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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体融合”自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至今，对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媒体融合”概念已在国内外发展几十年，本文就“媒体融合”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同时，对于“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改革发展需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文章最后，对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现阶段成果进行了简要的列举，并提出了几点现阶段我国媒体融合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境，针对这些困境尝试得出几点对媒体融合未来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媒体融合;改革发展;困境与启示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这一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新一轮媒体融合改革的开启。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传统主流媒体加快了向新兴媒体“融合”的步伐。期间，国家多次出台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促使媒体融合在广度和深度发展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相较于国外媒体融合发展而言，我国媒体融合的发展和推动具有其特殊的政策优势，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劣势。
一.有关媒体融合的理论研究情况
“融合”一词的最早出现于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随着内容数字化和互联网发展，“3C”即通信、计算和内容联合到一起是必然的趋势，此时的“融合”更趋向于媒介融合的概念，“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汇集到一起”[1]。198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媒介融合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 2]。在此后的理论发展中，西方学者对媒体融合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视角，包括了技术整合、所有权、经济发展等多角度的分析，诸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迈克·加瑟指出，媒体融合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和计算机网络对以往截然不同的媒体技术和平台的整合，是一种技术融合[3]，同时其又是一种商业策略，商业公司可以对所拥有的媒体资产进行重新整合，以达到媒体的集中和经济整合。
与西方相比，我国媒体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从CNKI的检索情况中可以看出，最早一篇有关媒体融合的论文是发表于1998年的《媒体融合未来传播的大趋势》，陆群认为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可以让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实现共享与参与并存，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4]。在2006年之前發表的有关媒体融合的论文内容多为有关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求同存异的思考，真正富有新意的对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是蔡雯教授引用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 Adnerw Nacihson对于“融合媒介”的定义，即“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5]。蔡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推动下，各类型媒介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6]，她认为当新的介质出现的时候，融合新闻必将超越“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的这一界限，而将会演变成一种全新的、独立的、全流程的新闻生产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动，2006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有关媒体融合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研究内容也从比较狭义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及技术层面的思考向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媒体融合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影响的思考转变。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在《新老媒体融合路径的社会学思考与经济学观察》一文中指出“从‘多元混合’变迁到‘多元融合’，从信息传播领域去观察，潜藏在背后的是媒介权力在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多边动态博弈。”[7]媒体融合不再是单一的技术融合和渠道融合，其社会与经济效益也逐步被发掘，推动媒体融合改革也变得势在必行。
二.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2014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媒体融合时代，自2014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有关媒体融合改革的政策，凸显了媒体融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在新媒体时代下主动应对媒体融合的决心和信心，本文认为，我国媒体融合改革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媒体融合改革事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意识形态的产生源于社会意识从个人到群体再到整体的不断聚集和升华，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主观反映。同时，意识形态又会对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媒介或者说媒体的“元功能”是构建社会意识，它是社会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意识建立联系和精神交往的中间环节和手段[8]，以媒体为手段的舆论引导具有相当强的可塑性，引导得当会产生良性的社会效果，引导不利则会产生恶性的社会效果，因此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引导工作，事关国家和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传统的主流媒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的主要阵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全球背景以及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动，舆论场中隐含着大量国内外不稳定因素，在此种情况下，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依靠主流媒体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调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时，在媒体融合时代，舆论主体逐渐多元化，并相较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更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并且每个公民都可以便利的、及时的利用移动互联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新兴媒体已然变成了舆论的“增倍器”，相比之下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并不断被边缘化。进行媒体融合丰富构建社会意识的传播手段，打造主流媒体的全新格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已经迫在眉睫。
