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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山红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花大色艳，却出身平凡，路边、岩坎或者是深涧、山峦都是它生存的场所，每年春天，映山红盛开，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它的生命力是如此之顽强，恰似那熊熊燃烧着的生命之火炬。
少年俊才
他叫李映红，出生在贫穷的大巴山区，父母都是知青，为了让他像李映红那样顽强生存，父母为他取下了这个名字。
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从小天资聪颖、乖巧听话，当别的孩子还在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9岁的他就已经考上县里的中学了，14岁又考取了四川大学生物系，主攻动物专业，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动物园。
李映红到了工作单位后，由于踏实肯干，工作成绩不错，再加上英语特棒，单位领导为此专门安排他负责外事工作——接待前来重庆以及四川考察野生动物保护的外国专家。
当时，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刚刚起步，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此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李映红在工作中也发现自己在大学里学的那点知识相当有限，不够用，为了吸取先进国家好的经验，1993年他自费到英国肯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攻野生动物管理，仅仅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李映红就取得了硕士文凭。
李映红在英国泽西岛上实习的时候，负责带他实习的外国导师对他很是器重，许诺以高薪，希望他能留下来，但李映红没有一点犹豫，他拒绝了。后来在荷兰鹿特丹做论文时，国际小熊猫专家安吉拉教授亲自辅导他，安吉拉教授也很赏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特地安排李映红到法国、比利时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如果他有意留在这盛开着郁金香的国度，安吉拉教授答应大力帮助他，在此期间，李映红加入了“自然保护联盟”等三个国际组织，如果他愿意，那些国际组织也会帮助他在欧洲定居，可李映红却毫无居留的念头，他想回到祖国去干一番事业，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满怀抱负回国后，李映红就职于中国动物园协会秘书处，致力于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此期间，主持了中国“华南虎谱系”的普查、登录工作，作为学者多次出席国际性会议，1994年，他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东南亚动物园协会会议”，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中国小熊猫保护策略》，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由于他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所做出的成绩，他的知名度也日渐增高，李映红还利用他在本专业的声望，做了很多有益的国际交流。1996年初，山东电视台去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地区拍摄有关动物世界的大型系列片，中国科学院汪松教授特地推荐李映红担任电视台所拍“动物世界”的顾问，并请他出面与自己的“忘年交”——北美动物协会主席联系，请求能到美、加等国的十大动物园进行实地拍摄。
后来，当李映红随着摄制组来到美国西雅图动物园，该园园长对他所拥有的丰富的野生动物管理理论知识颇感兴趣，在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盛情邀请他到西雅图动物园工作，李映红仍然婉言谢绝了。
由于国内经济才开始起飞，国家大，底子薄，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不可能有过多的财力投入到生物保护上，对于李映红这样多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年轻的生物学者来说，现实太过残酷。工作中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设施陈旧、资料落后等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设想，很多时候感觉有劲使不出，他心里着急啊，他已经27岁了，他不甘就此“浪费”下去，他还想趁着年轻多干点事！
于是，他想到了出国，出国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但要离开自己喜爱的从事多年的工作，李映红心中非常矛盾，相当长一段时间，李映红非常痛苦。
思索再三，终于有一天，李映红小心翼翼地向父母诉说了自己心中的苦闷，并提出“想到澳洲发展”，平时爱子如命的父母从心里说真舍不得自己唯一的儿子远渡重洋，因为他们知道，这次出国决不会轻松、决不会等同于以前的任何一次，但他们理解自己的儿子、支持儿子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初到悉尼
李映红和太太是怀着美好的憧憬到悉尼去的，因为美丽的悉尼刚刚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在这儿施展自己的抱负，应该不成问题。”他们想。
到达悉尼的当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但对于远离故土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领略悉尼的美妙。因为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他们既没有朋友可以依靠，也没有亲戚可以投奔，他们拿着在飞机上认识的一位上海籍老板留下的名片，按图索骥来到他在悉尼开设的一家旅店暂住。
当他们到达旅店后，才发现这家旅店的居住条件实在是差劲，不仅住房肮脏潮湿、破烂不堪，而且常住这儿的旅客也无奇不有，五光十色，吸毒者、下暴为生的莽汉、靠脱衣舞为生的女人以及赌徒......搅得整个旅店乌烟瘴气、寝食难安。
见此情景，李映红果断决定，另找房子，在很费了一番周折之后，他们终于租到了一套二居室的住房并很快搬了过去。虽然新居家徒四壁、空空如也，李映红和太太只能睡在用塑料布铺着的地板上，但是，他一点也不沮丧，他心中充满了希望。
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先要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谈发展。
李映红于是买了不少报纸回来研究，从大量的广告中挑选出了几个自认为适合的公司，满怀希望地前去应聘，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一听他是才从大陆来的，无不委婉地告诉他，“先生，你还没有经验，这个职位对你不合适......”
