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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在前三十年里中国的政治发展受到迟滞.于是,政治发展开始变迁,开始更加注重目标的现实性,转型的渐进性,和有效的治理方式.
关键词:政治发展;变迁
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总是受制于客观条件,当政治发展的水平超脱了当时的客观条件,政治发展就必须要转向。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不切实际的阶段,于是就有了政治发展目标取向、选择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变迁。
一、政治发展路径的目标取向的变迁:从浪漫到现实
中国共产党浪漫主义价值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的时代背景中,民族的屈辱和挫折感使党把民族振兴作为自己的目标,民族振兴的目标与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具有阶段性的契合,自觉肩负中华民族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长期受到现实逆境压抑而产生的热情、理想和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理性构建起来的未来社会这一对象物上,极大地焕发出党员和群众的主体能动性、生命元气和行动意志,激发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动力。浪漫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政治浪漫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精神动力和文化资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巨大的力量之源,但这种浪漫精神也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政治浪漫主义导致了大量非理性的行为。“文化大革命”中,领导者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在政治领域实行阶级斗争,核心问题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因此发动群众占领上层建筑就成为领导者的政策首选,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实现“政治大跃进”和“政治彻底发展”,其结果是,不仅“公检法”被砸烂,大量国家机关陷入瘫痪,而且一系列规章制度、法制法规被废除,中国的政治发展受到迟滞。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价值目标使领导者和人们坚信可以用行动和意志实现一个“新秩序”,难以避免走向唯意志主义与乌托邦。这也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浪漫主义价值目标的引导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屡屡受挫。
在挫折中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其过分的政治浪漫主义转型,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现实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念。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政分开”的目标、方法、具体步骤。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发展基层民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中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理性思考时期,越来越注重中国的实际情况、政策的现实依据和可操作性,越来越注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但领导者这种理性的政治现实主义转型,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完全抛弃其革命的政治浪漫主义。理性的现实主要是指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要符合实际的要求,避免理想和行动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背离和紧张。
二、政治发展路径的选择方式的变迁:从跃进到渐进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发展战略中起决定作用。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即“人民民主独裁”,推行“大民主”,期望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化”的战略,把民主完全抽象为“人民统治”,并将“人民统治”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从而完全抽去了民主的制度环节、过程环节以及历史环节,让“人民统治”的理想原则与“人民统治”的现实实践直接连接,相互作用。这种“民主大跃进”方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有悖于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论和现实证明,这种民主发展战略,不仅使新中国通过革命和建设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民主制度难以得到有效的运行和发展,而且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导致“文革”的恶果。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政治发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过程。20多年的改革进程已经形成了中国渐进政治发展的特有模式。不管人们对这种改革的模式认同与否,渐进政治改革已经使中国的政治和政府运行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在维护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在不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并保持现有宪政制度框架的条件下,对政治运行体制进行不断的调整。针对具体问题讲究策略和方法,改革会涉及许多人的利益,会涉及许多党政机构权力的再分配,因而会产生许多阻力。另外,政治改革的实施会涉及许多十分复杂的事情,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任何改革方案都可能带来不确定的后果,需要谨慎从事,也就是说,在改革的时机、步骤和范围的选择方面应该讲究策略。因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种种不确定性。由于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层坚持务实的改革方针,改革是在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政策)并允许在实践检验中不断调试既定政策的一种渐进模式中进行的。概括地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1]“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策略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摸着石头过河”还蕴含着一个渐进的政策选择过程。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现有的具体政治运行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由于受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以及权力利益再分配的程度等诸多变量的影响,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影响改革成败的不确定因素,在短期内通过激进的改革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改革成本以至导致改革的失败。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长期的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以应对不确定因素。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为一个渐进的政策选择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在这里具体体现为,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每一步都要非常谨慎,在不确定的、具有冒险性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避免盲目行事和落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三、政治发展路径的表现形式的变迁:从革命到治理
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变迁,是一个不断提高用制度来保证民主和稳定的过程,包括政治体系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合理化,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在政治领域,政治发展的形式则表现为从革命到治理的转变。
