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1年5月，厦门大学成立不到一个月，学校创始人陈嘉庚就遇到了难题。经蔡元培推荐的校长人选邓萃英不愿放弃教育部的职务，因而辞去厦门大学校长职位。学校无帅，人心动荡，陈嘉庚选择的解题人，是远在新加坡的林文庆。
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
林文庆1869年10月18日出生于新加坡。他的祖父林玛彭19世纪初从福建飘洋过海南下槟榔屿，娶当地女子为妻，后移居新加坡。林文庆的父亲林天尧是家中独子，婚后育有九个孩子，林文庆排行第三。
林文庆8岁时，母亲去世，林天尧续弦妻妹为妻，又给林文庆添了三个妹妹。16岁时，林文庆的父亲患上破伤风，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最终不治而亡。家境殷实的林家从此走向清贫。不仅年迈的祖父母要继续工作，养家糊口，而且因为家中拮据，林文庆的继母只能将自己的女儿寄养在远房亲戚家里。或许是为了从生活的苦难中脱离出来，林文庆将全部精力用在读书上，以求精神慰藉，竟然因此打下一副良好的文学功底。
林文庆后来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因品学出众获得英国女皇奖学金，随后前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爱丁堡大学虽然是所国际学校，但很难见到来自东方的留学生，中国学生更是寥寥无几。林文庆想要与仅有的几位同胞建立友谊，然而他除了英语，就只会说几句福建话。而偏偏那几名学生都来自中国北方，说官话，林文庆根本无法用福建话与他们正常沟通。无奈之下，林文庆只好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结果这几名中国留学生就不再把林文庆当成中国人。在交谈中，几位中国留学生所讲的中国，对于林文庆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让他十分沮丧。
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一位讲师找到林文庆，请他帮忙翻译一些中文。然而林文庆却看不懂中国字，只能坦诚相告，其实自己并不懂中文。讲师问他：“你不是中国人吗？”林文庆告诉讲师自己出生在新加坡。此时，林文庆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下决心一定要学习中国文化。在爱丁堡大学，除了完成学业上的要求，林文庆将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中文，以尽到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林文庆从19岁开始学习中文，一直持续了40年之久。林文庆尊崇儒家文化，1929年他将自己最喜欢的《离骚》翻译成英文，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和印度诗人泰戈尔为其作序。
1892年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林文庆前往剑桥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不久，林文庆接到新加坡来信，得知祖父去世，家中失去经济来源，希望他能早日返回新加坡。1893年，回到新加坡的林文庆自己开办诊所，很快成为新加坡公认的杰出医生。行医之余，他还参与了政府的健康调查工作，并且为患病严重的妓女建立私立医院，履行医者的社会责任。此后，林文庆不仅在新加坡政界长袖善舞，担任议会议员，而且还展现出商业才华，成为东南亚橡胶种植业的开拓者，陈嘉庚就是在林文庆的影响下从事橡胶种植的。林文庆同时还创办银行和保险公司，1906年林文庆成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13位创始人之一。
林文庆回到新加坡之后，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成立学会社团，创办报纸杂志，开办华语学习班，同时也从事教育事业。林文庆在市政厅发表华人教育演说，创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及医学院。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办学艰难，但林文庆依旧身体力行，义无反顾。
不做部长做校长
或许是因为林文庆对于教育的行与思，当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遇到难题时，林文庆理所当然成为陈嘉庚解题的关键人物。
厦门大学首任校长邓萃英离开时，学校一半的教员也辞职不干，只剩下几名留美博士苦苦支撑。这时又因厦门大学的办事职员毫无学识，专摆架子，偶而会妨害学生的功课，引发学生抵制学校职员的风潮。学生提出条件，要校方答复，刚刚诞生的厦门大学前途蒙上阴影。多亏陈嘉庚坐镇主持，才让新生的厦门大学免于夭折。
陈嘉庚在创办集美学校时，就曾经遇到过三年更换四个校长的尴尬情况。厦门大学风波过后，陈嘉庚深思熟虑，决定找一位能当大任的校长，他最先想到的人选就是远在新加坡的林文庆。作为陈嘉庚的好友，林文庆不仅有办学经验，而且当初还曾鼓励陈嘉庚办学。打定主意后，陈嘉庚亲拟电文，接二连三地发往新加坡，邀请林文庆执掌厦门大学。