连续几次的碰壁，李映红并未死心，他想，“作为一个有着近十年野生动物保护经验的学者，悉尼动物园应该是我大展宏图的地方吧！”于是，他满怀信心地来到动物园求职，可他们的回答一样令人失望，“先生，对不起，现在没有空缺的位置。”
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专业，李映红一面继续四处应聘，一面又申请到动物园做了一个义务饲养员——每天摘芭蕉叶喂大象。就这样干了一段时间后，得知动物园空出一个饲养员位置，他又带着各种证件去面谈，口试以后大家都很满意，可当得知他是中国大陆最年轻的生物学家，并且还是“自然保护联盟”等三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时，对方面露难色，很委婉地告诉他，“这个职务对先生你很不合适......以先生这样的资历，应该去谋一个更高级的职务”，想来也是，如果动物园留下他作一般的饲养员，万一被那些国际组织的朋友们知道了，又该作何解释？
其实，在那个时候，李映红也用不着那么着急地去找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位，因为澳洲是一个福利国家，只要他愿意，马上就可以去领取失业救济金，其数额之大，完全可以保证他和太太的基本生活。可血气方刚的李映红不愿意这样做，“自己还年轻，进入澳洲才几天，就靠领取救济金为生，不但有损自己生物学专家的形象，也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而且还会给今后的求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只有失败者才会去领取救济金”，这是他在欧洲留学、考察的时候与许多西方人闲谈时所得出的结论。更何况，有了救济金，生活得到了保障，最容易使自己养成惰性，不思进取，这可有违自己来澳发展的目的。
在数次求职失败之后，李映红没有沉沦。好在他人年轻、头脑灵活，一个月后，他打听到去大学读书可以申请助学金，或是无息贷款。经过慎重考虑后，李映红决定暂时停止寻找工作，“从零开始，忘掉自己过去在中国的身份，重新进入澳洲的大学去学习。现在全球已经开始迈入知识经济时代，要想在澳洲站稳脚跟，求得发展，一定要懂得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他为自己定下计划，白天到TAFE（悉尼经济技术学院）学习人力资源管理，争取用一年的时间拿到毕业证书，同时晚上到悉尼理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力争两年拿到文凭。
说干就干，李映红马上带着必要的证件到这两所学校报到注册，随后又去银行申请了贷款，开始了艰苦的留学生活，此时，他的太太已经怀孕，但李映红白天黑夜地连轴转，忙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太太，在艰苦的环境下，李映红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现在的艰苦，不会太久”，他告诫自己，“我只不过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机会，一旦时机成熟，我会主动出击的。”
就这样，通过近一年的艰辛努力，李映红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TAFE毕业了，尽管攻读MBA的学业还要一年才能完成，但白天的时间完全可以干一份工，于是，他又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求职。
这次，李映红吸取了以往求职的教训并采纳了TAFE那些教授过自己的老师的建议，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谋求的职务定位在中层管理的位置上，他来到社区图书馆，专门查找了澳洲500家大中型企业的名录，并从中挑选出50个企业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然后向它们陆续发出自荐信和求职传真。
等待的日子漫长却又使人充满希望，虽说他现在已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当婉拒求职的信件纷至沓来的时候，李映红还是有点儿沮丧，好在他晚上还要读书，所以不像初到澳洲那样成天为自己着急了。
有时，机遇就是那么地不可思议，事先好象也没有一点征兆。一天下午，李映红正在家中闲坐，突然接到了新闻公司总裁默多克（Ruper Murdoch）的秘书从美国洛杉矶打来的电话，“默多克先生已经收到了你的传真，请你在1月12日上午10时到新闻公司总部（设在悉尼的City）面谈。
李映红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放下电话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快要分娩的太太和专程前来照顾儿媳的母亲，让他们也分享这突然降临的喜悦。
