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是他者化与一体化交融的建构，主要经历了动态发展的三个阶段。萌发阶段，他者力量在“自我”民族群体中处于边缘性文化身份状态；壮大阶段，则发展到上升性文化身份状态；至于确立阶段，则居于主导性文化身份状态。这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巨大变革，却消解了其民族传统根基。理想的文化身份建构应该促成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有机交融。
关键词：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回顾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42
从动态建构角度看，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不断的互动关系中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身份与认同的设计、调整与改动过程”[1]58。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的少数民族小说，其一致认同的，是作为“他者”的时代主流文化，主要是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政治文化。从身份的动态建构角度看，其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主要是一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过程：侧重于促使“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向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转换，从而促使“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变革与发展，让其建构出一系列符合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文化身份特征。而且，这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建构过程，本身没有多样的选择，只是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建构过程。所以，当时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是他者化建构与一体化建构的统一。
问题是：这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和一体化建构，在当时的民族小说中，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动态生成过程？换言之，这种他者化和一体化的“自我”文化身份，究竟是怎样建立、构造而成的？
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的回顾
通常，无论个体的文化身份，还是群体——诸如家族、民族、国族等——的文化身份，其建构都要经历一个动态发展的历时演进过程。这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从特定文化身份因素的悄然萌发，到特定文化身份力量的逐渐壮大，再发展到该文化身份的最终确立。在身份建构的萌发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尚处于边缘状态，因而属于“边缘性文化身份”；而在身份建构的壮大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则在与其他身份力量的碰撞中，处于逐步强大的上升状态，因而属于“上升性文化身份”；至于身份建构的确立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则处于明显的主导状态，因而属于“主导性文化身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民族小说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也历经了这动态发展的三个阶段，这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充分体现。
1.身份建构的萌发阶段。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悄然进入，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边缘性文化身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政治文化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传播开来，以至生根、开花、结果，最终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因此，各少数民族往往都保留了对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逐步介入“自我”民族的群体记忆：代表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他者进入自我民族群体，并发展成为具有明显边缘性文化身份的边缘者。这些边缘者往往体现了鲜明的主流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因而常常成为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代表。这种深刻的民族记忆，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源泉。因此，当时的民族小说塑造了许多进入少数民族群体的边缘者形象，他们往往以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言传身教，传播着当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因而促成了他者文化身份在自我民族群体中的悄然萌发。
在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1958）中，进入蒙古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是李大年。其边缘者身份表现为：在蒙古人聚居的科尔沁草原，他具有特殊的族裔身份，是汉人；在蒙古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奴役下的科尔沁草原，他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身份，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被党组织派到科尔沁草原进行地下工作。因此，对蒙古族群体而言，他是一位典型的他者。正是这位他者，以其边缘文化身份，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动蒙古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因而促成了蒙古族群体文化身份的悄然变化：在其影响下，蒙古奴隶巴吐吉拉嘎热等逐步觉醒，认识到了蒙古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因而，他们的内在意识和外在行为都悄然他者化了：成为具有主流文化意识和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蒙古人。在蒙古族自我群体中，他们只是极少数，所以，其他者化的文化身份尚属于一种边缘性文化身份。这样，自我民族群体就进入了其文化身份他者化建构的萌发阶段。