同样是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也想到了自己的朋友林文庆，决定邀请他出任外交部长。于是，几乎在收到陈嘉庚电文的同时，林文庆也收到了来自孙中山的电报，邀其襄赞外交。
林文庆与孙中山的友谊要追溯到1900年，当时为搭救被捕的日本友人，孙中山第一次到访新加坡。在林文庆帮助下，孙中山成功救人，这件事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在孙中山流亡时，林文庆的家是他“摆脱一切的安乐窝”。武昌起义爆发时，林文庆人在欧洲，他第一时间赶到中国，抵达汉口后又与稍后到来的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同住一间帐篷。由于当时没有理发师，几个月后，林文庆长出了长长的胡须，这胡须此后伴随他一生，被他称为“共和胡子”。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时，林文庆就站在他身边。
两人在交往中也达成了某种默契。林文庆一向提倡改良，而孙中山则主张革命，虽然林文庆不赞成流血暴力，但孙中山需要帮助时，他依然给予支持，因为救国是他们共同的目的。但在林文庆的理想中，教育救国是最优先的。因此，当陈嘉庚和孙中山一同发来电报时，林文庆是倾向于前往厦门大学执教的。但他还是给孙中山去信，希望孙中山帮助他做出选择。孙中山很快回复林文庆，赞同他前往厦门大学。另外，林文庆第二任妻子殷碧霞的家乡正是厦门，对于林文庆选择厦门大学多少也有些影响。
1921年6月中旬，在准备了一个月后，林文庆前往厦门。在离开新加坡之前，林文庆成立了“林文庆基金”，他将自己在新加坡一块面积51英亩的土地分成三份，分赠给自己的家人、莱佛士学院和厦门大学，而他赠给厦门大学的份额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三。
7月，林文庆到达厦门大学，开始了自己16年的厦门大学生涯。林文庆到任当晚便召开会议，宣布要将厦门大学“办成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之大学”。林文庆将《大学》首句中的“止于至善”作为厦门大学的校训，希望学生能将此校训作为毕生奋斗的高远目标。他对大学期望极高，希望能创造出一种最新最完善的文化。接着，林文庆着手对厦门大学做出一系列改革，修改大纲，更换课表，在厦门和上海两地扩大招生，并兼收男女学生。1922年7月，厦门大学在福州、上海等七地同时招生，录取新生152名，包括两名女学生。 尽管扩大招生与影响力对一所刚创办的大学十分重要，但宁缺勿滥是林文庆的态度，宁可学生人数少，也不轻易扩大招生。1926年，厦门大学全校学生共有330人，教师有75人，平均一个教师教4.4个学生。鲁迅曾经在《两地书》中记录，在厦门大学执教时，来听他讲课的一共23人，不仅有国文系的学生，还有英文和教育系的学生。他还写道：“这里的动物学系，全班只有一人，天天和教员对坐而听讲。”1946年，厦门大学已经改为国立，当年的毕业生仅有四人，却诞生了两名院士，学生质量可见一斑。
林文庆治校极为严格，对于学生的品行和考试也采取严加管理的办法，凡在考试中舞弊的学生，一律开除处理。1922年，有三名学生因为在考试中作弊，受到了退学处分。集美学校校长叶渊曾经提出让集美学校的毕业生免试进入厦门大学读书，遭到林文庆的拒绝。叶渊写信向陈嘉庚表达不满，陈嘉庚回信表达了对林文庆公心无私的支持。
1924，风波中的校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学潮频发的时期，北大校长蒋梦麟曾经在自传《西潮》中称之为“扰攘不安的岁月”。1923年，陈嘉庚在给集美中学校长叶渊写信时，提到他一直主张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国立诸校之学生，徒事学潮及政治运动，恐其将来无补于实际”。陈嘉庚没想到的是，一次轰动全国的学潮即将发生在厦门大学。
林文庆主持厦门大学不久，由于学校在人事更迭方面的复杂性，导致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有人指责校方奉行“闽南主义”，即“厦门大学为闽南人所办，为闽南人所有，只为闽南人所享”，也有人说陈嘉庚主张只招收闽南学生。这些言论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于是林文庆根据合同条款，在1924年5月26日通知四位非闽南籍教员，将在三月后解除合同。一些学生为被辞退的教师抱不平，成立学生团总委员会，要求林文庆公布辞退四名教师的理由，被林文庆拒绝。
林文庆在治校之初，就提出支持学生成立自治组织，“提倡学生自治之组织，以期养成高尚之人格，发扬美满之民族精神，于学校内造成一种模范社会，以为将来服务之准备”，“故本学校许学生自行组织学生会，掌理学生一切自治事宜”。但学生自治强调的是学生自我管理，而非以自治之名干预学校之事。
学生不满林文庆处理事情的方法，要求陈嘉庚撤换校长。陈嘉庚发来电报：“厦门大学学生全体均悉：余信任校长，无殊集美学校校长，前车可鉴，诸君明白。”并称任免教员的权力在校长，他不干预。