媒体融合改革发展事关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众多改革推动因素中，社会公众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理解、接受、共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依靠它的人民的进步。除非它开发他们的精神和人的潜力，否则，它就不可能开发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基本问题不是自然资源的缺乏，而是人的资源的不发达，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9]。改革开放40多年，传统主流媒体在唤醒全社会的主体意识，培育全社会的主体人格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公众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最终实现对中国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的全面改造。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实施依然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公众的“改革”意识和人格的培养作用，加快主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就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对这种作用的强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实施各项政策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为老百姓所支持、受老百姓推动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困境与启示
媒体融合战略实施以来，传统主流媒体积极响应国家媒体融合改革方针，逐步落实媒体融合布局。中央媒体在媒体融合改革中率先垂范，人民日报自2014年至今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了“1+3+1”的全媒体矩阵;2018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实施“台网并重、先网后台”媒体融合战略部署;2019年12月，新华社在京建设媒体融合生产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努力打造媒体融合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科研创新。在地方传统主流媒体方面，湖南广电集团以“一体两翼、双擎驱动”的基本战略，在2014年后快速推动旗下“芒果TV”新媒体平台发展，截至2018年芒果TV的“一云多屏”全终端覆盖体系，日均活跃用户数已超4700万，日常视频点击量已超2.8亿次，排在腾讯视频、优酷土豆、爱奇艺之后成为国内第四大视频网站。2014年，湖北广电建立长江新媒体集团，并推出湖北政务官方新闻平台“长江云”，2020年，继“长江云”之后又获批建设中国（湖北）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创新中心，全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可以看到，媒体融合经过6年的实施发展，在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兴媒体融合转型，特别是向移动新媒体端的融合转型方面发展快速、成绩显著，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媒体融合战略从原来的平面式发展逐渐向纵深式发展过渡。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媒体融合的发展中还是存在一些受制因素，这些来自于观念、体制和机制的受制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疏导，将有可能会阻碍媒体融合的进一步纵深发展。
受观念的影响部分传统媒体依然存在对媒体融合内涵的错误认识。部分传统媒体在解读媒体融合概念时依旧认为媒体融合就是做“加”法，就是将人力、物力和资金从原来分散的状态集中到一起，组成形式上的“中央厨房”“融媒体中心”等概念形式，从“分散办公”变成了“集体办公”，在内容创作上“只重产量不重质量”，尤其是在2019年国家大力推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这种状态比较突出，存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雷同，使得政策的实施“只开花不结果”。正如蔡雯教授所说“媒体融合对于传统媒体的最大价值应该是借助技术的推动力突破内容建设的瓶颈，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在众生喧哗中成为舆论的引领者。”[10]对于传统媒体来讲，要深刻认识到内容創新才是传统媒体融合之路的指明灯，不断提高内容的制作质量，让人力、物力和资金的“加”法转化成为内容创作的“乘”法，进而提高自身与新兴媒体“争夺”用户的能力。
科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亟需建立。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理顺管理体制，破除制约媒体融合发展的机制体制壁垒，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我国的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的建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无论媒体技术如何发展，党管媒体的原则始终不能改变。在媒体融合实施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多个独立的传统媒体主体业务合并时，由于这种科层制的体制机制限制，对于合并后的管理人员安排、管理归属问题常常引发激烈的讨论，最终造成组织结构重叠，原班人马“各管一摊”的情况，不利于资源和力量的集中。要解决这种困境，就要进行组织结构合理安排，推动组织结构的一体化发展，在坚持“党管媒体”的前提下，推进新媒体中心的建设，使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实现在内容上的融合以及在组织形式上的相对“分离”，构建“体制内媒体、体制外产业”的复合形式。
坚持推动媒体融合的市场导向，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用人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要使转型后的传统主流媒体能够充分发挥舆论引导能力，就要让其“拥抱”市场，在发展中遵循市场逻辑，一是要响应“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家政策方针，让市场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重要手段，在“党管媒体”的大原则下，探索社会资本在新媒体建设中的可行性;二是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用人机制，传统媒体受体制限制在人员工资、人员选用与提拔等方面相较于新兴媒体完全处于劣势，导致大量新媒体人才向新兴媒体流动，因此逐步优化人才结构，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人员福利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三是要始终以市场导向为媒体融合成果的验证标准，不能闭门造车仅仅是为了落实政策或者迎合上级领导，媒体融合的成果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要以市场反馈为标准，不断推进媒体融合的创新发展。
四.结语
总之，无论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下，还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任务要求，媒体融合发展始终应该是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理念、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应有之义。随着5G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发展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重大变革，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媒体融合的内涵和作用，妥善处理好媒体融合发展中的可能遇到的各种矛盾，全力推动媒体融合创新、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J].现代传播，2006（1）：51-53
[2]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J].中国记者，2007（01）
[3] Mike Gasher.Media Convergence，September 5， 2011
[4]陆群.媒体融合-未来传播的大趋势[J].中国青年科技，1998（07）
[5]蔡雯.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j].新闻战线，2005（08）
[6]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试论“融合新闻”及其挑战[j].国际新闻界，2006（05）