相似的作品极多，仅以几部长篇小说为例：在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1956）中，进入彝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是深入凉山金沙江畔的人民政府分工委成员，他们以丁政委为代表，促使了彝族奴隶挖七等的悄然他者化；而在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1960）中，进入壮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则是深入广西壮乡的土改工作团成员，他们以傅全昭、冯伯辛等为代表，促成了韦延忠等壮族农民的悄然他者化；而在朝鲜族作家李根全的《老虎崖》（1962）中，进入朝鲜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则是深入东北西崴子的八路军武工队成员，他们以指导员王为民等为代表，促成了金致伯等朝鲜族农民的悄然他者化。因此，在这些小说中，各少数民族在进入自我群体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的影响下，都发生了文化身份他者化的悄然变化，因而形象地展现了各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萌发过程。
2.身份建构的壮大阶段。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不断上升，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上升性文化身份。进入少数民族自我群体，并在其中悄然萌发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特征，往往在与各种文化力量的碰撞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体现出如火如荼的上升势头，从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传播开来，以至成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这也成为各少数民族难以忘怀的一种群体记忆。因此，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也保留了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在自我民族群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记忆。这是对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的记忆，它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资源。因此，当时的许多少数民族小说，也形象地呈现了自我民族群体其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在其壮大阶段的具体情况：不但反映了他者化与一体化力量在少数民族自我内在意识的壮大过程，而且反映了他者化与一体化力量在少数民族自我实践行为中的强化过程。 所以，在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我们看到：在科尔沁草原蒙古族的自我群体中，李大年代表的那种主流政治文化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因此，巴吐吉拉嘎热和巴特尔等蒙古人身上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日益突出，其主流政治文化意识也日益强化，而且，具有这种他者性的文化身份特征和政治文化意识的蒙古族群众日益增多。这样，在蒙古族自我群体中，他者化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便超越了原初的边缘状态，从而演化成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日益茁壮发展。因此，蒙古族群众在李大年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斗争。譬如堵黑龙坝决口、水淹日军火药库、火烧王爷府和越狱等。而且，这种革命斗争的力量与声势日益浩大，因而艺术地反映了蒙古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情况。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的《红路》、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和李根全的《老虎崖》等作品，对这种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也都有着形象而典型的艺术反映。因此，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也都能看到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各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从原初的边缘性文化身份状态发展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
3.身份建构的确立阶段。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得到稳固，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身份。不断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特征，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最终转化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文化力量，从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牢牢地扎下根，有效地巩固下来，以至于确立为少数民族自我群体的新的主导性文化身份。这不但是各少数民族一直保留着的一种集体记忆，而且也是当时各少数民族正在经历的一种社会现实，因而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资源。所以，当时许多民族小说也艺术地反映了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从上升状态转化为主导状态的动态变化过程，换言之，反映了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的最终确立与稳固。
在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进入科尔沁草原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最终燃起了一场燎原大火，在蒙古族自我的草原大地上扎下根来。于是，巴吐吉拉嘎热等蒙古人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也随之稳固下来，他们最终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解脱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绞索，参加了抗日队伍，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2]280。在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中，进入凉山金沙江畔彝族山区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最终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在彝族群体中稳固下来，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身份力量。因此，彝族奴隶挖七等拥有了稳定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也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带领群众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在陆地《美丽的南方》中，进入广西壮乡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也如此，最终在壮族群体中扎下根来，成为主导性文化身份力量。