后来发生的事件中，校方与学生产生了肢体冲突。尽管陈嘉庚在风潮中一直支持林文庆，但各家新闻媒体均就此事发表谴责，将林文庆与厦门大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不仅远在新加坡的多家报刊发文声讨林文庆，就连身在北京的陈独秀也依据媒体发布的消息，指责林文庆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华侨”，而且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这次风潮直接导致厦门大学几名教授带领两百余名学生出走上海，另立门户，组建了大夏大学。
“北大南迁”与厦门大学国学院
2006年，厦门大学提出复办国学院，之所以称为复办，是因为在80年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林语堂、鲁迅、沈兼士、顾颉刚等众多名士聚首于此，担任国学院院长的正是林文庆。
林文庆在最初执掌厦门大学时，就提出“凡属文言、白话、词章、考据、历史、哲学、伦理及文学之改革，语音之变迁，均莫不深为研究”，以使“吾国数千年之文化赖以不堕”。1925年下半年，林文庆开始筹划成立国学研究院。受到1924年学潮的影响，厦门大学不仅学生人数减少，教员辞职人数也不少。虽然厦门大学元气大伤，但陈嘉庚的南洋实业却越做越好，资产庞大，商业分支遍布全球。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陈嘉庚和林文庆开始谋划厦门大学的再发展。
1925年，正值中华民族多事之秋，国内军阀混战，形势混乱，国立各所大学薪酬几无着落，教授们都忙着讨薪。北京各大学的状况更为糟糕：学潮频发，校长被迫辞职，教授也纷纷开始各谋出路。这种情况给了厦门大学广纳贤士的机会。
1925年底，林文庆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介绍厦门大学的办学情况。林文庆推进厦门大学建设的速度在新加坡引人注目，当地媒体对厦门大学倍加赞赏，将林文庆在厦门大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称为“出奇的成就”。1926年初，新加坡绅商各界宴请林文庆，而林文庆则通过答谢致辞的机会，呼吁到场绅商为厦门大学捐款。
在民国众多校长的名言中，被引述最多的，恐怕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句——“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林文庆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办学的目的，不在乎校舍的美丽，取快人心于一时，而在内容完善，得谋发展与将来，其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良好教授之聘请，实验室之设备，以及各种图书之充实，如果我们急其所缓，而缓其所急，为求美观，将全部经费移用于建筑方面，根本上是不妥当的。”而厦门大学能够在南方崛起，依靠的就是礼聘名师。
林语堂是林文庆创办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关键人物。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游行，却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开枪镇压，“三一八惨案”震惊中外。之后，《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杀害，北京大学一些支持学生的爱国教授被迫逃亡，林语堂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林语堂为躲避通缉，曾经到林文庆的长子林可胜家中避难。经林可胜牵线搭桥，林语堂最终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厦门执教。1926年5月，林语堂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文系教授。在林语堂的举荐之下，一大批北大名师南下厦门大学，其中包括鲁迅、国学大师沈兼士、历史学家顾颉刚、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等，被形容为“北大南迁”，有人说是林语堂把半个北大搬到了厦门大学。
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厦门大学也成为继北大、清华之后第三所具有专门国学研究机构的大学。虽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几个月，但“它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则影响了一代代厦门大学学人”。
2005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学校图书馆后面的池塘边修建了“文庆亭”， 旁边树立着林文庆的塑像。在塑像的基座上刻有这样的铭文：
一九二一年六月，林文庆博士应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接掌厦门大学，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主理校政十六载。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齐驱。