[7]周笑.新老媒体融合路径的社会学思考与经济学观察[J].视听界. 2009，（06）
[8]许海.社会意识视域中的媒介舆论引导理论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
[9]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10]蔡雯.媒体融合呼唤内容革新[J].中国广播，2013（0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 北京 100045）
关键词：媒体融合;改革发展;困境与启示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这一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新一轮媒体融合改革的开启。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传统主流媒体加快了向新兴媒体“融合”的步伐。期间，国家多次出台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促使媒体融合在广度和深度发展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相较于国外媒体融合发展而言，我国媒体融合的发展和推动具有其特殊的政策优势，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劣势。
一.有关媒体融合的理论研究情况
“融合”一词的最早出现于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随着内容数字化和互联网发展，“3C”即通信、计算和内容联合到一起是必然的趋势，此时的“融合”更趋向于媒介融合的概念，“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汇集到一起”[1]。198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媒介融合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 2]。在此后的理论发展中，西方学者对媒体融合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视角，包括了技术整合、所有权、经济发展等多角度的分析，诸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迈克·加瑟指出，媒体融合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和计算机网络对以往截然不同的媒体技术和平台的整合，是一种技术融合[3]，同时其又是一种商业策略，商业公司可以对所拥有的媒体资产进行重新整合，以达到媒体的集中和经济整合。
与西方相比，我国媒体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从CNKI的检索情况中可以看出，最早一篇有关媒体融合的论文是发表于1998年的《媒体融合未来传播的大趋势》，陆群认为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可以让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实现共享与参与并存，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4]。在2006年之前發表的有关媒体融合的论文内容多为有关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求同存异的思考，真正富有新意的对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是蔡雯教授引用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 Adnerw Nacihson对于“融合媒介”的定义，即“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5]。蔡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推动下，各类型媒介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6]，她认为当新的介质出现的时候，融合新闻必将超越“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的这一界限，而将会演变成一种全新的、独立的、全流程的新闻生产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动，2006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有关媒体融合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研究内容也从比较狭义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及技术层面的思考向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媒体融合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影响的思考转变。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在《新老媒体融合路径的社会学思考与经济学观察》一文中指出“从‘多元混合’变迁到‘多元融合’，从信息传播领域去观察，潜藏在背后的是媒介权力在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多边动态博弈。”[7]媒体融合不再是单一的技术融合和渠道融合，其社会与经济效益也逐步被发掘，推动媒体融合改革也变得势在必行。
二.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2014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媒体融合时代，自2014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有关媒体融合改革的政策，凸显了媒体融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在新媒体时代下主动应对媒体融合的决心和信心，本文认为，我国媒体融合改革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媒体融合改革事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意识形态的产生源于社会意识从个人到群体再到整体的不断聚集和升华，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主观反映。同时，意识形态又会对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媒介或者说媒体的“元功能”是构建社会意识，它是社会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意识建立联系和精神交往的中间环节和手段[8]，以媒体为手段的舆论引导具有相当强的可塑性，引导得当会产生良性的社会效果，引导不利则会产生恶性的社会效果，因此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引导工作，事关国家和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传统的主流媒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的主要阵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全球背景以及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动，舆论场中隐含着大量国内外不稳定因素，在此种情况下，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依靠主流媒体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调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时，在媒体融合时代，舆论主体逐渐多元化，并相较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更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并且每个公民都可以便利的、及时的利用移动互联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新兴媒体已然变成了舆论的“增倍器”，相比之下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并不断被边缘化。进行媒体融合丰富构建社会意识的传播手段，打造主流媒体的全新格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已经迫在眉睫。