要知道默多克先生可是当今世界的头号“传媒大王”，其掌管的新闻公司旗下有700多个分公司，分布于全世界50多个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美国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天空电视网、香港卫星电视以及美国NBA“湖人队”和即将要买下的英国“曼彻斯特联队”等著名球队......据说，在澳洲，要见默多克比见总理霍华德还难。激动过后平静下来，李映红心中又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他能亲自与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裔青年面谈吗？该不会随便派一个人事主管来打发我吧？”
当时，离面谈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为了作好这次面谈，李映红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到附近的几个社区图书馆查阅和收集了大量新闻公司的背景资料，以做到面谈时能胸有成竹，与此同时，他又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认真地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以便面谈时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了给初次见面的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他甚至还在自己的头脑里一遍又一遍地进行面谈的演习，大到与对方见面应有的礼节和交谈的内容，小到自己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
超级面试
1998年1月12日上午9时30分，李映红提前30分钟来到了那幢控制着全球许多著名公司的红色砖楼，在门卫和公关秘书的指引下，他来到宽敞明亮的接待室，一面观赏室内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新闻”二字，一面耐心地等待着面试。
10时刚过，便听到一个温文尔雅的声音在室内响起，“李先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李映红急忙转身一看，见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向自己快步走来，由于在自己所收集的资料和公共媒体里已经无数次地看到那张写满沧桑、充满自信的脸庞，所以李映红几乎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迎上去问候道：“默多克先生，您好！”
他们刚刚坐下来，又看到一位英俊潇洒、儒雅温文的年轻人走进来。只是一眼，李映红便认出了这是在资料里和电视上经常见到的詹姆士· 默多克——默多克先生的小儿子。当时，他的脑海里很快跳出了詹姆士的“档案”：詹姆士·默多克，25岁，哈佛大学毕业生，澳大利亚新闻公司总裁，去年曾陪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一同访问中国，并在当年被英、美、澳......等西方国家的年轻女性评选为“最希望的未来丈夫”之一，后来从交谈中得知，正是詹姆士先生在自己的那封求职信上附了一段推荐信，然后用传真传给了远在美国的父亲，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默多克先生的亲自面谈。
面谈刚刚开始，默多克先生便被秘书请去“接一个很重要的电话”，留下他和詹姆士先生继续面试。严格地说，他们这不是求职面谈，他们的交谈更像是两个年龄相仿的同学，正在课堂上讨论问题，他们谈论国际经济形势、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他们又谈到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以及世界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等等。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和投机，不一会儿，默多克先生又回到接待室，并且兴致勃勃地加入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讨论。
这时的默多克不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正与两个学生在课堂上平等地交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默多克先生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么近距离地面对着默多克先生，联想到先生几乎从零开始的发家史，李映红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了对先生的崇敬。原来默多克先生的父亲虽然是英国的一个爵士，但由于经营无方，留给默多克的财产只有一张发行量不足万份的亏损小报，先生接手后，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加上又善于出奇制胜，经过多年拼搏以后，才成为举世公认的“传媒大亨”。