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规定了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前途,新民主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条件。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得现代化受阻,无法有效地从社会发展中获得自身发展所必要的资源和动力。为了应对现代化危机引发的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压力,不得不对社会进行更强大的控制。在这种两难困境中可以看出,要通过新的生长关系带动生产力发展,必须借助外部的力量。当时的中国,表现为国家政权的强化及其发动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逐步上升为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少的动力,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发展的危机,“大跃进”即这一逻辑的结果。“所谓政治动员,简单讲就是执政党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运动”。[2]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不断革命”思想时就认为;新中国从确立到发展就体现为一种不断革命的过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3]现代化就这样演变为革命运动,形成了一种革命的惯性和路径依赖,也决定接下来展开的现代化必然是一条革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性质的革命应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而在当时,政治革命的经验被搬到了社会革命领域,即通过政权的、政治的力量来实现。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使得“革命在现代化中终于剔除了由西方经验引入的和平变革、淘汰演进的意义,而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政治暴力等寓于集体狂欢的意象。革命成为被压迫者盛大的节日,革命成为被压迫者的集体无意识。”[4]中央集权分别是以党的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为基础和形式的。在这种体制下,只要稍加动员,党就能迅速集聚权力。于是,只有党的权力才能推动、保障和实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变迁过程中,更多的是引用以阶级斗争为支点的政治动员来展开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因此,在“否定一切”的年代,一切走向了政治发展的反面。
文革”的极端把一切事物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文革”诱发了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新的历程,邓小平称此为“第二次革命”,反映出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后果不仅在于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还在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打破了经济领域内国家垄断资源的局面,市场的经济权力不断加强,经济权力配置的改变必然要求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权放权。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形成了大小不同的政治单位,社会自组织力量增强,从而导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体现为“个人权力的初步形成、经济自组织的扩大和公共舆论的萌生,它标志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时代让位于另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力渐趋多元化的时代”。[5]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难以为继,革命的话语不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引入了“治理”这一概念,用以解决利益分化、参与增强情况下怎样有效制定和执行政策。革命话语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更多地是一种权力的统治,与此相反,治理强调的是多方利益主体协调的过程。因此,相对于统治的权力主体的一元单向性来说,治理所强调的权利和权威是多元的。好的治理即善治就是使公共事物所覆盖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治理在中国社会具有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证,这些变化可以从历次党代会中有关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文献中得到体现,成为党的领导人的领导自觉。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随后展开的改革深刻地触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奠定了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庄严承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力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党对国家的领导要通过法律和制度的途径来实现。正是在这种政治形态下,政治发展获得了自身潜在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2]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心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4]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于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南开大学出版社
[5]陈明明.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战略与管理
关键词:政治发展;变迁
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总是受制于客观条件,当政治发展的水平超脱了当时的客观条件,政治发展就必须要转向。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不切实际的阶段,于是就有了政治发展目标取向、选择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变迁。
一、政治发展路径的目标取向的变迁:从浪漫到现实
中国共产党浪漫主义价值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的时代背景中,民族的屈辱和挫折感使党把民族振兴作为自己的目标,民族振兴的目标与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具有阶段性的契合,自觉肩负中华民族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长期受到现实逆境压抑而产生的热情、理想和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理性构建起来的未来社会这一对象物上,极大地焕发出党员和群众的主体能动性、生命元气和行动意志,激发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动力。浪漫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政治浪漫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精神动力和文化资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巨大的力量之源,但这种浪漫精神也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政治浪漫主义导致了大量非理性的行为。“文化大革命”中,领导者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在政治领域实行阶级斗争,核心问题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因此发动群众占领上层建筑就成为领导者的政策首选,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实现“政治大跃进”和“政治彻底发展”,其结果是,不仅“公检法”被砸烂,大量国家机关陷入瘫痪,而且一系列规章制度、法制法规被废除,中国的政治发展受到迟滞。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价值目标使领导者和人们坚信可以用行动和意志实现一个“新秩序”,难以避免走向唯意志主义与乌托邦。这也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浪漫主义价值目标的引导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屡屡受挫。
在挫折中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其过分的政治浪漫主义转型,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现实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念。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政分开”的目标、方法、具体步骤。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发展基层民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中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理性思考时期,越来越注重中国的实际情况、政策的现实依据和可操作性,越来越注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但领导者这种理性的政治现实主义转型,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完全抛弃其革命的政治浪漫主义。理性的现实主要是指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要符合实际的要求,避免理想和行动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背离和紧张。
