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未来并不是件难事，无论你是超市小报狂、末日狂热分子还是爬格子的专家，无论你预测了大明星离婚、世界末日，或仅仅是历史的终结，都很简单。即使你大错特错，出版商也不会错过为你出书的机会。
　　但要做出正确的预测就大不一样了。1984年来了又过去，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却成为经典，成为高中课堂学习的独裁政治寓言，而如今我们仍然没有在“老大哥”的靴底挣扎。那些能够欣赏错位感，承受亲眼看着现实迅速瓦解产生的眩晕，并偶尔看看一挥而就的散文的人，必定会喜欢菲利普·K·迪克的作品。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2年去世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迪克，出版了几十本小说和几百个短篇故事。他名号众多，人们叫他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甚至玩摇滚的。迪克出版过的最好的作品，都是通俗科幻小说，因此名气一直不高。但与此同时，迪克的感知早已不知不觉地深入到当代生活中去。
　　在他1965年的小说《帕尔玛·艾德里希的三道圣痕》中，迪克在主角身上准确体现了“孤独，模糊的现实和痛苦的邪恶反三位一体”。他在本书中描写了两个中心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真实？”他本人对于后者，也从来没能下定论。迪克认为，人性的精华是善意、同情和理解，是唯一能击退艾德里希邪恶三位一体的方法。
　　迪克的小说中的标志性瞬间，通常是角色表面上平静的生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虚假的：一个男人发现他并不是人类，而是一个高级机器人；电视明星发现在平行世界中，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一个普通人被告知，他的一生的记忆都是很久前被植入脑中的，自己实际上拥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一个生活在甜蜜的50年代的人，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别人安排好的假象。
　　如果这些情节都似曾相识也并不奇怪，很多迪克的小说都被拍成了电影，譬如《银翼杀手》、《少数派报告》和《全面回忆》。但是根据迪克的小说改编的片子，并不是在迪克影响下产生的所有电影作品，像《楚门的世界》就和《幻觉》有相似之处。近年来的一些独立电影中，主角经常发现真实在分崩离析，渐渐不受自己的掌控：导演兼剧作家克里斯多夫·诺兰也许在拍摄《记忆碎片》时，从未想过迪克，可影片的主人公奋力生活在几乎没有短期记忆的现实中的情节，就隐约有着迪克的风格。
　　《穆赫兰道》中现实和幻觉模糊的分界，《死亡幻觉》里循环无绝的命运，《傀儡人生》中轻易变换的身份，都是迪克驾轻就熟的话题。人气大片“黑客帝国”，虽不是改编自迪克的小说，却是一部最经典的迪克电影；而“猛鬼街”里的弗莱迪·克鲁格，完全就是恶魔般的帕尔玛·艾德里希的粗糙翻版！
　　迪克式的主题和情节——移植记忆、泛滥的身份和拟像，同样都是现代小说青睐的主题。大卫·华莱士在《无尽的玩笑》中，以赞助商的名字来作纪年；乔治·桑德斯未来主义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在主题公园做小工，身份低微、饱受虐待；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人物，随意进出梦的世界——全部混合了迪克扭曲的本体论和他对社会底层人的同情。
　　当然，这些作者的灵感，同样可以来自周围的世界。有洞察力的作者，总是从手头的资料进行推理。惊人的是，迪克很早就把握住了这些理念。在1968年，他写下了《机器人梦见电子羊》，其中一对夫妻为了转换人格的“潘菲尔德情绪控制仪”争吵起来，妻子宣称：“我今天要花六小时来沮丧自责。”丈夫烦恼地让妻子把仪器调整到888状态，即“无论电视上有什么节目都想看的欲望”。
　　奥尔德斯·赫胥黎曾经在《勇敢新世界》中，提出用化学药物控制情绪的办法，但迪克将小说中这种新颖的细节，变成了日常生活平凡无奇的一部分。虽然他的作品风格怪诞，但总是离不开底层小人物的苦闷生活——晚交房租、听太太唠叨、日复一日的勉强过活。迪克自己的生活在1950年左右也发生了改变，他过着50年代推崇的“核心家庭”生活，又放荡不羁、四处留情。50年代中期的刻板的市郊式生活与我们内心的解放冲动，直至今日，也让世人难以取舍。就像迪克笔下的人物一样，我们以把自己代入他人的生活为乐。
　　《帕尔玛·艾德里希的三道圣痕》里苦闷的火星殖民者整日服用名为“糖果”的药物，将自己传送到如同芭比娃娃一般的人偶身体中，暂时成为外貌光鲜的年轻人，开好车，在海边幽会，快乐地体味“永远是星期六”的生活。
　　在迪克的未来主义小说中，控制世界的力量通常是庞大的公司集团，而非政府。《帕尔玛·艾德里希的三道圣痕》的情节，本质上就是争夺宇宙级别市场的大战；在《幽碧》中，一瓶喷雾剂就能带来精神上的救赎。迪克对偏执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拒绝相信阴谋论者暗中的安慰，被邪恶集团控制的世界，也比一个没有智慧生命的宇宙要好。
　　在迪克的书中，最恐怖的便是人的同一性——冷酷、落后、堕落和无序，盲目吞噬着每条微小的人命。每个站在自由市场对立面的人，都能看到市场强大的说服力和人们的麻木。要记住先知说过的话：善意是我们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