当话题又一次转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默多克先生不无担心地说道，“如果中国再顶不住席卷亚洲的这场金融风暴，我的公司要打入这个最具潜力市场的愿望必将成为泡影！”李映红好不容易才寻到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于是，他从“中国的人民币不可能贬值”谈起，顺便又将自己对开辟亚洲市场的一些设想娓娓道出，直听得两位默多克先生连连点头不已。
也许是出于好奇吧！他们正谈得起劲，默多克先生突然问道，“李先生是共产党员吗？”李映红楞了一下，如实回答，“不是。”“其实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关系，我们并不介意......在中国，共产党员是守纪律、努力工作的代名词。”随后，默多克先生又问道，“‘Chongqing’是不是中国的战时首都‘Chungking？”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默多克先生深情地说道，“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
就这样不着边际地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才进入求职的主题。默多克先生详细询问了李映红的学业情况，知道他已经在TAFE完成了学业，现在只需每周用四个晚上的时间攻读MBA，打算白天工作的计划后，默多克先生沉吟了片刻，试探性地问道，“你想在悉尼、伦敦、纽约或是在香港工作？”李映红谦逊地回答，“贵公司需要我在哪里工作，我就在哪里工作。”默多克先生面露微笑，作出了决定，“这样吧，你还在学习，又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还是先干市场分析吧，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互相考察一下，你也可以借此熟悉一下新闻行业。”接着，默多克先生又吩咐詹姆士，“不如让李先生先在悉尼总部熟悉一下，然后再去福克斯电视，等签正式合同以后再到香港卫视，可能的话也可以派驻中国大陆”。
听了默多克先生的话，李映红不由得心潮起伏，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啊！异乡的奋斗总算没有白费，自己过去所受到的种种挫折和痛苦都成了追忆，从那一刻起，李映红正式进入了那幢令人心驰神往的红色砖楼，成为新闻公司总部的第一名华裔职员。
更为巧合的是，他们的儿子也在这一天诞生了。1998年1月12日，一个对他、对他儿子的一生都具有非凡意义的日子。
少年俊才
他叫李映红，出生在贫穷的大巴山区，父母都是知青，为了让他像李映红那样顽强生存，父母为他取下了这个名字。
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从小天资聪颖、乖巧听话，当别的孩子还在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9岁的他就已经考上县里的中学了，14岁又考取了四川大学生物系，主攻动物专业，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动物园。
李映红到了工作单位后，由于踏实肯干，工作成绩不错，再加上英语特棒，单位领导为此专门安排他负责外事工作——接待前来重庆以及四川考察野生动物保护的外国专家。
当时，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刚刚起步，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此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李映红在工作中也发现自己在大学里学的那点知识相当有限，不够用，为了吸取先进国家好的经验，1993年他自费到英国肯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攻野生动物管理，仅仅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李映红就取得了硕士文凭。