二、政治发展路径的选择方式的变迁:从跃进到渐进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发展战略中起决定作用。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即“人民民主独裁”,推行“大民主”,期望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化”的战略,把民主完全抽象为“人民统治”,并将“人民统治”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从而完全抽去了民主的制度环节、过程环节以及历史环节,让“人民统治”的理想原则与“人民统治”的现实实践直接连接,相互作用。这种“民主大跃进”方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有悖于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论和现实证明,这种民主发展战略,不仅使新中国通过革命和建设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民主制度难以得到有效的运行和发展,而且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导致“文革”的恶果。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政治发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过程。20多年的改革进程已经形成了中国渐进政治发展的特有模式。不管人们对这种改革的模式认同与否,渐进政治改革已经使中国的政治和政府运行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在维护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在不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并保持现有宪政制度框架的条件下,对政治运行体制进行不断的调整。针对具体问题讲究策略和方法,改革会涉及许多人的利益,会涉及许多党政机构权力的再分配,因而会产生许多阻力。另外,政治改革的实施会涉及许多十分复杂的事情,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任何改革方案都可能带来不确定的后果,需要谨慎从事,也就是说,在改革的时机、步骤和范围的选择方面应该讲究策略。因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种种不确定性。由于邓小平为首的领导层坚持务实的改革方针,改革是在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政策)并允许在实践检验中不断调试既定政策的一种渐进模式中进行的。概括地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1]“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策略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摸着石头过河”还蕴含着一个渐进的政策选择过程。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现有的具体政治运行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由于受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以及权力利益再分配的程度等诸多变量的影响,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影响改革成败的不确定因素,在短期内通过激进的改革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改革成本以至导致改革的失败。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长期的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以应对不确定因素。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为一个渐进的政策选择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在这里具体体现为,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每一步都要非常谨慎,在不确定的、具有冒险性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避免盲目行事和落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三、政治发展路径的表现形式的变迁:从革命到治理
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变迁,是一个不断提高用制度来保证民主和稳定的过程,包括政治体系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合理化,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在政治领域,政治发展的形式则表现为从革命到治理的转变。
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规定了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前途,新民主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条件。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得现代化受阻,无法有效地从社会发展中获得自身发展所必要的资源和动力。为了应对现代化危机引发的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压力,不得不对社会进行更强大的控制。在这种两难困境中可以看出,要通过新的生长关系带动生产力发展,必须借助外部的力量。当时的中国,表现为国家政权的强化及其发动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逐步上升为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少的动力,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发展的危机,“大跃进”即这一逻辑的结果。“所谓政治动员,简单讲就是执政党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运动”。[2]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不断革命”思想时就认为;新中国从确立到发展就体现为一种不断革命的过程:“夺取政权——土地革命——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3]现代化就这样演变为革命运动,形成了一种革命的惯性和路径依赖,也决定接下来展开的现代化必然是一条革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性质的革命应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而在当时,政治革命的经验被搬到了社会革命领域,即通过政权的、政治的力量来实现。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使得“革命在现代化中终于剔除了由西方经验引入的和平变革、淘汰演进的意义,而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政治暴力等寓于集体狂欢的意象。革命成为被压迫者盛大的节日,革命成为被压迫者的集体无意识。”[4]中央集权分别是以党的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为基础和形式的。在这种体制下,只要稍加动员,党就能迅速集聚权力。于是,只有党的权力才能推动、保障和实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变迁过程中,更多的是引用以阶级斗争为支点的政治动员来展开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因此,在“否定一切”的年代,一切走向了政治发展的反面。
文革”的极端把一切事物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文革”诱发了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新的历程,邓小平称此为“第二次革命”,反映出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后果不仅在于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还在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打破了经济领域内国家垄断资源的局面,市场的经济权力不断加强,经济权力配置的改变必然要求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权放权。伴随着经济市场化,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形成了大小不同的政治单位,社会自组织力量增强,从而导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体现为“个人权力的初步形成、经济自组织的扩大和公共舆论的萌生,它标志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时代让位于另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力渐趋多元化的时代”。[5]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难以为继,革命的话语不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引入了“治理”这一概念,用以解决利益分化、参与增强情况下怎样有效制定和执行政策。革命话语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更多地是一种权力的统治,与此相反,治理强调的是多方利益主体协调的过程。因此,相对于统治的权力主体的一元单向性来说,治理所强调的权利和权威是多元的。好的治理即善治就是使公共事物所覆盖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治理在中国社会具有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证,这些变化可以从历次党代会中有关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文献中得到体现,成为党的领导人的领导自觉。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随后展开的改革深刻地触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奠定了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庄严承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力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党对国家的领导要通过法律和制度的途径来实现。正是在这种政治形态下,政治发展获得了自身潜在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2]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心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4]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于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南开大学出版社
[5]陈明明.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战略与管理