在厦门大学几经沉浮的林文庆终于回到了他教育之梦开始的地方，平静地注视着他曾经守护的校园。
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人
林文庆1869年10月18日出生于新加坡。他的祖父林玛彭19世纪初从福建飘洋过海南下槟榔屿，娶当地女子为妻，后移居新加坡。林文庆的父亲林天尧是家中独子，婚后育有九个孩子，林文庆排行第三。
林文庆8岁时，母亲去世，林天尧续弦妻妹为妻，又给林文庆添了三个妹妹。16岁时，林文庆的父亲患上破伤风，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最终不治而亡。家境殷实的林家从此走向清贫。不仅年迈的祖父母要继续工作，养家糊口，而且因为家中拮据，林文庆的继母只能将自己的女儿寄养在远房亲戚家里。或许是为了从生活的苦难中脱离出来，林文庆将全部精力用在读书上，以求精神慰藉，竟然因此打下一副良好的文学功底。
林文庆后来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因品学出众获得英国女皇奖学金，随后前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爱丁堡大学虽然是所国际学校，但很难见到来自东方的留学生，中国学生更是寥寥无几。林文庆想要与仅有的几位同胞建立友谊，然而他除了英语，就只会说几句福建话。而偏偏那几名学生都来自中国北方，说官话，林文庆根本无法用福建话与他们正常沟通。无奈之下，林文庆只好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结果这几名中国留学生就不再把林文庆当成中国人。在交谈中，几位中国留学生所讲的中国，对于林文庆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让他十分沮丧。
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一位讲师找到林文庆，请他帮忙翻译一些中文。然而林文庆却看不懂中国字，只能坦诚相告，其实自己并不懂中文。讲师问他：“你不是中国人吗？”林文庆告诉讲师自己出生在新加坡。此时，林文庆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下决心一定要学习中国文化。在爱丁堡大学，除了完成学业上的要求，林文庆将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中文，以尽到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林文庆从19岁开始学习中文，一直持续了40年之久。林文庆尊崇儒家文化，1929年他将自己最喜欢的《离骚》翻译成英文，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和印度诗人泰戈尔为其作序。
1892年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林文庆前往剑桥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不久，林文庆接到新加坡来信，得知祖父去世，家中失去经济来源，希望他能早日返回新加坡。1893年，回到新加坡的林文庆自己开办诊所，很快成为新加坡公认的杰出医生。行医之余，他还参与了政府的健康调查工作，并且为患病严重的妓女建立私立医院，履行医者的社会责任。此后，林文庆不仅在新加坡政界长袖善舞，担任议会议员，而且还展现出商业才华，成为东南亚橡胶种植业的开拓者，陈嘉庚就是在林文庆的影响下从事橡胶种植的。林文庆同时还创办银行和保险公司，1906年林文庆成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13位创始人之一。
林文庆回到新加坡之后，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成立学会社团，创办报纸杂志，开办华语学习班，同时也从事教育事业。林文庆在市政厅发表华人教育演说，创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及医学院。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办学艰难，但林文庆依旧身体力行，义无反顾。
不做部长做校长
或许是因为林文庆对于教育的行与思，当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遇到难题时，林文庆理所当然成为陈嘉庚解题的关键人物。
厦门大学首任校长邓萃英离开时，学校一半的教员也辞职不干，只剩下几名留美博士苦苦支撑。这时又因厦门大学的办事职员毫无学识，专摆架子，偶而会妨害学生的功课，引发学生抵制学校职员的风潮。学生提出条件，要校方答复，刚刚诞生的厦门大学前途蒙上阴影。多亏陈嘉庚坐镇主持，才让新生的厦门大学免于夭折。
陈嘉庚在创办集美学校时，就曾经遇到过三年更换四个校长的尴尬情况。厦门大学风波过后，陈嘉庚深思熟虑，决定找一位能当大任的校长，他最先想到的人选就是远在新加坡的林文庆。作为陈嘉庚的好友，林文庆不仅有办学经验，而且当初还曾鼓励陈嘉庚办学。打定主意后，陈嘉庚亲拟电文，接二连三地发往新加坡，邀请林文庆执掌厦门大学。
同样是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也想到了自己的朋友林文庆，决定邀请他出任外交部长。于是，几乎在收到陈嘉庚电文的同时，林文庆也收到了来自孙中山的电报，邀其襄赞外交。