这种对少數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确立阶段的描述，我们在当时其他革命题材的民族小说中，比如在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的《红路》和李根全的《老虎崖》等作品中，也能见到。至于那些以生产斗争为题材的少数民族小说，譬如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的《锻炼》（1954）、安柯钦夫（蒙古族）《新生活的光辉》（1955）、郝斯力汗（哈萨克族）的《起点》（1957）、普飞（彝族）的《门板》（1958）和袁仁琮（侗族）的《打姑爷》（1962）等，由于它们主要反映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新生活与新面貌，因而其故事背景常常都属于各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稳固阶段。所以，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的稳固与确立过程，在这类民族小说中往往得到了更加普遍而典型的反映。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的反思
综上可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我国少数民族小说，以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的动态建构过程，而且清晰地呈现了这动态过程的三个不同演进阶段的具体情况：萌发阶段，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悄然萌发；壮大阶段，它发展壮大，成为上升性文化身份状态；而到了确立阶段，它最终稳固下来，成为少数民族自我群体的主导性文化身份。所以，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少数民族自我的文化身份特征最终往往变得与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身份毫无区别，因而形成了与他者完全一致的诸多一体化的文化身份属性。
这样，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各少数民族自我的语言往往他者化了，具有了一体化的新话语特点，习惯于使用标志着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那套“话语系统”。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等典型的他者词汇，成为各少数民族自我的口头禅和常用语。而且，各少数民族自我的行为方式往往也他者化了，具有了一体化的新行为特征，完全遵循着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那套“行为系统”。因此，“抓革命”，进行“阶级斗争”，“促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这些典型的他者行为，也成为各少数民族自我的主要行为。此外，各少数民族自我的思维也他者化了，具有了一体化的新思维特征，习惯于使用标志着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那套“思维方式”：常常从“革命与反革命”、“敌与我”之类的极端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凡事都喜欢做阶级分析，凡事都喜欢做政治提升，凡事都常被视为不同阶级、不同路线的斗争。当然，这种一体化的文化身份标志，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中，还有诸多其他方面的表现。
这种他者化与一体化相融的文化身份建构，促使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巨大变革，使各少数民族都获得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身份，因而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和现代政权体制。所以，这极大地更新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意识，从而使各少数民族自我获得了一种超越狭隘民族共同体的现代阶级身份意识：剥削阶级是腐朽没落的，他们没有资格代表民族文化，相反，是阻碍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反动逆流，因而要消灭剥削阶层及其政权体制；而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则与剥削阶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3]410；所以，工农兵阶层是先进而优秀的，是推动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真正力量。这就导致了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建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定代表。这契合了当时各民族地区的实际：当时压倒一切的文化身份冲突，主要就是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冲突；当时压倒一切的文化身份建构，确实就是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工农兵文化身份的一体化建构。可见，当时少数民族小说那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因此，许多民族小说都“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表现出热烈的战斗激情。在那个人民刚刚获得解放、对清除旧的‘政治垃圾’仍须付出巨大努力甚至牺牲的年代，这是非常可贵的”[4]4。 然而，这种他者化与一体化相融的文化身份建构，又是以淡化、消解各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身份属性为代价的，“各少数民族现代政治文化身份的获得过程，同时也是其传统文化身份逐步丧失的过程”[5]。所以，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本质上是政治主导式的，强调民族文化意识服从于主流政治文化意识，是以放弃自我并改造自我以服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各少数民族自我丰富、驳杂的文化身份属性，因而被主流政治文化身份所整合、所改造，顶多只是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种点缀。所以，当时少数民族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關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6]。因此，当时的民族小说虽然数量庞大、篇幅众多，但往往千篇一律，在当时工农兵文学的时代大合唱中，难以发出少数民族自我的独特声音。“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7]。当时的国际帝国主义因之而曾污蔑社会主义政权要“消灭”一切少数民族文化，要“同化”少数民族。
因此，当时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建构的他者化与一体化，也存在明显偏颇：其文化身份叙事，只是对他者文化身份意识的单纯迎合，而其自我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却并未真正觉醒。这就留下了诸多遗憾，其中最主要的是：片面追求自我政治文化身份的现代化，而忽视了对自我传统文化身份属性的继承，因而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反常发展：新获得的政治文化身份固然敞亮而突出了，但其源远流长的传统身份属性却变得黯淡而模糊。而且，这种身份建构，对异质的他者——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缺乏一种必要的反思，因而未能维持认同他者与反思他者之间的必要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反常变革。所以，相关的小说文本常常成为展示国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窗口，少数民族自我的民族自信心就紧密地与国家共同体的自信心混淆一体，国家主流的政治身份便成为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建构的根本目标。这样，具有国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人物，譬如各级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在当时的民族小说中层出不穷，而且往往受到特别肯定，常常都是高大光辉的正面人物形象。通常，小说只片面突出了他们的政治文化身份特征。