李映红在英国泽西岛上实习的时候，负责带他实习的外国导师对他很是器重，许诺以高薪，希望他能留下来，但李映红没有一点犹豫，他拒绝了。后来在荷兰鹿特丹做论文时，国际小熊猫专家安吉拉教授亲自辅导他，安吉拉教授也很赏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特地安排李映红到法国、比利时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如果他有意留在这盛开着郁金香的国度，安吉拉教授答应大力帮助他，在此期间，李映红加入了“自然保护联盟”等三个国际组织，如果他愿意，那些国际组织也会帮助他在欧洲定居，可李映红却毫无居留的念头，他想回到祖国去干一番事业，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满怀抱负回国后，李映红就职于中国动物园协会秘书处，致力于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此期间，主持了中国“华南虎谱系”的普查、登录工作，作为学者多次出席国际性会议，1994年，他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东南亚动物园协会会议”，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中国小熊猫保护策略》，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由于他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所做出的成绩，他的知名度也日渐增高，李映红还利用他在本专业的声望，做了很多有益的国际交流。1996年初，山东电视台去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地区拍摄有关动物世界的大型系列片，中国科学院汪松教授特地推荐李映红担任电视台所拍“动物世界”的顾问，并请他出面与自己的“忘年交”——北美动物协会主席联系，请求能到美、加等国的十大动物园进行实地拍摄。
后来，当李映红随着摄制组来到美国西雅图动物园，该园园长对他所拥有的丰富的野生动物管理理论知识颇感兴趣，在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盛情邀请他到西雅图动物园工作，李映红仍然婉言谢绝了。
由于国内经济才开始起飞，国家大，底子薄，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不可能有过多的财力投入到生物保护上，对于李映红这样多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年轻的生物学者来说，现实太过残酷。工作中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设施陈旧、资料落后等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设想，很多时候感觉有劲使不出，他心里着急啊，他已经27岁了，他不甘就此“浪费”下去，他还想趁着年轻多干点事！
于是，他想到了出国，出国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但要离开自己喜爱的从事多年的工作，李映红心中非常矛盾，相当长一段时间，李映红非常痛苦。
思索再三，终于有一天，李映红小心翼翼地向父母诉说了自己心中的苦闷，并提出“想到澳洲发展”，平时爱子如命的父母从心里说真舍不得自己唯一的儿子远渡重洋，因为他们知道，这次出国决不会轻松、决不会等同于以前的任何一次，但他们理解自己的儿子、支持儿子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初到悉尼
李映红和太太是怀着美好的憧憬到悉尼去的，因为美丽的悉尼刚刚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在这儿施展自己的抱负，应该不成问题。”他们想。
到达悉尼的当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但对于远离故土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领略悉尼的美妙。因为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他们既没有朋友可以依靠，也没有亲戚可以投奔，他们拿着在飞机上认识的一位上海籍老板留下的名片，按图索骥来到他在悉尼开设的一家旅店暂住。
当他们到达旅店后，才发现这家旅店的居住条件实在是差劲，不仅住房肮脏潮湿、破烂不堪，而且常住这儿的旅客也无奇不有，五光十色，吸毒者、下暴为生的莽汉、靠脱衣舞为生的女人以及赌徒......搅得整个旅店乌烟瘴气、寝食难安。
见此情景，李映红果断决定，另找房子，在很费了一番周折之后，他们终于租到了一套二居室的住房并很快搬了过去。虽然新居家徒四壁、空空如也，李映红和太太只能睡在用塑料布铺着的地板上，但是，他一点也不沮丧，他心中充满了希望。
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先要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谈发展。
李映红于是买了不少报纸回来研究，从大量的广告中挑选出了几个自认为适合的公司，满怀希望地前去应聘，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一听他是才从大陆来的，无不委婉地告诉他，“先生，你还没有经验，这个职位对你不合适......”