林文庆与孙中山的友谊要追溯到1900年，当时为搭救被捕的日本友人，孙中山第一次到访新加坡。在林文庆帮助下，孙中山成功救人，这件事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在孙中山流亡时，林文庆的家是他“摆脱一切的安乐窝”。武昌起义爆发时，林文庆人在欧洲，他第一时间赶到中国，抵达汉口后又与稍后到来的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同住一间帐篷。由于当时没有理发师，几个月后，林文庆长出了长长的胡须，这胡须此后伴随他一生，被他称为“共和胡子”。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时，林文庆就站在他身边。
两人在交往中也达成了某种默契。林文庆一向提倡改良，而孙中山则主张革命，虽然林文庆不赞成流血暴力，但孙中山需要帮助时，他依然给予支持，因为救国是他们共同的目的。但在林文庆的理想中，教育救国是最优先的。因此，当陈嘉庚和孙中山一同发来电报时，林文庆是倾向于前往厦门大学执教的。但他还是给孙中山去信，希望孙中山帮助他做出选择。孙中山很快回复林文庆，赞同他前往厦门大学。另外，林文庆第二任妻子殷碧霞的家乡正是厦门，对于林文庆选择厦门大学多少也有些影响。
1921年6月中旬，在准备了一个月后，林文庆前往厦门。在离开新加坡之前，林文庆成立了“林文庆基金”，他将自己在新加坡一块面积51英亩的土地分成三份，分赠给自己的家人、莱佛士学院和厦门大学，而他赠给厦门大学的份额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三。
7月，林文庆到达厦门大学，开始了自己16年的厦门大学生涯。林文庆到任当晚便召开会议，宣布要将厦门大学“办成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之大学”。林文庆将《大学》首句中的“止于至善”作为厦门大学的校训，希望学生能将此校训作为毕生奋斗的高远目标。他对大学期望极高，希望能创造出一种最新最完善的文化。接着，林文庆着手对厦门大学做出一系列改革，修改大纲，更换课表，在厦门和上海两地扩大招生，并兼收男女学生。1922年7月，厦门大学在福州、上海等七地同时招生，录取新生152名，包括两名女学生。 尽管扩大招生与影响力对一所刚创办的大学十分重要，但宁缺勿滥是林文庆的态度，宁可学生人数少，也不轻易扩大招生。1926年，厦门大学全校学生共有330人，教师有75人，平均一个教师教4.4个学生。鲁迅曾经在《两地书》中记录，在厦门大学执教时，来听他讲课的一共23人，不仅有国文系的学生，还有英文和教育系的学生。他还写道：“这里的动物学系，全班只有一人，天天和教员对坐而听讲。”1946年，厦门大学已经改为国立，当年的毕业生仅有四人，却诞生了两名院士，学生质量可见一斑。
林文庆治校极为严格，对于学生的品行和考试也采取严加管理的办法，凡在考试中舞弊的学生，一律开除处理。1922年，有三名学生因为在考试中作弊，受到了退学处分。集美学校校长叶渊曾经提出让集美学校的毕业生免试进入厦门大学读书，遭到林文庆的拒绝。叶渊写信向陈嘉庚表达不满，陈嘉庚回信表达了对林文庆公心无私的支持。
1924，风波中的校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学潮频发的时期，北大校长蒋梦麟曾经在自传《西潮》中称之为“扰攘不安的岁月”。1923年，陈嘉庚在给集美中学校长叶渊写信时，提到他一直主张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国立诸校之学生，徒事学潮及政治运动，恐其将来无补于实际”。陈嘉庚没想到的是，一次轰动全国的学潮即将发生在厦门大学。
林文庆主持厦门大学不久，由于学校在人事更迭方面的复杂性，导致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有人指责校方奉行“闽南主义”，即“厦门大学为闽南人所办，为闽南人所有，只为闽南人所享”，也有人说陈嘉庚主张只招收闽南学生。这些言论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于是林文庆根据合同条款，在1924年5月26日通知四位非闽南籍教员，将在三月后解除合同。一些学生为被辞退的教师抱不平，成立学生团总委员会，要求林文庆公布辞退四名教师的理由，被林文庆拒绝。
林文庆在治校之初，就提出支持学生成立自治组织，“提倡学生自治之组织，以期养成高尚之人格，发扬美满之民族精神，于学校内造成一种模范社会，以为将来服务之准备”，“故本学校许学生自行组织学生会，掌理学生一切自治事宜”。但学生自治强调的是学生自我管理，而非以自治之名干预学校之事。
学生不满林文庆处理事情的方法，要求陈嘉庚撤换校长。陈嘉庚发来电报：“厦门大学学生全体均悉：余信任校长，无殊集美学校校长，前车可鉴，诸君明白。”并称任免教员的权力在校长，他不干预。
后来发生的事件中，校方与学生产生了肢体冲突。尽管陈嘉庚在风潮中一直支持林文庆，但各家新闻媒体均就此事发表谴责，将林文庆与厦门大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不仅远在新加坡的多家报刊发文声讨林文庆，就连身在北京的陈独秀也依据媒体发布的消息，指责林文庆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华侨”，而且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这次风潮直接导致厦门大学几名教授带领两百余名学生出走上海，另立门户，组建了大夏大学。