实际上，这是对少数民族原本丰富多样的文化身份的一种极度缩减：在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强势挤压下，原本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身份只好退缩到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当中。这种经过极度缩减的文化身份，自然难以真实地展示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丰富性，从而否定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这就非但没能促成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健康发展，反倒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与畸形，因而剥夺了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要求，民族文化身份就变得单一而片面。究其原因，这关键在于当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过于严苛，而少数民族自我紧跟时代的更新意识又过于急迫，以至于把他者与自我之间复杂的文化碰撞过程简单化了：简单地否定了自我，而全盘地接受了他者。而且，这种片面的文化身份建构倾向至今依然存在，因此，有论者明确指出：“在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中间，创作伊始曾以全盘摹仿中原作家写作笔法和艺术格调为追求的现象屡见不鲜。结果是，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无以挽回地滑落了自己的民族文学本体意识，把自己牢牢地贴附在中原文化制约下的固定创作位置上，再也找不到回归民族文学基地的路径”[8]149。可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民族小说他者化与一体化相融的文化身份建构，从本质上讲，其实是一种缺乏民族文化之根的片面性建构，其诸多教训值得今天的民族作家认真吸取并深刻反思。
三、结语：理想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之展望
民族文化身份的变革与发展，从根本上讲，离不开对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吸收与借鉴，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是“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是建构民族新文化身份的必要“出发点”，我们“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9]434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605。实际上，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一旦失去了自我的民族传统之根，也便失去了在他者那里的地位，因为唯有自我独特的属性在他者眼中才独具魅力，才有可能得到他者的尊敬与认同。而且，唯有保持自我的民族个性与差异性，才真正有助于人类的共性和普遍性。所以，“不论中国还是外国，正是那些站在时代前列，勇于冲破狭隘民族界限而面向世界的伟大作家和有识之士，首先打出民族的旗帜”[11]132。因而，“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12]376。遗憾的是，我国相当多的民族作家，却“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对于这种差异的认识和把握上，从而忠实地体现出来，而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以汉文化为背景的汉文学的审美尺度来审视自己民族的生活，以至正在失去其作品不应失去的民族特色”[8]151。因此，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往往淡忘、甚至主动放弃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身份属性。
所以，理想地看，文化身份的有效建构，应该维持认同他者与认同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既吸收他者的诸多合理的文化身份属性，又发扬自我的诸多有益的传统文化优势。同时，这意味着应该维持反思他者与反思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既批判、质疑他者文化的糟粕与不合理成分，又批判、质疑自我文化的落后与腐朽成分。据此，理想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固然应该认同他者，以促成自我民族的他者化，但这并非完全放弃自我，而是在立足自我的基础上，对他者的合理吸收与转化：吸收他者因素，将其转化为自我因素，从而成为自我文化身份的一种有机组成。“如果一个民族屈从在异己的思想和习俗的压力之下，无力以自己民族性的力量把它们改变为本身的要素的话，——那个民族就是在政治上灭亡了”[13]95。因此，借鉴、吸收他者文化，“必须严格地从本民族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11]25。“倘若一门心思地照着别人的路数走，即便没有走失自己，也很可能会是舍近求远，事倍功半”[8]144。可见，民族小说理想的文化身份建构，应该摆脱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种完全他者化与一体化的建构模式，而努力促成一种融双向反思与双向认同于一体的有效建构：既认同自我又反思自我，既认同他者又反思他者，勇于把自我传统和他者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孕育出诸多民族文化身份的新特征。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梁庭望，等.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3]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托娅，彩娜.内蒙古当代小说论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5]朱斌.一体化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6）.
[6]尹虎彬.从单重文化到双重文化的负载者[J].当代文艺思潮，1986，（6）.
[7]尹虎彬.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超越[J].民族文学研究，1987，（6）.
[8]关纪新，等.多重选择的世界[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9]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0]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11]梁一儒.民族审美文化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1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M].人民出版社，1961.
[13]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新文艺出版社，1958.