连续几次的碰壁，李映红并未死心，他想，“作为一个有着近十年野生动物保护经验的学者，悉尼动物园应该是我大展宏图的地方吧！”于是，他满怀信心地来到动物园求职，可他们的回答一样令人失望，“先生，对不起，现在没有空缺的位置。”
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专业，李映红一面继续四处应聘，一面又申请到动物园做了一个义务饲养员——每天摘芭蕉叶喂大象。就这样干了一段时间后，得知动物园空出一个饲养员位置，他又带着各种证件去面谈，口试以后大家都很满意，可当得知他是中国大陆最年轻的生物学家，并且还是“自然保护联盟”等三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时，对方面露难色，很委婉地告诉他，“这个职务对先生你很不合适......以先生这样的资历，应该去谋一个更高级的职务”，想来也是，如果动物园留下他作一般的饲养员，万一被那些国际组织的朋友们知道了，又该作何解释？
其实，在那个时候，李映红也用不着那么着急地去找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位，因为澳洲是一个福利国家，只要他愿意，马上就可以去领取失业救济金，其数额之大，完全可以保证他和太太的基本生活。可血气方刚的李映红不愿意这样做，“自己还年轻，进入澳洲才几天，就靠领取救济金为生，不但有损自己生物学专家的形象，也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而且还会给今后的求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只有失败者才会去领取救济金”，这是他在欧洲留学、考察的时候与许多西方人闲谈时所得出的结论。更何况，有了救济金，生活得到了保障，最容易使自己养成惰性，不思进取，这可有违自己来澳发展的目的。
在数次求职失败之后，李映红没有沉沦。好在他人年轻、头脑灵活，一个月后，他打听到去大学读书可以申请助学金，或是无息贷款。经过慎重考虑后，李映红决定暂时停止寻找工作，“从零开始，忘掉自己过去在中国的身份，重新进入澳洲的大学去学习。现在全球已经开始迈入知识经济时代，要想在澳洲站稳脚跟，求得发展，一定要懂得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他为自己定下计划，白天到TAFE（悉尼经济技术学院）学习人力资源管理，争取用一年的时间拿到毕业证书，同时晚上到悉尼理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力争两年拿到文凭。
说干就干，李映红马上带着必要的证件到这两所学校报到注册，随后又去银行申请了贷款，开始了艰苦的留学生活，此时，他的太太已经怀孕，但李映红白天黑夜地连轴转，忙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太太，在艰苦的环境下，李映红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现在的艰苦，不会太久”，他告诫自己，“我只不过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机会，一旦时机成熟，我会主动出击的。”
就这样，通过近一年的艰辛努力，李映红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TAFE毕业了，尽管攻读MBA的学业还要一年才能完成，但白天的时间完全可以干一份工，于是，他又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求职。
这次，李映红吸取了以往求职的教训并采纳了TAFE那些教授过自己的老师的建议，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谋求的职务定位在中层管理的位置上，他来到社区图书馆，专门查找了澳洲500家大中型企业的名录，并从中挑选出50个企业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然后向它们陆续发出自荐信和求职传真。
等待的日子漫长却又使人充满希望，虽说他现在已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当婉拒求职的信件纷至沓来的时候，李映红还是有点儿沮丧，好在他晚上还要读书，所以不像初到澳洲那样成天为自己着急了。
有时，机遇就是那么地不可思议，事先好象也没有一点征兆。一天下午，李映红正在家中闲坐，突然接到了新闻公司总裁默多克（Ruper Murdoch）的秘书从美国洛杉矶打来的电话，“默多克先生已经收到了你的传真，请你在1月12日上午10时到新闻公司总部（设在悉尼的City）面谈。
李映红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放下电话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快要分娩的太太和专程前来照顾儿媳的母亲，让他们也分享这突然降临的喜悦。
要知道默多克先生可是当今世界的头号“传媒大王”，其掌管的新闻公司旗下有700多个分公司，分布于全世界50多个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美国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天空电视网、香港卫星电视以及美国NBA“湖人队”和即将要买下的英国“曼彻斯特联队”等著名球队......据说，在澳洲，要见默多克比见总理霍华德还难。激动过后平静下来，李映红心中又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他能亲自与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裔青年面谈吗？该不会随便派一个人事主管来打发我吧？”
当时，离面谈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为了作好这次面谈，李映红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到附近的几个社区图书馆查阅和收集了大量新闻公司的背景资料，以做到面谈时能胸有成竹，与此同时，他又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认真地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以便面谈时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了给初次见面的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他甚至还在自己的头脑里一遍又一遍地进行面谈的演习，大到与对方见面应有的礼节和交谈的内容，小到自己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
