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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目录之学，学术之史”，大多目录学史的书籍即自“文”、“献”二字原意始，从“目”、“录”二字正名起，叙述目录学整体流变的过程。而王锦民先生的《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一书，从文献、学术、目录三足鼎立的关系开始，一面梳理目录学流变，一面考镜学术史与目录学相互映照的关系，是有关目录学书籍中给予史学观照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史学;关照;目录;源流
一、何为“史学观照下的独特思考”
提及目录学的肇始旧事，必要提及“政骏”父子二人，刘向、刘歆父子二人皆出自楚元王刘交一支，是刘姓宗室。而向、歆父子之于目录学最大的功绩便在于明确化、规范化了六分格局。先秦以来不自觉的经验分类转为性质分类，并且是有意识的。实际上，所谓“按本质分类”是一种较为主观的思维，而非客观。因为靠长久积累“经验知识”所成的类别才是客观的结果。中国传统学术渊源颇深，而又分流广布。汉书艺文志最切要的是为我们梳理了一种中华传统学术源流的庞杂系统。再如楚辞、战国策等能够化简为册、流传后世便是其二人及其带领的校书者的功绩。但我们不能说在刘向之前，这一浩荡的学术支流就并无潜在的归类倾向。
可以说这是一种尊崇儒术的学术传统，而这一学术传统直接反映到了目录之中，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目录系统。而在王锦民先生的《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可以清晰地察觉到作者对于“佛”、“道”不应被打入“专科目录”窠臼的呼吁。其原因在于，作者认为学术史与目录学的互动和呼应极为重要，特别是观照目录学史的基础是学术史。相较于其他关于目录学的书籍，该书中关于佛藏与道藏的介绍是非常精当与丰富的。全书共分十四章，除了其中第七章、第八章论述了佛藏;第九章论述了道藏。其余基本是按照一般目录学史的时间线索，回归了一般目录学史的基本范式。
这里归纳了作者在书中各处零散提到的，学术史与目录学的几处明显互动，并将其概括归纳为两类，一是列举学术史的变化影响目录之例，二是列举目录的结构设定影响学术史之例。
二、书中列举学术变化影响目录之例
中国传统学术史的评论肇始很早，《庄子》其中的《天道》一篇是关于学术史最早的自觉论述。“<天下>篇，为最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批评先秦各家学派的论著，以这一篇为最古。”其中阐述了传统“内圣外王”的目标宗旨，基本后世各官修艺文志无不论述六经的学术目标，《天道》一篇就很早地论述了《诗》、《书》、《礼》、《乐》、《春秋》的学术意义，并且做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系已经很早就建立起来，并且在此后一直基本贯穿于整个学术史。
例如，在七分法逐渐向四分法的转变过程中，《七略》中六艺略的“春秋”类目转变为四分法的“史部”，相较于后世成熟、规范的史部，《中经新簿》中偏向史部的“丙部”分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也并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史部的准确范围。况且其中皇览是类书，但隋书中记载梁代的《皇览》概况，“《皇览》一百二十卷缪袭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萧琛抄。亡。”，梁代距魏较后世更近，梁代有着丰富的关于《皇览》的书籍积累和学术积累。我们可以反向推知，在《中经新簿》的时代，《皇览》的学术影响更为深远，所以在目录中自成一类，且卷帙浩繁加入丙部。学术流变确为影响目录变化的直接因素。“只是尚未有经史子集之名，二级目类也不太严谨而已。”[1]随着后世史类书籍的丰富，一个“春秋”已经不堪使用。
《孟子》升经运动也是学术之变影响目录学的典型例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孟子”一词仅仅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短短十六字，“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另一次是在兵书略中的“《孟子》一篇”。《隋书经籍志》中，相较于汉书艺文志，对于孟子的记载多了起来：“《孟子》十四卷齐卿孟轲撰，赵岐注。《孟子》七卷郑玄注。《孟子》七卷刘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
再如，东晋时期的士族门阀特色对目录也产生过显著的影响，由于这一时期重视家学传承，像所谓“南、董、政、骏”这四人般的高学之士不一定能够掌握经典、校书中枢，而编纂目录修史的权利多控制在士族子弟手中。因为这一阶段学术史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大量的家谱、族谱类书籍产生，需要一个类目适应它，谱牒学的分类就自然产生盛行了。
三、书中列举目录变化影响学术之例
该书并未从“目”、“录”二字的各自含义开始解释，而是把“目录”整体一词作为文献与学术的结合点来看，从目录来看文献与学术的变化。
除了上述学术史的变化影响目录之外，反之亦然，目录的变化也会影响着学术史的变化。但是二者不同的是，目录的变化多缘起于目录编纂者的主观架构，是一种由一统到多元的文化自觉行为。而学术史的变化缘起于某时期的儒林、学术风气，或受到当时宗教的风行传播，更多的是由多元到一统的趋势。
