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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传于麻山地区的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是一部“活态人民口头创作”，叙述了苗族数千年的历史。东郎（苗族歌师）作为麻山地区死亡仪式的主持者及《亚鲁王》的领诵者，承担着传承民族历史及教育后人之责。本文以东郎（苗族歌师）杨松为个案，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探析东郎（苗族歌师）在苗族历史传承和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亚鲁王》 杨松 传承 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2-0001-02
一、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与传承者东郎
2009年，贵州省紫云县麻山地区发现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亚鲁王》是一部凭东郎（苗族歌师）的记忆用苗语唱诵并传承至今的英雄史诗。《亚鲁王》是苗族人民的一部口述历史，无任何文献资料作为参考依据，完全依靠东郎（苗族歌师）的口头传承得以保存，这是东郎（苗族歌师）对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作出的巨大贡献。“歌师的口述史印证了《亚鲁王》在苗族社會生活中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史诗《亚鲁王》传承的影响。”[1]它叙述了苗族数千年的历史，以“历史征战、逃亡、迁徙、开拓为经”，以几千名古代苗族人物、四百余个古苗语地名、二十余个古战场的壮烈场景为纬，展开了极其波澜壮阔的英雄历史画面，将一个民族和其先祖的创世史、征战史和迁徙史融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诗篇，而死者的回归则是其整个叙述的主线。死亡不仅是作为开端，而且是整个叙述结构的基本架构。”[2]这部苗族人民的口述历史以唱诵和聆听的方式在麻山地区流传，唱诵是连接历史文化最直接的途径，是打通血脉之情最生动的方式。麻山地区的死亡仪式上，东郎（苗族歌师）唱诵亚鲁王的历史，每一个逝者和他的后代子孙在聆听中获得心灵的启迪和情感的联结。一代又一代苗族人民通过这种肃穆的方式在广阔的时空中得以血脉相依，共同目光的投注在祖先的居所，从根源上强化苗族人民对民族历史的认知，连接逝者家属所在的家族内部的血脉之情，使苗族人民获得民族传统文化及家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东郎（苗族歌师）通过唱诵史诗《亚鲁王》对群体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亚鲁王》的唱诵中联结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纽带，使《亚鲁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激发群体的文化自觉意识。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依靠东郎（苗族歌师）的唱诵这种人际传播的方式得以在麻山延续，一代又一代东郎（苗族歌师）以代际传承的方式成为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坚定的守护者。
现行纸质文本《亚鲁王》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经过苗族青年杨正江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努力得以公开发行。《亚鲁王》出版发行后，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且有不少研究成果。“饮水思源”， 东郎（苗族歌师）是《亚鲁王》口头传承活动的主体，决定《亚鲁王》活态传承的走向，亦是《亚鲁王》这部苗族史诗得以面世的前提条件。东郎（苗族歌师）通过唱诵这种肃穆的教育形式向苗族人民传递着民族历史和家族文化生生不息的薪火。著名音乐学家郭乃安先生曾提出：“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3]将目光投注在《亚鲁王》传承者东郎（苗族歌师）的身上，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东郎（苗族歌师）在《亚鲁王》传承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探讨东郎（苗族歌师）在麻山地区历史传承与文化教育中的重要影响，具有积极的社会教育意义。
二、以唱诵连接古今和未来的文化行者
东郎（苗族歌师）是麻山地区死亡仪式的主持者。麻山地区有人逝世则必须完整吟唱史诗《亚鲁王》。特殊的身份使东郎（苗族歌师）成为麻山传统文化的持守者。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东郎（苗族歌师）需要持续的学习及实践，经过刻苦磨炼，掌握娴熟的技能方能获得认同。一名优秀的东郎（苗族歌师）对麻山地区的传统文化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以麻山地区的杨松作为东郎（苗族歌师）群体的代表，以个案分析的形式探析东郎（苗族歌师）在麻山历史传承和文化教育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杨松，麻山地区的一位东郎（苗族歌师），亦是紫云县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出生于苗族歌师世家，其曾祖父杨老会是麻山的大歌师，其爷爷和父亲是东郎兼宝目，自小接受家庭文化的熏陶，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促使他成为麻山地区传统文化的持守者。杨松8岁入学，成绩优异，小学毕业时免试直升初中。据他自述，七八十年代的麻山地区，通晓汉语的人才稀缺，一个寨子仅有一两个人初中毕业生。杨松初中毕业后在当地小学校长的邀请下到大坝地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直到1985年国家清退民办教师。杨松离开大坝地小学后，考虑到寨子里的孩子上学艰难，在当地创办民办小学，请熟悉的朋友到学校任教，后因当地教育部门认为办学条件不成熟而停办。这段教育工作经历，可看出杨松作为麻山的地方性文化人才所具有的文化情怀及担当。杨松曾对笔者讲述过这么一件事，他从事民办教育工作时，寨子里的孩子到8、9岁听不懂汉语，这一现象使他更坚定让寨子里的孩子学习汉语的决心。多年后，他曾经教过的孩子在为人父母后，会在孩子年幼时用汉语和孩子交流。杨松说，这种学习汉语所带来的变化让他欣慰。杨松的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智慧，既坚守苗族传统文化，又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外来文化，且积极传播这种文化智慧。
