿石、天然气、铜矿石、铝土矿、煤炭这六种战略资源都是中国经济目前所不可或缺的，但进口依存度依然处于上升状态。而且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资源的进口来源都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且多为一般贸易进口，资源供应和资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克琉斯之踵”，因此，必须突破资源能源瓶颈，把保障资源能源安全作为中国未来十年战略的重中之重。
战略机遇期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格局将出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这些变化将使得未来十年成为中国实施全球资源能源战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球经济增长和结构因素将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体增长低迷的趋势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也将呈趋势性下降。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这使得初级矿产资源以及基础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趋于减少。 此外，能源效率的提高、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也将大大改变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以能源为例，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过去6年里，美国能源自给率逐渐提高，2011年达到81.4%，美国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预计2035年将达到87%。除美国页岩气产量飙升外，加拿大油砂矿、墨西哥湾和巴西深海的油气资源潜力也很巨大，但大多数非常规油气资源因技术和经济原因尚未商业开发，这是未来十年可加以利用的巨大机会。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仍以能源需求为例。根据英国BP公司2012年12月发布的《Energy Outlook2030》预测，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将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加速发展，203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GDP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将分别达到87%、60%和70%，届时全球人口增长总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费总量的93%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发展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将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新兴大国需求的增长将带来可观的贸易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新兴大国的能源议价能力，也会成为其重构全球能源与贸易秩序的重要因素和“筹码”。
全球资源竞争的风险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尽管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相比，总体需求有所放缓，但对一些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各国对资源能源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
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地缘政治导致的供给中断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将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发达经济体总人口是10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人口接近50亿，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产生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的升级换代需求。因此，新一轮消费势必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
由于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泥潭，因此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通过量化宽松等方式来维持债务循环，长期低利率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可能成为价格上涨的推手。尽管短期内，全球资源能源价格上涨并不大，但全球资源能源的产出缺口正在增大，劳动力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进入上升周期，特别是金融资本和投机资本导致能源资源金融化属性进一步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原有资源能源供需关系以及价格走势，未来全球资源能源价格长期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中印两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两国的经济增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5.5%，增长至2010年的11.5%，未来十年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全球四分之一以上，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规模。但未来中印两国资源能源的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2011年印度人均GDP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如果每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5%左右，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1万亿美元，人均GDP逾8000-10000美元。而根据印度财政部的预测，到2020年印度人均GDP才能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即为中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左右，印度综合国力和总体发展水平仍不及中国，这给中国实施全球资源战略提供了机遇。
但另一方面，中印之间的资源与能源竞争风险不可小觑。根据高盛公司研究报告，中国和印度的持续工业化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推动全球增长。印度已经明确要积极推动制造业的发展，预计印度将在10年之后进入资源消耗增长强度的高峰，中印两国必然会形成激烈的竞争，这给中国资源战略的实施带来非常大的阻力。
未来十年中国与印度将继续在中东、里海地区、西部非洲、北部非洲、俄罗斯争夺自然资源。首先， 两国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都属于新兴发展中大国， 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水平接近，面临的经济改革任务也基本相同，因此两国的资源消耗高峰期相近。
其次，尽管印度本土矿产资源品种比较齐全， 但人均矿产资源量不高，部分重要品种严重短缺。
第三，两国资源能源进口依赖性都较强，且国外资源来源渠道相近。中国与印度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六大能源消费国。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矿产资源的消费，与中国一样印度国内短缺矿种供需矛盾突出，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加大。石油对于印度经济增长极其重要，而印度70%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为了保障石油供应，减少石油价格过高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印度正急切地在海外寻求资源。
最后，由于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导致印度对资源能源需求更大。尽管目前中印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根据中国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人口增长了5.8%（1991年-2000年为11.7%），年均增长率仅为1.07%。中国的出生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三。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虽也有所回落，不过在过去十年仍实现了17.6%的增长（1991年-2000年为21.5%），年均增幅为1.64%，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排名第一，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因素导致印度需要消耗的资源能源压力更大，资源能源生产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
另外，从两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已达50%，而印度只有36%，且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体系严重不足，中国城镇化水平至少比印度快了十年。从以上这些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相比印度仍具有增长势头上的优势，资源能源压力也相对小一些。
如何转“危”为“机”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竞争性风险，中国必须未雨绸缪，系统应对，做好中长期战略规划。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战略资源能源储备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把稀缺资源纳入国家战略，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已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矿产战略储备制度。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目前中国制定了石油储备计划，但其他重要资源储备尚未引起重视，形势十分紧迫。应尽快制定中国战略资源储备规划，以保障在未来全球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避免受制于人。
中国的全球资源能源战略“走出去”，还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资源能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把资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资源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