作者简介：朱斌（1968-），男，四川仁寿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张天佑（1962—），男，甘肃会宁人，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建构与审美转化研究”（批准号：11BZW127）和“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批准号：SKQNGG12004）的相关成果。
关键词：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回顾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42
从动态建构角度看，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不断的互动关系中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身份与认同的设计、调整与改动过程”[1]58。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的少数民族小说，其一致认同的，是作为“他者”的时代主流文化，主要是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政治文化。从身份的动态建构角度看，其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主要是一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过程：侧重于促使“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向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转换，从而促使“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变革与发展，让其建构出一系列符合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文化身份特征。而且，这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建构过程，本身没有多样的选择，只是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建构过程。所以，当时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是他者化建构与一体化建构的统一。
问题是：这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和一体化建构，在当时的民族小说中，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动态生成过程？换言之，这种他者化和一体化的“自我”文化身份，究竟是怎样建立、构造而成的？
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的回顾
通常，无论个体的文化身份，还是群体——诸如家族、民族、国族等——的文化身份，其建构都要经历一个动态发展的历时演进过程。这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从特定文化身份因素的悄然萌发，到特定文化身份力量的逐渐壮大，再发展到该文化身份的最终确立。在身份建构的萌发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尚处于边缘状态，因而属于“边缘性文化身份”；而在身份建构的壮大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则在与其他身份力量的碰撞中，处于逐步强大的上升状态，因而属于“上升性文化身份”；至于身份建构的确立阶段，该文化身份力量则处于明显的主导状态，因而属于“主导性文化身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民族小说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也历经了这动态发展的三个阶段，这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充分体现。
1.身份建构的萌发阶段。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悄然进入，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边缘性文化身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政治文化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传播开来，以至生根、开花、结果，最终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因此，各少数民族往往都保留了对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逐步介入“自我”民族的群体记忆：代表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他者进入自我民族群体，并发展成为具有明显边缘性文化身份的边缘者。这些边缘者往往体现了鲜明的主流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因而常常成为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代表。这种深刻的民族记忆，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源泉。因此，当时的民族小说塑造了许多进入少数民族群体的边缘者形象，他们往往以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言传身教，传播着当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因而促成了他者文化身份在自我民族群体中的悄然萌发。
在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1958）中，进入蒙古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是李大年。其边缘者身份表现为：在蒙古人聚居的科尔沁草原，他具有特殊的族裔身份，是汉人；在蒙古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奴役下的科尔沁草原，他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身份，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被党组织派到科尔沁草原进行地下工作。因此，对蒙古族群体而言，他是一位典型的他者。正是这位他者，以其边缘文化身份，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动蒙古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因而促成了蒙古族群体文化身份的悄然变化：在其影响下，蒙古奴隶巴吐吉拉嘎热等逐步觉醒，认识到了蒙古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因而，他们的内在意识和外在行为都悄然他者化了：成为具有主流文化意识和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蒙古人。在蒙古族自我群体中，他们只是极少数，所以，其他者化的文化身份尚属于一种边缘性文化身份。这样，自我民族群体就进入了其文化身份他者化建构的萌发阶段。
相似的作品极多，仅以几部长篇小说为例：在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1956）中，进入彝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是深入凉山金沙江畔的人民政府分工委成员，他们以丁政委为代表，促使了彝族奴隶挖七等的悄然他者化；而在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1960）中，进入壮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则是深入广西壮乡的土改工作团成员，他们以傅全昭、冯伯辛等为代表，促成了韦延忠等壮族农民的悄然他者化；而在朝鲜族作家李根全的《老虎崖》（1962）中，进入朝鲜族自我群体的边缘者，则是深入东北西崴子的八路军武工队成员，他们以指导员王为民等为代表，促成了金致伯等朝鲜族农民的悄然他者化。因此，在这些小说中，各少数民族在进入自我群体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的影响下，都发生了文化身份他者化的悄然变化，因而形象地展现了各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萌发过程。