杨松离开教育事业后，曾外出务工。2003年，杨松放弃在北京务工挣钱的机会，选择回大地坝村任村委会副主任，他利用工作之余积极收集民间故事、歌谣，虚心向老人请教。2009年，杨松参加先期的亚鲁王古城墙普查，同年9月21日至24日，杨松积极配合中国作家协会专家组对《亚鲁王》歌师进行录音录像的资料收集工作。2009年9月，杨松与杨正江在摆弄关拜了杨光顺为师，跟随杨光顺和杨光东二位歌师学习唱诵《亚鲁王》。此后，杨松坚持学习唱诵《亚鲁王》并在实践中提升自己，同时积极开展《亚鲁王》的传承保护工作。作为具有多重文化视角的歌师和基层文化工作人员，杨松对《亚鲁王》的传承保护工作有更直接的认识。他说：“真正推动《亚鲁王》的传承保护工作，不是简单的事，需要触动村民心灵深处的情感，激发村民的自尊心，使村民认识到学习唱诵《亚鲁王》关乎家族荣誉和尊严。”①麻山地区，每一个村寨因为地缘和血缘的不同，礼俗文化也所不同，一个家族有东郎（苗族歌师）不仅是家族荣耀的体现，也是家族历史传承的保证。关于这种现象，杨松曾举例说明。一个家族若在死亡仪式上是外请东郎（苗族歌师）主持仪式，请到的东郎（苗族歌师）对家族历史的源流认识有限，可能是三代人，若自己家族有东郎（苗族歌师），可以上溯的历史更悠久。对于家族观念仍有重要影响力的麻山地区，这种认知更能激发村民在历史传承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追根溯源，只有唤起村民心里的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并产生文化自信，才能真正使《亚鲁王》的传承保护工作健康持续开展。
前述可见，作为东郎（苗族歌师）的杨松，不仅连结了自身多种文化身份，实现了对民族文化观察与审视中内外视角的切换，思考着传统文化遭遇全球化冲击下应该如何持守苗族传统文化。
全球化的到来，使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在全球化中保持自身文化特性，又与他者文化实现对话与交流，为文化多元化提供更多可能，是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而东郎（苗族歌师）的杨松的个案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
注释：
①文中关于杨松老师的资料由杨松老师本人提供。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文化厅编，曹维琼，麻勇斌.亚鲁王书系·歌师密档[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2]贵州省文化厅编，曹维琼，麻勇斌.亚鲁王书系·史诗颂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3]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J].中国音乐学，2017，（01）.
[4]余未人.《亚鲁王》的传承和唱诵[J].当代贵州，2015，（40）.
关键词：《亚鲁王》 杨松 传承 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2-0001-02
一、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与传承者东郎
2009年，贵州省紫云县麻山地区发现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亚鲁王》是一部凭东郎（苗族歌师）的记忆用苗语唱诵并传承至今的英雄史诗。《亚鲁王》是苗族人民的一部口述历史，无任何文献资料作为参考依据，完全依靠东郎（苗族歌师）的口头传承得以保存，这是东郎（苗族歌师）对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作出的巨大贡献。“歌师的口述史印证了《亚鲁王》在苗族社會生活中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史诗《亚鲁王》传承的影响。”[1]它叙述了苗族数千年的历史，以“历史征战、逃亡、迁徙、开拓为经”，以几千名古代苗族人物、四百余个古苗语地名、二十余个古战场的壮烈场景为纬，展开了极其波澜壮阔的英雄历史画面，将一个民族和其先祖的创世史、征战史和迁徙史融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诗篇，而死者的回归则是其整个叙述的主线。死亡不仅是作为开端，而且是整个叙述结构的基本架构。”[2]这部苗族人民的口述历史以唱诵和聆听的方式在麻山地区流传，唱诵是连接历史文化最直接的途径，是打通血脉之情最生动的方式。麻山地区的死亡仪式上，东郎（苗族歌师）唱诵亚鲁王的历史，每一个逝者和他的后代子孙在聆听中获得心灵的启迪和情感的联结。一代又一代苗族人民通过这种肃穆的方式在广阔的时空中得以血脉相依，共同目光的投注在祖先的居所，从根源上强化苗族人民对民族历史的认知，连接逝者家属所在的家族内部的血脉之情，使苗族人民获得民族传统文化及家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东郎（苗族歌师）通过唱诵史诗《亚鲁王》对群体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亚鲁王》的唱诵中联结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纽带，使《亚鲁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激发群体的文化自觉意识。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依靠东郎（苗族歌师）的唱诵这种人际传播的方式得以在麻山延续，一代又一代东郎（苗族歌师）以代际传承的方式成为苗族唱诵史诗《亚鲁王》坚定的守护者。