媒体融合改革发展事关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众多改革推动因素中，社会公众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理解、接受、共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依靠它的人民的进步。除非它开发他们的精神和人的潜力，否则，它就不可能开发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基本问题不是自然资源的缺乏，而是人的资源的不发达，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9]。改革开放40多年，传统主流媒体在唤醒全社会的主体意识，培育全社会的主体人格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公众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最终实现对中国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的全面改造。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实施依然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公众的“改革”意识和人格的培养作用，加快主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就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对这种作用的强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实施各项政策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为老百姓所支持、受老百姓推动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困境与启示
媒体融合战略实施以来，传统主流媒体积极响应国家媒体融合改革方针，逐步落实媒体融合布局。中央媒体在媒体融合改革中率先垂范，人民日报自2014年至今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了“1+3+1”的全媒体矩阵;2018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实施“台网并重、先网后台”媒体融合战略部署;2019年12月，新华社在京建设媒体融合生产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努力打造媒体融合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科研创新。在地方传统主流媒体方面，湖南广电集团以“一体两翼、双擎驱动”的基本战略，在2014年后快速推动旗下“芒果TV”新媒体平台发展，截至2018年芒果TV的“一云多屏”全终端覆盖体系，日均活跃用户数已超4700万，日常视频点击量已超2.8亿次，排在腾讯视频、优酷土豆、爱奇艺之后成为国内第四大视频网站。2014年，湖北广电建立长江新媒体集团，并推出湖北政务官方新闻平台“长江云”，2020年，继“长江云”之后又获批建设中国（湖北）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创新中心，全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可以看到，媒体融合经过6年的实施发展，在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兴媒体融合转型，特别是向移动新媒体端的融合转型方面发展快速、成绩显著，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媒体融合战略从原来的平面式发展逐渐向纵深式发展过渡。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媒体融合的发展中还是存在一些受制因素，这些来自于观念、体制和机制的受制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疏导，将有可能会阻碍媒体融合的进一步纵深发展。
受观念的影响部分传统媒体依然存在对媒体融合内涵的错误认识。部分传统媒体在解读媒体融合概念时依旧认为媒体融合就是做“加”法，就是将人力、物力和资金从原来分散的状态集中到一起，组成形式上的“中央厨房”“融媒体中心”等概念形式，从“分散办公”变成了“集体办公”，在内容创作上“只重产量不重质量”，尤其是在2019年国家大力推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这种状态比较突出，存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雷同，使得政策的实施“只开花不结果”。正如蔡雯教授所说“媒体融合对于传统媒体的最大价值应该是借助技术的推动力突破内容建设的瓶颈，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在众生喧哗中成为舆论的引领者。”[10]对于传统媒体来讲，要深刻认识到内容創新才是传统媒体融合之路的指明灯，不断提高内容的制作质量，让人力、物力和资金的“加”法转化成为内容创作的“乘”法，进而提高自身与新兴媒体“争夺”用户的能力。
科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亟需建立。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理顺管理体制，破除制约媒体融合发展的机制体制壁垒，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我国的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的建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无论媒体技术如何发展，党管媒体的原则始终不能改变。在媒体融合实施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多个独立的传统媒体主体业务合并时，由于这种科层制的体制机制限制，对于合并后的管理人员安排、管理归属问题常常引发激烈的讨论，最终造成组织结构重叠，原班人马“各管一摊”的情况，不利于资源和力量的集中。要解决这种困境，就要进行组织结构合理安排，推动组织结构的一体化发展，在坚持“党管媒体”的前提下，推进新媒体中心的建设，使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实现在内容上的融合以及在组织形式上的相对“分离”，构建“体制内媒体、体制外产业”的复合形式。
坚持推动媒体融合的市场导向，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用人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要使转型后的传统主流媒体能够充分发挥舆论引导能力，就要让其“拥抱”市场，在发展中遵循市场逻辑，一是要响应“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家政策方针，让市场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重要手段，在“党管媒体”的大原则下，探索社会资本在新媒体建设中的可行性;二是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用人机制，传统媒体受体制限制在人员工资、人员选用与提拔等方面相较于新兴媒体完全处于劣势，导致大量新媒体人才向新兴媒体流动，因此逐步优化人才结构，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人员福利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三是要始终以市场导向为媒体融合成果的验证标准，不能闭门造车仅仅是为了落实政策或者迎合上级领导，媒体融合的成果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要以市场反馈为标准，不断推进媒体融合的创新发展。
四.结语
总之，无论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下，还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任务要求，媒体融合发展始终应该是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理念、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应有之义。随着5G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发展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重大变革，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媒体融合的内涵和作用，妥善处理好媒体融合发展中的可能遇到的各种矛盾，全力推动媒体融合创新、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J].现代传播，2006（1）：51-53
[2]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J].中国记者，2007（01）
[3] Mike Gasher.Media Convergence，September 5， 2011
[4]陆群.媒体融合-未来传播的大趋势[J].中国青年科技，1998（07）
[5]蔡雯.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j].新闻战线，2005（08）
[6]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试论“融合新闻”及其挑战[j].国际新闻界，2006（05）
[7]周笑.新老媒体融合路径的社会学思考与经济学观察[J].视听界. 2009，（06）
[8]许海.社会意识视域中的媒介舆论引导理论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
[9]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10]蔡雯.媒体融合呼唤内容革新[J].中国广播，2013（0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 北京 10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