2.身份建构的壮大阶段。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不断上升，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上升性文化身份。进入少数民族自我群体，并在其中悄然萌发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特征，往往在与各种文化力量的碰撞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体现出如火如荼的上升势头，从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传播开来，以至成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这也成为各少数民族难以忘怀的一种群体记忆。因此，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也保留了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在自我民族群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记忆。这是对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的记忆，它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资源。因此，当时的许多少数民族小说，也形象地呈现了自我民族群体其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在其壮大阶段的具体情况：不但反映了他者化与一体化力量在少数民族自我内在意识的壮大过程，而且反映了他者化与一体化力量在少数民族自我实践行为中的强化过程。 所以，在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我们看到：在科尔沁草原蒙古族的自我群体中，李大年代表的那种主流政治文化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因此，巴吐吉拉嘎热和巴特尔等蒙古人身上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日益突出，其主流政治文化意识也日益强化，而且，具有这种他者性的文化身份特征和政治文化意识的蒙古族群众日益增多。这样，在蒙古族自我群体中，他者化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便超越了原初的边缘状态，从而演化成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日益茁壮发展。因此，蒙古族群众在李大年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斗争。譬如堵黑龙坝决口、水淹日军火药库、火烧王爷府和越狱等。而且，这种革命斗争的力量与声势日益浩大，因而艺术地反映了蒙古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情况。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的《红路》、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和李根全的《老虎崖》等作品，对这种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壮大阶段，也都有着形象而典型的艺术反映。因此，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也都能看到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各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从原初的边缘性文化身份状态发展为一种上升性的文化身份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
3.身份建构的确立阶段。他者力量与一体化因素得到稳固，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身份。不断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特征，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最终转化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文化力量，从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牢牢地扎下根，有效地巩固下来，以至于确立为少数民族自我群体的新的主导性文化身份。这不但是各少数民族一直保留着的一种集体记忆，而且也是当时各少数民族正在经历的一种社会现实，因而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民族作家进行小说创作的灵感资源。所以，当时许多民族小说也艺术地反映了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从上升状态转化为主导状态的动态变化过程，换言之，反映了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的最终确立与稳固。
在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进入科尔沁草原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最终燃起了一场燎原大火，在蒙古族自我的草原大地上扎下根来。于是，巴吐吉拉嘎热等蒙古人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也随之稳固下来，他们最终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解脱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绞索，参加了抗日队伍，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2]280。在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中，进入凉山金沙江畔彝族山区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最终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在彝族群体中稳固下来，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身份力量。因此，彝族奴隶挖七等拥有了稳定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特征，也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带领群众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在陆地《美丽的南方》中，进入广西壮乡并发展壮大的主流政治文化力量也如此，最终在壮族群体中扎下根来，成为主导性文化身份力量。
这种对少數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确立阶段的描述，我们在当时其他革命题材的民族小说中，比如在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的《红路》和李根全的《老虎崖》等作品中，也能见到。至于那些以生产斗争为题材的少数民族小说，譬如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的《锻炼》（1954）、安柯钦夫（蒙古族）《新生活的光辉》（1955）、郝斯力汗（哈萨克族）的《起点》（1957）、普飞（彝族）的《门板》（1958）和袁仁琮（侗族）的《打姑爷》（1962）等，由于它们主要反映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新生活与新面貌，因而其故事背景常常都属于各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的稳固阶段。所以，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的稳固与确立过程，在这类民族小说中往往得到了更加普遍而典型的反映。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动态建构的反思