“北大南迁”与厦门大学国学院
2006年，厦门大学提出复办国学院，之所以称为复办，是因为在80年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林语堂、鲁迅、沈兼士、顾颉刚等众多名士聚首于此，担任国学院院长的正是林文庆。
林文庆在最初执掌厦门大学时，就提出“凡属文言、白话、词章、考据、历史、哲学、伦理及文学之改革，语音之变迁，均莫不深为研究”，以使“吾国数千年之文化赖以不堕”。1925年下半年，林文庆开始筹划成立国学研究院。受到1924年学潮的影响，厦门大学不仅学生人数减少，教员辞职人数也不少。虽然厦门大学元气大伤，但陈嘉庚的南洋实业却越做越好，资产庞大，商业分支遍布全球。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陈嘉庚和林文庆开始谋划厦门大学的再发展。
1925年，正值中华民族多事之秋，国内军阀混战，形势混乱，国立各所大学薪酬几无着落，教授们都忙着讨薪。北京各大学的状况更为糟糕：学潮频发，校长被迫辞职，教授也纷纷开始各谋出路。这种情况给了厦门大学广纳贤士的机会。
1925年底，林文庆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介绍厦门大学的办学情况。林文庆推进厦门大学建设的速度在新加坡引人注目，当地媒体对厦门大学倍加赞赏，将林文庆在厦门大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称为“出奇的成就”。1926年初，新加坡绅商各界宴请林文庆，而林文庆则通过答谢致辞的机会，呼吁到场绅商为厦门大学捐款。
在民国众多校长的名言中，被引述最多的，恐怕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句——“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林文庆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办学的目的，不在乎校舍的美丽，取快人心于一时，而在内容完善，得谋发展与将来，其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良好教授之聘请，实验室之设备，以及各种图书之充实，如果我们急其所缓，而缓其所急，为求美观，将全部经费移用于建筑方面，根本上是不妥当的。”而厦门大学能够在南方崛起，依靠的就是礼聘名师。
林语堂是林文庆创办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关键人物。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游行，却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开枪镇压，“三一八惨案”震惊中外。之后，《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杀害，北京大学一些支持学生的爱国教授被迫逃亡，林语堂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林语堂为躲避通缉，曾经到林文庆的长子林可胜家中避难。经林可胜牵线搭桥，林语堂最终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厦门执教。1926年5月，林语堂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文系教授。在林语堂的举荐之下，一大批北大名师南下厦门大学，其中包括鲁迅、国学大师沈兼士、历史学家顾颉刚、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等，被形容为“北大南迁”，有人说是林语堂把半个北大搬到了厦门大学。
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厦门大学也成为继北大、清华之后第三所具有专门国学研究机构的大学。虽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几个月，但“它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则影响了一代代厦门大学学人”。
2005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学校图书馆后面的池塘边修建了“文庆亭”， 旁边树立着林文庆的塑像。在塑像的基座上刻有这样的铭文：
一九二一年六月，林文庆博士应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接掌厦门大学，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主理校政十六载。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齐驱。
在厦门大学几经沉浮的林文庆终于回到了他教育之梦开始的地方，平静地注视着他曾经守护的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