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解读康有为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他身上的复杂性是历史造就的。关于康有为其人其言行，后人褒贬不一，褒扬者将其神化成为扭转乾坤的时代英雄，而贬斥者则认为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投机者、伪君子而已，“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退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1〕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似乎都有一种过度阐释的倾向，呈现出激进与保守两种文化态度。
　　在社会变迁与思想危机中，康有为无论如何表现，都具有无法复制的历史意味。因为没有既有的历史尺度可遵循，康有为注定要在争议中推行他的理想。今天，我们尽可以剥离特定的历史情境，来谈论康有为的为人，批判他的保守和冥顽，但是，作为处在时代风头浪尖的先知者、先行者，即使只干对了一件事情就足以令人敬仰。因为没有这件事情，历史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汪荣祖的《康有为论》一书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康有为是传统士大夫的另类，它将矛头对准了八股和旧的官僚体制，作为开风气之先者，其首发意义是不容低估的。汪荣祖认为：“故当忧患之世，往往但求独善其身，鲜能敛袂而起，冒险犯难，以救国救民自任。至于要能在思想上突破传统，开创新境，更属凤毛麟角。就此而言，康有为以一介书生鼓动风潮，激扬一世，声名匹敌帝王将相，可称异数，洵不多见。”〔2〕
　　康有为的本色是书生，他虽然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没有放弃做学问。“康若有政治活动而无学术思想，无非是二三流的政客；康若有学术思想而无政治活动，最多略胜廖平之徒而已”。〔3〕康有为的学问并没有学以致用，却成了改革的负担和政敌的口实。“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康之公羊学以及对儒学的重新诠释，虽不利于变法，却大有利于革命”。〔4〕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在无意中扮演了为革命造势的角色。“康为了变法而设计的哲学诠释，无意间却打开了疑孔和反孔的闸门，自此波涛汹涌，余波荡漾”。〔5维新变法是近现代中国一切改革的源头。
　　
　　康有为是理想主义者。“康有为乐观地深信，他所归宿的大同世界里，是人人皆善的”。〔6〕“康有为的大同不出中西乌托邦思想的范畴，而能融合独创，自成一家。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乌托邦建构者，但他不能自外于其他乌托邦思想家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过于乐观。他的一元论思维与历史命定论归宿于未来的大同，然而以完美的大同世界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虽不切实际，却一直是二十世纪动乱中国最爱憧憬的美梦”。〔7〕任何乌托邦都是经不住世俗理性的推敲的，康有为也不例外。从他的梦想中找出谬误来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任何梦想都难以避免其荒唐可笑的一面，但是，正是这份天真和真诚造就了改变历史的冲动。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说：“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为建立其梦想中的新中国的努力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其梦想的内在不合理性或根本不可能实现，而是因为那些并非个人性格与智力方面的原因。”〔8〕梦想的失败并不在于梦想本身的错误，而是在于不可抗拒的外力。梦想是易碎品，受不了历史的颠簸。理想主义者所描绘的蓝图无论如何完美，如何精致，都难以抵抗这种撞击。
　　康有为关于“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制度设计，虽然还是在维护皇帝统治的框架下改革，但是，他改变了洋务运动那种技术层面的变革，开始了对政治制度的探索。这并非是挽救民族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传统中国人政治智慧的突破。戊戌之后的康有为因为保守落伍而为世人所诟病。其实，康有为的保皇是有其特定历史情境的，并不能简单地抽象为保守主义。汪荣祖认为：“康氏保皇始于戊戌政变之后，保皇一词语含保守封建之意，然康之目的在保立志变法的光绪帝，不惜与执政的保守派政权展开尖锐的政治斗争，甚至军事冲突，其性质颇为激烈，决不保守”。〔9〕康有为的保守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但是，革命恰恰正是建立在变法和改良的基础之上的。革命者和改良派都是在着力找一条新的出路。汪荣祖断言：“康有为不是旧时代的殿军，而是新时代的开创者。”〔10〕电视剧《走向共和》对于反对政治改革的洋务派和激烈的革命派给予了充分肯定，而把以康梁为代表人物的维新派丑化为胡闹而又可笑的书生。其实，否定了维新变法，后来的辛亥革命也便失去了政治变革的逻辑性。康有为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在政治变革的道路上的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唐德刚说：“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11〕
　　既然如此，康有为又何以背负如此之多的非议和嘲笑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晚年康有为的顽固与褊狭。汪荣祖说：“康于民国成立之后，确由批判传统而维护传统。他早年批判传统，意在改革与创新，并无意消灭传统；若传统被消灭，则改革与创新即无依托。但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极端反传统主义’，威胁到整个传统之存在，实逼康不得不起而维护传统。在新一代反传统知识分子的眼里，康自然被视为顽固的卫道人士。”〔12〕作为失败者、流亡者的康有为像是丧家狗一般坚守着自己的保皇理想，他创办《不忍》杂志鼓吹“虚君共和”，参与张勋复辟的闹剧，直到1927年七十岁的他还到天津为溥仪祝寿。他这样毫无结果地忙碌着，他坚信只有自己的制度设计才能使中国从乱世抵达升平世、太平世。他这些过时的政治意见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在剧变的时代，康有为的不变更像是在同时代叫板。今天看来，人们确实将康有为这种极具个性化的顽固作风妖魔化了。一个失败者的执著其实是没有那么可怕，不妨作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来看。北大教授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13〕按照这种说法，康有为也是丧家狗。直到临死前，他还对身边的人说：“中国已无我的立锥之地了。”〔14〕
　　人们不遗余力地批判晚年康有为的保守消极，是因为心底里有一个天真的假设，恨不得康有为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扭转乾坤的革命者。对于这样的“重托”，康有为恐怕是不领情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已。他认定自己的价值选择是正确的，是有益于天下太平的，而其他政治主张都是有缺陷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历史无法在进行时中验证选择的正确与否。总之，给予康有为的孤独与坚持以“同情之理解”，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1〕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2〕〔3〕〔4〕〔5〕〔6〕〔7〕〔9〕〔10〕〔12〕汪荣祖：《康有为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6、63、64、41、140、110、154、157页。
　　〔8〕（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47页。
　　〔1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自序第2页。
　　〔14〕参见同道：《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文化的断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