综上可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我国少数民族小说，以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他者化与一体化的动态建构过程，而且清晰地呈现了这动态过程的三个不同演进阶段的具体情况：萌发阶段，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在少数民族自我群体中悄然萌发；壮大阶段，它发展壮大，成为上升性文化身份状态；而到了确立阶段，它最终稳固下来，成为少数民族自我群体的主导性文化身份。所以，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少数民族自我的文化身份特征最终往往变得与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身份毫无区别，因而形成了与他者完全一致的诸多一体化的文化身份属性。
这样，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各少数民族自我的语言往往他者化了，具有了一体化的新话语特点，习惯于使用标志着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那套“话语系统”。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等典型的他者词汇，成为各少数民族自我的口头禅和常用语。而且，各少数民族自我的行为方式往往也他者化了，具有了一体化的新行为特征，完全遵循着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那套“行为系统”。因此，“抓革命”，进行“阶级斗争”，“促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这些典型的他者行为，也成为各少数民族自我的主要行为。此外，各少数民族自我的思维也他者化了，具有了一体化的新思维特征，习惯于使用标志着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那套“思维方式”：常常从“革命与反革命”、“敌与我”之类的极端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凡事都喜欢做阶级分析，凡事都喜欢做政治提升，凡事都常被视为不同阶级、不同路线的斗争。当然，这种一体化的文化身份标志，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中，还有诸多其他方面的表现。
这种他者化与一体化相融的文化身份建构，促使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巨大变革，使各少数民族都获得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身份，因而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和现代政权体制。所以，这极大地更新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意识，从而使各少数民族自我获得了一种超越狭隘民族共同体的现代阶级身份意识：剥削阶级是腐朽没落的，他们没有资格代表民族文化，相反，是阻碍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反动逆流，因而要消灭剥削阶层及其政权体制；而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则与剥削阶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3]410；所以，工农兵阶层是先进而优秀的，是推动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真正力量。这就导致了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建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定代表。这契合了当时各民族地区的实际：当时压倒一切的文化身份冲突，主要就是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冲突；当时压倒一切的文化身份建构，确实就是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工农兵文化身份的一体化建构。可见，当时少数民族小说那种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与一体化建构，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因此，许多民族小说都“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表现出热烈的战斗激情。在那个人民刚刚获得解放、对清除旧的‘政治垃圾’仍须付出巨大努力甚至牺牲的年代，这是非常可贵的”[4]4。 然而，这种他者化与一体化相融的文化身份建构，又是以淡化、消解各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身份属性为代价的，“各少数民族现代政治文化身份的获得过程，同时也是其传统文化身份逐步丧失的过程”[5]。所以，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本质上是政治主导式的，强调民族文化意识服从于主流政治文化意识，是以放弃自我并改造自我以服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各少数民族自我丰富、驳杂的文化身份属性，因而被主流政治文化身份所整合、所改造，顶多只是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种点缀。所以，当时少数民族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關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6]。因此，当时的民族小说虽然数量庞大、篇幅众多，但往往千篇一律，在当时工农兵文学的时代大合唱中，难以发出少数民族自我的独特声音。“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7]。当时的国际帝国主义因之而曾污蔑社会主义政权要“消灭”一切少数民族文化，要“同化”少数民族。
因此，当时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建构的他者化与一体化，也存在明显偏颇：其文化身份叙事，只是对他者文化身份意识的单纯迎合，而其自我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却并未真正觉醒。这就留下了诸多遗憾，其中最主要的是：片面追求自我政治文化身份的现代化，而忽视了对自我传统文化身份属性的继承，因而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反常发展：新获得的政治文化身份固然敞亮而突出了，但其源远流长的传统身份属性却变得黯淡而模糊。而且，这种身份建构，对异质的他者——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缺乏一种必要的反思，因而未能维持认同他者与反思他者之间的必要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反常变革。所以，相关的小说文本常常成为展示国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窗口，少数民族自我的民族自信心就紧密地与国家共同体的自信心混淆一体，国家主流的政治身份便成为民族小说文化身份建构的根本目标。这样，具有国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人物，譬如各级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在当时的民族小说中层出不穷，而且往往受到特别肯定，常常都是高大光辉的正面人物形象。通常，小说只片面突出了他们的政治文化身份特征。