超级面试
1998年1月12日上午9时30分，李映红提前30分钟来到了那幢控制着全球许多著名公司的红色砖楼，在门卫和公关秘书的指引下，他来到宽敞明亮的接待室，一面观赏室内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新闻”二字，一面耐心地等待着面试。
10时刚过，便听到一个温文尔雅的声音在室内响起，“李先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李映红急忙转身一看，见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向自己快步走来，由于在自己所收集的资料和公共媒体里已经无数次地看到那张写满沧桑、充满自信的脸庞，所以李映红几乎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迎上去问候道：“默多克先生，您好！”
他们刚刚坐下来，又看到一位英俊潇洒、儒雅温文的年轻人走进来。只是一眼，李映红便认出了这是在资料里和电视上经常见到的詹姆士· 默多克——默多克先生的小儿子。当时，他的脑海里很快跳出了詹姆士的“档案”：詹姆士·默多克，25岁，哈佛大学毕业生，澳大利亚新闻公司总裁，去年曾陪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一同访问中国，并在当年被英、美、澳......等西方国家的年轻女性评选为“最希望的未来丈夫”之一，后来从交谈中得知，正是詹姆士先生在自己的那封求职信上附了一段推荐信，然后用传真传给了远在美国的父亲，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默多克先生的亲自面谈。
面谈刚刚开始，默多克先生便被秘书请去“接一个很重要的电话”，留下他和詹姆士先生继续面试。严格地说，他们这不是求职面谈，他们的交谈更像是两个年龄相仿的同学，正在课堂上讨论问题，他们谈论国际经济形势、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他们又谈到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以及世界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等等。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和投机，不一会儿，默多克先生又回到接待室，并且兴致勃勃地加入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讨论。
这时的默多克不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正与两个学生在课堂上平等地交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默多克先生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么近距离地面对着默多克先生，联想到先生几乎从零开始的发家史，李映红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了对先生的崇敬。原来默多克先生的父亲虽然是英国的一个爵士，但由于经营无方，留给默多克的财产只有一张发行量不足万份的亏损小报，先生接手后，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加上又善于出奇制胜，经过多年拼搏以后，才成为举世公认的“传媒大亨”。
当话题又一次转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默多克先生不无担心地说道，“如果中国再顶不住席卷亚洲的这场金融风暴，我的公司要打入这个最具潜力市场的愿望必将成为泡影！”李映红好不容易才寻到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于是，他从“中国的人民币不可能贬值”谈起，顺便又将自己对开辟亚洲市场的一些设想娓娓道出，直听得两位默多克先生连连点头不已。
也许是出于好奇吧！他们正谈得起劲，默多克先生突然问道，“李先生是共产党员吗？”李映红楞了一下，如实回答，“不是。”“其实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关系，我们并不介意......在中国，共产党员是守纪律、努力工作的代名词。”随后，默多克先生又问道，“‘Chongqing’是不是中国的战时首都‘Chungking？”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默多克先生深情地说道，“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
就这样不着边际地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才进入求职的主题。默多克先生详细询问了李映红的学业情况，知道他已经在TAFE完成了学业，现在只需每周用四个晚上的时间攻读MBA，打算白天工作的计划后，默多克先生沉吟了片刻，试探性地问道，“你想在悉尼、伦敦、纽约或是在香港工作？”李映红谦逊地回答，“贵公司需要我在哪里工作，我就在哪里工作。”默多克先生面露微笑，作出了决定，“这样吧，你还在学习，又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还是先干市场分析吧，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互相考察一下，你也可以借此熟悉一下新闻行业。”接着，默多克先生又吩咐詹姆士，“不如让李先生先在悉尼总部熟悉一下，然后再去福克斯电视，等签正式合同以后再到香港卫视，可能的话也可以派驻中国大陆”。
听了默多克先生的话，李映红不由得心潮起伏，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啊！异乡的奋斗总算没有白费，自己过去所受到的种种挫折和痛苦都成了追忆，从那一刻起，李映红正式进入了那幢令人心驰神往的红色砖楼，成为新闻公司总部的第一名华裔职员。
更为巧合的是，他们的儿子也在这一天诞生了。1998年1月12日，一个对他、对他儿子的一生都具有非凡意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