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能源开发是保持能源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础。以石油资源为例，中国东部石油仍有增长空间，估计待发现资源量为180亿吨，待探明石油资源潜力为68亿吨左右；西部地区处于勘探的中早期，待发现石油资源量超过114亿吨；中国近海待探明石油资源量为86.31亿吨，石油探明程度仅29%，尚处在储量发现的高峰期。加快海上和西部石油勘探开发将是中国石油产量增长的主战场。
此外，中国应该确立海洋资源开发战略。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资源极为丰富，2005年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天然气资源量为15.79万亿立方米。
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08年中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126倍和184倍。可见，随着海上油气勘探的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陆上成熟油田产量递减的影响。因此，未来可以考虑以“海陆立国，开海固权，营疆造域，择优出击”作为新的海洋开发原则，全方位推进海洋资源的开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性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优先确保中国能源需求尤为迫切。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资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资源外交一方面确保了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资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资源来源多样化。
因此，中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资源能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比如，中国在向西开放的战略中，应该加强与上合组织、西亚、中东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资源能源外交，建立国际型、开放型的资源能源经济走廊。
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紧紧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并取得了巨大发展。2003年-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也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并且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由2002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二位，所占世界的份额由 2002年的 4.4%提高到了2011年的10.4%。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新车消费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
党的十八大再次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与过去30年，甚至是过去十年相比，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将伴随着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必须深刻认识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国际经济关系中一些重大变化，以新的判断、新的思路应对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
未来十年出现的新变化
变化之一：中国正在从国际经济体系的外围走向中心。1980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总量的1.9%，位居第七位，而今中国GDP总量已升至全球的10.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全球发展大势看，新兴大国崛起、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东移、西方发达国家总体处于困顿之势未改，这是中国继续保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代条件。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积重难返，经济复苏前景堪忧，尽管中国也面临相当多的内部结构性矛盾，增长势头有所减弱，但依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力量。
变化之二：中国由利用战略机遇期向创造战略机遇期转变。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较好地利用了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融入和适应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抓住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深度融入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从消极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外生变量转变为了能够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内生变量。中国已经具备了创造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并应该去积极创造战略机遇期。
变化之三：发达国家由关注“中国崛起”转向“制衡中国”。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显著提升，以及从“跟跑者”逐渐成为“领跑者”，未来十年中国要把握和面对的挑战和风险更多，也更复杂。发达国家将倾向于采取投资贸易保护、技术管制、规制约束等方式遏制和制衡中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形成挤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和新增长过程中，美国、欧盟以及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使出各种手段同中国争夺有限的外部市场资源，经济摩擦升级在所难免。
战略的重中之重
未来十年，中国将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市化将进入中期加速阶段，但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会受到更多制约条件。由于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还将依赖资源投入，因此，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目前，中国的战略短缺资源基本分为三类：一是严重短缺，主要依赖进口，例如铬、钾、钴、铂、金刚石等；二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进口补缺，例如石油、天然气等；三是具有储量优势，但由于乱挖滥采、需求加大、大量廉价出口等导致潜在短缺风险，例如稀土等。
资源短缺、资源依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能源的开采权、控制资源/能源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对全球资源/能源供应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中国进口石油最多的三个国家为沙特、安哥拉和伊朗。2010年前3位进口国进口量占总量的四成。按地区分布，中东地区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比例的50.1%，居第一位；非洲为30.2%，居第二位，以下依次为拉美、独联体和东南亚。2011年以后，尽管非洲国家出口比率明显上升，但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风险依然过于集中。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2008年进口总量高达4.4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比重的52%，而且其来源高度垄断，仅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几个国家。
中国天然气进口的8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而管道天然气进口至今尚未全面展开，不论是中俄、中亚还是中国-缅甸、伊朗-中国天然气管道，都处于筹划、勘探、建设或调试中。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铜消费国和铜精矿进口国。
中国原本铝土资源并不匮乏，但由于近年来各地大量上马电解铝项目，造成铝消耗量剧增，中国已迅速由铝土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煤炭进口国，2011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中国目前主要煤炭进口国有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印尼、蒙古、越南、俄罗斯等。
石油、铁矿石、天然气、铜矿石、铝土矿、煤炭这六种战略资源都是中国经济目前所不可或缺的，但进口依存度依然处于上升状态。而且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资源的进口来源都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且多为一般贸易进口，资源供应和资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克琉斯之踵”，因此，必须突破资源能源瓶颈，把保障资源能源安全作为中国未来十年战略的重中之重。
战略机遇期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格局将出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这些变化将使得未来十年成为中国实施全球资源能源战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球经济增长和结构因素将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体增长低迷的趋势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也将呈趋势性下降。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这使得初级矿产资源以及基础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趋于减少。 此外，能源效率的提高、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也将大大改变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以能源为例，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过去6年里，美国能源自给率逐渐提高，2011年达到81.4%，美国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预计2035年将达到87%。除美国页岩气产量飙升外，加拿大油砂矿、墨西哥湾和巴西深海的油气资源潜力也很巨大，但大多数非常规油气资源因技术和经济原因尚未商业开发，这是未来十年可加以利用的巨大机会。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仍以能源需求为例。根据英国BP公司2012年12月发布的《Energy Outlook2030》预测，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将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加速发展，203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GDP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将分别达到87%、60%和70%，届时全球人口增长总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费总量的93%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发展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将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新兴大国需求的增长将带来可观的贸易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新兴大国的能源议价能力，也会成为其重构全球能源与贸易秩序的重要因素和“筹码”。
