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又炎热的夏日，我们正在进入全球经济复苏的缓慢轨道，还是即将陷入新一轮的衰退？
　　5月下旬，美联储“逐渐减少”量化宽松的警告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反应。我们看到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社会动荡，中国银行间市场的震荡，以及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的趋势开始逆转。
　　现实让人清醒。发达国家中，美国（1.9%）、日本（1.8%）和德国（0.5%）经济虽呈现正增长但增长依然乏力。欧元区仍处于震荡之中。主要经济体如法国（-0.3%）和意大利（-1.8%）都是负增长，且失业率居高不下，达到12.2%。
　　全球股市一直是未来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今年以来，美国和德国股市分别上升了14.4%和2.8%，新兴市场股市却遭受重创。下跌幅度最大的国家有南非（-14.1%）、土耳其（-12.7%）、俄罗斯（-17.2%）和中国（-10.8%）。
　　这表明，金融市场预期新兴市场的增长将放缓，这解释了国际金融研究所的预测结果：到2015年，新兴市场的净资本流入将放缓。
　　央行可以影响国内经济的无风险利率，但它们可能已无法影响风险利差的上升。换而言之，尽管有大规模发行货币的宽松政策，市场开始更为现实地在价格中包含风险因素。被作为安全避风港的国家债券，尤其是美国和德国国债，价格持续走低，但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和欧洲外围经济体，国债的风险利差都再次扩大。
　　这对未来量化宽松政策有何启示？
　　国际清算银行在6月召开了年度会议，聚集了全球的央行行长，其年度报告一反常态，直言不讳地发出警告：央行可能已经超出了借给它们的时间。单靠自己，中央银行无法修复家庭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也无法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或推进结构性改革带来可持续性复苏。
　　用“安倍经济学”的说法，第一箭是货币政策，第二箭是财政政策，第三箭是结构性政策。就像成吉思汗对他的继任者所说的，三支箭在一起最为结实，但单独的每一支箭都很容易折断。射出第一支箭很容易，但射出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的财政之箭将非常不受欢迎。同样，从欧元区到日本，任何地方实施结构性改革都会面临着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巨大阻力，这就是为什么从未有人认真地射出第三支箭。
　　在阿姆斯特丹的会议中，我们坐在一起探讨如何解决复杂的欧元区危机，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一复杂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还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复杂的方案解决复杂的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欧元区危机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欧元区占全世界人口的7%，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及全世界社会支出的一半。这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诊断结果为，欧元区依次需要更多的银行联盟、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但后两者实现起来要困难得多。
　　因此，欧元区的技术官员们正忙着撰写越来越多的金融监管和指导的规则，将国家监管者手中的银行监管权集中化。其基本思路是，如果银行监管者收紧国家银行信贷，贸易赤字国就不会进入赤字。但是，如果连希腊的银行监管者都无法控制希腊的银行贷款，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位于布鲁塞尔的欧元区监管者可以做得更好呢？
　　史蒂夫·乔布斯对复杂与简单的问题有最好的阐释：“当你开始研究一个问题时，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且有各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但这时你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你的方案过于简单，而且不起作用。然后你开始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你发现它真的很复杂。于是你想出一系列复杂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中间状态，也是大多数人停下来的地方，这些解决方案往往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但真正伟大的人会继续前行，发现问题背后的本质，并提出一个完美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笨蛋”，关键在于过程（套用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It’s the economy， stupid）。
　　他的产品，如iPhone，简单易用，但其软件和硬件的处理过程非常复杂。我们不需要知道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但并不影响对它的使用。
　　金融市场发出大量复杂和令人困惑的噪声，但聪明人试图解读信号——这噪声告诉我们什么？
　　基本上，市场会根据四大央行行长发出的信号而采取行动，不管是紧缩还是继续宽松。但市场和社会活动却在央行行长控制之外。这就是它既简单又复杂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