关于学术格局，一路是传统以来尊崇六经的格局，“这样一来，六艺，诸子，诗略，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就不是并列而单行的六种学术而已，而是从属于一个‘中心——边缘’的有机关联结构。” 另一路不能忽略的是王锦民先生在这本书里提及的以学术史分野的儒释道三大格局。与传统的目录格局七分到四分不同的是，三大源流的构架分类背后当然随之的是儒、释、道三大目录系统的分类。王锦民先生在该书中也强调，“这不是要分裂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而是使其更加多元化，既相互独立，又交融互补。”这种以学术史为基础来考量目录学史的视角无疑是极具价值的，也拓展了一直以来六艺为中心的格局。在刘向校书的过程之始，刘向自己负责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而兵书、术数、方技这后三略则分别由任宏、尹咸、李柱国以校，这就可以看出一个中心与边缘的格局。由于在初始设立了这样一种轻重格局，学术之中的显微好恶、内容架构都沿其继续丰富。
佛藏、道藏多被设为专科目录。以佛教目录为例，相对于汉志的成书年代，佛藏、道藏的文化土壤还未培养，更无从谈及佛藏与道藏两大目录。再者，“佛教目录之兴，盖伴译经以俱来。”[2]佛教目录的产生基于“译介”，而一般并非出自本土的宗教，其译介过程是需要一个较长过程的，第一部专门录汉代诸家译经佛录为《汉录》，已是在魏高贵乡公曹髦之时，作者为僧人颖川人朱士行，他“甘露五年（公元二六○年），發跡雍州，西渡流沙”，开西行取佛法之先河，姚名达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列图表说明，第一部佛教目录《汉录》在甘露五年之前，此时距离“梦金人”的东汉汉明帝，早已更朝换代。
以学术史的眼光观照目录学史，其至少有两点原因：其一，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强烈的政教化特征使得目录的编撰过程极易为框架所限制，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开篇的介绍无一不体现着政教化的特色。其二，文献、目录散佚情况极为常见，但学术源流的演变很难完全消失或被完全破坏。倘若“好治宫室”的鲁恭王未巧合地破坏旧宅，从而激发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倘若当时人用幸存的农技卜筮来建立目录，那如今我们看到的目录体系可能是完全另番样貌，而这一定是不全面的。
目录一方面能够作为前代学术的积累，一方面又是学术史的照鉴。用一种承继前代学术的角度来思考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系，《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一书中的目录学史视野和学术史视野无疑是极具价值的。
注释：
[1]来新夏、柯平主编，《目录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第42页。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196页。
【关键词】：史学;关照;目录;源流
一、何为“史学观照下的独特思考”
提及目录学的肇始旧事，必要提及“政骏”父子二人，刘向、刘歆父子二人皆出自楚元王刘交一支，是刘姓宗室。而向、歆父子之于目录学最大的功绩便在于明确化、规范化了六分格局。先秦以来不自觉的经验分类转为性质分类，并且是有意识的。实际上，所谓“按本质分类”是一种较为主观的思维，而非客观。因为靠长久积累“经验知识”所成的类别才是客观的结果。中国传统学术渊源颇深，而又分流广布。汉书艺文志最切要的是为我们梳理了一种中华传统学术源流的庞杂系统。再如楚辞、战国策等能够化简为册、流传后世便是其二人及其带领的校书者的功绩。但我们不能说在刘向之前，这一浩荡的学术支流就并无潜在的归类倾向。
可以说这是一种尊崇儒术的学术传统，而这一学术传统直接反映到了目录之中，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目录系统。而在王锦民先生的《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可以清晰地察觉到作者对于“佛”、“道”不应被打入“专科目录”窠臼的呼吁。其原因在于，作者认为学术史与目录学的互动和呼应极为重要，特别是观照目录学史的基础是学术史。相较于其他关于目录学的书籍，该书中关于佛藏与道藏的介绍是非常精当与丰富的。全书共分十四章，除了其中第七章、第八章论述了佛藏;第九章论述了道藏。其余基本是按照一般目录学史的时间线索，回归了一般目录学史的基本范式。
这里归纳了作者在书中各处零散提到的，学术史与目录学的几处明显互动，并将其概括归纳为两类，一是列举学术史的变化影响目录之例，二是列举目录的结构设定影响学术史之例。
二、书中列举学术变化影响目录之例
中国传统学术史的评论肇始很早，《庄子》其中的《天道》一篇是关于学术史最早的自觉论述。“<天下>篇，为最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批评先秦各家学派的论著，以这一篇为最古。”其中阐述了传统“内圣外王”的目标宗旨，基本后世各官修艺文志无不论述六经的学术目标，《天道》一篇就很早地论述了《诗》、《书》、《礼》、《乐》、《春秋》的学术意义，并且做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系已经很早就建立起来，并且在此后一直基本贯穿于整个学术史。