现行纸质文本《亚鲁王》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经过苗族青年杨正江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努力得以公开发行。《亚鲁王》出版发行后，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且有不少研究成果。“饮水思源”， 东郎（苗族歌师）是《亚鲁王》口头传承活动的主体，决定《亚鲁王》活态传承的走向，亦是《亚鲁王》这部苗族史诗得以面世的前提条件。东郎（苗族歌师）通过唱诵这种肃穆的教育形式向苗族人民传递着民族历史和家族文化生生不息的薪火。著名音乐学家郭乃安先生曾提出：“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3]将目光投注在《亚鲁王》传承者东郎（苗族歌师）的身上，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东郎（苗族歌师）在《亚鲁王》传承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探讨东郎（苗族歌师）在麻山地区历史传承与文化教育中的重要影响，具有积极的社会教育意义。
二、以唱诵连接古今和未来的文化行者
东郎（苗族歌师）是麻山地区死亡仪式的主持者。麻山地区有人逝世则必须完整吟唱史诗《亚鲁王》。特殊的身份使东郎（苗族歌师）成为麻山传统文化的持守者。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东郎（苗族歌师）需要持续的学习及实践，经过刻苦磨炼，掌握娴熟的技能方能获得认同。一名优秀的东郎（苗族歌师）对麻山地区的传统文化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以麻山地区的杨松作为东郎（苗族歌师）群体的代表，以个案分析的形式探析东郎（苗族歌师）在麻山历史传承和文化教育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杨松，麻山地区的一位东郎（苗族歌师），亦是紫云县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出生于苗族歌师世家，其曾祖父杨老会是麻山的大歌师，其爷爷和父亲是东郎兼宝目，自小接受家庭文化的熏陶，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促使他成为麻山地区传统文化的持守者。杨松8岁入学，成绩优异，小学毕业时免试直升初中。据他自述，七八十年代的麻山地区，通晓汉语的人才稀缺，一个寨子仅有一两个人初中毕业生。杨松初中毕业后在当地小学校长的邀请下到大坝地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直到1985年国家清退民办教师。杨松离开大坝地小学后，考虑到寨子里的孩子上学艰难，在当地创办民办小学，请熟悉的朋友到学校任教，后因当地教育部门认为办学条件不成熟而停办。这段教育工作经历，可看出杨松作为麻山的地方性文化人才所具有的文化情怀及担当。杨松曾对笔者讲述过这么一件事，他从事民办教育工作时，寨子里的孩子到8、9岁听不懂汉语，这一现象使他更坚定让寨子里的孩子学习汉语的决心。多年后，他曾经教过的孩子在为人父母后，会在孩子年幼时用汉语和孩子交流。杨松说，这种学习汉语所带来的变化让他欣慰。杨松的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智慧，既坚守苗族传统文化，又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外来文化，且积极传播这种文化智慧。
杨松离开教育事业后，曾外出务工。2003年，杨松放弃在北京务工挣钱的机会，选择回大地坝村任村委会副主任，他利用工作之余积极收集民间故事、歌谣，虚心向老人请教。2009年，杨松参加先期的亚鲁王古城墙普查，同年9月21日至24日，杨松积极配合中国作家协会专家组对《亚鲁王》歌师进行录音录像的资料收集工作。2009年9月，杨松与杨正江在摆弄关拜了杨光顺为师，跟随杨光顺和杨光东二位歌师学习唱诵《亚鲁王》。此后，杨松坚持学习唱诵《亚鲁王》并在实践中提升自己，同时积极开展《亚鲁王》的传承保护工作。作为具有多重文化视角的歌师和基层文化工作人员，杨松对《亚鲁王》的传承保护工作有更直接的认识。他说：“真正推动《亚鲁王》的传承保护工作，不是简单的事，需要触动村民心灵深处的情感，激发村民的自尊心，使村民认识到学习唱诵《亚鲁王》关乎家族荣誉和尊严。”①麻山地区，每一个村寨因为地缘和血缘的不同，礼俗文化也所不同，一个家族有东郎（苗族歌师）不仅是家族荣耀的体现，也是家族历史传承的保证。关于这种现象，杨松曾举例说明。一个家族若在死亡仪式上是外请东郎（苗族歌师）主持仪式，请到的东郎（苗族歌师）对家族历史的源流认识有限，可能是三代人，若自己家族有东郎（苗族歌师），可以上溯的历史更悠久。对于家族观念仍有重要影响力的麻山地区，这种认知更能激发村民在历史传承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追根溯源，只有唤起村民心里的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并产生文化自信，才能真正使《亚鲁王》的传承保护工作健康持续开展。
前述可见，作为东郎（苗族歌师）的杨松，不仅连结了自身多种文化身份，实现了对民族文化观察与审视中内外视角的切换，思考着传统文化遭遇全球化冲击下应该如何持守苗族传统文化。
全球化的到来，使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在全球化中保持自身文化特性，又与他者文化实现对话与交流，为文化多元化提供更多可能，是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而东郎（苗族歌师）的杨松的个案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
注释：
①文中关于杨松老师的资料由杨松老师本人提供。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文化厅编，曹维琼，麻勇斌.亚鲁王书系·歌师密档[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2]贵州省文化厅编，曹维琼，麻勇斌.亚鲁王书系·史诗颂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3]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J].中国音乐学，2017，（01）.
[4]余未人.《亚鲁王》的传承和唱诵[J].当代贵州，201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