实际上，这是对少数民族原本丰富多样的文化身份的一种极度缩减：在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强势挤压下，原本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身份只好退缩到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当中。这种经过极度缩减的文化身份，自然难以真实地展示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丰富性，从而否定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这就非但没能促成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健康发展，反倒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与畸形，因而剥夺了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要求，民族文化身份就变得单一而片面。究其原因，这关键在于当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过于严苛，而少数民族自我紧跟时代的更新意识又过于急迫，以至于把他者与自我之间复杂的文化碰撞过程简单化了：简单地否定了自我，而全盘地接受了他者。而且，这种片面的文化身份建构倾向至今依然存在，因此，有论者明确指出：“在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中间，创作伊始曾以全盘摹仿中原作家写作笔法和艺术格调为追求的现象屡见不鲜。结果是，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无以挽回地滑落了自己的民族文学本体意识，把自己牢牢地贴附在中原文化制约下的固定创作位置上，再也找不到回归民族文学基地的路径”[8]149。可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民族小说他者化与一体化相融的文化身份建构，从本质上讲，其实是一种缺乏民族文化之根的片面性建构，其诸多教训值得今天的民族作家认真吸取并深刻反思。
三、结语：理想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之展望
民族文化身份的变革与发展，从根本上讲，离不开对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吸收与借鉴，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是“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是建构民族新文化身份的必要“出发点”，我们“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9]434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605。实际上，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一旦失去了自我的民族传统之根，也便失去了在他者那里的地位，因为唯有自我独特的属性在他者眼中才独具魅力，才有可能得到他者的尊敬与认同。而且，唯有保持自我的民族个性与差异性，才真正有助于人类的共性和普遍性。所以，“不论中国还是外国，正是那些站在时代前列，勇于冲破狭隘民族界限而面向世界的伟大作家和有识之士，首先打出民族的旗帜”[11]132。因而，“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12]376。遗憾的是，我国相当多的民族作家，却“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对于这种差异的认识和把握上，从而忠实地体现出来，而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以汉文化为背景的汉文学的审美尺度来审视自己民族的生活，以至正在失去其作品不应失去的民族特色”[8]151。因此，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往往淡忘、甚至主动放弃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身份属性。
所以，理想地看，文化身份的有效建构，应该维持认同他者与认同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既吸收他者的诸多合理的文化身份属性，又发扬自我的诸多有益的传统文化优势。同时，这意味着应该维持反思他者与反思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既批判、质疑他者文化的糟粕与不合理成分，又批判、质疑自我文化的落后与腐朽成分。据此，理想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固然应该认同他者，以促成自我民族的他者化，但这并非完全放弃自我，而是在立足自我的基础上，对他者的合理吸收与转化：吸收他者因素，将其转化为自我因素，从而成为自我文化身份的一种有机组成。“如果一个民族屈从在异己的思想和习俗的压力之下，无力以自己民族性的力量把它们改变为本身的要素的话，——那个民族就是在政治上灭亡了”[13]95。因此，借鉴、吸收他者文化，“必须严格地从本民族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11]25。“倘若一门心思地照着别人的路数走，即便没有走失自己，也很可能会是舍近求远，事倍功半”[8]144。可见，民族小说理想的文化身份建构，应该摆脱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种完全他者化与一体化的建构模式，而努力促成一种融双向反思与双向认同于一体的有效建构：既认同自我又反思自我，既认同他者又反思他者，勇于把自我传统和他者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孕育出诸多民族文化身份的新特征。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梁庭望，等.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3]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托娅，彩娜.内蒙古当代小说论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5]朱斌.一体化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6）.
[6]尹虎彬.从单重文化到双重文化的负载者[J].当代文艺思潮，1986，（6）.
[7]尹虎彬.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超越[J].民族文学研究，1987，（6）.
[8]关纪新，等.多重选择的世界[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9]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0]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11]梁一儒.民族审美文化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1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M].人民出版社，1961.
[13]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新文艺出版社，1958.
作者简介：朱斌（1968-），男，四川仁寿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张天佑（1962—），男，甘肃会宁人，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建构与审美转化研究”（批准号：11BZW127）和“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批准号：SKQNGG12004）的相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