全球资源竞争的风险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尽管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相比，总体需求有所放缓，但对一些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各国对资源能源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
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地缘政治导致的供给中断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将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发达经济体总人口是10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人口接近50亿，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产生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的升级换代需求。因此，新一轮消费势必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
由于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泥潭，因此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通过量化宽松等方式来维持债务循环，长期低利率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可能成为价格上涨的推手。尽管短期内，全球资源能源价格上涨并不大，但全球资源能源的产出缺口正在增大，劳动力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进入上升周期，特别是金融资本和投机资本导致能源资源金融化属性进一步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原有资源能源供需关系以及价格走势，未来全球资源能源价格长期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中印两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两国的经济增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5.5%，增长至2010年的11.5%，未来十年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全球四分之一以上，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规模。但未来中印两国资源能源的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2011年印度人均GDP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左右。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如果每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5%左右，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1万亿美元，人均GDP逾8000-10000美元。而根据印度财政部的预测，到2020年印度人均GDP才能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即为中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左右，印度综合国力和总体发展水平仍不及中国，这给中国实施全球资源战略提供了机遇。
但另一方面，中印之间的资源与能源竞争风险不可小觑。根据高盛公司研究报告，中国和印度的持续工业化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推动全球增长。印度已经明确要积极推动制造业的发展，预计印度将在10年之后进入资源消耗增长强度的高峰，中印两国必然会形成激烈的竞争，这给中国资源战略的实施带来非常大的阻力。
未来十年中国与印度将继续在中东、里海地区、西部非洲、北部非洲、俄罗斯争夺自然资源。首先， 两国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都属于新兴发展中大国， 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水平接近，面临的经济改革任务也基本相同，因此两国的资源消耗高峰期相近。
其次，尽管印度本土矿产资源品种比较齐全， 但人均矿产资源量不高，部分重要品种严重短缺。
第三，两国资源能源进口依赖性都较强，且国外资源来源渠道相近。中国与印度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六大能源消费国。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矿产资源的消费，与中国一样印度国内短缺矿种供需矛盾突出，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加大。石油对于印度经济增长极其重要，而印度70%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为了保障石油供应，减少石油价格过高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印度正急切地在海外寻求资源。
最后，由于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导致印度对资源能源需求更大。尽管目前中印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根据中国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人口增长了5.8%（1991年-2000年为11.7%），年均增长率仅为1.07%。中国的出生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三。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虽也有所回落，不过在过去十年仍实现了17.6%的增长（1991年-2000年为21.5%），年均增幅为1.64%，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排名第一，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因素导致印度需要消耗的资源能源压力更大，资源能源生产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
另外，从两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已达50%，而印度只有36%，且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体系严重不足，中国城镇化水平至少比印度快了十年。从以上这些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相比印度仍具有增长势头上的优势，资源能源压力也相对小一些。
如何转“危”为“机”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竞争性风险，中国必须未雨绸缪，系统应对，做好中长期战略规划。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战略资源能源储备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把稀缺资源纳入国家战略，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已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矿产战略储备制度。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目前中国制定了石油储备计划，但其他重要资源储备尚未引起重视，形势十分紧迫。应尽快制定中国战略资源储备规划，以保障在未来全球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避免受制于人。
中国的全球资源能源战略“走出去”，还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资源能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把资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资源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
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能源开发是保持能源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础。以石油资源为例，中国东部石油仍有增长空间，估计待发现资源量为180亿吨，待探明石油资源潜力为68亿吨左右；西部地区处于勘探的中早期，待发现石油资源量超过114亿吨；中国近海待探明石油资源量为86.31亿吨，石油探明程度仅29%，尚处在储量发现的高峰期。加快海上和西部石油勘探开发将是中国石油产量增长的主战场。
此外，中国应该确立海洋资源开发战略。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资源极为丰富，2005年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天然气资源量为15.79万亿立方米。
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08年中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126倍和184倍。可见，随着海上油气勘探的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陆上成熟油田产量递减的影响。因此，未来可以考虑以“海陆立国，开海固权，营疆造域，择优出击”作为新的海洋开发原则，全方位推进海洋资源的开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性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优先确保中国能源需求尤为迫切。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资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资源外交一方面确保了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资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资源来源多样化。
因此，中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资源能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比如，中国在向西开放的战略中，应该加强与上合组织、西亚、中东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资源能源外交，建立国际型、开放型的资源能源经济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