例如，在七分法逐渐向四分法的转变过程中，《七略》中六艺略的“春秋”类目转变为四分法的“史部”，相较于后世成熟、规范的史部，《中经新簿》中偏向史部的“丙部”分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也并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史部的准确范围。况且其中皇览是类书，但隋书中记载梁代的《皇览》概况，“《皇览》一百二十卷缪袭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萧琛抄。亡。”，梁代距魏较后世更近，梁代有着丰富的关于《皇览》的书籍积累和学术积累。我们可以反向推知，在《中经新簿》的时代，《皇览》的学术影响更为深远，所以在目录中自成一类，且卷帙浩繁加入丙部。学术流变确为影响目录变化的直接因素。“只是尚未有经史子集之名，二级目类也不太严谨而已。”[1]随着后世史类书籍的丰富，一个“春秋”已经不堪使用。
《孟子》升经运动也是学术之变影响目录学的典型例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孟子”一词仅仅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短短十六字，“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另一次是在兵书略中的“《孟子》一篇”。《隋书经籍志》中，相较于汉书艺文志，对于孟子的记载多了起来：“《孟子》十四卷齐卿孟轲撰，赵岐注。《孟子》七卷郑玄注。《孟子》七卷刘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
再如，东晋时期的士族门阀特色对目录也产生过显著的影响，由于这一时期重视家学传承，像所谓“南、董、政、骏”这四人般的高学之士不一定能够掌握经典、校书中枢，而编纂目录修史的权利多控制在士族子弟手中。因为这一阶段学术史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大量的家谱、族谱类书籍产生，需要一个类目适应它，谱牒学的分类就自然产生盛行了。
三、书中列举目录变化影响学术之例
该书并未从“目”、“录”二字的各自含义开始解释，而是把“目录”整体一词作为文献与学术的结合点来看，从目录来看文献与学术的变化。
除了上述学术史的变化影响目录之外，反之亦然，目录的变化也会影响着学术史的变化。但是二者不同的是，目录的变化多缘起于目录编纂者的主观架构，是一种由一统到多元的文化自觉行为。而学术史的变化缘起于某时期的儒林、学术风气，或受到当时宗教的风行传播，更多的是由多元到一统的趋势。
关于学术格局，一路是传统以来尊崇六经的格局，“这样一来，六艺，诸子，诗略，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就不是并列而单行的六种学术而已，而是从属于一个‘中心——边缘’的有机关联结构。” 另一路不能忽略的是王锦民先生在这本书里提及的以学术史分野的儒释道三大格局。与传统的目录格局七分到四分不同的是，三大源流的构架分类背后当然随之的是儒、释、道三大目录系统的分类。王锦民先生在该书中也强调，“这不是要分裂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而是使其更加多元化，既相互独立，又交融互补。”这种以学术史为基础来考量目录学史的视角无疑是极具价值的，也拓展了一直以来六艺为中心的格局。在刘向校书的过程之始，刘向自己负责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而兵书、术数、方技这后三略则分别由任宏、尹咸、李柱国以校，这就可以看出一个中心与边缘的格局。由于在初始设立了这样一种轻重格局，学术之中的显微好恶、内容架构都沿其继续丰富。
佛藏、道藏多被设为专科目录。以佛教目录为例，相对于汉志的成书年代，佛藏、道藏的文化土壤还未培养，更无从谈及佛藏与道藏两大目录。再者，“佛教目录之兴，盖伴译经以俱来。”[2]佛教目录的产生基于“译介”，而一般并非出自本土的宗教，其译介过程是需要一个较长过程的，第一部专门录汉代诸家译经佛录为《汉录》，已是在魏高贵乡公曹髦之时，作者为僧人颖川人朱士行，他“甘露五年（公元二六○年），發跡雍州，西渡流沙”，开西行取佛法之先河，姚名达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列图表说明，第一部佛教目录《汉录》在甘露五年之前，此时距离“梦金人”的东汉汉明帝，早已更朝换代。
以学术史的眼光观照目录学史，其至少有两点原因：其一，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强烈的政教化特征使得目录的编撰过程极易为框架所限制，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开篇的介绍无一不体现着政教化的特色。其二，文献、目录散佚情况极为常见，但学术源流的演变很难完全消失或被完全破坏。倘若“好治宫室”的鲁恭王未巧合地破坏旧宅，从而激发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倘若当时人用幸存的农技卜筮来建立目录，那如今我们看到的目录体系可能是完全另番样貌，而这一定是不全面的。
目录一方面能够作为前代学术的积累，一方面又是学术史的照鉴。用一种承继前代学术的角度来思考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系，《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一书中的目录学史视野和学术史视野无疑是极具价值的。
注释：
[1]来新夏、柯平主编，《目录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第42页。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