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下埠镇有一个人的名字家喻户晓，这个人就是“劉司令”。“刘司令”原名刘荣华，从小参加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屡立战功，一生身经百战，曾11次负伤，其中8次重伤。1955年9月，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弃工从戎英勇战斗
　　1905年，刘荣华出生在湘东区下埠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他进入萍乡煤矿做工。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主要厂矿之一，它和当时专为运输萍乡煤矿煤炭而建的株萍铁路合称为安源路矿。1922年9月，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发动下，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抗议路矿当局企图解散工会和俱乐部，要求发放被长期拖欠的工资。刘荣华积极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成为安源路矿纠察队队员，由于表现出色，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由于身份暴露，他只好回到家乡下埠镇长春埠恒山坡，靠推脚炭维持生计。当时萍乡的煤井大多开在山坳里，煤炭要靠人工运到山下的安源、长潭、萍乡城区等地，然后再转运到外地，那时运煤炭用的是独轮车，又叫鸡公车，独轮是木制的，车轮上再架上支架、煤筐，运煤的人把吊带系在脖子上，双手扶着把手，翻山越岭运煤炭，这种活被称为“推脚炭”，又称为“推洋炭”。1929年，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步好转，刘荣华毅然丢掉推脚炭用的独轮车，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江西永新、莲花一带为穷苦大众的革命事业传递情报。当时，党中央临时负责人李立三被一时的胜利所迷惑，盲目地制订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力量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扩充红军100万，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错误口号。刘荣华奉命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斗，表现十分英勇，无奈最终失败。“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和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战火考验军功累累
　　在长征途中，刘荣华是营职干部，在中央警卫团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和战友们一道翻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皮鞋，喝雪水，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到达陕北。过草地时，他和战友用担架抬着患病的毛泽东艰难前行。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得知刘志丹等100多名干部被关押，立即派出刘荣华等一班人，日夜兼程赶到瓦窑堡，将刘志丹等人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从而挽救了陕北的党组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荣华成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的一名连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平型关是内长城的要口、晋东北的交通要道。1937年9月23日晚，在团长李天佑的带领下，刘荣华和战友们凭借着丛林的掩护，悄悄地进入了主攻阵地。24日黎明时分，骄横一时的日军坂垣师团部4000余人乘坐100多辆汽车、200多辆辎重卡车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八路军埋伏阵地。埋伏在两侧高地的八路军战士用手枪、手榴弹、机枪等武器突然向日寇发动了猛烈攻击，被八路军“锁”在十里长沟的日军士兵乱作一团，几百辆车进退不得。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八路军打死打伤日军1000多人，破坏100多辆车，取得了八路军抗战史上的第一次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时一位和刘荣华一起参加平型关战役的乡友回忆说：“刘荣华在战斗中冲锋在前，被他刺倒的日本士兵一个又一个。”
　　1939年，刘荣华随一批八路军干部充实新四军领导力量，转战鄂豫皖地区。作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手下的得力干将，刘荣华曾在皖西北至淮上地区勇斗顽敌，屡立战功。后来，他又随新四军领导机关挺进苏北，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参与策反了泰州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一个师，这个师后来起义投诚。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故事片《东进序曲》，影片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挺进纵队攻占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踏上东进抗日道路的一段故事，剧中一位司令员的原型就是刘荣华。1963年，这部电影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1940年，黄桥战役打响，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手下担任第七团团长的刘荣华与日伪顽敌进行了数日鏖战，并配合第二纵队悄悄迂回到外围，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里应外合，一举打败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创下了又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解放战争中，刘荣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可谓身经百战。
　　帮助乡亲抚育后辈
　　新中国成立后，刘荣华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第二编练基地司令员、安徽省军区蚌埠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因身体状况及文化程度等原因，1963年，离职到安徽合肥干休所休养，是安徽省内少数走完长征的老红军之一。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刘荣华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一位乡友写文章回忆道：“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的第一件事是，1949年，这位乡友投身革命，他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致死，丢下年迈的母亲一个人在农村，母亲的安危和生活成了这位年幼乡友的牵挂。此时，刘荣华正率军南下路过县城，得知情况后，筹集了一点钱，日夜兼程赶到乡友家，帮老人买了两袋米、几捆柴，将老人的生活暂时安排好，又在外地找到一个与部队失散多年而又与这位乡友母亲同乡的大哥来照顾老人，使这位乡友特别放心。第二件事是1958年，这位乡友因患重病，在南京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刘荣华在安徽蚌埠任职。但他无论工作多忙，不分节假日总是过来看望照顾这位乡友，还将这位乡友从医院的四楼抱到一楼，之后又从一楼抱到四楼，让这位乡友感动不已。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刘荣华看到故乡萍乡与安徽老百姓上山找蕨菜、下地挖“观音土”充饥，一个个面黄肌瘦，心情十分沉重，他深入农村调查，宣讲党的政策，鼓励大家自力更生，渡过饥荒。
　　1944年，刘荣华已近不惑之年，但为了革命事业，始终没有考虑个人终身大事。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认识了聪明活泼、能歌善舞的张秀。张秀是江苏省阜宁县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很快结婚。由于刘荣华在江淮一带行军打仗，患了严重的胃病，整个人看起来又瘦又黄，肚子肿胀得很大，张秀非常同情他，对他照顾得很周到，他们俩一共养育了10个小孩。刘荣华说：“是革命使我和张秀走到一起，有这么一大家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珍惜这一切，要把自己献给革命的同时也把爱献给张秀。”刘荣华家里子女不少，负担不轻，但他还是又收养了亲戚战友的10多个小孩。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家成了幼儿园，夫妻俩成了保育员。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大都成为栋梁之材，有的成了师级干部，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刘荣华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家乡的建设事业也很关心。新中国成立前，长春埠是一个“五难四愁”（行路难、居住难、吃饭难、讨亲难、读书难，夜行愁、种田愁、治病愁、壮丁愁）的地方。老百姓总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就是吃上一顿也是晒干的红薯丝加上几粒少得可怜的米饭。20世纪60年代，长春埠的村民响应党的号召，想方设法改造农田，增加粮食产量。刘荣华回到家乡，看到村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便来到田间地头，察看农田周围环境，与村民商量如何改善农田灌溉条件，并指导村民开垦荒地，让他们获得了好收成。每次回到故里，他总给家乡老百姓讲红军长征故事，教育他们铭记党的恩情。
　　由于战争的磨难和多年的伤病，刘荣华进入晚年后，胃、胆、十二指肠全部被切除，造血功能也被损坏，不得不长期住在医院，但他仍然乐观豁达，精神稍好时，自己扎扫帚打扫庭院。
　　1998年9月，刘荣华因病去世，享年93岁，他的亲朋好友和家乡代表怀着无限敬意前往合肥，向他的遗体告别。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和骨灰中的弹片弹壳被撒在他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流经蚌埠的淮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